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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本书系我在复旦大学博士后（2002－2004）研究课题基础上修改、补充而成。在复旦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期间，我的合作导师张广智教授不论是从提纲的拟定，体系结构的安排，都给了我精心的指导。初稿完成后，他不畏炎炎酷暑，字斟句酌地为我审读和修改，甚至对某个学者的生卒年月，他都仔细核实，绝不疏忽。张先生还慷慨允诺将来待书出版时，定撰写序文以示祝贺，令我非常感动。 说实话，选取这样一个题目来做博士后课题，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我国的埃及学研究刚刚起步，由于经费等条件的限制，国内能见到的图书资料非常有限，而我选取的却是一个如此浩大的题目，从纵向上讲，该课题不仅要囊括古代、近代、现代上下几千年的历史；从横向上看，则涉及全世界十几个国家的数百位埃及学家，因此，说该课题涉猎“古今中外”应该毫不夸张了。另外，从资料方面讲，需要征引国内外埃及学者的有关专著、论文、自传、回忆录，以及有关埃及考古学的发掘报告等芜杂的资料，不仅涉及古埃及语言文字，而且涉及英语、德语、法语等多门现代外语。 本书的最终完成则主要得益于几次国外的学术访问和研究。2004年，我获得英国学术院奖学金，赴伦敦大学考古学院进行学术访问和交流。在英期间，我充分利用伦敦大学、大英图书馆丰富的藏书，查阅并复印了大量有关资料，从而为本课题的完成提供了保证。在英访问期间，我蒙埃及驻英国大使馆文化参赞马特尔（Nader Matter）先生的帮助，顺利获得了去埃及的签证，使我有机会踏上这片神往已久的法老的国土考察。这次实地考察使我获益颇丰。2007年，我获得瑞士联邦政府奖学金，赴瑞士巴塞尔大学进行学术交流和访问。巴塞尔大学是瑞士最古老的大学，诞生于15世纪，距今已有五百余年的历史，这里孕育了伊拉斯谟、布克哈特、雅斯贝斯等文化巨人。巴塞尔大学的埃及学研究所是世界上埃及学研究的重镇之一，这里资料丰富，几乎收藏了世界各地的埃及学研究的所有成果，包括英文、德文、法文、意大利文等版本的所有资料，远远超出了我的想像。另外，埃及学研究所的资料室可以供24小时使用，每位研究人员都有钥匙，任何时间都可以进入资料室。在巴塞尔大学访问期间，我充分利用这里的得天独厚的资料条件，早晚奔波于宿舍与研究所之间，从而为本书的进一步完善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回忆往昔，我走上这条常常被人们称为“绝学”的埃及学研究之路，至今已有15个春秋。当我读大学本科时，有幸结识了我国著名埃及学家刘文鹏先生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刘先生为人正直、胸怀坦荡、慈祥善良、谦谦君子、治学严谨、孜孜以求。深受人们的尊敬和爱戴。先生宛如一块巨大的磁石，我深深地被先生所吸引，决定终生追随。1994年，先生推荐我到国家教育部委托东北师范大学主办的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IHAC）学习，我先后跟随Edmund Meltzer，David Warburton，Katja Reihnhardt等外国专家，学习世界古典文明，专攻埃及学。多年来，先生时时刻刻关心着我的成长，给予我博大的爱。遗憾的是，由于病魔缠身，去年的今日先生永远地离开了我们……谨以此书告慰刘先生在天之灵。 埃及学虽然是当今众多学科中一门极小的学科，但它却是一门地地道道的世界性学科。由于埃及学这门学科是由西方人首先创建的，因此西方发达国家的埃及学研究直至今日仍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它们的埃及学研究至今已有两百余年的历史，英国、美国、德国、法国等国在埃及都设立有常驻考古研究机构，每年派出自己的考古队赴埃及从事发掘研究工作。这些国家的埃及学研究水平可谓执国际埃及学研究之牛耳。 当今的埃及学研究已经成为一个国家实力是否强大的象征。美国本没有埃及学研究之传统，但是20世纪50年代之后，随着美国经济实力的日益强大，美国的埃及学研究可谓后来者居上，政府对埃及考古投入了大量的资金，支持美国的埃及学研究，现在美国在国际埃及学领域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另外，我们的近邻日本，本来也没有埃及学研究的传统，但是由于日本经济实力的强大，日本的埃及学研究近十几年来，发展非常迅速，出版了大量的埃及学著作，派出了自己的考古队赴埃及进行考古发掘。我在国外访问期间，发现了不少出自日本学者之手的埃及学研究出版物。 中国和埃及一样，都属于世界上最著名的文明古国，都对人类历史的早期文明做出过巨大贡献。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埃及学研究相比，遗憾的是，我们的埃及学研究刚刚起步。21世纪必将将成为中国人的世纪。在21世纪的今天，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作为拥有古老文明的中国，作为日益强大起来的中国，发展中国的埃及学是义不容辞的责任。综合国力日益强大的中国，在埃及学研究方面理应作出自己的贡献，这样才能和我们的世界大国、世界强国地位相称。 诚然，埃及学研究是一门非常艰难的专业，主要是语言文字障碍问题。研究埃及学不仅需要精通古埃及语言文字，而且还要精通英语、德语、法语等多门现代外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作为一名中国的埃及学研究者，面临着传承人类文明的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我深深地感到中国的埃及学研究任重而道远。 在国外访问研究期间，我得到许多外国同行的热情帮助和鼓励，虽然名单很长，但是我还是愿意在此罗列出来，以表我诚挚的谢意：Prof. Dr. Peter Ucko, Prof. Dr. John Tait, Prof. Dr. Fekri Hassan, Dr. Stephen Quirke, Ms. Rosalind Janssen, Ms. Sally Macdonald, Prof. Dr. John Baines, Dr. Richard Parkinson, Dr. Nicholas Reeves, Prof. Dr. Rosalie David, Prof Dr. Susanne Bickel, Prof. Dr. Antonio Loprieno。感谢英国伦敦大学考古学院（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UCL）、瑞士巴塞尔大学埃及学研究所（Ägyptologisches Seminar der Universität Basel）的所有帮助过我的同事和同学们。感谢曾在我的学习和生活上默默关爱我，照顾我的师长、亲人和朋友们。正是他们这些诚挚的爱，给我在这条充满艰辛的“绝学”之路上攀登带来了无穷的勇气和动力。 巴塞尔大学埃及学研究所所长Prof. Dr. Susanne Bickel百忙之中欣然为本书作序，心系中国埃及学的发展，令我十分感激。 最后，我想说一下关于本书的取名来历。德国学者西拉姆著的《神祇·坟墓·学者：考古的故事》一书，对中国人来说早已不陌生了，该书内容通俗生动，引人入胜，在世界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先后被翻译成多种文字。本书的取名正是受到该书的启发，希冀埃及学这么一门神秘、深奥，被国人称为“绝学”的学问，能走出象牙塔，被国内更多的人所了解。有一件小事，我记忆犹新。当我向巴塞尔大学校长、著名埃及学家Prof. Dr. Antonio Loprieno谈起本书的取名来历时，他非常兴奋并充满幽默地说：“海利，这下你可要成为百万富翁了！”因为按照他的逻辑，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如果这本书能受到国人的欢迎的话，其销量显然是相当可观的。正是这句诙谐风趣的话语给了我莫大的鼓励。我也希望能借助他的吉言，期待这本小书能受到广大读者朋友的喜欢。 由于本书头绪纷繁，涉猎太广，虽然本人付出了很多的努力，但毕竟个人能力、水平有限，请各位学友对本书中疏漏错误之处给予批评指正。hailiking@hotmail.com 王海利 2008年5月29日 写于瑞士巴塞尔大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