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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我1994年以来在史学评论科学中的实践探索和理论思考所走过的历程的一个总结，也是我的第一本纯学术性的著作。 收入本书的30篇小文来源于两个部分：一是这12年中公开发表在报刊上的关于史学评论方面的文章；二是从读书札记中选出来的未曾正式公开发表过的文章。在曾经公开发表过的文章中，有些当初是以摘要形式或删节形式发表的，对这类文章我都作了一定程度的修订，恢复了发表时予以删除的内容；其余文章我只是作了一些术语上的变更，以求用语上的统一，内容基本上保持原貌。对于从读书札记中挑选出来的文章，我不仅作了用语上的变更，而且一般都作了较大的修订，以期反映我当前在有关问题上所达到的认识水平。 太史公撰《史记》毕而作《自序》，述其先世及其思想的源泉。而在我家族的“族范”中则制定有“尊业师”的戒条。据清光绪“戊戌（1898年）重修”万青山《川石周氏宗谱》，其中《族范》明确把“尊业师”列为“民生有三，事之如一”者之一，认为“大之德业文章，小之应对进退，凡一切光前裕后之事”，只要在这些方面曾经有以教我者，“无论名之成与否”，都应当尊为自己的“业师”并“终身以之”。所以，在这里，我一则东施效颦一回太史公的做法，叙述自己的家族身世，并梳理自己思想的来源；二则谨遵祖训，以示不忘曾经为我“传道而解惑”的“业师”们对我的恩德。 “文革”前夕的1965年圣诞节，我出生在浙西边鄙、姑蔑之地的江山县（现已改县为市）一个家族式的小村庄－－“万青山川石”村（1949年后更名为周村）。 据乡贤考证，江山人的始祖本是山东奄国人。西周初年，周公平定三监叛乱后，追根讨伐时称“淮夷”的姑蔑集团，“遂践奄”。未被杀绝的奄国族众在姑蔑集团保护下南撤，最后定居在今江山地区。但是，并不是所有江山人都是当年奄国难民的后裔。在唐宋元明时期一直是“衢之望族”、“科甲之多为一邑冠”、“簪缨世胄、理学名家代有传人”的“江阳五坦周氏”（森按：“江”指须江。故“江阳五坦周氏”又称“须江周氏”），即江山周氏的历史就很短。 江阳五坦周氏，郡望汝南，“发祥之鼻祖”乃唐初曾被授为“三衢刺史”的周美。据《川石周氏宗谱》留录的唐“内阁学士兼授仆射”杜如晦撰《三衢刺史元善周公传》的叙述，刺史公，讳美，字元善，号充实，“其家世本古金陵淮庐兴贤乡郎头岭活石河人，系梁武帝仆射惠达公之孙、隋恭帝安抚使太和公之子也。以武德七年（624年）举明经，授济南新城令。宽仁以莅民，兴利振滞，由是而政成诵作。予访名而廉实，荐授州牧”。可见，刺史公“刺衢郡”，是宰相杜如晦荐举的结果。明成化十三年（1477年）“保定府易州儒学学正福宁郑信”作的《周氏宗谱序》也称，刺史公在“唐武德中由新城令擢升柯城刺史，致官择居于江山之凤林”。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赐进士出身承德郎南京兵部武选司主事龙邶龚承荐”作的《序》说：刺史公，“衢之刺史也。见其须江之南乡山川秀丽，因迁而家焉”。刺史公死后“葬于江郎（森按：今江山市著名的旅游风景区江郎山）之左，土名留春坞”，自唐至清末一直“禋祀不辍”。 清蒲松龄《聊斋志异·武夷》记述了一则民间传说：“武夷山有削壁千仞，人每于下拾沉香、玉块焉。太守闻之，督数百人作云梯，将造顶以觇其异，三年始成。太守登之，将及巅，见大足伸下，一拇指粗于 衣杵，大声曰：‘不下，将堕矣！’大惊，疾下。才至地，则架木朽折，崩坠无遗。”这则民间传说讲的就是关于刺史公的“逸事”。蒲松龄文中的“削壁千仞”，实指江郎山三爿石的大郎峰。蒲松龄的记述有不少舛误。江郎山属于仙霞山脉，而不属于武夷山脉。“云梯”其实也不是“云梯”，而是用当地丰富的毛竹搭建的“脚手架”。所谓“人每于下拾沉香、玉块”，是指原来“江郎八景”中的“郎峰飞瀑”从大郎峰峰巅冲刷下来的名贵中药材（在古代，大郎峰峰巅常有飞流直下，形成著名的“郎峰飞瀑”景观）。“太守”刺史公“作云梯”登三爿石大郎峰采“仙药”的传说，一直在江山民间特别是周氏族人中流传至今。 据《川石周氏宗谱》留存的《五坦周氏族谱》有关材料，刺史公并不是好奇于“削壁千仞”下的“沉香、玉块”，而是追慕他视为有“国士之风”的高隐祝东山。所谓的“作云梯”登郎峰之巅采“仙药”以望成仙的传说，纯系周氏或祝氏后人据刺史公与“江郎之处士”祝东山之间交往的历史事实虚构而成。 据刺史公于唐嗣圣二年（685年）所撰《赠东山先生祝公传》的叙述，祝东山祖上本系衢州人氏，其“十五世祖巡君家世祝国，为晋散骑侍郎，辅帝渡河，留守衢州，封信安侯。以署而家衢［州］之南门。七世祖辂君，为萧齐殿中侍郎，封太尉。齐任奸权，匡救莫纳，退而隐肇江阳之梅泉。皇考讳冈陵者，以《诗》、《书》为业。［唐］太宗数招不起。东山年少，英敏通达。及长，经史明奥，文章焕然，为两浙诸生钦重，声名藉甚。余刺衢郡，奇其有国士之风。因荐诸朝，简授集贤正字。东山则葛衣乌巾，来请相见，辞不赴职。余因留宾于署，以道鲁嗣。日谈天下事，洒如也。既而长子钦明登第，次子克明尚英公仪宾，世以为荣也，而东山容色自若……明年，朝士大夫荐东山内翰检讨。州府催车上道，东山避而藏诸江郎山泽，求之不可得。未几，武后当国，易唐为周。余无能持危，亦置身野避，途适江阳，爱其山水，寓迹于彤坦”。所谓“寓迹于彤坦”，即诸“序”经常提到的“卜居凤林”。后来，刺史公“闻东山逸在江郎山，传经后学……因顾访之。东山野服依然未改也”。在刺史公《登江郎山访东山祝公高隐》诗中，刺史公云：“先生先我识天机，先向江郎构柴扉；愧我朝衣挂已晚，今从花下解鞍鞿。登堂试问近如何，出没烟霞逸兴多；此际深情空想像，江郎风景胜烂柯。难尽心怀若个知，投机不忍话别离；痴情欲向先生笑，聊学鹪鹩占一枝。”明确表达了追随祝公高隐之志。“郎峰祝东山”（森按：因其结庐郎峰，故号焉）则在《赠元善周公来访》中说：“我老无心出市朝，江郎山下自逍游；感君千里来相访，相与仙关话寂寥。话到忘机伤岁时，太阴结雾信堪悲；此情莫向人前说，说与青天明月知。”刺史公与祝东山的这段郎峰友谊，后来便演义成了登巅求仙的民间传说。而从蒲松龄的记述可知，在明末清初，这个民间传说已经讹传到了北方。 刺史公有哲嗣五人，析居而为新、桐、丽、学、平五坦。长子、兵部员外郎材公（讳材，字大用）居新坦凤林。至明代，材公第30世孙通五公（讳开先，字日林。又以讳而称开先公），从凤林徙居至以北15里、须江东岸的万青山川石，即现在的周村，是为川石周氏鼻祖。而我，即为新坦材公的苗裔，刺史公第56世孙、通五公第25世孙也。 据《川石周氏宗谱·族范·振文风》，川石周氏素重“优待成名”，目的在于“振作文风”。因此，为了激励族中“子弟读书者……奋发而兴起”，规定：“或当成名之初，出银钱以贺之；或值科场之年，出资斧以助之；或置三元学田，令游泮发达者，收其田租以养之；及祠中加给胙肉、香饼，以宠异之。”但是，此次重修《川石周氏宗谱》后没过多久，科举制度废除，“优待成名”以“振作文风”的先祖愿望也顿成泡影。自川石周氏第22世兄弟，即通五公第21世孙们重修宗谱以后，川石周氏“文风”便渐趋衰歇。我的爷爷德福公，为通五公第23世孙，民国时期曾任过地方保长，被地方乡民誉为“秀才”，但从他遗留下来的书籍来看，其胸中文墨主要是《四书五经》、《大清律》、会文堂书局印行的《详注圈点楹联丛话》和关于民间婚丧嫁娶所需的禁忌、择日等方面的知识，在废科举后的“新学”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他，对于当时的“新学”却似乎并非是他所闻，所接受的教育依然只是《四书五经》之类的旧式教育，显然已严重地落伍于时代了。我爷爷47岁时，因慢性支气管炎发展成为严重的肺气肿病而去世。我父亲因我爷爷卧病在床，才读了两三年书、只有十二三岁时，就不得不辍学，承担起一家五口人的沉重的生活负担。所以，父亲恒以没有机会读书为终身憾事。我记得，自从我懂事时起，父亲就经常给我讲我爷爷的“秀才”事迹，告诫我长大后必须努力读书，以继承我爷爷的“秀才”传统，大概其中还包含有振作川石周氏的“文风”的愿望吧！ 我就是在这种家族传统的背景中度过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的。 1983年9月，足迹从未超出江山县范围的我，作为川石周氏和整个万青山村1949年以来的第一个大学生，负笈北上，来到素有“人间天堂”美称的苏州，在“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里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换酒钱……”（［明］唐寅《桃花庵歌》）的“桃花仙人”故居附近、古运河岸边的苏州铁道师范学院（现改名为苏州科技学院），开始了先祖梦寐以求的4年的“状元”生活。 那时的我，就像是一个“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桃源人，对“天堂”里的一切都感到陌生和新奇。桃花坞的生煎馒头，绿杨的阳春面，碎石铺砌的小巷里传出的侬侬吴语和软绵绵的争吵声……都曾让我和其他几个来自“蛮越”之邦的同学感到新鲜不已。4年的大学生活，既给我留下了许多美好而又难忘的记忆，也留下了一缕永远抹不去的“故苏恋情”。而最让我终身难忘的，是在这里遇到了几位给我以后的人生直接打上烙印的好老师，特别是教我世界上古史、又是我大学4年班主任的汪连兴先生和教我世界现代史和苏联史的姚海先生。汪连兴先生师从我国世界古代史专家、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廖学盛，姚海先生师从我国苏联史专家李显荣。那时，他们都是风华正茂、英姿勃发的年轻人，刚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所硕士毕业，是刚成立不久的苏州铁道师范学院的创业者和拓荒者。他们讲课逻辑严谨而从不罗索，干脆利落，做学问更是勤勤恳恳，踏踏实实，一丝不苟。正是从他们的身上，我开始感受到了一种令我向往的学术的魅力。 大一时，铁道师院历史系举办“大学生优秀论文奖”活动，我在阅读了凯撒的《高卢战记》和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后写的一篇习作荣获二等奖。这点燃起了我“做学问”的野心。大二时，上姚海先生的世界现代史课，我做了篇课程作业，内容是关于罗斯福“新政”经济指导思想的问题。先生看了后认为有自己的“见解”，就推荐到了学报编辑部，作为“大学生优秀论文选登”在《铁道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2期正式发表了出来。这是《铁道师院学报》第一次发表学生的作品，也是我的第一篇“学术”文章。虽然现在看起来并不见得有什么“个人见解”，更谈不上有什么“学术”性，它至多只是我读了几本有关的中文书和几篇相关文章后的一点感想而已，但它对我走上学术的道路却起了巨大的、决定性的作用。 1987年，我从铁道师院考入河南大学，师从现代民族解放运动史专家王存华先生等几位导师学习世界现代史。 那时，如果哪一天不想看书，觉得“无聊”，我就会去王先生家看电视，或聊天。先生给我讲他少年和青年时代从事地下革命工作的一些危险的经历，讲述他与彭湃夫人被关在同一个国民党监狱里饱受折磨的难忘日子，让我感受到了革命年代共产党人英勇无畏的牺牲精神，体会到了新中国的来之不易。有时，先生也讲些“文革”时期发生在河南大学（开封师院）的“奇闻”。而谈得最多的，则是应该如何做历史研究，如何看待现时代、进而抵制外界诱惑等问题。先生向我传授他的治学经验，要求我重视理论学习，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学会用唯物史观的理论和方法去思考、认识问题；但是，那时“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对我有极深的影响，我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可以说没有丝毫的兴趣，因此尽管我在先生面前装得一幅惟命是从的样子，但一走出先生的家，就把先生的谆谆教诲抛到爪哇国里去了。特别是，那时全国上下都沉浸在刚刚涌起的“商潮”之中，我也“人在曹营心在汉”，一度打算弃学“下海”，希望去先生公子的公司里打工。先生反复劝导我，说我只适合做学问，不宜于从商，也不宜于从政。慢慢地，我也就死了“商心”。先生已于数年前魂归道山。如今想起当年往事，既后悔那时的我如此不堪汹涌澎湃的“商潮”的击打，没有很好地听取先生关于重视理论学习的告诫，也由衷地感谢先生的“铁石心肠”－没有被我说动，从而我最终没有被“商潮”卷走。现在细细想来，先生是最了解我的秉性的人。 1990年硕士毕业后，我有幸留校，成为在国内外历史学界享有盛誉的《史学月刊》的一名世界历史编辑，开始了与文稿打交道、为他人做嫁衣的编辑生涯，也因此而有机会以第一时间接触和学习国内世界史学者们的最新研究成果，及时了解和把握国内最新世界史研究动态，并与众多的学者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史学编辑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史学评论工作。对一篇历史稿件的审阅过程实际上就是对该历史论文的学术价值进行评判的过程。所以，做史学编辑工作是最能培养和训练史学评论能力和“史识”的一项史学实践活动。但是，在从事史学编辑工作的最初几年，我根本没有要搞史学评论写作的考虑，更谈不上把它作为理论历史科学的一个独立部门和一门独立的分支学科去认识它、研究它。之所以不敢作此奢想，是因为在我看来，能够写史学评论文章的，都是学识渊博、理论修养深厚、思维敏锐、专业基础扎实的学者，而自己刚入史坛，根本就不具备这些方面的素质和能力。后来走上史学评论这条道路，纯属偶然。 1992年，由于我的严重的工作失误，《史学月刊》发表了一篇存在严重伪注现象的关于意大利法西斯与马基亚维利主义之间关系的文章。这件事促成了我与杨玉圣君的交往。事后，玉圣君惠赠了一本他的《中国美国学论文综目（1979－1989）》，这对我当时审阅美国史领域的稿件起了非常大的帮助作用。两年后，他又给我寄来了他新出版的个人学术文集《美国历史散论》。《美国历史散论》一书对我触动很大：一是玉圣君在书中所批评的弄虚作假的史学现象让我感到非常吃惊，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深感弄虚作假的学风对青年史学工作者所造成的危害已严重到了不能漠然视之的地步，有必要呼吁在历史学界开展学术“打假”行动；二是玉圣君在书中表现出来的注重考实性研究的学术精神和学术风格，让我深有感触，而他在书中提出的重视考实性研究的呼吁则大有进一步做鼓与呼的必要；三是玉圣君的史学评论实践为我树立了学习的楷则。因此，读完《美国历史散论》后，几乎是一气呵成，写出了《略论我国世界史学界的某些流弊》一文。该文在《史学月刊》发表后，很快被《新华文摘》长篇转摘。《史学月刊》自1980年第二次复刊以来，我的这篇即兴之作是第二篇被《新华文摘》长篇转摘的文章。当时，河南大学历史系一些我素所尊敬但交往不多的老师从《新华文摘》上读到我的这篇文章后，路上偶尔遇见时，都大加赞赏；同时，我也收到一些向无往来的国内学者的来信，对这篇文章作了肯定，认为针砭及时，确实切中了国内历史学界的时弊。这一意想不到的结果，给了我极大的鼓励和信心。从此，我便开始爱上了史学评论，越陷越深，几至于不能自拔；而我原来的本行美国史，却自此而渐渐荒废矣。 做史学评论，没有一定的理论基础不行。但是，在这之前我对理论总是提不起兴趣。现在要做史学评论，对理论不感兴趣是不行了。还有一个因素是，在我进编辑部后不久，由于编辑部没有人处理史学理论方面的来稿，领导说我年轻，接受新东西快，思维也比较活跃，于是就把这方面的稿件交给我来审阅。这也迫使我不得不去补理论知识严重不足的课。就是在这种赶鸭子上架又临时抱佛脚的情况下，我开始认真地读一些《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的文章，并开始阅读起当时手头惟一的一本史学理论著作、李振宏先生的《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振宏先生的这本书我1990年就购买了，但此前一直搁置在书架上仅供摆设而已。现在为了研究和工作的需要，不得不吃力地啃起这本理论著作。但是，在这之前毕竟从未接触过史学理论领域的东西，缺乏起码的基础知识，所以对书中的许多概念，如“历史存在”、“历史客体”等等，甚至最基本的“主体”、“客体”、“本体论”、“认识论”等概念，当时完全是一头雾水，一窍不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