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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流光溢彩的时代，学界新人辈出，令人欢欣。这种欢欣，又伴随着惊喜，联翩着钦羡，当今史界之盛，莫此为基。不是吗？翻开王海利博士的专著《法老与学者：埃及学的历史》，半是惊喜，半是钦羡，我顿时想到，一部中国埃及学史的奠基之作诞生了。 这种思绪一下把我带到了十年前，黄浦江畔发生的一幕难以忘却的文化景象： 1999年夏日，正值炎炎暑天，仲夏时节，只见路上行人挥汗如雨。然而，座落在人民公园一侧的上海博物馆入口处却排起了一条长龙，等候一两小时才能入室参观，最多的一天竟达2万多人。真是公众的热情胜似夏日的高温，他们为正在申城展出的《大英博物馆古埃及艺术珍品展》所吸引，所兴奋。 进得馆来，展厅正中迎面显现的是距今3000多年前的精美绝伦的拉美西斯二世半身雕像，分列展馆两旁的是高大的古埃及法老坐像。在琳琅满目的展品中，诸如《男人头像》、《贵妇人立像》、《死者之书》等珍品一一“登场”，那雕像、壁画、纸莎草纸、金银首饰、玻璃器皿等瑰宝集体“亮相”，默默地诉说那遥远的尼罗河文明，静静地流淌着古代埃及人的智慧…… 就这样，尘封的历史激活了，往日的辉煌又重现了。在这里，同为人类文明发祥地的中华文明与古埃及文明相遇了，于是现代与古代撞击出的思想火花，在变幻的时空中闪耀，其神秘、悲壮与诘问，怎能不深深地吸引观众而流连忘返？ 不过，在历史学家那里，却多了一层含义，那就是它所蕴含的一种学术使命：解读人类文明的进程，破译其神秘与诧异，以揭示未来发展方向，这是历史学家职责之所在。由此，在我个人看来，海利的书，则另具深意。以下我就此说开去，略表个人之愚见。 首先要说的是埃及学的“前史”。 毋庸置疑，埃及学是迄至近代才发轫的，研究它产生以后的历史进程，对埃及学的深入发展十分重要，自不待言。但历史的发展必有其前因后果，不可能是一种突发的行为，学术史的发展进程也同样如此。我这里所说埃及学的“前史”，无非就它的起源及近代发端的背景，略说一二。 首先要问的是，何谓埃及学？本书著者给出的定义是：埃及学是近代兴起的研究古代埃及的语言、文字、历史、宗教、文学、艺术、建筑以及科技的一门综合性学科。（《法老与学者：埃及学的历史》，第8页，以下凡引该书，只注页码。）这自然是恰当而又精到的。我所要补白的是： 其一，关于起源。王著正确地指出埃及学是“近代兴起”的一门学问，但又设专章“前埃及学时代”，以溯其源，述“前史”以作为“正史”之铺垫，这是十分必要的。在我个人看来，人类自创造历史的那一天起，也许就开始了对它的“研究”（从宽泛的意义上而言）。事实上，原始先民创造了“远古历史”，对它的传承与研究不就是从那些祭神巫祝、行吟歌手开始的吗？他们扮演了最早的历史学家的角色。同样，古埃及文明自出世后，就开始了对它的“研究”，于是埃及学的“前史”也就发生了。在古代埃及，祭司们是研究历史的主体人群，如高级祭司马涅托撰写的《埃及史》，由他所确立的古埃及王朝划分法，至今仍为我们所沿用，这对近代埃及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之所以说这些，意在说明近代意义上的埃及学之所以产生，那是经历了一段很长的过程，需要通过不断的历史凝聚与学术积淀，决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个人愚见，王著中的埃及学的“前史”，不仅确有必要，而且还可再加丰满，不知以为如何？ 其二，必须指出，埃及学的奠立是19世纪西方史学的成果。在西方史学史的史册上，19世纪的西方史学（实为西方资产阶级史学）进入了它的全盛时期，在各个方面（包括对古代东方文明的研究）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因而被称作为“历史学的世纪”。著名的英国史学家古奇说道：“古代东方的复活是19世纪最动人视听的事件之一。”[1]古奇之论甚是。的确，“古代东方的复活”应当作为“历史学世纪”里历史学所取得的一项重大成果，其中由于埃及学（还有亚述学、汉学等）的奠立，19世纪西方学者对古代东方文明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以上所述的这些学术背景，让我们深思：在西方史学雄视天下时代里产生的埃及学，是否存有“欧洲中心论”（或“西方中心论”） 的偏见，为此本书著者曾深刻地发问：“东方主义[2]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扭曲了埃及学的真正面目？我们今天如何对埃及学中的东方主义问题进行剥离？诸如此类问题都是我们21世纪从事埃及学研究所面临的需要深入探讨的课题。”（第253页）倘如是，结合研读一下萨义德轰动一时的名著《东方主义》，重新解读19世纪西方史学繁盛背景下产生的埃及学，会给我们多一些思考，少一些盲从，海利在本书“结语”中提出“谁的法老？”，这一诘问当是埃及学研究中的醒世之语。 其次要说的是埃及学的地位。 毋容否认，当代埃及学（还有亚述学、拜占廷学等）已发展成为一门国际“显学”，在国际学术界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我们面临的现实是，在国际埃及学的学术舞台上，总是西方人的“家天下”，为西方学者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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