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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刘家和先生的《古代中国与世界》(武汉出版社出版)这本著作后，使人想起一句话：风格即人。他在中外古史研究中，思考历史，也思考史学。这部书处处闪现出思想的火花。书的副题是：“一个古史研究者的思考”，很贴切地点出了这本书的特点。 全书共收21篇论文，《谈学术工作的基础》一篇附在文末，是谈治学经历和体会。这21篇文章中前4篇是50年代到60年代初期的作品，其余的论文是在70年代末至90年代写就的。从内容上说，有社会经济史、政治制度史研究，也有学术史的研究；从研究的角度说，很多是中外古史比较的探讨。除了从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的后期中间有一个断层外，21篇文章反映了他研究发展的逻辑，反映了论者在不同阶段研究的兴趣，认识的水平和认识的发展。如果说各个阶段有侧重面的话，那么，50、60年代是在社会史、经济史方面，也包括宗教史在内的文化史的内容；到了70年代以后，侧重研究的方面是包括史学、经学在内的文化史，同时也有社会史的研究；思考的重心，从对历史的客体的发掘，向历史的主体、史学主体的研究方面转移。这是兴趣的变化，也是研究领域的拓展，意蕴、内涵的深化，思维力度的增强。学者研究的重心和对一些问题的看法，随着岁月的推移会有演变，还可能有变化，但重要的是一个史学家不满意已有的成就，不是在同一个层次上重复自己，而是在思考，在求索。 中外古史的比较思考的民族意识 中外古史比较研究不可避免要碰到一个问题，这就是怎样认识中国历史，怎样认识其他国家的历史，怎样给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以科学的定位。刘先生的古史比较如他所说的是选择了二、三个点：中国古史是他早已确定的选点，另一个是印度，再一个西方希腊。这三个点的确定，他是有自己的想法。中西比较要选择希腊当然是不成问题的，之所以还选择印度作为自己探索的领域，是“因为印度也是文明古国之一，其文化自有特色，足资与中国及西方历史进行比较研究，而且我们是邻国，很有研究的必要；同时，中国历史上有研究印度的传统，积有大量的汉文的关于印度的文献，如能恰当地运用这一条件，我们的研究也很有作出自己的特色的可能。”(《附录·谈学术工作的基础》)从可能与必要性两个方面说明进行中外古史比较，印度是不可或缺的。这中间有一个观念问题，即在对我们的邻国印度古代文明给以充分的肯定时展示一个道理，也就是说，古代世界并不是只有西方是先进的，东方的民族同样是有着光辉的灿烂的文化。 关于中国古代的历史在世界上的历史地位，《附录》中有这样一段话，说：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可是在外国人写的世界古代史里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要改变祖国历史在世界上的不合理地位，不能依赖别人，只有靠我们自己把中国史放进世界史中去研究。因此，在我从事世界古代史教学和研究的过程中，从来没有间断过对中国古史的业余进修。 近年，刘先生在中国古代史学、史学理论方面用去相当多精力，当然有他自己的思考，他说： 在世界史学的园地里，中国古典史学无疑是一朵自有异彩的奇葩。要阐明中国史学对世界史学已经作出的贡献，我们不能置我国古典史学于不顾。同时，作为一种传统，我国古典史学对于后世以至当代史学不可能没有多方面的、人们意识或不曾意识到的影响。因此，要发展我们当前的史学和史学理论，以求对世界史学作出更多的贡献，我们也不能不对中国古典史学从理论上进行深入反省。这种反省既可以结合纵向的前后历史阶段的比较来进行，也可以结合横向的与外国古代史学的比较来进行。(《对于中国古典史学形成过程的思考》) 无可否认，西方古希腊、罗马有一批文化巨人和影响千百年学术思想的著作。但是，东方同样也有自己的骄傲，产生过一代文化上的巨子和标志人类觉醒的文化的钜制。东方西方各个民族都有着光辉的过去与未来。这是历史的事实。没有这种民族的意识，所谓的中西比较研究，把自己贬到九层楼台之下，似乎只有西方的学术才能救东方学术，这不符合历史的事实，是一种扭曲心态的反映。但也有另一种观点，对西方的文化采取排斥的态度，不重视吸收别的民族的先进的东西，说是西方的学术思想，中国古已有之。这同样是一种不健康的心态。 曾经有一种说法，认为西方的史学理论丰富，而中国的历史编纂学发达，但是没有史学理论、史学思想。对此，这本书以实际的例子展示出的是另一种情况。《〈史记〉与汉代经学》一文分析司马迁关于“天”的理解，指出司马迁所说的“天”，有的如果用黑格尔的话说，就是“理性”或“普遍的东西”。由此可以这样认为：“司马迁在二千余年以前对天人之际的认识，就已经接近于黑格尔的理解，实在是难能可贵的。用这样的天人之际解释历史的发展，其深度远远超出汉代经学水平之上了。” 本书不是笼统地论说中国史学的价值，而是以史实说明中国史学宝库中的精神财富在世界史学史上也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论者既指出中国历史、史学与世界历史、史学的联系，也论说包括中国历史、史学在内的古代文明与世界其他国家、地区文明的差异。无论从政治史、还是从文化史上看，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连续性在整个世界史上尤其显得突出；从空间上看中国古代文明具有展延性特点，也就是文明的统一性。与此相应的精神上的特点是四海一家、天人相应的思想。他不同意黑格尔的分析，一是，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注意到了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持久的国家，但是他否认中国文明有在时间中的变化和发展，这不符合中国历史的实际，也有悖他的辩证法。二是黑格尔认为中国只有抽象的统一。还有高善必也说中国只有汉族的统一的文化，缺乏多样性。这同样是不合乎中国的历史真实。“这些见解都缺乏对中国历史的了解。”中国文明的多样性又是容纳在统一之中。(以上参见《关于中国古代文明的特点的分析》) 《古代中国与世界》一书之所以为我们重视，在于它从历史事实出发，具体地展示了中国与西方各自文化的丰富内涵与各自的个性；展示了东方与西方历史各自的魅力与影响。有些问题还需要继续讨论，书中的许多认识与研究也在发展。但重要的是开展中外比较，要尊重历史实际，要有开阔的视野，要有民族的自信心。从先验的结论出发，或者以狭隘的民族意识谈中国历史、世界历史是不可能得出正确的认识的。 中国民族史学特点的思考 刘家和先生在探索中国古代史学发生、发展的途径、中西史学的同异时，是从中国经学与史学的关联上着手，抓住这样一个切入点，展开讨论，揭示出中国史学的特点。 中国史学与经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中国古代典籍中是经史不分，《汉书·艺文志》并没有独立的史类。《隋书·经籍志》四部分类，史部在典籍中蔚然成为一大宗。但《经籍志》的作者却是认为“经籍源于史”。刘知几在《史通》中指出史有六家，也是经史没有截然分开。《尚书》、《春秋》二家本来就是史。史学史上所谓五经皆史、六经皆史各种提法中，涵义不尽相同，但明显的是，都看到经与史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但无可否认，史与经又不能等同。因此，经史关系的讨论对理解中国史学就是至关重要的问题。 经学对史学的影响一般来说，有三种意义：第一，提供资料。第二，提供对古代文献的解释。第三，提供整理古代文献的方法。(《史学和经学》)但如果仅仅这样来说明经学与史学的关系，说明经学对史学的影响，那显然是不够的。论者多年的探索没有到此为止，他是从经学发展过程，从经学内部的矛盾变化，来阐明经学对史学变化、对史学传统的形成以及对史学走向上产生的重大影响的。 刘先生的讨论，从经史关系入手，一个重要的方面，是以经学内部矛盾发展来分析古代史学特点的形成。如，作者指出《春秋》三传不同，左氏是史；公、谷为经，这是唐儒早已有的定论。但由此论说经学的发展、论说三传对灾异的态度以及经学内部的差别，进而揭示出中国古代史学有着无征不信的史学理性，有着重人事的传统，这样的思考就进了一层；从经学的变化发展看出中国史学传统的形成的途径。 正是从经史辩证关系上进一步分析中国古典史学发展的三个阶段，即：以《尚书》为代表的以史为鉴的阶段；以《春秋》为代表的经史为法阶段；以《史记》为代表的以史立言阶段。 从经学与史学关系的讨论，进而透视出中国史学的重传统、讲经世致用的特点，是作者探索的又一个独特的地方。中国古典史学发展的各个阶段中形成自己的传统，“总之，以史为鉴、以史为法、以史立言、以史经世，成了中国后世史学中沿袭和发展的传统，史学中的善与真的关系问题，古今之变的问题，天人之际的问题，也都成为后世史学所重视和讨论的问题。”(《对于中国古典史学形成过程的思考》) 我们可以引出书中的另一段论证的文字。文章说中国的史学与经学关系十分密切，除政治原因外，还有学术的原因，又说： 第一，中国经学有一个特点，就是十分重视传统。……重传统有其保守的一面，但是也有维护中国文化连续性的一面。中国史学也重传统。如果说经学重的是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那么史学重的就是多观前车之鉴以益其智。……究其实际，恐怕只有中国的经学和史学的连续性才真正体现了文化链条上环节的完整性。中国经学和史学在发展中既是平行的，又是相互影响的。这对中国文化的连续性关系至大。 第二，中国经学不是宗教教义，不是纯抽象的哲学，而是兼涵多种学术内容，有论有史，与史接近。…… 第三，中国的经学和史学既有相通之处，还有共同的倾向，就是都注意经世致用。(《史学和经学》) 文章既重视经学对史学的影响，又指出史学对经学的变化同样有重要的作用，也就是“中国经学和史学在发展中既是平行的，又是相互影响的”。 在分析经史之间的几层关系之后，下面的结论当然也就顺理成章：“既然中国的经学和史学在历史上的关系并非偶然的，现在我们就不能敝屣视之，一丢了事。我们应该科学地利用经学成果以为治史之资”。文章以为应从三个方面探索。一是充分研究文化传统、史学传统，发展有中国特色的史学。二是应该发扬中国史学(经学亦同)注意多科联系的传统。从当前看，还要了解外国史学方面的新发展，建立有中国特点的多学科史学。三是史学仍是需要注意经世致用。经世致用和引古喻今不同，和影射不是一回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