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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记得曾在古希腊的握手 虽然还没有“言必称希腊”的资格，但古希腊文明也确实是民国学人的精神血脉之一；尤其像周作人，对古希腊的翻译、钻研，构成他本人思想学问体系和我国古希腊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周作人的古希腊神游中，有另一个著名学者的作用，我觉得很应该专门提一提。 却说抗战胜利后，周作人因“变节附逆”而系狱，期间主要做了两件文字工作，一是写了一批旧体诗，二是初译了劳斯著的《希腊的神与英雄》。书出版后次年（一九五一年），周氏写了一篇与原书名《希腊的神与英雄与人》同题的介绍文章，但开头结尾写的却是郑振铎。文章劈头就从与郑氏的相识谈起，回忆昔年同声气共创事之盛，此后如何各走不同的文学道路，但彼此仍“有一种共通的地方”，那就是对希腊神话的兴趣云云。——这样的写法，是隐含了周氏的感慨的。因为在这之前的一九四九年，他编译出《希腊女诗人萨波》一书，了了一个三十年的心愿，称为刚出狱的愉快之事；但在当时情势下该书能够出版，有赖郑氏的主动支持：郑氏在知道他把译稿交出版社后，即竭力怂恿老板付印，并收入自己主编的“文艺复兴丛书”。更早的，在周氏被捕后，郑氏写了一篇客观公正的、既义正辞严又有厚爱善意的名文《惜周作人》，当中提到周氏“对于希腊文学的素养也是近人所罕及的”，提出了一个“保全他”的方法：“囚禁着他，但使他工作着，从事于翻译希腊文学什么的。” 到解放后，政府安排给周氏的工作就是以古希腊和日本文学为主的翻译，应当也有郑氏主张的影响。而周氏“给公家译书的开始”、一九五○年翻译的《伊索寓言》（近年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苦雨斋译丛”重印时，恢复原题《全译伊索寓言集》），更是郑氏给他提供法文版的。 周作人和郑振铎后期已非同道人，解放后更是地位悬殊，但至少在古希腊这一共通点上，二人还是知心的，不负当年之交。郑振铎（西谛）去世后，周氏在《知堂回想录》记下《希腊女诗人萨波》出版事宜，最后说：“古来有句话，索解人难得，若是西谛可以算是一个解人，但是现在可是已经不可再得了。”——周氏不喜欢夸张的文艺腔，这番话说得很平实，末一句尤其朴讷，然而有无限的深情，也有言不能尽的寂寞。 2004年3月9日整理毕 6、以神话作见证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海南出版社近年印行了一批周作人翻译的古希腊作品，尤以前者的“苦雨斋译丛”成规模，主事者止庵或挖掘周氏遗稿、使其心血得见天日，或根据其手稿订正旧版讹误、补齐周氏一向重视的丰富译注及说明文字等，诚为倾慕古希腊及喜欢知堂文字者的福音。我曾撰《周作人古希腊译事小摭》（未刊稿）等篇记之，在此不想重复繁琐考辨的内容，而愿以书见人，从中缀拾几个身影；因感念于郑振铎与周作人以古希腊神话这一早年共通点而成就的缘与谊，先整理了上一篇，接下来继续牵连旁及一下。 周作人第一部以古希腊为主题的译著，是后人根据荷马二史诗编写的《红星佚史》，而郑振铎也译过《伊利亚特》和《奥特赛》，这几种都是稀罕的旧书了。印证了周、郑友情的《希腊女诗人萨波》也遗憾地未见纳入“苦雨斋译丛”。我只有近年上海书店将郑振铎译述、编著的两部旧著合为一册重刊的《希腊罗马的神话与传说》，买的时候，也是重在从中可追想他与周作人交谊的情味。——就像神话，是一个民族文明的起点、背景和早年记忆。 周氏所译古希腊神话，除了一些散篇，专著有阿波罗多洛斯《希腊神话》和劳斯《希腊的神与英雄》（分别由前述两社出版、重印）。前者是由古希腊人自己从古书文献中集录编写，不改窜材料，也不引用罗马文人的转述、不采口头传说，文风平易无饰、“平常自然”、“简单诚实”，“许多不一致与矛盾他都坦然地叙述”。这是远古初开天地中人的朴实胸襟、广大气度，也很合周作人的文章路数（如《知堂回想录》等就不失此坦然之风）。后者的好处则“一是诙谐”，“与清教徒的绅士不是一路”；“二是简单”，“粗枝大叶的却又疏劲有致”。周氏这些赞赏，同样见出他的精神兴味和文章宗旨。另外，《知堂回想录》谈到对于后一本书的感情时说：“我因为以不知为不知，对于文学什么早已关了门，但是也有知之为知之，这仍旧留着小门不曾关闭，如关于神话是也。”我也喜欢这种态度：诚实，谦和，又不乏自负；自知，却不自恋，然而又不是“太上忘情”。 二书都译过两次，反映了周氏对古希腊神话从不曾“关门”的爱好和热心。《希腊神话》第一次译于日本入侵、周氏不随北大南迁、闭门蛰居北平之时。其后是“落水”，再其后抗战胜利，入狱，于监牢中进行了《希腊的神与英雄》的第一次翻译。——两部神话，正从侧面记录着周氏后半生的悲哀了。 2004年3月10日整理毕 7、古希腊旅途的另几个身影 胡适也曾出现在周作人的古希腊旅程中。周氏从希腊原文翻译过来的第一部古希腊作品专著集，是《希腊拟曲》；其中部分篇章他早已译过，后来为纪念少年时学习希腊文的因缘而全部译齐、修订成书，得到了胡适的鼓励；售给胡适主持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编译委员会出版，因原著有些秽亵文字，他去向胡说明，胡“笑着答应了”。该书得了极高的稿酬，使周氏能买下一大片坟地，先后用来葬了幼女、侄儿、母亲和妻子。 还有一个人，罗念生，说起来比郑振铎、胡适之更紧密，是周作人的翻译合作者，但却闹得不怎么愉快。最先，周作人很欣赏欧里庇得斯的悲剧《忒罗亚的妇女》，曾半叙半译（部分），以同题收入自己的文集《永日集》；后来与中国留学希腊的第一人罗念生相识，特别叮嘱他译出全篇。解放后，罗接到出版《阿里斯托芬喜剧集》的任务，则约周氏译了其中的《财神》（今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苦雨斋译丛”将其与《希腊拟曲》合印）。接着，罗又约周氏合译《欧里庇得斯悲剧集》，两人的学术分歧突显了。今“苦雨斋译丛”单独取周译十三种出版《欧里庇得斯悲剧集》，整理者止庵的《跋》辑录了周作人相关日记等资料，从中可知，原因一是周氏一贯将自己为译文撰的详尽注释看作“胜业”，常苦于它们被社方删改，偏偏罗氏亦主张压缩注解；二是他对罗的译音方法也不满，认为“恶俗”、“可笑”。这样的合作使得周氏颇为抗拒，私下视此书的翻译为“俗事”。 罗念生也出版过全由他所译、包括欧里庇得斯等人作品的《古希腊悲剧经典》（作家版），里面的注释确是很简明。另周作人有《全译伊索寓言集》，罗念生后来也与人合译了《伊索寓言》（人文版），但周译本共三百五十八篇，罗译本则为三百三十篇，区别在于对“低级趣味”、“无意义”等篇目的一存一弃，似略可见二人的学术胸怀一斑。 《欧里庇得斯悲剧集》那些常达原文数倍的惊人译注，及周氏名称译法、相关文字等，已为今版恢复。还应提到周氏极为珍重的《路吉阿诺斯对话集》，这本“疾虚妄”之书，周氏视为平生心愿，早岁即零星起手，晚年译成，是他完整完成的最后著译；他在两次遗嘱中都专门谈到，称译成此书则可放心而去，“余一生文字无足称道”，唯此译冀“识者当自知之”。但人民文学社一九九一年初版时，书名易为《卢安奇对话集》（那是解放后周译古希腊文学公开出版物中首次署本名“周作人”者，时周氏已黯然辞世二十四年）；而罗念生另将这原作者名字译作“琉善”。今止庵整理重刊时，梳理了周氏的意见，恢复他最后确定的译法。 所以，虽然“苦雨斋译丛”还有些琐细的遗憾，但在由书本构成的周作人古希腊之旅上，还应于周氏身后加上止庵的影子。 2004年3月10日整理毕 8、带回曙光散布出去的紫色花儿 才女田晓菲编译了古希腊伟大女诗人萨福的集子，最近由三联书店出版。书名《“萨福”：一个欧美文学传统的生成》，很有意思。萨福的名字加上双引号，大概表示展现的只是一个文学形像：我们并不能确知萨福其人、确证其诗，只能通过一些残纸碎片重塑想像中的萨福。副题，则对应正文的一辑西方历代与萨福有关的诗文，见出萨福对后世从未中断的影响。 此书编辑严谨细致，参考了西方学者意见，形成一批独立成篇、可以文艺评论视之的“译者注”，因而既是译诗集，也是中文萨福研究的最新成果。最有趣味的是，田晓菲搜集了周作人、朱湘、罗洛、水建馥等中译萨福诗，来对比分析，颇可使读者“购一得众”、追溯萨福在中文里的影子。我们虽未像欧美那样生成一个萨福的文学传统，但从周作人开始——田晓菲在《引言》里特别谈到周作人对萨福的介绍，说她当初“是因为看了周氏的（萨福诗）译文，深为其素朴优美感动，才发心翻译古希腊诗歌。”又说一直想找周氏编译的《希腊女诗人萨波》，但未如愿。此亦正是我的怅怅——历来仍不乏名家妙手，悄然接来萨福“一些甜美的歌/蜜的声音/轻风穿透了/湿于露水”。（田译） 萨福有一首著名的残篇，田晓菲开列了周作人的译文：“黄昏呀，你招回一切，光明的早晨所驱散的一切，/你招回绵羊，招回山羊，招回小孩到母亲的旁边。”水建馥的译文：“晚星带回了/曙光散布出去的一切，……”又有罗洛之译，加长而失真，此不引。（在田晓菲之前，罗洛出版过唯一的萨福诗集中译本。）田晓菲译作：“黄昏星/收敛起所有/被黎明驱散的……”她解释说，“收敛”是“驱散”或“散布”的更准确的对应，并描述了选择此词的妙意；我却总感到“收敛起绵羊”、“收敛起孩子”很是别扭。此诗我尚见有杨宪益译本，那两个关键词作“聚起”和“散置”；比较起来，还是更喜欢周、水两家所译，自然、晓畅。 另一阕关于山中一枝风信子的残诗，则要数田晓菲最能超越前人的卓绝。她比较伯因斯通的英译：花儿虽然被牧羊人的脚步践踏了，“依然紫红地开着。”水建馥也译为“却在地上开出紫花。”罗洛则译成那花儿“只剩下紫色的斑点/残留在地上”。朱湘也译为那花儿“受损受伤”、“在泥土里灭亡”。——前两者“积极”而后两者伤感。（我另见杨宪益译文，接近水建馥；飞白译文、刘连青译文，接近朱湘。）但田晓菲认为，对立的两派“都代表着翻译者自己的主观重构”，因为原文看不出有这样的倾向。且看她自己别开生面的译文：“正如山中一枝风信子，被牧人/脚步践踏，在地上，紫色的花……” 这真令我拍案激赏。无忧，无欢，自在，大气，就像那暮色中的晚星，正是古希腊的风流了。 2004年3月6日，春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