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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布洛赫的《封建社会》是年鉴学派第一代史学家的代表作之一，它从经济、政治、文化和心态等诸多方面对9-13世纪的西欧封建社会进行综合考察，突破了以往研究封建主义历史的西方学者以法律、政治为主要着眼点的藩篱，把封建社会研究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这部著作于1939-1940年以法文出版后，迅速引起欧美学术界的广泛关注。1961年英译本出版，著名经济史学家波斯坦（M. M. Postan）为之作序，称赞它是论述封建主义的国际水准的著作。杰·巴勒克拉夫（G. Barraclough）称赞它是“以最优秀的法国传统写成的历史综合著作”，“是为数不多的完美学术著作之一，任何有才智的人阅读它都无不获得愉悦、趣味和兴奋之情。布洛赫的书是对一个时代的剖析，有些人称之为历史学，更称之为社会学，或者称之为历史社会学。如果是这样的话，它又增加了大多数历史作品所缺乏的一个新维度。”还有学者称赞它是“为其他学者所写的书”，“一座研究者所需要的知识矿”，“是每一位对活生生的欧洲历史感兴趣的聪明的读者所需要的书。” 1961年的英译本于出版后，《封建社会》又在1962、1965、1967、1971、1975、1978、1982和1989年多次重印。1989年《封建社会》英文版重印时，爱丁堡大学的布朗（T. S. Brown）作序，全面回顾了半个世纪以来《封建社会》对中世纪研究的贡献和学术界对它的一些批评意见，对书中的不足作了一些补充说明，但仍对它欣赏有加、推崇备至，高度赞扬布洛赫著作所使用的具有开创意义的研究方法，同时又指出：“在《封建社会》一书中，其他优点也是很突出的，特别是它文字清晰明快而又充满活力，富有激情而又充满理性，提出问题，然后系统地找出既准确又可靠的答案和方法，这些优点使该书成为教学上的无价之宝。这些优点加上布洛赫那渊博的知识、情文并茂的论述，使《封建社会》一书……成为中世纪社会和文化研究的最优秀的入门之作。它仍然是比绝大多数教科书更出色的‘教科书’”；它“充溢着一位学术巨擘在一个完整社会最广阔的方面上所展现的真知灼见，所以这部著作理所当然地仍然是历史著作中的经典之作。”布朗的这些赞扬并非廉价的阿谀之词，而是经过时间考验的实事求是的评价。《封建社会》以其无可怀疑的学术创造力被公认为西欧封建社会史研究的颠峰之作，确立了布洛赫在这个领域中不朽的学术地位。可以说，自《封建社会》问世以来，国际学术界从未中断对它的关注；半个多世纪以来有关封建社会的研究都与它的推动息息相关。 1939-1940年《封建社会》以法文出版时，布洛赫还在抵抗纳粹德国占领的法国军队中战斗。人们以喜悦和敬佩的心情读到这部新著作时，并未料到数年后他的悲惨命运，人们期待着他能在战争结束后继续从事中世纪研究，完成三部曲中的另一重要作品——对中世纪文化思想的研究，使他对封建社会的系列研究成为完璧。因为《法国农村史》从物质层面上完成了对中世纪法国社会的研究，《封建社会》从更广阔的制度层面完成了对西欧封建社会的剖析，所以作者的下一部作品应该从文化思想角度展示封建社会的画面。这三部曲研究的完成将使西欧封建社会的历史完整地、立体地呈现在人们面前。1944年6月16日，布洛赫被纳粹德国的盖世太保逮捕后枪杀于里昂城郊，年仅58岁——对于一位史学家来说，这个年龄正是思想臻于成熟和完善、创造力最为旺盛的时期。对于这样一位才华横溢但命运结局又如此悲惨的大史学家——这与大多数学者的寿终正寝迥然殊异——的一部苦心孤诣的名著，人们敬佩其学术价值的同时，不能不对作者产生崇敬之情。 我国学术界的许多学者对于《封建社会》是十分关注的，尤其是国门开放以来，一些思想敏锐的学者迅速把目光转向域外，希望借镜西方的研究方法，推动我国的封建社会研究，所以布洛赫的《封建社会》很自然地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据我所知，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一直活跃在中世纪研究前沿的马克垚、庞卓恒两位先生，曾在不同场合表达过他们对这部著作的高度重视，希望学界同仁尽快将这本重要的著作移译出来。庞卓恒先生曾以这本书的一些章节作为研究生专业外语的材料。1989年布洛赫的《法国农村史》中译本出版，陈振汉先生在序中发出同样的呼吁：“希望这书的续篇——《封建社会》也能不久就有中译本出版，好使大家能更深入和全面地了解马克·布洛赫。”不少学者都有同样的愿望，但遗憾的是，这部著作的中译本千呼万呼不出来。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封建社会》作为一部内容深刻而广泛的名著，文字涉及多种语言，任何移译者都不能无视这个巨大的困难。堪任这一重担的一些前辈学者在进入晚年以后，大多集中精力于著述；而且晚年的精力不济也使他们对《封建社会》这样规模较大的翻译工作视为畏途。而具备主、客观条件的中青年学者多半也不愿去做吃力不讨好的移译工作。因为时下的各高校和研究机关有一条众所周知的不成文的规定：翻译作品不算研究成果，在职称评定时所占分量微乎其微，这使得翻译事业在学术界长期处于一种尴尬的处境。但我认为，在我国人文社会学科的许多领域，尤其是像“世界史”这样的学科，我们的基础还比较薄弱，除了少数心无旁骛、埋头劳作的“素心”学者的作品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外，一些为职称而作的大部头“著作”，如果榨去其中的水分，其学术价值实际上是很可怜的。从推动学术发展的角度考虑，大力吸收本领域已有的公认的最优秀的研究成果，是必须做的基本工作；就“世界史”而言，这个吸收过程无论如何离不开移译国外学者已有的研究成果。客观地说，翻译一部高水平的作品，其学术价值一定远远超过急功近利的所谓“著作”。这种情况明白人都知道——当然，主张量化的官员是例外。最近这些年我基本上是抱定这样的想法，联合李增洪和侯树栋两位好友译完《封建社会》的。 但是，当初我决定翻译这本书却是另有原因。《封建社会》的移译工作开始于1990年。当时的社会环境是大多数“过来人”都还记忆犹新的。那时的官方意识形态是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而八十年代以后学术界的主流思潮之一是“启蒙运动”——直白一点，就是反封建主义。前一种意识形态在官方宣传机器的强大推力下的高涨，和后一种思潮的消沉，都涉及到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怎样认识中国的封建主义？五四运动以来中国人民要埋葬的“封建主义”的要害是什么？有没有一个可以借鉴的体系帮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封建主义”——国人喜欢把一切坏事情都与它关联起来的这个“东西”？可以说，当时的精神氛围引发了我移译布洛赫《封建社会》的念头；而且，商务印书馆早有翻译此书的计划，这使我有条件将想法变为行动。不过，此后的变故使翻译工作未能按计划进行，致使中译本至今才与读者见面。 据我所知， 1995年台湾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曾出版谈谷铮、何百华和谢依群三人翻译的《封建社会》。但这个译本在大陆流布不广，甚至各地图书馆也难以见到。而且，由于三人均非研究封建社会的专业人士，其译文存在的缺陷是明显的。指出这一点当然不是说我们的译本一定完美无暇，只是想说明，翻译事业所需要多方面的条件，这些条件是很难在一个人身上完全具备的。我们的长处是，三位译者都在欧洲中世纪研究方面浸淫有年，专业知识相对丰富。我相信这一点有助于减少一些可能出现的错误和不妥切之处。 我在《封建社会》中译本的“译后赘语”中说过一段话：“学术名著的移译至少需要面对两个难题，一是必须熟悉它所研究的内容，一是必须对中外语文有良好的掌握。不熟悉研究内容而率尔操觚，其结果犹如聋子听雅乐，虽有其心而不得其趣，亦犹如太监配美女，虽有其情而难得其实；中外文掌握不到火候而强为译事，则有类蹩脚画师欲为传世佳作，其心志虽高，但终难逃败笔。译事之难，非躬亲实践者不可与语。”这些话并非新的发现，因为前辈学者早有阐发，但确是我的一点心得。这种情形很像一位不曾从事稼穑的青年在耕耘多年后，很真诚地谈出的一些农事经验——这些经验在饱经风霜、经验丰富的老农那里必定是老生常谈——尽管幼稚可笑，但感受是纯粹而真实的，是那些从不耕耘者所不能体味的。正如所有希望有更大收获的耕耘者不会拒绝他人有益的经验和建议一样，我们愿意虚心听取所有人对拙译的批评和建议，并加以改正。希望这个译本能使读者对《封建社会》产生兴趣，引导读者将现有的两个译本对照来读，并最终回到原著上去，直接阅读原著。如果我们的译文做到这一点，我们将感到莫大的荣幸。 （《封建社会》上卷，张绪山译，郭守田、徐家玲校；《封建社会》下卷，李增洪、侯树栋、张绪山译，张绪山校，商务印书馆2004年10月；本文原载《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4期；感谢张绪山教授惠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