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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2日 星期五 阴间多云 早晨没有出门跑操。不到六点到阳台读书，读顾准文集。 当你真正读进去后，就愈能感受到顾准思想的力量。从他的著作中可以知道，顾准阅读、关心和思考的面很宽，在经济之外，他对东西方、对古今，对政治、历史、哲学都作过深入地思考。他认为中国在秦始皇之后，最多也只是“愤世嫉俗”，而缺乏西方知识分子那种“殉道精神”。在这里，他特别提到了马克思，说其实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的基本标帜”，就是“每个人都能够‘自我实现’”；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也是一个“个人主义”者，是一个超越了世俗、达到了人类最高境界的“个人主义”者。当然，顾准认为中国古代，特别是老、庄之前还是有“殉道精神”的，如墨家。对于中国后来缺失了殉道精神，顾准认为“庄子应该负责”，而“老子也有责任”。“当然，起了摧毁作用的，归根到底还是秦始皇”，是大一统，是残酷的专制。顾准觉得“这是一个值得大声疾呼的根本问题”。我想，顾准要“大声疾呼”的无非就是希望代表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不能只是“愤世嫉俗”，要有一种维护人的个人尊严、意志的献身精神，要继续挑起马克思曾举起过的那面旗帜，继续在上面写明：“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我理解，顾准之所以把此看作“根本问题”，因为这是他所生活的社会不曾见过而却又是人类社会最应该实现的。 5月13日 星期六 晴得好，万里无云，有约三级风 到阳台读书，读顾准。 读他《希腊思想、基督教和中国的史官文化》中之一的“基督教的历史背景”。顾准谈问题，脉络明晰，提纲挈领，既简约又透彻，文字引人入胜不说，还让你从中很容易地吸收知识，明白道理，受到启发。比如，他在谈这个话题时，来龙去脉，读者看一遍，就大概了解了基督教是怎么来的，人的“原罪说”的出处，以及人们为什么会信仰宗教等等，在获得大量知识的同时从而受到启发。 原来，犹太民族早期不仅强有力，而且还在征服一些地区后建立了以色列——犹太民族的统一王国。可后来由于这个民族毕竟太小，“抵抗不了大帝国主义的征服”，一次又一次整个民族被流放，“直到她成为一个没有祖国的，流徙于全世界各地的流亡民族为止”。顾准告诉读者：历史上“世界上的小民族遭到这种国破家亡、流徙各地的命运的，可以说不胜数计。他们几乎无例外地一经流放，民族就灭亡了。”当然“并不是死完了，死是死不完的，总剩下一些；只是有的剩得多，有的剩得少就是了。问题是剩下的被同化了，于是这个民族就不存在了。唯一的例外是犹太人。”读着这些，我很惊叹。惊叹几千年，或许更长些的历史中，也不知有多少个小民族消失了（或说被别的强大的民族同化了），消失得无影无踪。就连我国西汉时期，那些常常侵犯当时朝廷边界的少数民族匈奴，后来不也是被强大的汉民族消灭和赶跑得无影无踪了吗？我同时更惊叹犹太民族。这真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很值得研究。为何只有他们这个民族哪怕是流散到世界各地，且一流几千年，居然一直不能被同化掉，这是人类中一个民族的奇迹。 此外，读这个话题的几页纸，我们至少还懂得两点：就连教人要“温良恭俭让”的基督教，其实也是因不满犹太教而来。这是其一；其二，知道“基督教本来不过是犹太教的一个反对派，用宗教术语说，是犹太教的一个异端。”（即如“佛教也不过是婆罗门教的一个异端”一样）而它之所以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很有点戏剧性的味儿。原来，罗马由于只知道征服，从一个城邦共和国变成罗马帝国以后，不仅罗马城邦和意大利这个老根据地，而且整个罗马帝国广大领土，都遭到了精神解体的危机。特别是当“罗马把那时可以征服的世界，全部征服了”之后，凡不是奴隶主的，众人都生活、呻吟在无个性、无民族性、无创造性的昏天黑地的世界主义统治之下。那些没有未来、没有理想的人们，把精神寄托到宗教上去，就成了唯一的出路。读到这里，真有豁然开朗之感，一下子把很可能会贯穿人类历史的这么一个大行为，即信仰某种宗教，解释得再明白不过：信仰宗教者，往往都是因无路可走。（参见《顾准文集》233～240页）又联想起上次回老家，临回来路上，司机看着前面路上的行人对我说：“看，这些老（太）婆都信教——他们这是去‘做礼拜’。” 我有些惊奇。我们何以也到了“这一步”…… 5月15日 星期一 晴，约有3～4级南风，气温也随之升高，约30摄氏度 6时许到阳台读书，读顾准。之所以有希腊城邦，之所以会产生城邦民主，与地理位置有很重要的关系。就如顾准在《希腊思想、基督教和中国的史官文化》中有关“希腊思想”一章的开头所说：“当希腊产生出她的能够作系统而概括的思考的知识分子的时候，她是处在世界上一切古代文明民族的最独特的环境之中。”因独特的地理环境，加之他们又以商业、航海和手工业为生，这个民族似乎无须建立一个统一的民族帝国来抵御外敌；换过来说，既然无须抵御外敌，往往也就不需要建立王国或帝国；而没有王国或帝国，即容易产生民主。而这在大陆国家是不可能的，因为大陆国家为了抗击入侵，一开始就不能不建成王国或帝国。另外，应该说，最初的宗教起源于无知，而又因为人类永远也不可能穷尽宇宙奥秘，因此在我看来，宗教也就会永远存在下去。即使人们对宇宙的有些疑问从科学理论上可以得到令人信服的解释，但由于无法“兑现”，比如宇宙起源、比如达到光速、比如恐怖的“黑洞”，一些人还是有理由不会相信：这也是宗教将与人类共存亡的客观缘由。 5月18日 星期四 晴 早晨约五点半出门活动，六点十分许坐在阳台读书。读顾准《僭主政治与民主——〈希腊的僭主政治〉跋》。读了近两个小时，读的不到4页，只顾着用笔去记当时的感想去了。 顾准当时的思想太了不起太伟大了。特别是当他一旦知道真相或叫认识真理后，就不顾一切地说出真相和扑向真理。在当时那样的大环境下，在顾准本人又是处在那样的情形下，单是能这样思考问题，就可以说，不论给顾准多么高的评价都不为过。更难能可贵的是，当他知道马克思著作里有些并不是马克思的“原创”；被我们现在称作的“马克思主义”中含有不少非马克思的成分后，他就对马克思在某些方面的分析是否能适用于解释中国历史和中国的现状产生了大胆的怀疑： “我必得指出，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对专制政体所作的‘阶级分析’，主旨无疑得自亚里士多德和格罗脱。 “从这里又不妨提出一个问题：马克思对专制政治所作阶级分析，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中国历史和中国现状？我认为，若不确切了解这一分析的希腊历史、欧洲历史背景，并把它和中国历史背景相比较，认为无条件适用于中国，那是彻头彻尾‘非历史’的，从而也是教条主义的。”（参见《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256页） 顾准这些话在当时如果是公开说出来，很有可能就被定为“现行反革命”，有可能掉头。 5月23日 星期二 晴 早晨不到五点半即出门跑操。六点回来到阳台读书，开始读顾准关于《希腊的僭主政治》的译文。 《希腊的僭主政治》的作者是乔治·格罗脱（George Grote，1794～1871）。原著为History of Greece（可译为《希腊史》），《希腊的僭主政治》是《希腊史》中的一个章节。顾准在《僭主政治与民主——〈希腊的僭主政治〉跋》这篇著作中一上来就以引文对作者进行了介绍： “［乔治·格罗脱］George Grote（1794－1871）首先是个实际的活动家，他是个银行家，曾参与英国的政治生活，曾任国会议员多年，隶属急进党。〔按：英国那时候无所谓激进党。激进派是有的，即边沁、穆勒这一批所谓‘哲学急进派’，还有科布登那一帮自由贸易主义者〕格罗脱有暇则研究古典的古代；此外，他博识近代史，精通政治经济学。早在1826年，他对密特福《希腊史》的分析批判出版了。40年代之初，格罗脱便先后从国会和银行辞职，从事编著《希腊史》，此书头两卷于1946年出版， 最后一卷，第十二卷，于1856年出版。……格罗脱在政治信仰上是急进党人，所以，跟保守派密特福德相反，对雅典民主估价甚高。” (摘录自缪灵珠译，塞尔格叶夫《古希腊史》第二章) 格罗脱对希腊英雄时代的政府是这样“试加阐明”的：“那是建立在神权基础（如果我们可以使用现代用语的话）上的政府，而不是建立在人民主权基础上的政府；但是，这种神权政府需要加上一个根本性的附加条件，即国王要在肉体上和心灵上具有并非不值得他们所属的崇高世裔的强力。在这种政府中，无所不在于整个社会中的权威，集中在国王身上。不过，在重要时机，权威的运用要通过公诸公众的形式：他和首脑会议或长者会议磋商，甚至和他们讨论；在这种磋商之后，他向公民大会(agora) 传达——公民大会听取并批准，也许是又听又嘀咕，但是，我们不知道它［是否］〕有权选择或拒绝。” 先说，笔者觉得，这里应该把“也许是又听又嘀咕”一句用括号括起来比较合适；另外，“我们不知道它有权选择或拒绝”一句中似乎应加上“是否”两字，为“我们不知道公民大会是否有权选择或拒绝”。开始，我以为是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上出了差错（因为这个版本的差错较多，只因一开始读的是这个版本，只想让别的版本作参考），可当我对照了手头上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版本，发现也是这样。再说，这段话的一部分意思是说：当时的公民大会虽然对国王在运用权威时有权选择或拒绝，但由于国王的权威，所谓选择或拒绝，很有可能只是走形式。这一点，我们从毛时代的政治局可以看到一丝影子。当然，这时候作此比喻还有点不那么贴切。再接着往下看，可能就越来越“亲切”了。 格罗脱紧接着向读者介绍了当时希腊城邦和“议会“的情况。格罗脱说，像来客古士制度的时候差不多，当时社会也有超人世裔的王；王以外的28位老人组成元老院［不知是否可说或许相当于后来西方的议会］；公民大会，于需要批准或拒绝提给他们的提议时召开，不作什么讨论，或者就没有讨论它们的自由。“这样，我们发现，希腊英雄时代政府的诸要素，实质上和存在于原始的来客古士宪法中的是一样的；在两个事例中，支配力量集于王身上——元老院的职能相当狭隘并受到限制，公民大会尤甚；在两个事例中，王权是借某种宗教情绪而获得确认的，这种宗教情绪，倾向于排除〔王权〕竞争者，保证人民的忠诚到某种程度，尽管在位的王管理不良或品格不善。” 作者毕竟是在写文章，加之又是在一百几十年前，加之这里看到的又是译文，所以，真要清楚地了解这段历史，还是看可作教科书的《西方文明史》更好。西方文明史一书中是这样介绍的：斯巴达人原本是公元前十二世纪侵入希腊南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多利安人。为避免与被征服的拉哥尼亚当地民族混合，斯巴达人强迫当地人干所有的农活，而他们自己则成为职业军人。在当时的斯巴达统治者看来，他们的政治体制是绝对平等的。而在西方文明史的编纂者看来，也认为斯巴达的制约和均衡体系也许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我们知道，古时候的国王往往都是些军事领袖，而斯巴达人也就保留了古代（引者不知这个古代“古”到什么时候）的世袭国王以适应战争需要，这是因为他们认为富有经验的最高领袖是战争疆场上所必须的。但当时的国王不是一位，而是两位。西方文明史的编纂者认为，这是为了借以保持两个大家庭的势力平衡。但为什么不是三位也不是四位，编纂者没说。我这里只能推断，之所以有两位国王，很有可能当时能在军事力量和才能方面进行对抗的只有两位。当战争来临时（雅典几乎不存在这样的事）全体斯巴达公民参加的公民大会决定由哪位国王作战，被任命的国王拥有军事全权。而非战争时期政府的工作完全依靠三个机构一起发挥作用。这三个机构是长老会议、公民大会和监察官。长老会议由30人组成：两位国王和另外28名成员。这些成员都是年过60的贵族老人，由公民大会选出并终身任职。之所以要选60岁以上的老人，据说，人类在整个古代世界，都无以例外地认为最年长的人也是最聪明的人。 可见，元老院也好，公民大会也罢，因为不能作什么讨论，或者就没有讨论“提议”的自由，也就都成了“聋子的耳朵”。再说，不管是王权还是后来政党中领袖的权力，一旦借助的是某种宗教情绪或说渗进了宗教情感，那么，不管这个在位的王是不是个东西，不仅不会有与王权竞争者，还能保证人民对王的忠诚到一定的程度。当然，我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西方文明史》第Ⅰ册中，有关元老院，也看到还有这样的说法：最初罗马国家的政体是王政——对安定和军事效率的需求远远超过对自由的渴望。最早的罗马政治体系是将家长制的观念应用到整个公社，国王对其臣民拥有司法权，就像家长对其家庭成员那样。而元老院或长老会议（在拉丁语中senex是“老人”之意）是由公社内各氏族首领组成。就我们目前所知（关于这一时期的罗马政治我们知之甚少），元老院如果认为绝对必要，有权否决国王的行动，在王位空悬时则由元老院进行统治。（第166页）我这个作为几千年后的读者，当然但愿如此。 这种现象，在希腊，是在出现元老院萎弱无力之后，这或许也是古希腊和古罗马的不同。请看，格罗脱“从希腊英雄时代政府和原始的来客古士体制共同的这些特点出发，我们发现，在希腊诸城市中，王一般地被数目有限的家族构成的一个寡头集团代替掉了——同时，在斯巴达，王权虽然大大地缩小了，却从未被废黜掉。……如果元老院是由更多的人组成的，包括少数主要家族，又包括各种年龄的人，也许它已经把它的权力扩大得那么大，把王的权力都吸收到它那里去了。不过，由28个老人组成的会议，人选又不加区别地来自所有斯巴达人的家族，它本质上是一个附属的和次要的力量。它甚至不足以成为对王的约束——更没有能力成为他的对手；它甚至间接地为王效劳并成为他的支持者，因为它阻碍其他任何有特权的等级形成起来足以超越它的权威。元老院的萎弱无力，导致了年年更新的五人会议称做监察委员会的形成；它最初是像罗巴保民官那样的保护性的委员会，企图约束国王的滥用其权力，然后扩张到成为一个最高的不对任何机构负责的行政委员会在两个平权国王间的无穷无尽的意见参商的帮助之下，监察委员会把它的权力侵入到一切角落，限制国王于某些特别的职能，甚至把它们弄成可以惩罚的，不过从未野望要废除王的尊严。”在这一大段话中（引用时我删有近五行）提到的元老院就更像几千年后某些国家的政治局了，它的人选虽然与并非“来自所有斯巴达人的家族”这一点不同，但政治局本质上也是一个附属的和次要的力量。就像元老院，“它甚至不足以成为对王的约束——更没有能力成为他的对手；它甚至间接地为王效劳并成为他的支持者”。最难过的是，我们后来虽然有了纪律检查委员会，有了中顾委，但都是在一元化领导下，至今没能出现像当时希腊那样的“监察委员会”，有一个可以限制国王某些特别的职能，更不说还把国王弄成可以惩罚的了。不错，这种监察委员会后来由于权力越来越大，在国内事务上也及时地变得完全像僭主像国王们在他们之前所做的那样，并且从未有过要废除国王尊严的野心和奢望，但即使如此，也还是应该另当别论。我想，如果让几千年前的希腊人醒来，当他们知道了西方民主政治的发展情况，一边是自豪，一边就要笑话我们的落后：太落后了！居然还不如几千年前的古希腊时代。——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