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代希腊文明在世界古代文明史中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史学界对希腊史的研究也给予高度的重视。但从研究的范围来看,很难超越希腊的城邦制度以及雅典的民主制等范畴。而古希腊留给人类的文化遗产是极其丰富的,因此多方位全面地论述希腊文明不仅是史学建设的需要,也是继承人类文化遗产和发展现代文明的需要。郝际陶同志为此历经数年潜心研究,终于将自己丰硕的研究成果奉献给广大读者(《古代希腊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12月出版)。本著的特点较为鲜明,现择其数端,略加评析。选题新颖,视角独特。所谓“新颖”并非标新立异,而是作者发掘和开拓了希腊史学的新领域,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此著选题分为二大类。一类属主题时新,不落俗套者。像“石器时代的福朗荷提文化系统”,“迈锡尼时代的派罗斯”,“阿哥斯政制的演变”等。二类属长期聚讼未决的问题,如“迷人的荷马史诗”,“所谓‘黑暗时代’的雅典国家问题”,“《雅典政制》与《周官》”,“伯里克利的民主与独裁”等。有关这类问题的争鸣屡见于史学刊物,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作者不囿成见,敢于向别人挑战,同时也是在向自己挑战。作者笔下的希腊是历史悠久、多姿多彩的城邦世界。“石器时代的福朗荷提文化系统”描绘了这里人类自冰期末到新石器时代连续的生活图景,时间距今25,000—5,000年。这个主题存在于我们的想象和推理之中。作者的这一选题更新了人们对希腊史的认识仅从爱琴文明时代开始的传统思路。作者认为“福朗荷提遗址的文化系统是由旧石器文化经中石器文化到无陶新石器文化,再到有陶新石器文化,形成一个完整系统,几乎没有中断。”作者并没有停留在对历史的一般认识上,而是透过历史的表象揭示出历史的共性,指出:福朗荷提文化遗址的意义在于“虽则在所谓近东地区地理上有东西方之别,但自印度河流域以西,西亚至东南欧,人类历史文化的发展走的显然是一条共同的道路,在上古或史前有极其相似的文化系统。”这就是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如果没有作者的专题论述,那么我们对于青铜时代的派罗斯以及城邦时代的阿哥斯城邦的了解就仅限于一鳞半爪。希腊文明的发展是连续的。爱琴文明(公元前21—前13世纪)自克里特文明始,止于迈锡尼文明。在此之后便是受人争议的所谓的“黑暗时代”(公元前12世纪—前9世纪)。因此,对迈锡尼文明的了解是深入研究青铜文明“与古典文明关系的必由之路。”古代派罗斯是伯罗奔尼撒半岛上迈锡尼文明时代地位和影响仅次于迈锡尼、太林斯的第三大政治、艺术中心。作者根据派罗斯出土的线文B泥板文书以及英国学者柴德威克的说法,认为“多利亚人在迈锡尼时代就存在于希腊各地”,“为迈锡尼人的臣属后,则大有可能是多利亚人经几代人的斗争,发展壮大,最终推翻了包括派罗斯在内的迈锡尼文明的国家”,这种推断比一般史著中所说的是多利亚人中的一支入侵迈锡尼,导致迈锡尼文明的毁灭的观点,更具有说服力。由于派罗斯出土的泥板文书提供的历史资料最多,因而对派罗斯晚期社会政治、经济等情况的全面掌握对理解这一历史性的过渡是至关重要的。古代希腊是个城邦林立的世界。在历史的长河中,雅典与斯巴达当仁不让地占据着最重要的一页,但雅典与斯巴达两城邦的历史构成不了希腊城邦的全史。阿哥斯等城邦虽不及雅典与斯巴达那样显赫,但一部完整的希腊史不应只是演绎这两个著名城邦的兴衰史。在公元前14世纪—前13世纪,阿哥斯是迈锡尼时代最为繁荣的城邦。随着公元前12世纪迈锡尼文明的衰退,阿哥斯尽管不像从前那样人口兴旺,却仍然是阿哥斯平原上最大最重要的居址,“在其后的古希腊史中,它始终保持着这种地位,并不失时机地变成了伯罗奔尼撒半岛上最重要的国家之一。”阿哥斯的考古发掘资料再次证明了多利亚人的入侵并没有使这个地方的文明发展中断,而只是遭受一次挫折。此外,阿哥斯政体从王政发展到贵族寡头,后来又被民主政体所取代。阿哥斯政体的演变经历了古代城邦国家主要的政体形式,因而,它的政治史并不是平淡无味的。它反映了这样一个真理:一国政治体制的选择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既有国内政治力量的对比,又有历史传统因素的作用,而国外政治势力的影响与干预同样不可轻视。对阿哥斯政制演变的探讨无疑具有较高的史学价值和现实意义。资料翔实。这一特点在倍受争议的选题类体现得较为突出。作者曾在希腊留学,得名师指点,古文功底扎实,并多次到希腊访学。这种近水楼台的条件使得她在处理原始资料中从容自如。与异域同行之间的频繁交流更加坚定了作者的研究见解。纵览全书,资料丰富,尤其是大量的考古材料以及古文字材料的运用,使得本著底蕴十足,其论述也更贴近于历史的真实。全著列出参考书目百有余本,足见著者研读之广泛。为了全面把握史学动态,作者不厌其烦地将某一学术问题的诸多观点加以剖析,增加了论述的深度。论述多有创见。雅典国家形成的方式在史学界已有定论,但是关于它形成的时间却众口异声。问题在于,在修昔的底斯等古典史家的著作里,雅典的历史从未中断,那么在雅典历史上的迈锡尼文明时代和古典时代之间,人为地插进一个所谓的“黑暗时代”,又该如何解释?回答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如何看待提修斯改革。作者的观点是,提修斯虽被认为是传说或神话中的人物,但神话是现实的反映。古典史家也把提修斯当作历史人物来看待,如修昔的底斯著作中的提修斯就是一位“聪慧睿智,威武强悍”的统治者。为了进一步证实这一传说,作者援引迈锡尼时代的线文B泥板文书的记载,证明提修斯是迈锡尼时代的人物。提修斯的改革设立了公共权力机关——中央议事会,并且把雅典城居民划分为贵族、农民、手工业者三个等级。这显然与氏族制度不同。因而,提修斯的改革被看作是跨出了摧毁氏族制度的第一步,标志着雅典城邦国家的产生。相关的材料也佐证,在特洛伊战争时,“雅典已是一个初步统一的国家。”在多利亚人南下时,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半岛确实没有遭到洗劫,继续“保持了一个迈锡尼文明中心”。鉴于此,作者阐述了自己的观点:雅典国家产生于约公元前13世纪中叶的提修斯时代,而不是通常所说的公元前7世纪。在所谓的“黑暗时代”,“雅典国家恰似迈锡尼文明遗产中的一颗明珠熠熠闪光。从氏族中直接产生出来的国家,其发展进程是比较缓慢的。所以,‘黑暗时代’的几个世纪中,雅典是贵族政制的国家。它的生产是自青铜时代以来连续发展的,它的政制也是从迈锡尼时代延续下来的。”古代雅典以民主制著称,伯里克利(约公元前495—429年)是雅典民主的象征。那么,对于伯里克利时代的“首席将军”作何解释呢?很多史书载公元前443—429年,伯里克利连续15年任十将军委员会的首席将军。作者认为这一说法与修昔的底斯在其著作中两次给伯里克利加以某种特别的称号有关。作者在研究修昔的底斯著作以及雅典将军设置的历史背景后得出如下结论:“应当把它看作是一种刻意加强的职称。因为修昔的底斯再没有将这一职称用在除伯里克利以外的任何一位将军头上。修昔的底斯的描写,揭示了伯里克利的特殊之处,但决不可据此就认为伯里克利是首席将军。古雅典历史上没有连选连任的首席将军。”作者的分析在现有资料的情况下是较可信的。的确,雅典的民主制并不是到了伯里克利时代就告结束。雅典将军自公元前501—500年设置,共10位,称十将军委员会。任期一年,轮流执政。大家地位是平等的。这是雅典最高权力的分散,是民主制完善的又一体现。伯里克利是在公元前441—440年获得这个特定称号的,因为那年他要率军出征。如果“首席将军”作为一个常设要职的话,那么受职者就不止伯里克利一人,但已问世的资料中很难找到第二人享有这个称号。中希比较,横向交叉研究。古代东西方文明的比较研究历来是史学工作者既感兴趣又难以开展的问题。作者知难而进,选择了反映奴隶制鼎盛时期东西方文明的两部政治学的著作作为比较的对象。撇开两部史著成书的前因后果以及留传至今的风风雨雨,就其所记载的内容来看,雅典与中国在公元前6—前4世纪,在许多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历史科学就是发现总结规律的科学。《雅典政制》不仅谈雅典一邦之制,而且涉及城邦联盟之制,《周官》记载了周为天下之主的规章制度,这是对邦国的要求。城邦国家不是希腊独有的,同一时期的中国诸侯国也属城邦国家,城邦的特点大同小异,即小国寡民,小农经济、公民是城邦的主人等。有趣的是,希腊的城邦与中国的城邦形成的途径是不同的,前者通过殖民运动,后者借助分封。但二者的实质都是一样的。雅典利用其大国的影响以及殖民运动,建立了雅典同盟,周王朝利用宗族及分封关系,独领天下,然而“雅典与周邦终究不过是城邦联盟之主,哪个也无帝国之尊”。时过境迁,雅典同盟已无昔日之霸气,而周朝更是紫气不再。这是城邦制度决定的必然趋势。至于人们一谈及城邦制度就言必及希腊而无中国,以致于给人的印象是中国不存在城邦之制,作者分析了其中的原因:希腊的城邦没有发展到帝国这一步,而中国的城邦却在充分发展之后走上了帝国之路。通过对公元前6—前4世纪雅典与周朝的横向比较,我们认为这一时期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在此期间,古代奴隶制城邦文明发展到了奴隶制时代的顶峰。古代印度亦是如此,这一时期不仅在恒河流域产生了众多的城邦国家,而且也孕育出光辉灿烂的佛教文化。这就是本著给我们带来的启示之一。本著语言精练实用,无华而不实之词。立论时语言铿锵,有高凸低凹之感;叙述时语言平实,娓娓道来,像是在交谈。作为一部希腊文明史研究的专著,有些观点还有值得商榷的余地,这也是在所难免之处。如在论述阿哥斯城邦统治者的权力时,作者写道:“自多利亚人来到起,阿哥斯就由一位王统治,他既不是大权独掌,又没有丰富的财源,他地位比一般公民也高不了多少……他不是一个独立的统治者。”但接下来作者又援引埃斯库罗斯的剧本《恳求者》的材料,说阿哥斯的统治者是“国家的保护者,领导人和王。……但他不受任何审判;他的军事统帅权是单独的一票置于城邦投票权之上,可以否定城邦的投票,在这点上是单独掌握全权了。在宗教活动中他也是大权独揽。”所以,经作者的这一番引证,阿哥斯统治者权力大小的概念似有模糊不清之嫌。在对伯里克利的评价方面也有值得推敲之处。作者对伯里克利给予极高的评价,如“他一扫贵族政体和君主政体下政治家的清高之气,坚定不移地为公众最高利益而行动”,并“使雅典成为希腊世界最伟大、最富庶之地”,但又称雅典的民主繁荣以及经济文化的发展是伯里克利“巧用了民主,适势独裁”的结果。这倒使人联想到罗马帝国时期屋大维元首政治的实质。既然伯里克利时代是雅典民主制的繁荣时期,公民及其公民大会就应拥有广泛的权力。因此伯里克利的权力与其说是一种独裁,还不如说是民主权力的集中,这在那个时代是不矛盾的。尽管如此,还是瑕不掩瑜,该著在拓宽希腊史研究领域以及在对传统话题的深入探究方面,是一部值得推荐的力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