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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报》第 185 期 16 版“书品”文章之一。 编者按：本文整理自2010年12月21日日本学者绪形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康">康ersonName>教授在华东师范大学所作的“思勉人文”讲座。绪形康，日本著名历史学家、日本孙中山研究学会会长、神户大学人文研究院副院长，主要研究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和政治史，著有《中国现代的思想：1991—2003》、《论危机：1926—1927》、《孙中山与南方熊楠》等。 北京大学教授韩毓海在新著《五百年来谁著史：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中，讨论了如何看待16世纪以来中国在世界历史上的位置的问题。书中的基本观点，特别是对中国历史的看法，我以为有着开创性的、别开生面的阐述。同时，该书关注并且反思了学界对于过去500年的世界历史的看法，在这方面也做了重要的尝试。 帝国博弈中的世界体系 韩毓海关于“漫长的16世纪”的看法，主要是受两位欧美著名历史学家的影响。1977年，美国学者提出了著名的“漫长的16世纪”这个说法，在我的印象中，是沃勒斯坦率先把世界经济体系时代，即公元1500年前后到1850年代，看做“漫长的16世纪”。加州大学的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彭慕兰">彭慕兰ersonName>先生在新著《近代的多元化》里说，不应该把1500年代看做世界经济体系开始的时代，应该把1350年作为世界经济体系的开始，即把1350年到1850年这500年作为一个“漫长的16世纪”。他说，这是一个此消彼长的大转变的“多元时代”——中华帝国、俄罗斯帝国、神圣罗马帝国等 “世界性帝国”对欧亚大陆的统治还处于巅峰，而同时，欧洲的英国、法国已经开始构建一个新的世界经济体系。 韩毓海比较、综合了沃勒斯坦和彭慕兰的论述，他的著作的第一部分就叫“漫长的16世纪”，言外之意是，沃勒斯坦和彭慕兰两位说的“世界经济体系”应该是从1350年开始，因为世界体系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与世界性帝国的博弈中、在世界帝国的框架里面生长、发展出来的。 马克斯·韦伯认为，过去的经济体系中固然有商人资本，但商人资本却不会考虑合理的经营性，如此就不能把商业资本引向产业资本。他说，中国过去也有商人，但是商人挣到钱后马上就花了，没有合理地发展自己，结果商人资本不能发展为产业资本，所以在中国不能产生出资本主义。 韩毓海不认同韦伯的看法。16世纪是英国农奴土地所有制极度残暴的时代，从欧洲经济的历史来看，最落后的英国经济反而走向先进，是由于国家的“圈地政策”所造成的土地资本化。相对来讲，中国在那个时代比较强调“永佃制”，这种土地所有制导致农村与城市的差距较小，缺乏由失地农民造成的无产阶级向产业化的城市集聚，缺乏人口和财富向城市和产业集聚。随后产生的“漫长的19世纪”的内涵——产业资本、产权私有，这些都是民族国家政策的结果，而不是商人资本、手工业经营理念自动“合理化”的结果——这是韩毓海指出的关于从漫长的16世纪到19世纪转变的一个重要内涵。 侵略与金融秩序的确立 整个漫长的16世纪，世界地图和世界经济基本上都很稳定。到了1850年代，英国开始向海外进军，我们把这个新的时代叫做漫长的19世纪。韩毓海认为，这个时代，欧洲国家、欧美帝国主义国家背后有军事力量和金融力量，他们之所以把自己描绘为文明的，是因为在野蛮的侵略背后，有着我们今天所说的金融和虚拟经济的“文明”。所以，这种侵略也有金融秩序的确立。 漫长的19世纪的内涵，还有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是世界资本市场的产生，而这就涉及武力与金融结合的问题。韩毓海谈到了中国的山西商人和山西票号（人们经常把它当做银行的起源）。山西票号和西方的私人银行有哪些区别呢？韩毓海将中国银行和英国银行作比较，通过比较，他认为，最简单地说，山西票号从来没有投资过战争，但是欧洲私人银行主要投向国家战争，然后获取战争红利。这有非常大的差别。 通过比较山西票号和西方私人银行，我们可以描述漫长的19世纪的兴起。近代以来的西方世界，可以说是推动着一个战争债务体制的世界，是通过这债权体制为战争融资来产生的现代资本主义。我们知道，尼采也曾经把资本体制的核心，说成是“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关系”。而在中国，不必说漫长的16世纪，就是1850年以来，也从来没有发展过这种以战争来发展的金融体系，这也是东方各个国家被压迫、盘剥的重要原因。这是非常精彩的分析。 “近代”范畴关乎中国的未来 只有结合“漫长的16世纪”的视野，关于“近代”的研究和分析方法才真正有创意。因为“近代”不是“现代”，它是古代和现代的过渡，如果把它计入古代的话，鸦片战争也可以计入古代；反过来，如果计入现代，鸦片战争乃至更早的时期也可以看做现代。沃勒斯坦说世界经济体系自1500年开始，彭慕兰则说现代世界体系自1350年开始，日本专家沟口雄三先生也说，明末清初即16世纪前后中国开始进入近代，而日本中国历史学家内藤湖南先生的说法更有意思，他说中国的近代由宋代开始。宋代无论在科学技术、普适价值、海外贸易和市民社会诸方面，都与现代世界最为接近，起码比西洋更接近。 实际上，“近代”从何时开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研究中国的历史学家那里，始终都有“近代”这样一个范畴，这个近代不是现代、不是古代，甚至也不仅仅是从古代到现代的一种过渡，我以为近代是一种可能性，是一种不同于西方意义上的现代的可能性。因此，只有在这个意义上，“近代”的提法以及保有“近代”这样的视点方才更为重要，它关系着中国能不能走一条不同于西洋的现代道路。比如说，不进行军事侵略和殖民，不把农民残酷地消灭掉，不大规模地破坏自然资源，最终就不受资本积累逻辑的绝对支配、控制——也包括分享的、共享的发展模式。毕竟，有一个既不是古代也不是现代的历史分期概念——“近代”，把它放在我们以后的讨论当中，慢慢地我们才能更明确地、更客观地来描述亚洲的、中国的历史。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本文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编辑王海龙整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