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梭伦的政治预言或许“想到了自己的祖先”，却没有“想到自己的后代”，他自己的后代像打去了蛋黄的空壳，他只能说给包括灭亡自己民族的其他三个民族听了：“罗马人、英国人和美国人”。 “西方政治的一个基本格局是永恒不变的：任何一个民族，如果想在单纯的文化上有所贡献，他们一定会以雅典为最高典范；如果想在信仰上有所贡献，他们一定会以耶路撒冷为最高典范；如果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他们一定会以罗马为最高典范。” “我们一定不要忘记，波利比乌斯虽然是希腊人，但他观察的是罗马。他的《历史》试图为罗马异乎寻常、并且是违反人类先例的权力扩张寻求一个解释。(拍案：真好人！)他观察到，问题的答案在于罗马政体的这种混合性格，这种混合是如此成功以至于‘即使是罗马人自己也不可能分辨清楚它是贵族的、民主的还是君主的’。如果一个人把眼睛放在执政官身上，这套制度无疑是君主的；如果放在元老院身上，则无疑是贵族制；若是放在公民大会和护民官身上，它立刻就成了民主制。波利比乌斯试图向希罗多德，也就是说，罗马试图向包括希腊在内前罗马世界提出挑战，他要证明，人间的幸福能够永恒地留在一个地方、留在罗马，原因在于罗马共和政体的设计克服了亚里士多德所总结的三种单一政体各自的缺陷，并各取其长而融为一个政体，设若这种政体真的出现了，那么它无疑就是可以永恒的了，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的。” “罗马第一次打破了前罗马世界被尼采称之为‘永恒回复’历史循环，第一次告诉古代世界，‘太阳底下有新事物’，第一次向世界各民族提出‘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生死要求。” “历史上，世界秩序的规划经历过三次浪潮，分别由三个但丁所谓的‘世界帝国’完成或者准备完成。第一个是罗马帝国，第二个是大英帝国，第三个是美国。通过比较可以发现，这三个帝国的政治制度有一个最明显的共同点，即都不可复制；也有一个最明显的不同点，罗马建立帝国通过大地完成，英帝国的建立通过海洋完成，美国似乎是结合大地、海洋和天空三者为一体。” “美国走到今天，在一个决定性的方面，越来越向古罗马靠近，这就是主动在国外从事战争。” “美国不是古罗马，但他的确是新罗马。他跟古罗马一样，具备足够的能力向任何有人居住的世界提出要求，迫使世界上所有的人打破自己传统的生活状态，去面对一个有关自身命运的生死决断。比如说，我们从小到大都要学美国发音的英语；我们大学或者中学毕业时，都得考虑一下是不是去美国留学；留学生们考虑的最大问题可能就是：留在美国，还是返回祖国。”(拍案：中国留学生的哈姆雷特问题：“留，还是不留？”) 并以黑格尔概括希腊与罗马的冲突为证： “从波利比乌斯所描写的希腊看来，可以知道虽然像他那样高贵的禀性，对于希腊当时的局面也只有绝望，而逃避到‘哲学’中去；或者，假如要想有所作为，也只有叫它在奋斗中灭亡。同这种热情的特殊性、这种局面、这种不问善恶同归于尽的局面形成截然对立的，是一种无可挽回的盲目的命运——一种铁的力量，准备着揭穿那种堕落局面的一切征象，把它毁为焦土，打个粉碎；因为治疗、补救是不可能的，而这种压倒一切的命运就是罗马人。” 作者最后说： “有塔西佗撑腰，我们不妨这么总结罗马共和：虽然罗马奉爱神丘比特为主神，但这更加掩盖了罗马共和的一个最深的奥秘：战神玛尔斯才是罗马共和的最伟大塑造者。一个不敢主动迎接战争的政体是个流氓政体；一个不能应付战争或者外部危机、只知道强调和平的政体是个不负责任的政体，这样的政体根本没必要存在，也必然不会存在下去。西皮奥是战争的胜利者，但却是和平的失败者，这本身意味着，真正的和平实质上是一场更加严酷的战争。把经济或者社会的发展简单地等同于和平，是一种过于牵强的附会，至少历史还没有提供直接证据，证明在和平与发展之间存在相互的因果关系。” 这已经不是“无端推论”了，这是作者在宣布他听到的“命运”的声音： 这种压倒一切的命运就是美国人。 不错，霍布斯早就说过：“我强烈预感到我的利维坦是会死的，但是，在它存在的时候，它是上帝。” 你也可以强烈地感到“新罗马帝国”是会死的，“第三帝国灭亡了，第四帝国还会远吗？”但是，你不得不承认，“在美国存在的时候，它就是上帝。” 就现实而言，这个声音是不能不听的！ 不管你如何以“德性”治国——天知道这“德性”能德性到何等程度？——别人“跟古罗马一样，具备足够的能力向任何有人居住的世界提出要求，迫使世界上所有的人打破自己传统的生活状态，去面对一个有关自身命运的生死决断”。 这时，作为一个民族（不是留学生），面临的是哈姆雷特本性：“存在，还是不存在？”（“活，还是不活？”） 作者已经紧迫到超出“警惕”的地步了。这或许是作者不得不把“随想”写成“断言”的被迫性吧。 到此，我的“序者”任务完成了。 不幸，我是个聋子。 我是个聋子读者。 我听到的是文字的声音，是在默读中听到的语言本身的声音。 它不是希腊语、希伯来语、拉丁语、英语……也不是汉语，而是语言自身的声音。 历史是人类的历史，不是或不仅仅是或希腊或罗马或美国等西方的历史。 穿西服的“上帝”与我何干！ 有些强大是可以学到的，比如“原子弹”或比“原子弹”更强大的“核弹”，谁都可以学到。这不是“自然性”。 有些东西是学不到的，因为它不用学，它就在自身，它才是真正的自然性： 苦难、仇恨和同归于尽！ 它不仅伴随着强大，尤其伴随着弱小。它使强大者不能永生，它使弱小者获得施舍外的同样值得尊重的生存，而且想强大者最初的乳汁无一不是它提供的，尽管回报有限，谨慎却无处不在。 不是对外的“顺我则昌，逆我则亡”，而是对内的“慎己则昌，暴己则亡”。 这也是历史，而且是历史更内在的逻辑。 它是无形神惟一的见证。 如若不然，人真的可以在历史上为所欲为了。 为此，我想补充一点读罗马史的前准备。 有备而来 其实，“如何读罗马史？”这个问题隐含的逻辑是“如何读西方史？” （我把希腊、罗马、欧美，谓之“西方”。） 长期以来，我有一个百思不解的困惑： 为什么地中海区域“行与思”都是“普世性”的，而非地中海区域“行与思”都只能是“特殊性”的、“民族性”的？这是真实，还是意识形态？ （注意，马克思给“意识形态”做了两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定：“把特殊的东西说成是普遍的东西——伪科学性”，“再把普遍的东西说成是统治的东西——权力性”。） 换句话说，是近代史以来显现的“绝对真理”，还是“知识即力量”推行的“强权话语”？如果是“绝对真理”，非地中海区域或非美国之“行与思”所能等待着的命运只能是“好人”波利比乌斯的命运——希腊人，但臣服于罗马帝国。 如果不是，罗马史或西方史，就应该有另一种读法。 与历史的“现时性”相对，哲学并不仅仅追问“永恒”，甚至哲学的主要功能恰恰在于审视历史或政治对“现时性”的僭越。两者并不?牾，一个不追问“永恒”的哲学如何能审视历史或政治对“现时性”的僭越？ 所以，在历史中轻视哲学，或在政治中轻视哲学，其隐含的动机，不管自觉不自觉，都在于为历史或为政治对“现时性”的僭越提供合法性证明。 迄今为止的西方哲学史思想史主流，或明或暗地都在为西方历史或政治对“现时性”的僭越以至僭越到让非西方文明丧失意志力的“普世性”地步提供“招安精神的文化殖民”。 但是，苍天有眼，崩溃来自西方内部。 自柏拉图以来，凡提供的为奠基普世性的“一”或“本体”，没有不被后来者砍下“头颅”的，以至呈现出“形而上学是堆满头盖骨的战场”之黑格尔式惊叹。 宗教领域也不例外，所谓宗教，乃真神隐、诸神显的世俗形式。凡想自尊为“一神”（如三大“一神教”）的“诸神”有一个共同的“诸神性”：“特选”与“忌邪”。“特选”就是优选，确立“我属子民”；“忌邪”就是排他，确立“异邦敌人”。我们已经看到，从古代希腊人梭伦到现代德国人（自称“罗马人”）施米特，无一不把“确定敌人，准备战争”当作“政治成熟”的标志。原来他们都是属“诸神”的，即属相争“一神”的“诸神”的。难怪，从“诸神”时代一直血战到今天，便是“诸神”之理，但非真神之所属也。说白了，“诸神”不过是“民族的守护神”。即便其中有非民族的“神言”，在民族、国家中也只能做“与我同在”的祈祷与理会。显即隐了。 这就是西方历史或西方思想史。我们不能在这个特殊的历史面前，跟着黑格尔、马克思犯他们意识到但没能避免没能克服的错误：“在假象本质的批判中承认假象本质。”（这是上述“意识形态”两个规定的另一种表达。）换句话说，他们把特殊的说成是普遍的、把普遍的说成是权力的，我们一面揭示普遍背后的特殊性，一面又因其智力与强力的形式化而把特殊性当作最完好的榜样来顶礼膜拜。这样的结果会怎样呢？波利比乌斯在向我们招手哩。黑格尔对波利比乌斯评价的那段话，应该成为默认命运的“好人——明智”的写照吗？ 多么触目惊心的“明智”啊！ 是的，西方历史或政治一直在说，我就是“现时性”中的“上帝”——“顺我则昌，逆我则亡”——奈何！如罗马或新罗马。 如果仅仅是这样，那只能是西方强加给人类的“丛林原则”，让历史或政治陷入“丛林”中不能自拔。从而迫使世界只好——在战场上见！ 但是，这个“战场”不会是罗马人规定的战场，“重装步兵兵阵”也好，“陆海空立体战争”也好，那是按“你”的优势规定的战争。 战争还有“我”的打法：“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双星子座”的毁灭就是信号。 ——二十世纪、二十一世纪，非罗马地区都有“改变了罗马进程”的人物出。还会有的。 这也是历史。 西方古代历史学政治学把“奴隶”（对内统治）、“战争”（对外掠夺）当作“自然性”或“自然正当”，从而排除其后果的“苦难”于历史学政治学之外。 可以承认“灾难”，因为它本来就是自然的。若要承认“苦难”，则将不得不追问“奴隶”和“战争”之根源的正当性与合法性。 除了罗马时代基督教的兴起，这种追问特别在西方的“二战”之后、在西方的“奥斯维辛”之后又绝命地兴起，战争的“自然正当”第一次在“人性”的限度内遭到了“苦难”的追问。 六十年刚过去，不要遗忘它，不要以为它们是神学或道德学，与政治学无关。没有它们，以为像罗马时代靠“战争”的文明性（“罗马军团”是当时最文明的体现）推进世界文明，那么今天，是否也要靠更文明的“核战争”把人类推进到“后人类时代”？ 我们不是神，不要用奥林匹克神的静穆或像本雅明质疑的“天国风暴”那样对待人类堆积如山的苦难：为了“进步”而对苦难无动于衷。何况，惩罚人类罪恶的神对人类的苦难尚且有救赎之心，人类自己永远不要说，这样的战争仍然是文明自身的自然进程，而推诿苦难的责任或冷漠苦难的意义。 如果人类不能追问“战争”及其“苦难”本身，人类的智慧只配停留在“丛林”中。 最后，我想用《“知其白守其黑”——“主从伦理”之政治秩序掩盖了什么？》的结尾作为这里的结束语： 我是信神的人，而且笃信到“诸神”之上，为了神的不再逃离，即不在“教堂”里祈祷“与我同在”的信仰中逃离。 西方总想大到一个“最”字——“最高存在者”如“上帝”、“本体”，为求“主宰”； 东方则讲究的是“大象无形”地“大而化之”，“无形者形之君也，无端者事之本也”，“君”者“道法自然”也。 这个世界上，在“是什么——最高存在者”的技术逻辑之外，还有“出神入化、深不可测”的那个洞玄幽暗之地——它不“是”而唯“在”。 当然，没有力量总是不行的。 问题在于，有了力量，是用在“伯”字上，还是用在“化”字上？两种人生境界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个人做到并不难。 一个民族，在今天，要能强而制强地跨过“伯”字而入“化”境，怕就难了。 美国做不到，欧洲呢？日本做不到，中国呢？ 德性不长，世无宁日。 庆夫不死，鲁难不已。 是以今日喻。 (本文为林国荣著《罗马史随想》序言) 原载《天涯》2005年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