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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凝重的思考中求索——读刘家和先生的《古代中国与世界》(下)(20070222)

http://www.newdu.com 2017-11-09 未知 newdu 参加讨论

    我们注意到刘先生在这里是从建立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史学出发,思考经学与史学的关联,思考经史关系的问题。史学史的研究本来就不完全是单纯的对过往史学的总结,它同样是要“述往事,思来者”。总结经学、史学其目的是发展当代史学,使我们的民族史学沿着自己的传统,同时又不断吸收新的营养不断壮大,不断更新,不断发展。这可以说是他的经史关系论的用心。
    经史关系密切,经学对中国史学发展影响很大,但史学与经学又不能等同,在研究经史关系时,还有一个如何对待经学史的问题。如果没有这一层,那么不只是影响对史学史问题的理解,而且也影响对经学问题作深入的探索。本书提出认识经学史的三个原则:这就是:一,凡有争论的问题皆需考信。二,经学史上的问题,需要从揭示经学本身的矛盾中逐步加以清理、解决。三,分析经学史上的问题产生的历史条件,通过说明这些问题产生必然性以彻底说明问题。(《宗法辨疑》)
    我觉得,从经史关系上来深入思考中国古代史学有关问题,思考民族史学问题,还有一点是值得提出来的:这就是研究民族史学的传统与特点,透视民族史学发展的方向,不能只是作一些表象的说明,而是应当从一个民族文化内部去揭示,从民族文化的自身的矛盾中看出它的运动趋向。这一点对研究其他民族史学也应当是适用的。
    基础与方法:治学历程留下的思考
    历史研究方法对于有效地进行研究,很重要,但如果没有一个深厚的学术基础,如果离开了踏实治学是无济于事的。当前有一种急功近利的学风,不是潜心学术、勤奋治学,而是企图找一种方法,走一条学术捷径,这不但办不到,而且此风一倡,对史学的危害性是难以想象的。
    刘先生反思自己的学术的历程,说:“我可以说的只有一点,即这些文字没有一篇是未经长期准备和思考就率尔操觚的”(《后记》)“率尔操觚”四个字,形象地说明不良学风特征。在学术探索上能做到“长期准备和思考”,是学者研究获得成功的保证。
    这本书中的《附录》说到了学术基础是怎样奠定的,这几段话对我们治史是有启发的。《附录》说早年为写希腊史方面的论文,“五年之间,三次遇到基础不够的问题”,由此,对学术基础问题产生许多思考,说:
    ……先前我曾认为,只要年轻时打好基础,以后就是做研究了,不再存在打基础的问题。这时开始觉得原来的想法太简单了。诚然,年轻时可以打下一些知识基础(如语文工具等),以后永远有用。但决非永远够用。基础是相对于学术工作而言的。随着工作或研究层次的提高,势必要有相应的基础的加深。基础同样是有层次的,它的层次常因学术研究层次的变化而变化;反之也可以说,基础层次的变化为研究工作层次的变化提供了可能。
    关于学术工作的基础中精与博的关系,文章说:
    这是与基础的层次、结构密切有关的一个问题。在一般情况下,基础层次的较低部分相对于较高部分来说是博,较高部分相对于较低部分来说是精;基础结构的一般部分相对于核心部分来说是博,核心部分相对于一般部分来说是精。博与精是相对的,也是相辅相成的。
    还有一段话,说:
    没有对基础的拓宽及其结构的调整,就不可能有更多的研究层次的进展。
    书中是从三个方面说的,这里只能就自己感受引出几点。首先,学术上打基础是一辈子的事,也就是论者所说的:“在一个人的学术老化阶段到来之前,总是会不断加深其基础的。”另外,博与精是相辅相成的。再者,学术基础既是有层次的,又是有结构的。所以一个学者在打学术基础时,要从两个方面着眼,一是不断加深原有的层次,二是要调整结构。同样随着结构的调整,又要把开辟知识的层面与加深知识的层次结合起来。所以打学术基础不是读死书,其中包括学识与治学的旨趣。古往今来,成就大学术者,永远不会止步在某一点上,不会满足已取得的成就,更不会局限在一个小的天地之中。“率尔操觚”者也许可以取得一时的轰动,但是决不可成就大学问。这是我联想到的题外话。
    应该指出,治学方法在一个学者的治学中,仍然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学者的学术的基础也在治学方法中得到充分的反映。同时,一个学者的治学的方法又能反映治学个性。这是一。第二,每一个有成就的学者的治学方法,不会是单一的,往往是多种方法的综合运用。这一点在本书中,同样看得很清楚。下面结合具体的实例来说明,这对今天的治史工作同样有意义。
    刘先生的治史面很宽,但就其主要领域来说,是从事中外古史和中外古典史学的比较,显然,比较研究是他治史的基本特点,这种比较一是体现在研究的内容上,二是体现在研究的方法上。现在问题是作者怎样开展他的比较研究,是动态的,还是静态的?是从什么角度进行比较?在比较中运用了哪些手段?从这些方面思考,可以看出他的比较研究的特点。
    ———溯源探流。在研究早期印度佛教、研究中国楚邦的发生、发展等课题上,这一点表现得很明显。应该说,溯源探流是一种学术上的通识。这在中国史学史上,是优良的传统。但是作者在这一点上,又有自己的独到地方。首先,以辩证的眼光来认识事物的流变。在谈到希腊的黑劳士制度时,书中有这样一段论说:
    为了弄清黑劳士制度,以下几点是必须注意的。这就是:(1)黑劳士制度同其他任何事物一样,不是凝固的、一成不变的,它有自己的发生、发展、衰亡的过程。我们必须以历史的眼光把它作为一个发展的过程来考察。(2)黑劳士制度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发生、发展、衰落的;离开活生生的历史条件,就无法了解这种制度的历史必然性。我们必须把它作为整个斯巴达社会的有机结构的一部分来考察。(3)黑劳士制度作为一种具体的制度,其内容表现为多方面的。在研究过程中需要将多方面的内容充分展开,但需要的并不是现象的简单罗列。我们必须考察这一制度多方面的内容内在的联系,从而把握它的本质的特点。(《论黑劳士制度》)
    因此,这里显示的溯源探流,不是罗列历史的现象的前后连接,也不是一种简单的历史的因果联系,而是历史的一种内在的必然表现出来的事物的发生、发展、衰亡的过程。
    探讨历史事物的源流中,注意到过程中阶段性的变化,上面说的发生、发展、衰亡的变化也是这一方面的体现,在研究楚邦问题时,同样明显地表现出这一点。《楚邦的发生和发展》一文是本文集中十分重要的一篇长文。文章从楚邦的发生发展整个过程中展开讨论。在西周和春秋中期,楚邦在远远落后于中原诸国的情况下,经过艰苦的创业,终于突破了旧格局,走到了先进各国的前列。这是事物的发生。到了春秋中期,楚邦在争霸过程中,县制兴起,开始由一个邦向着更高的王国过渡。这是事物的发展。到了春秋晚期,在过渡中,由于突破了旧格局,而成为春秋时期的大国;当作为一个大国进入战国时期,又由于旧格局破除不足,而长期不振。这是事物的衰变。而楚最后亡于秦,和这一点有关系。这又揭示了事物发展的必然。
    总之,这样探讨源流,是对历史事物的一种辩证认识。
    ———发覆释疑。在本书中是通过一个制度一件事物,揭示历史中的发展大势。在中西比较中,注意到异中有同,同中有异,进而讨论中西发展的道路之差别。文集中的《三朝制新探》论说了中国古代三朝制的具体内容及其发生、发展、变化。指出:“中国上古政制与西方有相似之处,这是因为:不论在中国或西方,最初的文明均由野蛮而来,原始社会晚期广泛流行的军事民主制的权力结构都会对早期国家的政制发生重大影响。……另一方面,不论在中国或西方,早期国家都具有小国寡民的特点,在这样的国家里,公民或国人是构成国家武装力量的基本成分,当然也就保持了自己的权利和地位。在紧要的关头成为征询意见的对象。”但是中国毕竟与希腊、罗马有了明显的不同。在古代社会,中国不曾有过君主制被废除的阶段。在中国从战国时期起,政权逐渐地向君权手中集中,这是由于多种历史条件而形成的一种趋势。这种趋势在朝会制度上的反映是:三朝制度消失,国家的大计集中于君主所居的内朝之路寝。文章最后由此透视出:“三朝制的终结,恰好反映了中国专制君主制的发生。”
    这就不但说明了三朝制的历史,而且也论说中西政治的差异,对理解中西文化政治诸问题是有意义的。
    ———词语训释。这在本文集中是相当突出的,这和刘先生的学术丰富涵养是有关系的。他不但通晓中国音韵训诂之学,而且又以朴学的方法,去解决西方文字方面的问题。这里就他如何通过语词训释以解决古史问题举出几个例子加以说明。
    文集中的《〈书·梓材〉人历,人宥试释》以及《说〈诗·大雅·公刘〉及其反映的史事》诸篇,都是成功之作。这方面,他是重训诂但不墨守训诂;重前人的训释,但不囿于成说。在释《公刘》中“何以舟之”的“舟”字,引俞樾、王?运诸家之说,而有所辨论,说:“我认为,舟可以训为酬,不过非报酬之酬,而是酬酢之酬。”在训“京师之野,于时处处,于时庐旅……”之“旅”字时,看到“旅”字一词多义,《说文》、《尔雅》、《广雅》以及《周礼》、《诗》中诸家注中都有训解。或训为军旅,或训为俱,也可引申为商旅,最广义训释为众。文章认为:“从治史的角度来说,我们不能从‘旅’字中众多含义中任选一个,代入诗句,可以说通,便以为满足。我们必须历史地弄清这个词的本始义(以及与诸引申义的关系),也必须历史地弄清这个词在当时确实表示的是什么事物。”接着引近代诸家的治学的成果,以金文、甲骨文的材料佐验,指出“这样的旅,训为子弟,当然是可以。西周春秋时期尚且如此,那末公刘时代的旅显然不能指宾或军旅,而只能是一种亦血缘亦地域、亦兵亦农、亦行亦止的浑然未分的共同体。所谓的庐旅,就是组成这种共同体的周人暂时寄居下来。”这里反映对上古文字训释的一种开阔见解。这里不是在以词通其道,而是在由“道”以理解文词;又由一字的训释得当,而获新解。太炎先生说:“物名必有所缘起”。而“一‘实’之名,必有其‘德’若‘业’相丽。”(《语言缘起论》)也就是训释词语要从“德”“业”“实”三品上加以考虑,从根本上说,要从古文字的语源、以及当时词性、事物实体以及作用全面加以考虑。可以看出刘先生在训释古代词语、名物制度等方面,是继承了前人的优良传统,而又加以发挥。
    总之,刘家和先生这本论文集不但在中西古史比较方面留下十分重要的见解,而且在治学上也给我们很多启示。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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