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过一些名气很大但写得让人不敢恭维的书，当然，每一个人都读过，只是少有人去怀疑所读的书是否名副其实。这里我要说的则是日本人新渡户稻造所著的《武士道》一书。
    这本书是作者“1899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养病时，有感于外国人对日本的传统武士道知之甚少，为了向国外介绍而用英文写成的”。武士被作为日本的道德体系，包括义、勇、仁、礼、诚、名誉、忠义、克己、自杀及复仇、妇女的教育等。我们知道，道德永远被时代所诞生并被时代所决定，脱离了时代的道德只是空空如也的不合时宜的“丑陋之蜕”，但作者却认为:“武士道，如同它的象征樱花一样，是日本土地上固有的花朵……诞生并抚育它的社会形态业已消失很久，但正如那些往昔存在而现在已经消失的遥远的星辰仍然在我们头上放射其光芒一样，作为封建制度之子的武士道的光辉，在其生母的制度业已死亡之后还活着，现在还在照耀着我们的道路。”这就是第一章《作为道德体系的武士道》所定下的全书调子:赞美，而且还是诗意的赞美。
    在作者眼中，武士道自然不再是客观化的武士道，它成了“变形记”——中国儒家道德精粹与神道精粹的合一。义、勇、仁、礼、诚、名誉、忠义、克己，哪一样不是中国儒家的价值词?而自杀复仇以及对妇女的态度，则更多与神道有关系。但是，我们从武士道中是不是看见了儒家伟大的光辉?并没有。儒家的那种热爱和平的、讲究修己内敛的精神，在日本人身上并不存在，事实上在此书写作之后不久，日本，就成了侵略国，一战与二战，哪一战日本是光荣的?而武士道的自杀精神，则“有助于”日本人成为疯狂的战争与屠杀机器。所以，中国儒家的那些词只是武士道披着的一件古雅外衣，本质上，是神道的蠢蠢欲动的战争欲望。
    关于武士道，普通人更多地将它与切腹自杀联系起来。在本书中作者也叙述了这一源自神道的愚蠢冲动。为什么要切腹呢?“乃是基于这里为灵魂和爱情的归宿之处的古代解剖学的信念。”“作为中世纪的发明，它是武士用以抵罪、悔过、免耻、赎友，甚至证明自己忠实的方法，它在被命令作为法律上的刑罚时，竟用庄严的仪式来执行。那是经过洗练的自杀，没有感情上的极端冷静和态度上的沉着，任何人也不能实行。”在热烈的分析和表扬之后，作者说“关于切腹，制度上虽已不复存在，但仍不时听到这种行为”。但事实并不是这样，只要日本的神道一天存在，切腹就不可能消失。当二战日本战败，天皇宣布投降之后，多少日本军人在绝望之下切腹自杀?这里没有“感情上的极端冷静和态度上的沉着”，只不过是在神道失败后的冲动与绝望。
    罗兰·巴特尔为日本文化写了一本小书《符号帝国》，在这本书中他对日本的一切推崇备至:“日本为他提供了一种写作的情境。在这种情境中，作者的心灵出现某种迷乱，从前读过的东西顷刻倾覆，意义遭到撕碎，渐渐导致一种不可替代的空虚，造成震动，而客观物依然是有意味的，依然悦人心意。”作为一个对符号深有研究的哲学家，巴特尔被日本那些被抽去了意义只剩下形式的一切所迷。所以他说:“禅宗凭借着这些特点来书写花园、姿态、房屋、插花、面容、暴力、而抽光一切意义。”
    巴特尔说的没有错，日本文化善于把一切生命都抽空，只剩下“形式”，当社会形态被抽空之后，剩下的就是“武士道”，当茶意被抽空之后，剩下的就是“茶道”，禅被抽空了之后就变成了“禅道”……日本人把一切有生命的事物都变成了“道”。所以武士道，正是一种死亡的形式罢了。
    倒是印度的大哲奥修看得非常清楚，在《春来草自青》一书中，他明确地说:“禅在印度出生，在中国长大，而在日本开花。”请注意到，奥修绝不是在赞美日本，他接下来分析:“日本人把每一件简单的事都创造成一项庆祝。”“我又在谈禅，它不得不回到印度来，因为那棵树开花了，花儿凋谢了，而日本人是不能够创造种子。日本不能够创造种子，因为它不是一个内向型的国家。所以，所有的一切都在变成了外在的仪式。禅在日本死了。过去它确实曾经开过花，然而现在，如果看书的话——读铃木大拙及其他一些人的书——你去日本寻找禅，你会两手空空地回来。现在禅在日本已经消失了……那儿有的是仪式——日本人是很仪式化的——例行仪式存留着。”
    对于《武士道》一书的作者来说，真正妨碍他像奥修这样明察秋毫的，不是别的，正是他的盲目的爱国主义。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