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资本主义时代的各文明社会中，王权与神祗、政权与神权就像是一对血脉相通的联体婴儿，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以切割地结合在一起。这种人神结合的现象在世界各地不约而同、概莫能外地出现--尽管表现形式和程度或多或少有所不同--具有重要的认识意义，对理性时代的普遍认知，即人类历史发展具有统一性或规律性的哲学概括是一个有力证明。
    当代学界怀疑风盛行，偶然性崇拜在历史认识中占据了优势。然而，至今没有哪个后现代学者能够摆出令人信服的论据，推翻历史哲学之父维科在《新科学》一书中提出的人类史存在规律的三条证据，即世界各个民族在时间和空间上尽管相隔甚远，却无一例外地拥有三种习俗:“1、都有某种宗教;2、都举行隆重的结婚仪式;3、都埋葬死者”(维科:《新科学》，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33页)。现在看来，除了“都埋葬死者”的说法有些过头(因为也有不埋葬死者的民族，可改为都有处理死者的某种仪式)之外，维科的归纳至今仍然有效。这说明人类社会在由简单到复杂、永无休止的进化过程中，总有一些内在的必然性无法回避。史前社会晚期与农耕及游牧社会中出现的社会权力和神祗的普遍结合，便是一个隐藏在人类历史表象背后的某种规律性的坚硬论据。这说明在人类认识史中，为人们所坚守的常识或成说不会被轻易地颠覆。
    为什么世俗权力要与神祗联姻?这个原初的问题不好解答，因为王权被罩上神圣的光环之时，并没有留下任何在场的记录和解说。我们不知道最初的法老、国王们神化自己的初衷是什么。本书作者富兰克弗特虽然试图对此加以解释，但诠释得有些过于玄乎，因为我们知道连美尼斯其人的真假还是悬案，何来美尼斯的想法。作者笔下的帝王将相的念头多半是作者自己的想当然。从后来的国王、皇帝们的做法看，几乎所有的神化行为都是当权者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权力(政权、财权、军权和世袭继承权等)而给自己全身或半身贴金的结果，并没有什么更深远的超功利目的。有此类推，最初的国王的们喜欢与神仙拉扯关系恐怕也都是出于实用的考虑。
    宗教和神灵本来是因应人类的现实需要而产生的，原本是人类自己的造物。根据目前的史料，至少在大约十万年前的尼安德特人时期，人类就开始有了类似于安灵崇拜的观念。这种萌芽般的原是宗教意识一方面意味着人类思维的进步--不仅开始思考生存问题，而且开始思考终极性的生死问题;另一方面意味着我们这个物种--脊椎动物门、哺乳动物纲、人科、人属、智人种的认识局限。这种局限即使在今天科技昌明的时代也依然存在，因为只要包括科学在内的世俗文化不能可靠地解答人生的各种疑问，人们就会想自己祖先一样，要求助于能够解答这些疑问、寄托一切想望的超自然力量。倘若世间没有这样一种力量，他们便会创造这样一种力量。所以古代人想象出形形色色的神祗，设计出错综复杂的宗教解释体系，并且建立起宏大壮美的庙堂文化，满足自己的各种需要。在我看来，这就是人与神结合的根本原因，我们不必以不怪为怪。
    当然，我们也不应据此否定本书作者的工作。本书的长处在于具体的分析和举证，毕竟作者是出色的埃及学家和亚述学专家，收集和掌握了大量有关的史料，析解出古埃及和两河流域乃至巴勒斯坦王权与神祗之间密切联系的不同特点和具体表现，揭示了众多的细节。莫要小看这种揭示细节的工作，一些细微之处可能决定着古代的一种人神结合类型与另外一种的重大差异，从而为我国读者提供了反观中华封建王朝的君权神授理论的若干镜子。这恐怕是该书中译本的主要价值所在。
    翻译是吃力不讨好的工作，本书翻译除了要求良好的英文修养和中文表达能力之外，还需要埃及学和亚述学等相关学科的知识准备。译者虽然年轻，但已经在埃及学领域耕耘了五年，加之本人勤奋、虚心、执着，练就了坐冷板凳的功夫，因此能够把这样一本比较难啃的英文书转换成相对准确流畅的中文译本，我为郭子林的工作感到由衷的高兴，并为我国世界古代史已经有了像郭子林这样的一批年轻学人而感到欣慰。
    是为序。
    2006年10月2日于京师园
    (亨利•富兰克弗特:《王权与神祗》，郭子林、李岩、李凤伟译，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