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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庇西特拉图的统治还是不错的话，那么到了他儿子希庇亚斯（Hippias）的时代，情况则发生了巨变。按亚理士多德的说法，希庇亚斯本人的素质还是不错的，“有政治家风度，又生性聪敏”[13]。他当政之初也继续着他父亲的路线。他们家族的祸根在于希庇亚斯的三弟塞塔卢斯（Thettalos）。这个人的肆意妄为，最后导致两位著名公民阿里斯托盖顿（Aristogiton）和哈尔莫迪欧（Harmodius），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准备在一次宗教仪式中行刺他。可是行刺者在仪式现场找不到塞塔卢斯，在场的只有僭主希庇亚斯的二弟希帕库斯（Hipparchus），于是就刺杀了他，随后两位行刺者也牺牲了[14]。不过按修昔底德的说法，惹祸的本来就是这个希帕库斯[15]。 不管怎么样，希帕库斯是死了，失去亲人的希庇亚斯开始变得残暴。这个转变大约发生在514 BC（以下的叙述主要依据本卷的L15）。 希庇亚斯变得残暴之后的一个重要行动就是驱逐了一个对他不满的家族——阿克门尼德族（Alcmeonidae，五62）。这个家族在雅典政治史中极为重要。击败库隆政变并被“污染”的美伽克勒斯，以及后来组织“海岸党”的美伽克勒斯（庇西特拉图一度的岳父）都是这个家族的成员。对于后来雅典民主制的确立起了关键作用的克莱斯提尼和伯利克力，也属于这一家族，甚至还有柏拉图。 被驱逐的阿克门尼德族，在他们的首领克莱斯提尼（“海岸党”的美伽克勒斯之子）的率领下，曾经尝试过打回城来，但是失败了（约513 BC）。于是他们采取了一种现在看来不怎么光明正大的手段。为了得到宗教方面的支持，他们先是故意用超高规格重建了在德尔斐的神庙（五62），后来又直接贿赂在德尔斐的阿波罗神庙说预言的女祭司（对于她们有专门的称呼：Pythia——“配提亚”），叫她给斯巴达人说预言时总是加上要求斯巴达人攻打希庇亚斯的内容（五63）。 本来斯巴达人和雅典的僭主一家没有什么来往，更谈不上仇恨，可是神喻老是这么要求，他们也只有照办。大约在512 BC，他们派出了一支海军去攻打雅典。不过希庇亚斯还能够借用父亲的老关系，请帖撒利的骑兵来击败了斯巴达人，还杀了他们的主将（五63）。这一下斯巴达人真地愤怒了。以前面我们已经认识的斯巴达王克里奥美尼为主帅，斯巴达军主力前来攻打雅典。击溃了再次来驰援的帖撒利骑兵之后，斯巴达军和雅典市民一起围攻卫城。正在这时，僭主一家的孩子们想从卫城里逃出来，反而被抓住。于是希庇亚斯只好投降，并答应离开雅典，以换取孩子们的安全（五65）。雅典的僭主统治至此完结（511 BC）。 （这里有一个问题。希罗多德在五65说僭主统治雅典一共有36年，而亚理士多德在《雅典政制》19节说从庇西特拉图第一次当政时算起是49年。如果刨去庇西特拉图两次被驱逐的17年，那么僭主统治雅典也是32年，而不是36年。另外，亚理士多德在《政治学》1315b中说庇西特拉图家族的统治一共是51年，除去被驱逐的时间，剩下的是35年。和他本人在《雅典政制》中的说法也不一样，倒是和希罗多德的说法差不多了。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就我所读到的文献来看，似乎还没有人对此作出解释。我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考虑到亚理士多德在《雅典政制》里几次提到了执政官的“名年”，还将各时间段交待得十分清楚，所以我在上面的叙述中都采用了亚理士多德在《雅典政制》中的时间表。而王以铸在其中译本372页的脚注里简单地说希罗多德所谓的36年是545－509 BC。这肯定是不对的。他似乎忘记了庇西特拉图曾经两次被驱逐，以为雅典的僭主统治是连续的。这个脚注的问题可能不是他本人的错误，因为这个注也见于Godley的英译本，王老在翻译时是参考了这个英译本的。对此王老恐怕是失察了。而且王老既然用了这个脚注，也就是说他认为希庇亚斯被驱逐出雅典是在509 BC，那么何以他在全书末尾的“年表”中会把“庇西特拉图族僭主政治的崩溃”放在510 BC呢？） 现在僭主制度崩溃了，被僭主放逐的阿克门尼德族回来了。雅典又开始了党争。希罗多德说这时的雅典有两个党：以克莱斯提尼（贿赂配提亚的那个人）为首的一党、以伊撒戈拉斯（Isagoras）为首的一党（五66）。两党的政见希罗多德没有说，亚理士多德也只告诉我们伊撒戈拉斯是僭主的朋友[16]。由于五66提到伊撒戈拉斯一族曾担任一种祭祀职务，而祭祀权一般都掌握在旧的“好父亲”小集团手里，所以我们大概可以肯定伊撒戈拉斯的党是倾向原来的土地贵族、支持寡头统治、反对民主制的。这种倾向肯定和被赶走的僭主希庇亚斯气味相投，所以才被称为“僭主的朋友”。而克莱斯提尼的父亲既然就是“海岸党”的美伽克勒斯，那么我们大概也可以肯定他的这一党是倾向工商业阶层，主张削减贵族权力的。然而，和他父亲不同的是，克莱斯提尼不准备“骑墙”，当他发现可以和下层平民团结起来反对旧贵族的时候，他就坚决地和平民联合起来了。换句话说，克莱斯提尼现在是民主制度的坚定拥护者。他取代了原来庇西特拉图的地位，成为民主派的领袖并和寡头派开展斗争。“中产阶级”现在成了下层民众的代言人，正如法国大革命初期资产阶级成为整个“第三等级”的代言人一样。 伊撒戈拉斯一党见势不妙，于是想到了寡头制的总后台、坚决走寡头路线的斯巴达。于是伊撒戈拉斯请克里奥美尼出马。克里奥美尼便以克莱斯提尼的祖先曾经是“库隆污染案”的主谋为借口，要求将整个阿克门尼德族再次驱逐出雅典（“库隆污染案”后来一直是寡头派攻击民主派的一个口实。伯罗奔尼撒战争前夕，伯利克力也曾受到类似的威胁）。克莱斯提尼主动引退下野。伊撒戈拉斯在斯巴达军队的支持下在雅典建立起寡头政府。可是已经体验了民主制度的人民起来反抗他们，最终迫使伊撒戈拉斯离开雅典，克莱斯提尼重新掌握了政权（五70至五72，此事大约发生507－506 BC）。 克莱斯提尼像（点击可放大） 克莱斯提尼可以说是雅典民主制的真正建立者[17]。他的改革大致在508－501 BC之间。其重点之一是重新划分了雅典的行政区划。 传统上，雅典及周围地域被分成4个“部落”（phulai），也就是现在的“区”。“部落”是按传说中的雅典王爱昂（Ion）的4个儿子来命名的（可参见五66）——Geleontes（农民）、Hopletes（战士）、Argades（工匠）、?gicores（牧羊人）。每个部落习惯上由一个“部落王”管理，但随着雅典城市化的发展，这个“部落王”很早就只是一种礼仪上的职务了。从部落名称就能看出，它们其实不是什么爱昂的4个儿子的名字，而是对雅典平民阶层的起源的一种回忆。梭伦曾经对传统的4部落体系进行了改革，赋予了“部落”一些行政功能。比如他将每个部落下面分成3个“三一区”（trittues），每个“三一区”下面又分成4个“造船区”（naukrariai）。这样，全雅典被划成了12个“三一区”和48个“造船区”。“造船区长”（希罗多德在五71提到了这种职务）平时负责收税和开支，战时还要保证每个“造船区”提供一条船。这些“造船区”其实就是当时雅典市的基层政府。 克莱斯提尼对这个体系来了一次大手术。他先取消了传统的“部落”，再把雅典城分为“城区及周边地带”、“内陆中央平原”、“沿海地区”3个大区，然后每个大区又分为10个新的“三一区”，最后按抽签的结果，在每个大区里各选一个“三一区”出来，组成新的“部落”。这些新的“部落”一共有10个。每个新“部落”下面有3个彼此完全没有地理上的联系、随机组合在一起的新“三一区”。这么一来，以前按地区分党派的现象不会再出现了。因为原来分散在三种不同地域的人现在成了一个部落的人，部落内部的交流就足以弥合一些原来非要上升到党派之争的矛盾。新的部落区划促使不同地域（如前所述也就是不同阶级）的人民之间加强相互了解，增加了人民的团结，避免再次出现党争。（关于克莱斯提尼的新区划，可以参见这里。） 另外，梭伦曾经为全体公民都参加的公民大会设立了一个“议政会”（Boule），其成员由每个旧部落选出100人，共400人。平常的法令草案都由这个“议政会”来起草，公民大会只需对草案表决通过与否就行了。现在克莱斯提尼将这个“议政会”扩充到500人，即每个新部落选出50人。这样每个新部落内部选举的时候，候选人就必须同时照顾到三种地域、三种阶级的人民的不同要求。这种安排还是为了加强人民之间的理解，避免党争。 至于原来梭伦时代的“造船区”，克莱斯提尼以“村社”（Demos）代之。每个新“三一区”下辖数目不等的村社，全雅典共有100个村社（后来逐渐增加到176个）。村社内部的人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生活，出征时同一个村社的士兵也在一起服役。人们取名字也不再用祖上的姓，而是以村社名为姓。这样做，说到底还是为了打破原来旧有的、注重血缘关系的贵族门阀制度，建立一个“彼此平等”（isonomia）的社会。就连新来的移民也很容易融入雅典，因为他的姓和他的邻居是一样的。 克莱斯提尼另两个举措因为已经为人所共知，这里只简单地提一下。首先就是每个新的部落选出一名将军（strategos），负责在战场上率领本部落的所有士兵。最高军事指挥权虽然仍归传统的九执政官之一“波勒马克”，但是由于“波勒马克”不能连任，而将军之职是可以连选连任的，再加上希波战争和伯罗奔尼撒战争两场大仗的影响，所以“十将军”就渐渐取代了“波勒马克”和名年执政官，成为雅典实际的最高统治者。比如伯利克力，他主政雅典时的职务就是将军，而且连选连任长达15年（445－430 BC）。 克莱斯提尼还首创了“陶片放逐法”（ostrakismos），即允许人民投票决定是否将怀疑威胁到城邦安全的人放逐出城10年。不过这种放逐并不等于剥夺其一切权利。被放逐的人在城里的生意、债务仍然可以请人代为照管，只是本人不能回城而已。 正是在克莱斯提尼的改革让雅典走上了民主制的道路。而这种改革刚起步就面临着巨大的外来威胁。因为民主派是赶走了伊撒戈拉斯和他的后台斯巴达人才得以上台的。而得罪了斯巴达人绝对不能给雅典带来安全。于是为了寻求外援，希罗多德告诉我们一个绝对令人震惊的事实：雅典人向波斯人投降了（五73），具体而言是克莱斯提尼的使节们向大流士王“献上了土和水”。这很难让人接受，因为雅典后来一直是抵抗波斯最坚决的希腊城邦。这一点确实是雅典民主制的一个污点。不过好在他们马上就洗刷了这个污点。 雅典人所担心的，即斯巴达的讨伐，来得也很快。斯巴达的军队，在他们的两个王带领下果然来了，一起来的还有科林斯的军队，雅典的近邻波奥提亚人、优庇亚岛上的卡尔启斯人也发兵来攻打（五74）。这支联军的力量不可谓不强大，最后却因为内部不合而解散了（五75）。后来斯巴达人知道了早先克莱斯提尼贿赂配提亚，叫她说假神喻的事，又想组织一次进攻雅典的联军（五90），却因为科林斯人自己也吃够了僭主的苦头，认为斯巴达人为了替一个僭主报仇而兴师动众是毫无道理的（五92）。斯巴达人才最后放弃了支持希庇亚斯回国的念头。 急于想回雅典的希庇亚斯谢绝了父亲的老朋友——帖撒利人和马其顿人的邀请（五94），转而来到了小亚细亚。他鼓动前面提到的波斯帝国驻吕底亚太守阿塔弗列涅去攻打雅典人。阿塔弗列涅后来真地命令雅典人把希庇亚斯迎回去，理所当然地被雅典人拒绝了（五96）。现在雅典人总算明白他们原来想依靠波斯人巩固自己刚建立的民主制是多么的幼稚。波斯人对于民主制的威胁要比斯巴达人大得多。他们现在终于认清头号敌人是谁了。后来他们也以实际行动给这个头号敌人好好上了一课。 就在雅典对波斯的态度发生彻底转变后不久，爱奥尼亚起义的领导人阿里斯塔戈拉来雅典求援，雅典人当然马上答应了他。 "刺杀僭主者”雕像（点击可放大） 七．一座雕像的遭遇 在雅典的民主制确立之后，在514 BC刺杀希帕库斯的两位公民阿里斯托盖顿和哈尔莫迪欧被民主派奉为为民主制的建立而牺牲的英雄，虽然两人当时的动机是私人的仇恨。城邦还为他们建立了雕像以纪念之。这座雕像有罗马时期的大理石摹品传世，是希腊早期古典主义风格雕塑的代表作之一。这尊被称为“刺杀僭主者”（Tyrannicides）的雕像后来变得太有名了，以至于人们以为他们刺杀的希帕库斯就是僭主本人，所以到了修昔底德的年代，他就不得不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六卷5章特别声明当时的僭主是希庇亚斯。至于雕像为什么会是这种姿态，可能是因为当时行刺一瞬间的姿态是这样的。 现存的罗马时期摹品复制的肯定不是原作，因为原作在480 BC波斯王薛西斯攻入雅典时已经被波斯人运走了。后来雅典人在477 BC重新树立了一尊新的雕像。摹品复制的应该是这第二尊。 [1] 这个亚历山大和近200年后那位著名的“世界征服者”同名但不是同一人，后来建立马其顿帝国的那位亚历山大是他的5世孙。 [2] 参见《平行列传·忒修斯传》。 [3] 《雅典政制》3节。 [4] 关于“库隆政变”更详细的记载见《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卷10章，86页。 [5] 这种“神殿避难权”一直到中世纪仍然在欧洲存在，可参见《巴黎圣母院》。 [6] 美伽克勒斯的名字希罗多德、修昔底德都没有提，也许是“为尊者讳”吧。《平行列传·梭伦传》12节提到了。 [7] 《雅典政制》4节。 [8] 参见《平行列传·梭伦传》17节。 [9] 《雅典政制》5节。 [10] 《政治学》1274a11。 [11] 《雅典政制》13节。 [12] 《雅典政制》16节。 [13] 《雅典政制》18节。 [14] 《雅典政制》18节。 [15]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六卷5章，461页。 [16] 《雅典政制》20节。 [17] 以下见《雅典政制》21、22节。 八．不要“以成败论英雄” 前面提到希罗多德唯一一次批评雅典人，是因为他们支持了爱奥尼亚起义。原因就是他本人从头到尾就不认同这场起义。在他看来，起义从一开始就没有丝毫成功的可能。而后来波斯人入侵希腊，希腊人几乎遭受灭顶之灾，这场起义又是最直接的原因。所以他始终认为这场起义是一场不折不扣的“灾祸”（五28）。 希罗多德抱这样的看法，当然和古希腊人根深蒂固的“宿命论”有关系。在普通希腊人看来，人世间的万事万物都是有其“宿命”的。而一件事如果最终失败了，那么在它刚开始的时候，就一定会有很多预示其结局的征兆出现；而从事这件事的人，肯定自身也是有问题的。这种看法，可能就是第四卷第7项札记提到米泰亚德编“一根绳子和60个结”的故事时要把放走大流士的责任推到希斯提亚欧身上的原因。这种“从后往前”看待事情、“以成败论英雄”的思维习惯，其实在世界各地的古代社会很常见。在我们的古籍中也有太多的例子，这里不必详说。 这就给我们想以客观态度研究历史的人带来了困难。因为如果“以成败论英雄”的话，那么一些事业最后失败的历史人物，往往在古人眼里，他身上的一些优秀的素质会被忽略，一些缺点会被放大。在中国历史中，这种失败者被“妖魔化”的例子里，最突出的大概是跟唐太宗李世民争天下的太子李建成。在新、旧《唐书》中，李建成都被写成一个似乎很不堪的人。但实际上，此人的才略决不在李世民之下。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编》有很精到的表述，这里也不去说它。在我们研究的《历史》这部书里，被“妖魔化”的失败英雄里，最突出的就是爱奥尼亚起义的两位领导者：阿里斯塔戈拉和希斯提亚欧。希罗多德给我们描述的这两人，几乎谈不上有任何的领导才能，更多的时候倒像是小人。比如“阿里斯塔戈拉……并没有使爱奥尼亚人得到好处——诚然他的计划的目的原来也不在此，而只是想跟大流士王找找麻烦而已”（五98）、“从米利都人阿里斯塔戈拉的行动可以明显地看出，他并不是一个有气魄的人物”（五12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