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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守田先生（1910- 1993）是我国老一代的历史学家和教育家，生前长期担任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郭先生历经“反右”和“文革”，受到极不公正的对待，切身体会到以言获罪的可怕，深自谦抑，恪守“述而不作”古训，不撰一文，故身后留下的文字多为译述。本书是他生前主持翻译的主要作品之一。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正式恢复高考和研究生招生制度。我民族从十年“文革”人为浩劫造成的满目疮痍的困境中走出来，开始步履蹒跚地迈向改革开放之路。当时中国社会各个行业百废待兴，最急需的是人才。我国的高等教育，尤其是研究生教育所面临的人才培养任务异常艰巨。这一时期，培养历史学高级专门人才的使命，主要是由老一代历史学家所承担。东北师范大学建国以后一直是世界史教学和研究的重镇，作为这里的元老，郭守田和林志纯（日知）两位同庚的教授在精力已衰的晚年，却以世界史学科研究生的培养为起点，开始了最有作为的事业历程。 然而，在经历了一个秉持“知识越多越反动”政治理念、以愚民政策是尚、视文化为洪水猛兽的时代以后，高等教育上的许多宝贵的教学和研究资料或被毁或散失，除了此前十余年间被视为“圣经”的毛泽东著作和官方认可的马列著作外，可供学生和研究人员阅读参考的书籍资料极为缺乏。加之闭关锁国几十年，与国外的学术联系中断，对国际学术研究的动态完全不了解，国际学术界这一时期出现的重要成果的介绍和引进，更是无从谈起。世界史，特别是世界古代史的教学与研究，几乎没有必要的基础教材。当时学员们能够读到的，只有翻译过来的为数不多的50年代的苏联教科书。我国学者的著作，主要是60年代初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世界通史》教材，以及林志纯和郭守田两位先生主编、作为配套参考教材使用的《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上古和中古部分）。就东北师范大学而言，历史系的小资料室内，还有一些历经磨难保存下来的30-40年代留洋学者如何柄松等人的作品及50-60年代进口的英文著作和杂志，这在当时已是不小的财富了。 80年代以后，国家教育部设置了外汇专款项目用于购置图书资料，服务于各重点大学文科研究生的培养，一些西方经典学术专著的最新版本，开始如涓涓细流注入各重点高校的图书馆和资料室。但在当时条件下，电脑与信息技术不发达，中国的图书进出口贸易也刚刚建立正规渠道，很多新书从签单预订到购买、运输到编目上架，至少需要６个月到１年半、乃至更长时间。而且，能够有机会订到、看到这些书籍的也仅限于一些部属重点高校。对于大多数高校的师生而言，基本参考书普遍缺乏，而世界史教学和研究基本资料的匮乏尤为严重。 鉴于这种情况，郭守田先生决心组织人力编译一套适合于研究生使用的参考书籍。苏联学者在中世纪史研究方面的重要成果成为他的选择目标。在郭先生的主持下，经过多方努力，科斯敏斯基的《中世纪史学史》和柳勃林斯卡娅的《中世纪史料学》的翻译和校阅，在几年艰苦工作后终告完成。柯斯敏斯基和柳勃林斯卡娅是苏联著名的历史学家，在我国建国之初“一边倒”学习苏联时期，他们的著作对中国学界曾有过重要影响。这两位作者的这两部作品代表了50年代苏联史学研究的最高水准，是公认的史学名著。这两部著作迻译完成后，很快作为内部教材发行到国内一些高校，成为当时世界史研究者，尤其是世界中世纪史研究者的重要参考书，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教研人员和研究生在这个方面的需求。由于我国史学理论体系受苏联影响很深，对于当时我国读者的阅读习惯和理论水平而言，这两部著作较之纯西方学者的著作，无疑更具有适应性。 《中世纪史学史》（铅印本）和《中世纪史料学》（油印本）问世（1985年）至今二十余年过去了；郭先生本人于1993年过世至今也有十几年了。他曾为这两部著作的正式出版做过不断的努力，但当时出版问题上的巨大困难，不是他的力量所能克服。其他人如朱寰、孙义学等先生也曾关注出版事宜，但都无能为力，爱莫能助。郭先生生前未能见到这两部译著的正式出版，心中留下了深深的遗憾。他当时谈及此事流露的无奈之情，至今留在我们的印象中。这些年来一些同行不时问及这两部著作的下落，使我们常有一种愧对先师的感觉。而且，从今天学界的实际情况看，绝大多数研究世界史的学者熟悉英语和其他西方语言，通晓俄语者不多，这种情况不利于我国学界了解俄国学者的学术成就，包括50-60年代苏联学者的优秀成果。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感到，正式出版这两部优秀史学著作还有其不容忽视的积极意义。因此，几年前我们向北京大学“希腊研究中心”提出建议和申请，希望中心支持这两部著作的正式出版。这在我们而言，既是为了实现郭先生生前未能实现的愿望，同时也想为当今学术界提供一个了解苏联时期俄国学界中世纪研究成果的途径。这一建议和申请得到马克垚教授的赞许和大力支持，也得到该中心学术委员会的赞同，两书被列入“希腊研究中心”首批资助的出版项目，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作为郭先生的学生，我们对此感到莫大的欣慰，同时也对北京大学“希腊研究中心”和马克垚先生充满钦敬之情。 诚如许多人所能想见，当时的翻译工作是在极为简陋的学术环境中展开的。参加这两部著作翻译的译者主要是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和复旦大学刚毕业的世界中世纪史方向的研究生，同时，上述三院校和南开大学等院校历史系的部分教师也参加了翻译和校对工作。作为译者和校对者，马建序、王松亭、白玉、卢增光、吕宁思、李春隆、李景云、吴泽义、尚祖琦、郭师稷、韩瑞常、陶松云（按姓氏笔划为序）等诸位先生已尽其所能，但限于当时的条件，翻译和校对乃至于印刷方面的错讹，可能还难以避免。现在正式出版，理应重新校对。遗憾的是，郭先生已辞世，不能亲自校订，我们二人不懂俄语，无法继续先生的工作。幸运的是，东北师范大学俄语系教授胡敦伟先生应我们的邀请，慨然应允重校译稿，令我们十分感佩。胡先生于古稀之年不惮劳苦，字斟句酌，历几度寒暑，通校全稿，终使此书以现今的面目问世。 《中世纪史学史》译稿从原来的“内部发行”到今天正式出版已逾20多年。当年参与其事的年轻人也已步入中老年之境，其中一些人或改变工作，或退休离任，或旅居海外，已不再涉足历史学研究；亦有学者，如陶松云先生，已经仙逝。一部著作的翻译和出版见证了如此多的人事沧桑，想来不免令人唏嘘慨叹。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交付商务印书馆之前，我们曾试图与所有参与其事的译校者建立联系，商讨出版事宜，但未能完全如愿。对于工作中的不周或疏漏之处，我们愿意在此向各位译校者表达歉意，希望相关人士见到本书后及时与我们联系。 2007年12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