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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僚政治对于中国社会长期停滞的影响》（第十二篇）中，王氏说：“自从它（中国社会）由秦代起跨入这一社会阶段，迄今亦已超过二千年。在这二千余年中，我们不能说它完全没有进步，只是它在整个社会经济生活上的改进速度过于缓慢，过于显得蹒跚不前；而其改进程度，且始终不会越出技术性的、量变的阶段，直到现在，还不能脱却半封建的状态。”这与专制官僚政治形态密切相关。因为在这种政治“主要是把统治者官绅或士宦与被统治者农民结成的社会经济关系作为其社会存在基础的限内，这种社会的劳动生产力始终不会发展到突破其社会生产关系的水准”。 《 中国官僚政治在现代的转形》（第十三篇）、《 传统的旧官僚政治的覆败》（第十四篇）、《 新旧官僚政治的推移与转化》（第十五篇）、《新官僚政治的成长》（第十六篇）是一组内容密切相关的文章。其中第一篇即《 中国官僚政治在现代的转形》有导论性质。而后三篇分别论述“中国现代官僚政治曾经历三个演化阶段”，即“第一阶段是由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第二阶段是由辛亥革命到抗战发生以前”，“第三阶段是由抗战直到现在”。王氏所说的“现代”当然应该包括《研究》出版的1948年。对这三个阶段王氏分别称为“传统的旧官僚政治的覆败期”， “新旧官僚政治的推荡接续期”和 “新官僚政治的成长期。” 王氏看重鸦片战争的作用。他说：“鸦片战争……为东方专制的官僚的封建主义与西方资本主义的首次决斗，或东西文化的正面冲突。”“鸦片战争及由此引起的变化”“帮助了中国社会的‘新生’”。这主要因为是：鸦片战争改变了中国一向夸境内为天下的自尊自大态度，改变了不相信世界有比中国更高文化的想法，特别是改变了以中国社会法制为无可变易的顽固成见。它使中国专制权力不能再任意停止对外贸易，不能由官商或所谓公行包办垄断，也不能对外货流通任意加以勒索或留难。不仅中国传统的封建官僚统治从这些方面受到了破坏和限制，而其现实的社会经济基础——社会基本经济要素的结构或所谓农工结合体，也是由以后逐渐深入逐渐展开的对外商业活动而促其分解的。传统的封建官僚统治在多方面受到了严重打击：（1）“封建官僚统治的固定的、孤立的自然经济基础的根本动摇。”（2）“以往为配合农本主义与农业社会组织而被利用作统治工具的纲常教义、宗法秩序以及有关旧社会维系的一切法制思想体系，或则变为具文，或则失其作用，而使那已经根本发生动摇的封建官僚体制更无法支持。”（3）“市民阶级由于商品经济或新式工商业发展而逐渐显露头角，他们的经济活动愈向前扩展，自然要愈益感到专制官僚主义的束缚与压迫……因此，清王朝的覆没，实不仅说明异族统治的中止，同时还表示传统封建官僚政治的变形”。 五 《研究》一书的现实意义体现在作者对以下两个问题的回答上（第十七篇），这两个问题是： 其一，“官僚的政治形态，在中国现阶段，是否还有继续存在的可能？” 其二，“官僚（政治）要在如何的社会条件下，始能从根被清除掉？” 关于第一个问题，作者说： “我的答复是否定的，但不是很机械地说，它明天后天，或明年后年就完全不复存在，而只是表示它将愈来愈不易存在。” 关于第二个问题，作者说： “中国的官僚政治，必得在作为其社会基础的封建体制（买办的或官僚的经济组织，最后仍是依存于封建的剥削关系）清除了，必得在作为其与民对立的社会身分关系洗脱了，从而必得让人民，让一般工农大众，普遍地自觉自动起来，参加并主导着政治革新运动了，那才是它（官僚政治）真正寿终正寝的时候。” 不过，王氏又审慎的指出： “中国是一个延续了二千余年之久的专制官僚统治国家。……官僚政治既然是当做一个社会制度，当做一个延续了数千年之久而又极有包容性、贯彻性的社会制度客观地存在着，我们要改革它，要铲除它，就不能单凭自己一时的高兴，也不能单凭外面有力的推动，甚至也不能完全信赖任何伟大人物的大仁大智大勇或其决心与作为，而最先、最重要的是要依据正确的社会科学来诊断它的病源，并参证当前世界各国对于根绝那种病源所施行的最有效的内外科方术。” 王氏说到相信科学和人民的重要性：“在科学的时代不相信科学，在人民的时代不信赖人民，即使是真心想求政治民主化，真心想还政于‘民’，那也将证明他或他们的‘好心’、‘善意’、‘真诚’以及‘伟大怀抱’与多方努力，会在历史的顽固性面前讨没趣，或导演出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滑稽剧。” 在我们看来，王氏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是很好的。但他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有些过于乐观了。 六 《研究》是有不足的。 他对上述第一个问题即“官僚的政治形态，在中国现阶段，是否还有继续存在的可能？”的过于乐观的回答，可以说就是一种不足。对这个问题，他应该说，“官僚的政治形态，在中国现阶段”还有可能继续存在，只是程度有所不同，表现形式有所变化而已。因为他说的“中国现阶段”是上世纪四十年代，当时并没有表现官僚政治不能继续存在的条件。（即使到了二十世纪的今天，官僚政治的表现还是司空见惯的。政治、社会、经济中的“官本位”现象随处可见。做官有种种好处，所以芝麻小的官都成为许许多多的人不择手段的争夺的目标。）王氏有过于乐观的回答，应该是其感到了一种希望，一种可能的结果。（此句之写参考了周祥森先生的意见。）但希望终究只是希望，可能也终究只是可能。过于乐观往往就是在和自己开玩笑。 不过这个不足还是很轻微的。真正的不足是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王氏应是受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对立即阶级对立启发而想到官民对立[5]，并由此出发研究中国的官僚政治的。前苏联社会经济史学家魏特夫用“二千年官吏与农民的国家”来指中国中古历史阶段的政治情状（第39页），可能也使王氏肯定其官民对立的立论视角的正确。可以说，从官民对立出发来研究官僚政治，本是一个很好的视角。但王氏似乎把这种官民对立强调过分了。实际上，中国的官僚机构及其官僚，如同全世界的官僚机构及其官僚一样，还有管理公共事务的职能。这种管理与民的利益及其愿望是一致的。没有这种管理的情形是不堪设想的。诚然如王氏所说在官僚政治下官吏是对君主和其上级官员负责的，而不对人民负责的[6]。但如果官员不能有好的政绩甚或有恶劣的政治表现，就会影响其政治前途，这也不能完全说官员的行为不具有向民众负责的一面。任何事物都有两个面，只强调一个面的做法，是不好的。 其二，从《研究》全书的论述看，我们不免感到是笼统了些，不够细密，任何精深的断代研究都将影响此书部分结论的可靠性。比如说，第七篇末，王氏说：“在异族统治下的北朝，入侵时的社会组织，原为氏族部落，而对于劫后的汉族豪右巨姓，又不得不利用为统治工具，结果世家右族权势之大，竟至自行树立州郡，如北齐文宣帝高洋天保七年诏云：‘魏自孝昌之际，禄在公室，政出多门，豪家大族纠率乡部，托迹勤王，规自署置，……百室之邑，便立州名，三户之民，空张郡目。’当时州郡在南北朝均兼武职，南朝郡守加都督衔，北朝令长皆以将军居之。这种场面，已显然表现是中国古典封建的一种变局，而某些方面逆转为中国初期封建形态的复活。”（第88—89页）其实，“百室之邑，便立州名，三户之民，空张郡目”不完全是“自行树立州郡”的说明，因为这些“州名”、“郡目”中有很大部分存在于梁朝边地，是东魏北齐为了招怀梁朝的这些边地的豪族而“署置”的；而且天保七年北齐就通过并省州郡而终止了“百室之邑，便立州名，三户之民，空张郡目”的局面（我在拙著《南北朝史拾遗》和《侯景之乱与北朝政局》中有所涉及，可以参看）。因而王氏“……已显然表现是中国古典封建的一种变局，而某些方面逆转为中国初期封建形态的复活”云云的论断就显得没有根据，很不准确。另外，“魏自孝昌之际，禄在公室，政出多门，豪家大族纠率乡部，托迹勤王，规自署置”云云，正显示北魏中央专制政治已削弱，不是一个正常的专制国家了，因而出现的王氏所说的“复活”只是一中“变态”，是不能作为常情而论的。因为，即使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一旦中央权力废弛，也会出现各种落后现象的“复活”。所以，我们只可以把《研究》看作是研究中国官僚政治的导引性质的书。更精深准确的研究，有待于今人后人去做。 另外，如果苛刻一些，那么，《研究》引用材料而有悖史法的情况，也可以说是其不足。兹略举数例，如：（1）第55页倒第5行“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本见《史记·商君列传》，可王氏乃自《文献通考》（卷265《封建考六》）引之。 （2）第104页第二段材料王氏乃自《文献通考·选举考二》引之。其实，此材料本见《新唐书》卷44《选举志》，且《文献通考》不仅是节引《新唐书》的材料，而且有错误。 （3）第106页第7—8行“开元以后……所收百才有一”此材料，王氏亦引自《文献通考·选举考二》。其实此材料本见《通典》（卷15），《通考》引时有省略，故王氏应引《通典》。 （4）第109页第4—6行的材料，王氏引自《文献通考·选举考七》。其实此材料《宋史》卷159《选举志五》亦载，用此《选举志》较好。 （5）第132—133页三处引清人洪亮吉的话，王氏注明是引自萧著《清代通史》，而不从原始出处引之，亦感可笑。 （6）第161页关于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王氏引孙中山的说法为依据，其实更原始的依据是不难找到的。 （7）特别是，第105页《唐书·杜羔传》的材料，王氏直接从方氏之书引之，而不去引原传，导致有误[7]，更觉可笑。 这些只是粗略地指出的。但也足以表明，从历史学的要求看，王书并非毫无可议之处。这显示王氏的历史学修养是有所不足的。 七 最后，简单介绍介绍《研究》一书的作者王亚南先生，并略附感想数语，以终本文。 王氏是著名的经济学家。湖北黄岗人。1901年生，1969年卒。武汉中华大学教育系毕业。曾留学日本和德国。生前任厦门大学校长。他一生著译书四十一部，文章三百余篇。（此皆见《研究》一书的所附孙越生《王亚南生平》一文） 此所谓“著译书四十一部”，是应包括其早年与郭大力合译马克思的《资本论》在内的。王氏在《研究》一书中能非常出色的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分析方法来研究中国的官僚政治，获得极大成功，显然与他在学术活动的早期选择并精修了非常出色的理论有关。回顾近百年的中国学术史，大凡在学术上有重大贡献者，都与其较早较好地选择某一可靠的理论为研究的指导有关。直到今天，还能看到这种迹象。这似乎应该是有志于从事学术研究伟业的读者在阅读王氏《研究》一书时最应有所思量的。 -------------------------------------------------------------------------------- [1] 本文所用的《研究》乃中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2] 我未见到此初版的书。 [3] 白钢主编《中国政治制度史》，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上册，第15页。 [4] 《研究》，第2页。此为孙越生之语。此言“以历史和经济分析为基础”，第198页言此书“以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手法“，是从不同角度说的。此二语都为孙越生之语。 [5] 《共产党宣言》说“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一卷，第251页。 [6] 王氏说“官僚或官吏”“不是对国家或人民负责，而只是对国王负责”（《研究》第22页）；王氏的学生孙越生引申说“它（官僚政治）的各级成员只对君主负责或下级只层层对上级负责，而不对人民负责”（《研究》第3页）。 [7] 如“临真”公主被误作“临源”公主，“顾不若”的“顾”被误作“反”。按：王氏所引《杜羔传》的材料见《新唐书》（中华书局点校本）卷172，第5205—5206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