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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昔底德（Thucydides，约公元前460~前400/396年），古代希腊著名历史学家，以其所著《伯罗奔尼撒战争》而在西方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关于修昔底德的生平，我们所知甚少。那极有限的一点材料，主要来自他自己的著作中偶尔提及自己的地方。此外，还有来自晚后的希腊罗马作家的零星记载。 修昔底德出身于雅典的一个富裕而显贵的家族。他的父亲奥洛鲁斯，与马拉松战役的主要指挥者米太雅德的后辈以及色雷斯的王族都有亲戚关系。他和公元前5世纪中期活跃于雅典政治和社会舞台上的一些头面人物，如客蒙、伯里克利以及另一位修昔底德（麦里西亚斯之子）等，大概都多多少少沾亲带故。修昔底德自己提到，他在色雷斯沿海拥有金矿开采权，在当地居民中有很大影响（IV. 105）。至于他是如何取得这些金矿的，我们无从知晓。但无论如何，这样的家庭背景，无疑为他后来写出名垂千古的史学名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关于他的出生年代，自古就有不同说法。根据修昔底德自己的记载，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之初，他已经开始撰写这部历史著作了（I. 1）；当时他正当明达之年，能够懂得事物发展的意义了（V. 26）。显然，这时他已是壮年。修氏于公元前424年担任将军职务，这是一个可靠的年代。按照雅典法律规定，担任此职务者必须年满30岁。 根据这一点来推算，他至迟应出生在公元前455年或此前不久。有的学者估计，他可能出生在公元前471~前455年之间； 有的学者推算，他大概出生在公元前460 ~ 455年之间。 他在青少年时代和雅典的许多贵族子弟一样，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公元5世纪的马赛林努斯提及一个故事，说修昔底德在童年时代，随父亲一起聆听希罗多德朗诵其历史著作时，曾感动流涕。希罗多德看到这个情况，对他的父亲说，“奥洛鲁斯，你的儿子深受到求知欲的感动” 。这个故事的细节未尽可信，但从中可以想见希罗多德对修昔底德发生过一定的影响，而后者对前者的著作颇为熟悉，似乎也印证了这一点。 从公元前431年战争爆发起，到公元前424年他任将军止这7年间，修昔底德大概一直居住在雅典。他自己说，这时他已经开始搜集有关材料，以撰写这场战争的历史（I. 1）。他明确指出，公元前430年雅典瘟疫肆虐之时，他自己也染上此病（II. 48），而当时这种病在希腊其他地方似乎很少流行。他又说到，他的著作中所援引的演说辞，有些是他亲自听到的（I. 22），尤其是伯里克利的演说，他一定是多次听到过的。这也只有住在雅典才有可能。其间，他也有可能住在色雷斯经营他的金矿。公元前424年，他当选为雅典十将军之一（IV. 104）。此前，他可能参加过一些战役，否则不会陡然取得这样高的地位的。这年冬天，斯巴达名将伯拉西达统率远征军，在色雷斯人的协助下，向雅典人在色雷斯地区的战略重镇安菲波里斯发动进攻。此时修昔底德正驻扎在塔索斯。安菲波里斯守将攸克利斯向他求援，他迅即率7艘战舰驰援。然而，当他赶到时，守将已降，安菲波里斯已落入敌手（IV. 106）。显然，安菲波里斯的失陷，责任不在修昔底德。可是，在雅典，有人诬陷修氏，说他有通敌之嫌，雅典民众因此议决把他放逐。在此后蒙冤受辱的20年里，他充分利用闲暇时间，在希腊世界，特别是在那些敌对国家广泛游历，收集到多方面的史料（V. 26）。其间他一定经常前往伯罗奔尼撒各地以及西西里进行实地考察，尤其注意考察那些发生过重大战役的地方。雅典和阿尔哥斯、曼丁尼亚以及爱利斯所签订条约的内容（V. 47），可能就是他亲自从奥林匹亚的石柱上抄录下来的铭文，因为他的著作中记载与考古发掘出来的铭文内容基本相同 。关于曼丁尼亚战役的史料（V. 69~74），则完全是从伯罗奔尼撒方面得来的。他肯定去过西西里，否则在描述西西里的战事时，他对于西西里的地形不会如此熟悉；关于雅典人在西西里惨败的情况，他是从雅典的俘虏口中得来的。 修昔底德在流亡20年后重返雅典（V. 26），并且知道公元前404年雅典和比雷埃夫斯的长城被拆毁一事（I. 93）。他对公元前396年以后的事情全未提及，但提到死于公元前399年马其顿国王的改革（II. 100）因此，大约在公元前400到前396年之间，他未能按计划完成其著作而猝然死去。 修昔底德的著作是世界历史文库中的一部杰作。《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整个结构合理、紧凑，文字简洁、流畅、生动，富有哲理和感染力，显示了作者出色的史才和良好的文化素养。全书被后世学者分为8卷，严格按时间顺序展开史事，各卷之间保持着必然的联系。第1卷开头有一个序言，阐明作者的写作动机、方法，接着勾勒了战前希腊历史的轮廓，追溯了雅典人与拉栖代梦人之间矛盾的发展过程；第2、3、4卷至第5卷第24节，记载战争的前10年（所谓“阿奇达姆斯战争”），即自战争爆发至“尼基阿斯和约”的签定；第5卷第25~116节叙述“尼基阿斯和约”的签定至西西里远征，即所谓“和平”时期的史事；第6、7两卷叙述西西里远征始末；第8卷叙述战争最后阶段，即狄凯利亚战争和伊奥尼亚战争。按修昔底德自己的计划，他的历史著作将一直写到公元前404年雅典长城被拆毁和比雷埃夫斯港被占领为止。但是他的著作只写到公元前411年冬天，就突然中断了，最后一句话也是不完整的（VIII。109），说明他的著作尚未完成。 修昔底德生活的时代，是他的祖国雅典盛极而衰的时代。波斯战争 以后，尤其是公元前5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雅典利用其强大的海上势力控制了东地中海地区交通要道和战略要地，把原提洛同盟诸邦逐步降至附属国的地位，雅典与原同盟者的关系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形成历史上第一个大规模海上霸国——雅典帝国 。从此，雅典国家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它已由阿提卡半岛的蕞尔小邦一跃成为地跨欧亚、囊括爱琴海的泱泱大国，焕然一新的雅典城成了东地中海地区政治、经济、海陆交通和文化中心，成了“希腊的学校”。雅典人对包括奴隶在内的原提洛同盟诸邦人民的压迫和剥削，是伯里克利时代雅典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兵源充足的最根本的原因。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成人的修昔底德，作为统治阶级上层的一员，作为雅典对外侵略扩张战争的实实在在的受益者，对此自然有着深刻的体会。在思想文化领域，希腊朴素的唯物论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们不懈的探索，人本主义思潮的流行，如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希波克拉特斯的医学成就，普罗塔哥拉斯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希罗多德的历史研究成果，以及演说术、诡辩术开始盛行，悲剧、喜剧频频上演……这一切，都不能不给修昔底德的世界观、历史观和治学方法以深刻的影响。雅典民主政治为人才荟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修昔底德的史学成就达到了希腊古典史学的顶峰。 首先，他发展了人本主义历史观。在古代希腊，即使象希罗多德这样的史学家，虽已初步能够以人本史观观察历史，却也难免受到“神命史观”的影响，常常有意无意地以天命、神意来解释历史。而修昔底德彻底摈弃以征兆、占卜、神意了解释历史的做法，试图完全从人本身来解释历史，这标志着古典史学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不仅如此，他还努力用科学的方法，去说明自然现象（日食、月食、地震等），而不把它们视为吉凶的预兆。他痛心疾首地斥责雅典远征军的统帅尼基阿斯因日食而耽误撤军日期；他认为神谶是一种骗术，有的神谶是因发布者接受了贿赂而捏造出来的，等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修昔底德从人的本性出发来探讨战争爆发的原因。他认为战争的起因是人的贪婪，是狂热地追求权力和占有欲，这是一种任何权力和财富都无法满足的狂热。雅典人和斯巴达人之间爆发战争，并不是因为二者之间的不同，如民主制和寡头制的对立，而是因为二者的共性，即无休止地追求权力（III. 45，82）。 这是相当深刻的见解。修氏认为，既然人的本性始终如此，历史也同样会不断重演，因而其著作是永远不会失去其价值的。修昔底德十分重视人的力量，他概括地论述了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强调人是最最重要的（I. 143）；在他看来，正是雅典人，包括他们的先辈、同辈，也包括那些已经长眠于地下的先烈们，共同创造并赢得了当时雅典的一切；当雅典的西西里远征军陷入绝境时，他又借尼基阿斯之口说，“组成城邦的是人，而不是那些没有人的城墙和舰船（VII. 77）”。修氏特别强调人的主观意识的作用。他借伯里克利之口，把雅典帝国的伟大、光荣和富强，归功于先烈们的“勇敢精神，他们的责任感，他们在行动中有一种强烈的荣誉感……他们认为幸福是自由的成果，而自由是勇敢的成果，他们从不在战争的危险面前退缩”（II. 43）。此外，他还特别关注人（包括个人和集体）的心理状态，这在关于科基拉革命和西西里远征等事件的记载中皆有所描述（II. 64～65，IV. 55，65，VII. 71）。 其次，发展了求真精神，力图揭示历史发展的内在的因果关系。修昔底德受到自米利都学派以来朴素唯物论者的影响，以近似惟理主义的精神对待历史，探索历史的因果关系，探索人事的规律。在述及特洛伊战争的原因时，他不认为那是因特洛伊王子拐骗了全希腊最美的女子海伦所致。在他看来，阿伽门农之所以能够募集大军远征特洛伊，不是由于王公们对他的忠顺，而是由于王公们对他的畏惧（I. 9）。在分析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起因时，他以较大的篇幅论述了雅典人和拉栖代梦人及其同盟者之间的矛盾，指出，由于雅典势力的不断增长，引起了拉栖代梦人的嫉妒和恐惧，而科基拉事件只不过战争的导火线。这样就明确指明了战争的远因和近因，把战争的基本原因和偶然借口区别开来。特别是在一个历史事件尚未结束时，他就能从整体上考察它的进程，而且没有一处是归于偶然性或不可知的超自然因素的。修氏在考察历史进程和探索历史事物因果关系方面的卓越才干，至今仍为人们所叹服。 第三，初步具有历史进化论思想。他在考察此前希腊历史时，明确指出，“过去的时代，不论是在战争方面，还是在其他方面，都不是伟大的时代”（I. 1）。他认为远古时期没有定居的人民，没有商业，没有城市，商业的发展和城市的出现是文明和进步的标志。修昔底德能够认识到历史是向前发展的，并且有一定的规律性。正是基于这种进化论思想，他在研究历史现象时，能够初步运用反溯推理法，即按现在社会生活中保存的遗迹来推断历史上的情况。例如，他从当时许多希腊人仍保留随身携带武器的习惯，推断古代劫掠之风盛行于海上和陆地上（I. 5~7）；他根据雅典最古老的庙宇都在卫城内，推定雅典的城区最早仅限于卫城一带，后来城区的范围才逐步扩大（II. 15）。 第四，认识到经济因素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性。修氏是欧洲历史上第一位明确意识到历史进程必然受到社会经济生活制约的历史学家，他还试图从经济关系上解释历史的进步与发展。他在考察希腊早期历史时，总是处处结合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他指出，远古时期人类四处漂泊，当人们生活有了节余之后，才过上定居生活。他不同意《荷马史诗》中关于特洛伊战争规模的描述，认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低下，资金缺乏和给养不足，不可能有那么大的一支军队（1200艘战舰，10万将士） 。他还正确分析了经济因素与战争成败之间的关系，认为特洛伊战争之所以延续10年之久，不是由于希腊方面人数不足，而是由于经济资源匮乏；如果希军给养充足，他们会很容易取胜的。在分析伯罗奔尼撒战争时，他多次强调维持长期的战争须以雄厚的经济实力为后盾，因而对雅典的岁入和贡赋的情况始终予以高度重视。他写道，属邦所缴纳的金钱就是雅典势力的源泉，战争的胜利主要依靠明智的决断和经济资源。（II. 13） 第五，创立了比较科学的治史原则。修氏是西方史学史上第一位真正具有批判精神和求实态度的历史学家，他非常重视历史证据，重视对证据的批判，力求使自己的叙述与客观事实相符合。为此他提出了严格的史料批判原则，长期以来曾被无数学者所援引。他说，“在叙事方面，我决不是一拿到什么材料就写下来，我甚至不敢相信自己的观察就一定可靠。我所记载的，一部分是根据我亲身的经历，一部分是根据其他目击其事的人向我提供的材料。这些材料的确凿性，我总是尽可能用最严格、最仔细的方法检验过的。然而，即使费尽了心力，真实情况也还是不容易获得的：不同的目击者，对于同一个事件会有许多不同的说法，因为他们或者偏袒这一边，或者偏袒那一边，而记忆也不一定完全可靠。我这部没有奇闻轶事的史著，读起来恐难引人入胜。但是，如果研究者想得到关于过去的正确知识，借以预见未来（因为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未来虽然不一定是过去的重演，但同过去总是很相似的），从而认为我的著作是有用的，那么，我就心满意足了”（I. 22）。他就是以如此严格批判的原则处理史料的。因此，他十分重视采纳第一手资料，坚决摈弃那种拼凑故事以迎合读者的做法。他不辞辛苦奔赴各地，进行实地考察，从而对战争中所涉及的山丘、河谷、沼泽、港口、关隘等都做了具体而准确的记载；同时从事件的目击者那里也取得许多可靠的资料。在流亡期间，他利用自己不被敌人怀疑等有利条件，在伯罗奔尼撒及西西里等地考察，获得了许多宝贵的史料。1877年出土的一块石碑，上面刻有公元前419年雅典与阿尔哥斯等邦缔结条约的铭文。考古学家把它与修昔底德的记载相对照，二者竟相差无几。因此，《伯罗奔尼撒战争》在史料的可信性方面，堪称史学史上的典范作品。 第六，修昔底德的文字表达艺术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他的叙述客观冷静，生动而真实。他本人是一位有实际经验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在叙述一场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的场面，或者在叙述扣人心弦的战争场面时，就显得游刃有余，给读者亲临其境之感。例如在叙述科基拉的流血冲突（III. 69~81），在叙述雅典民众拆毁“四百人”政府在比雷埃夫斯所构筑的城墙时（VIII. 94~95），都展示了政治斗争的紧张而惨烈的场面；在描写雅典人和叙拉古人在大港中进行最后决战时（VII. 60～72），把双方将士的心理状态和殊死搏杀的场面有机结合起来，使读者与其共呼吸。修昔底德还巧用对比法，使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在的笔下变得清晰可辨，一目了然。例如伯里克利在战争爆发前夕，把雅典人的资源和拉栖代梦人的资源加以对比（I. 139~144）；在著名的葬礼演说中，他把雅典人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与斯巴达人的加以对比（II. 37~42）；他还借科林斯人之口，把斯巴达人的保守怠惰与雅典人的冒险进取的特点加以对比（I. 68~71）。修昔底德还避免了同时代的一些文艺家和修辞学家为增加文字的优美而过于计较字句的对偶和结构的平衡的缺点，他常常能够从大处着眼，给读者流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例如他先写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葬礼上慷慨陈词，讴歌雅典的光辉灿烂，接着就是雅典瘟疫肆虐，死亡枕藉（II. 35~58）；先讲雅典的西西里远征军开拔时盛况空前、气冲霄汉，接着就是数万将士一败涂地、全军覆没（VI. 30～31，VII. 36～87）。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演说辞的运用是修昔底德著作的最突出的特色之一。这些演说辞大约占其著作篇幅的四分之一。修氏写道，“在这部历史著作中，我援引了一些演说辞，有些是在战争开始之前发表的，有些是在战争期间发表的。有些演说辞是我亲耳听到的，有些是通过各种渠道得到的。无论如何，单凭一个人的记忆是很难逐字逐句记载下来的。我的习惯是这样的：一方面使演说者说出我认为各种场合所要求说的话，另一方面当然要尽可能保持实际所讲的话的大意”（I. 22）。这就是说，有些演说辞是他亲自听到的，如伯里克利的葬礼演说；有些可能是他听别人说的，如在拉栖代梦同盟大会上科林斯人、雅典人以及阿奇达姆斯的演说辞；有些是他根本不可能听到的，如赫摩克拉特斯在革拉会议上的演说辞。修昔底德巧妙地运用这些历史人物亲口说出的言辞来说明他们行动的背景和动机，其作用正如雅典悲剧中合唱队的作用一样。 修氏的这种表现手法很明显地是受到悲剧的影响。 最后，《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在史书编撰体例上较希罗多德的《历史》更加完善，这种以年代为主线的历史叙事体的编撰体例，以及注重军事和政治的撰史传统，对后世欧美史学的发展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