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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修昔底德的著作也不可避免地带有阶级的和时代的局限性。近代以来，有学者认为修氏著作的最大不足是“主题狭隘”，说他在叙述这个时代的历史时，把叙述范围严格地限制在政治和军事方面，对于精神文化方面的成就，则鲜有涉及 。这种看法是从现代研究者的需要出发而提出的，似乎有欠公允。国内有些学者常常指责修氏用抽象的“人性”来解释历史，对此似乎应做具体分析。因为实际上他的人性论是其人本主义思想的组成部分，因而也是其朴素的历史唯物论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他看来，人性并不是抽象的，而是包括占有欲、权力欲、虚荣、贪婪等具体内容的。修氏在述及科基拉革命时对此做过比较集中的阐释（III. 69~85）。他指出，在和平与繁荣的社会条件下，城邦和个人尚能遵守比较高尚的准则。但是，当战争和内乱导致人们生活困苦、心志降低时，人性的恶的一面就恶性膨胀，并且一发不可收拾，从而出现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暴行。表现在“夺取政权更加阴险狡诈，报复政敌更加残忍无度”；社会良知尽失、道德沦丧：卤莽即勇敢，谨慎即懦弱，阴谋成功是头脑精明的表现；“夸夸其谈的人总是被信任，而反对他们的人总是受到猜疑”；复仇比自卫更重要；一切规则和法律都可以违反，所有条约和诺言都可以背弃；混乱中那些最粗俗的人最有生存能力，因为他们不瞻前顾后，敢于鲁莽行动。当然，修氏认为并不是所有介入政治斗争的人皆出于个人目的，有时一些人疯狂地投入动乱不是为了图利，而是因为不可遏止的一种激情。这样，修昔底德实际上是力图从人性和人性之外的社会存在，来寻求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的答案 。但由于这种观点的出发点是人性不变论，因而它在本质上又是形而上学的。 关于修昔底德的政治立场，有的学者认为他“站在奴隶主民主派的立场上，赞成民主政治，反对贵族政治”，“同情伯里克利派的温和民主党，反对激进民主党”。 有些学者则盛赞他的如实直书的客观主义精神，说他“从不党同伐异；如果不是他自己经常提及‘雅典人修昔底德’的话，天真的读者有时会弄不清他是哪国人士”。 实际上，修氏以其特有的冷静的史笔，寓褒贬于叙事。这是考察其时代的和阶级的局限性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为此我们必须首先对雅典国家的阶级结构及其发展演变做一简要分析。众所周知，公元前7世纪末以后，雅典城邦（公民集体）内部诸集团、诸阶层之间经过长期的错综复杂的磨合和斗争，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断得到调整，他们的共同利益逐步大于他们的矛盾和分歧，而这也正是雅典不断向外扩张并且取得成功的内在原因。波斯战争以后，雅典人利用他们在雅典同盟中的有利地位，逐步剥夺原提洛同盟诸邦的主权，侵占其领土，使雅典国家的版图不断扩大，人口激增。亚里士多德指出，“由于国家日益壮大，而钱财也敛聚了很多”，雅典当政者“就劝告人民，放弃农事，入居城市，务以取得领导权为目的……人民采纳了这种劝告，并获得了霸权，于是对待盟邦，更加专横”，“他们又按照阿里斯提德斯的建议，为大众准备充足的粮食供应；因为贡金、征税和盟邦捐款的综合所得，足以维持2万多人的生活” 。公元前5世纪70~60年代雅典民主政治的发展，是雅典国家机构强化的突出表现，也是雅典奴隶制发展的必然结果，其实质是雅典人对异邦人（非雅典人）的压迫和剥削逐步得以巩固和加强。到伯里克利时代，雅典国家的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雅典人内部诸集团之间的矛盾，而是雅典人同众多异邦人之间的矛盾；对于雅典帝国境内众多的臣民和奴隶来说，“雅典人”不仅仅是指雅典公民集体，还意味着他们是集体的奴隶主，集体的统治者。修氏在他的著作中有时使用“统治着帝国的城邦”，有时把城邦（公民集体）与君主相提并论（II. 63、65；VI. 85），显示出他对现实的极为深刻的认识。 毫无疑问，修昔底德是一位忠诚的爱国者，他热爱的是雅典城邦，是雅典的公民集体。因此，凡是对雅典人有利的他都衷心拥护，凡是不利于雅典人的他都极力反对。修昔底德就是站在这样的阶级立场上，对于大权在握、左右政局的伯里克利赞赏有加，对于伯氏死后雅典政坛争权夺利、群龙无首的局面忧心忡忡；同时，他对于民主政治的某些弊端提出尖锐的批评，而对于统治阶级内部所达成的和解则深表赞同和支持。他在评述公元前411年 “四百人” 政府被政变者取代这一历史事件时，写道：“在这种新宪法实施的初期，雅典人似乎有了一个比以前都要好的政府，至少在我的时代是这样的。因为它使得少数的上层阶级和多数的下层民众之间的斗争得到适当的和解，这种和解首先使国家在历经劫难之后，能够重新振作起来”（VIII. 97）。可见，一方面，他认识到这场战争事关雅典人的荣辱和命运，按他对人性的理解，战争的爆发就是一场“悲剧”上演的开始，悲剧的主角自然是雅典人；另一方面，他又竭尽所能为雅典的内外政策做辩解。他在著作中援引和编写大量演说辞的做法，恐怕不宜简单地归之于时代风尚的影响。其实，著名史家波里比乌斯（约公元前204~前122年）就曾对这种做法提出批评，认为史家应当如实记载演讲者所说的话。 修氏在很多场合是通过历史人物的对话来表达自己的思想的。如战争爆发前雅典人在斯巴达的发言（I. 73~78），伯里克利的葬礼演说，关于米提列涅人的命运的辩论（III. 37~48），雅典人与米洛斯人的对话（V. 85~113），等等。贯穿于这些演说辞的一个核心思想是：雅典人是强大的，是有资格统驭臣属诸邦的，而弱者屈从于强者是天经地义的。 而修氏在追述雅典帝国形成时，竟然认为雅典人逐个剥夺原提洛同盟诸邦的主权，“同盟者自己也有过失”（I. 98~99）。这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奴隶主阶级的强盗逻辑。大概也正是由于同样的原因，虽然修昔底德深知经济因素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却似乎有意忽略了有损于雅典“形象”的某些重要史实。例如公元前454/453年雅典人把原提洛同盟金库移至雅典，实际上是直接侵吞同盟诸邦的巨额的公共基金（据估计其数额不下5000塔连特 ）。属国的贡金是伯里克利时代雅典人大兴土木和军事扩张的主要财源，在当时也几乎是尽人皆知的事实；公元前427/426年，雅典人为了筹集军费，大大提高了属国贡金数额，由战前年均600塔连特增至1300~1500塔连特 ，这在面向公众上演的戏剧中亦有所反映 。作为国家最高军政首脑之一的修昔底德，绝不可能对此一无所知。 那么，修氏“主题狭隘”以及“忽略”若干重要史实的真正原因何在？有学者辩称，修昔底德既然记述的是一部战争史，并非“记述一个历史的时代”，他把主题严格限定在战争的范围内，恰恰是修氏的胜人之处、是该著作的优点 。这种说法自然不无道理。但是细分析则似乎与事实不尽相符。因为我们既不应以今人的需要去苛求古人，也不应把现代的某些观念生搬硬套到古人身上。如前所述，修氏实际上是要通过描述和探索纷繁复杂的人事，力图揭示出一种人性共有的、具有永恒教益的知识 。因此，那种认定他自己把叙述的主题严格限定在战争范围内的观点，似乎是缺乏充足依据的。事实上，从修昔底德著作的主题 来看，他也不应对此完全忽视。修氏明确指出，那些被伯里克利称为“帝国的标志和纪念物”（II. 41）的雅典城内的众多宏伟建筑，个个都是雅典人剥削、奴役异邦人的明证，因为这些标志着雅典文化成就的宏伟建筑的浩大开支，几乎全都来自他们所侵占的原同盟者的公共基金。这很可能就是修昔底德对此讳莫如深的真正原因。公元前5世纪雅典文化繁荣的社会基础是奴隶制的大发展。也许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恩格斯所说“只有奴隶制才使农业和工业之间的更大规模的分工成为可能，从而为古代文化的繁荣，即为希腊文化创造了条件。没有奴隶制，就没有希腊国家，就没有希腊的艺术和科学”。 另外，修昔底德的纪年方法欠准确。作为一部编年体史著，作者除指出年份以外，通常只用“冬季”和“夏季”来记时。为了精确起见，他还采用当时希腊流行的其他纪年方法加以印证，如某人担任执政官或监察官或祭司之年。这种纪年方法是当时最准确的，但它往往不能给人以明确的时间观念。不过，这种记时方法既然与当时希腊流行的纪时方法相一致，因此只能说是时代使然。 总之，修昔底德及其所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在吸收和继承前人史学成就的基础上，把古希腊史学推向了一个新的更高的发展阶段；他的朴素唯物论的历史观和方法论，成为世界文化宝库中的一份珍贵遗产。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Aristotle，The Athenian Constitution），IV. 3 ~ 4。 参阅R. M. 胡特琴斯总主编：《西方世界名著》（R. M. Hutchins，Great Books of the Western World），第6卷，大英百科全书出版公司，伦敦，1988年版，《伯罗奔尼撒战争》，英译者R. 克劳利（以下简作“克译本”）之序言。 N. G. L. 哈蒙德等主编：《牛津古典辞书》（N. G. L. Hammond & H. H. Scullard, The Ox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牛津1984年版，Thucydides条。 参见谢德风译：《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以下简作“谢译本”），译者前言，第10页。 参见谢译本，译者序言，第12页。 关于修昔底德死亡的原因和年代的讨论，参见谢译本，译者序言，第13~14页。 关于波斯战争结束的时间，学界的看法不尽一致，主要有公元前449年和前479年二说。笔者更倾向于后一种说法。 如何认识雅典同盟和雅典帝国，学者们意见各异。参见徐松岩：《关于雅典同盟的几个问题》，《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3期；《论雅典帝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 参见伊迪丝·汉密尔顿：《希腊方式——通向西方文明的源流》，徐齐平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56页。 最近的研究参阅徐松岩：《关于特洛伊战争的若干问题》，《世界历史》，2002年第2期。 在悲剧上演时，演员在舞台上表演到情节紧张、达到高潮的时候，或者要加强动作的力量、说明动作的动机的时候，都是借合唱队的歌唱来表达出来的。 从罗马史家中的萨鲁斯特、阿里安、塔西佗等，中古拜占廷史家普洛科匹阿斯，直到文艺复兴以后的人文主义者，特别是19世纪客观主义史学风靡西欧，历代研究者普遍注重军事和政治的记述，而修氏的史学方法和观点，一直受到西方史学界广泛的重视。 参见《大英百科全书》（The Encyclopedia Britannia），伦敦1980年版，Thucydides条。 参见徐松岩、李电：《修昔底德和平思想初探》，《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5期。 参见谢译本，译者序言，第35页。 参见《劳易卜古典丛书》，修昔底德著《伯罗奔尼撒战争》英译本（4卷本，英译者C. F. 斯密司，以下简作“斯译本”）序言，哈佛大学1977~1980年版，第18页。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XXIV. 1~3。 波里比乌斯：《通史》（Polybius，The Historiae），XII. 25a。 亚里士多德也有类似的看法（参见《政治学》（Arisyotle，The Politics），1255a6）。 塔连特是古代西亚和希腊地区的重量或货币单位，依地区、时代或国别不同而价值各异。雅典初用埃吉那制，梭伦改革时始采用优波亚制。在雅典，公元前5世纪后期实行银本位制，1塔连特=25.86千克，1塔连特=60明那=6000德拉克玛，1德拉克玛=6奥波尔。1德拉克玛大约相当于一个成年人两日的生活费用。 参见哈蒙德等：《牛津古典辞书》，第320页；普鲁塔克：《传记集·阿里斯提德斯传》（Plutarch，The Parallel Lives，Aristides），XXIV. 3。 阿里斯托芬：《马蜂》（Aristophanes，Wasps），第655~660行。 张广智主著：《西方史学史》，第24页。 参见：R.G.科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9—34页；伊迪丝·汉密尔顿：《希腊方式》，第154—157页。 后世学者把修氏著作译为《伯罗奔尼撒战争》或《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雅典斯巴达战争史》，而其古希腊文原意为“修昔底德的调查研究（的成果）”。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20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