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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先行，将错综复杂的历史简单化、图谱化，在我们这个号称拥有数千年文明史积淀的国度里，乃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譬如，在历史人物的评价上，人们总是十分热衷于善恶两元的截然对立，因此，正面人物总是以近乎“高、大、全”的形象矗立于后人的面前，而很少去分析其作为一个人难以避免的人性弱点、人物软肋和人生败笔，而反面人物，则往往被“脸谱化”、“妖魔化”，虽然有极少数头脑清醒的人曾对此持保留的态度，说过“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论语·子张》）一类富有理性的话，但通常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不啻是空谷足音，大风吹过，了无痕迹。 于是乎，王朝的衰落乃至覆灭，人们不去考察其背后的深层次复杂原因，动辄将责任推卸到弱女子的身上，一句轻飘飘的“红颜祸水”，把帝王荒淫乱国的罪责解脱掉一半以上，所以，夏代的灭亡，妹喜罪无可逭；殷商的覆没，妲妃造孽深重；是褒姒的一笑，使宗周的社稷烟飞灰灭；是西施的妩媚，让夫差死不旋踵地走上不归之路。 人们的思维逻辑很单纯，很笔直，之所以会有“渔阳颦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的结果，就是因为帝王为美色所误、所伤，“云鬓花颜金步摇，芙蓉帐暖度春宵。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 （白居易 《长恨歌》）其实事情并非是那么简单，其他的且不说，夫差在吴越争战中渐落下风，直至败亡，主要原因，应该讲不是迷恋美色、寻欢作乐，而是在于刚愎自用，昧于对战略局势的判断与分析，战略方向选择上犯下大错，没有趁着夫椒之战的胜利一举翦灭越国，过早地实施战略重心的转移，把“北威齐晋”、称霸中原作为自己追求的战略目标。而勾践的胜出，主要靠的也不是什么西施、郑旦的“美人计”，而是他能够彻底打破“军礼”传统的束缚，不按正常的游戏规则出牌，突破道德的底线，同时在国际竞争大环境中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实现了越国战略利益的最大化。 勾践曾采纳其大夫逢同的建议，奉行“结齐、亲楚、附晋、厚吴”的方针；：“且鸷鸟之击者，必匿其形。今夫吴兵加齐、晋，怨深于楚、越，名高天下，实祸周室。德少而功多，必淫自矜。为越计，莫若结齐、亲楚、附晋，以厚吴。吴之志广，必轻战。是我连其权，三国伐之，越承其弊，可克也。”（《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它的实施，果然诱使了吴国四面出击，到处树敌，自陷于孤立无援、顾此失彼的窘境，一脚跌入了勾践给他预备的万丈深渊。 可是，后世人们忽视这些历史本相，简单地将越国灭吴的主要功劳记到西施们头上，这真可谓是“失之毫厘，谬之千里”了。毫无疑问，这是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文化生态主导下的历史叙事逻辑，难怪乎，让一些有识见的女子对此感到愤愤不平了；“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五代后蜀·花蕊夫人《述国亡诗》） 由于自汉武帝时代起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国家思想文化战略，儒学遂成为长达两千余年的统治思想，其所倡导的价值观，也成为人们衡量道德、判断是非、区分善恶、认知美丑的根本标准。当人们在对历史真相进行回溯与考察时，儒学的价值坐标就像一双无形而又无处不在的手，悄悄地使人们有关历史的认知在不知不觉中走上迎合儒家理念所设计的框架，或明或暗地都打上了儒学精神的烙印。更有甚者，是以儒家的价值观、伦理观的立场，来简单化图解复杂的历史现象，并不惜以道德的名义，来修正乃至虚构历史。这同样是典型的历史简单化、平面化解读。 譬如，儒家提倡“孝悌”之道，强调“孝”为百善之先，所谓“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于是，西周在夺取中原统治权前夕的泰伯、仲雍出走吴地事件，便衍生成了泰伯、仲雍孝顺太公亶父的意愿，不给日后文王姬昌上位主政造成困扰，主动谦让退避的行为，并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逐渐变成了言之凿凿的“信史”，具见《史记·吴太伯世家》：“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季历果立，是为王季，而昌为文王。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 但是，泰伯、仲雍奔吴的原因，是否就像《史记》、《吴越春秋》等史籍讲的那么单纯？乃是值得进一步讨论的。如果将这一事件置放在上古历史上东西方势力大角逐背景下考察，我们觉得这中间的深层次因素，很有可能属于当时周族灭商战略部署上的重要一环，即，太伯奔吴，为周族对东南吴地的有意识之经营，是周灭商整个大战略中的重要步骤之一。具体地说，周族通过太伯、仲雍奔吴这着棋，将自己的势力顺利地锲入商人的后方，旨在切断商人重要战略资源----江西一带铜矿----补给线，以实现周邦翦商的战略迂回和包抄计划（可参见罗琨、张永山所撰的《夏商西周军事史》，第219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这一点，著名先秦史专家徐中舒先生亦早已察觉，尝言：“余疑太伯、仲雍之奔吴，即周人经营南土之始，亦即太王翦商之开端。”（见氏著《殷商之际史迹之检讨》，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本上册） 很显然，将“太伯仲雍奔吴”两种说法对照比较，第一种成说不免失之于简单，而第二种意见，虽尚无铁证加以坐实，但是，从逻辑上讲，似乎更能够成立。而让贤奔吴说之所以有市场，成为正统与主流的观点，其实也多少与隐隐约约的儒学道德伦理价值指向有某种关联。 这种将复杂的历史作简单化处理的做法，同样也在功臣与君主关系分析上有充分的反映。动辄将君主诛杀功臣的原因，归结为“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亡，功臣死”。一般而言，这的确是大多数情况下的历史事实。但是，如果将“兔死狗烹”奉为认识君权与功臣关系的金科玉律，这显然是简单化、程式化的思想偷懒、研究失语。历史上的功臣遭遇，原因很多样，背景极复杂，有的也许是“兔死狗烹”的逻辑归宿，有的却是另有蹊跷。一概而论，难免以偏概全，甚至于郢书燕说。 譬如，越王勾践完成灭吴称霸大业后，两个最重要的功臣范蠡、文种，一个见机而作，及时隐退，躲过劫难；另一位不能知所进退，恋栈留下，结果落得枉送性命的悲惨下场，印证了所谓的“兔死狗烹”的铁律。但是，事情并不如此单纯，范蠡被逼得泛舟五湖，弃官经商，文种遭遇残酷的屠戮，越王勾践过河拆桥、卸磨杀驴、忘恩负义、恩将仇报固然是重要的因素，但却不是关键的原因。 细加考察，我们可以发现，导致这样的结局之根本原因，是范蠡与文种的身份问题。范蠢，字少伯，其生卒年不详，春秋末年楚国宛（今河南南阳）人，著名政治家和军事家；文种也作文仲、字会、少禽（一作子禽），春秋末年楚国郢（今湖北江陵附近）人，著名的谋略家。很显然，这两位都不是越国当地人，而是楚国人。 问题或许就出在他们身为楚人这一点上。众所周知，在春秋时期，列国纷立，争霸兼并无已，晋、楚、齐、秦等大国为了牵制和打击各自的主要对手，纷纷“伐谋”、“伐交”，争取和联合与国，以为己援，力图使争霸敌手陷于两线作战的被动局面。晋国曾积极扶植和支持吴国对付楚国，使其从侧后骚扰进攻楚国，严重抑制了楚国北上争霸的势头。楚国为了摆脱这种被动的战略态势，也利用越与吴争夺江湖河泽之利，各自拓展疆域而导致的矛盾，积极鼓动越国从侧后威胁和打击吴国，以减轻吴国对楚的压力。而越国为了抗衡吴国，正需要有楚这样的大国支持。于是双方一拍即合，出于各自的利益而联合起来，构成相对稳定的战略同盟。 就是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形势之下，身为楚人的范蠡和文种跋山涉水来到越国，为越国攻吴出谋划策。由于他们政见卓荦，智谋超群．很快就获得了越王勾践的充分信任，范蠡官拜上将军，与文种一文一武，辅佐勾践经国治军，“种躬正内，蠡治出外。内浊不烦，外无不得。臣主同心，遂霸越邦”（《越绝书·外传纪策考》）。经过多年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使越国转弱为强，在政治、军事上彻底战胜吴国，帮助勾践登上了“霸主”的地位。事成之后，范蠡挂冠归隐，泛舟五湖，“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史记·货殖列传》），成为一代巨商，世称“陶朱公”。 文种也是了不起的人物，他深富韬略，并具有极其出色的行政管理能力。这一点，连范蠡也是承认的，“镇抚国家，亲附百姓，蠡不如种”（《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如果说，范蠡之于勾践，好比是刘邦手下的张良，那么，文种的位置就类似于萧何，两人可谓双子星座，交相辉映。一起为勾践最终打败吴王夫差立下赫赫功劳。然而，灭吴之后，文种却比范蠡少了政治上的敏感与睿哲，他自觉功高，没有听从范蠡的劝告，继续留在越国朝堂上为臣，终于牵动了勾践的杀机，喋血长剑，黯然谢世。 勾践之所以必置文种于死地，应该说，与文种出身于楚国不无瓜葛。在灭吴事业未竟之时，勾践需要借重来自他国的能人干臣，替自己好好干活，但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思维定式，决定了勾践不可能真正毫无保留地信任文种----也包括范蠡。对勾践而言，楚国的人材不过是利用的对象，一旦完成灭吴大业，这两位大功臣的利用价值就不复存在了，即所谓“以势交者,势倾则绝；以利交者,利穷则散”（《中说·礼乐》），这时就可以弃之如敝屣。 范蠡识相，主动引退，勾践就念在其当年立下大功的份上，姑且网开一面，给他一条生路；文种脑筋不够灵活，错将客气当福气，赖在高官的位置不挪窝，勾践也就只好公事公办，以刀斧加以侍候了。 而这一切之所以发生，是勾践内心深处对“外臣”“客卿”根深蒂固的疏离与排斥。文种的倒楣，就在于他始终没有意识到自己身份上的根本局限，误以为自己在越国呆久了，就不再是楚国人了，以至于窝窝囊囊、不明不白丢掉了自己的性命。 可是，历史上的典籍中，却很少注意到这方面的蛛丝马迹，认为文种的死，同后来的韩信被杀多有相同处，于是就将他的死因，轻忽地归结为“兔死狗烹”这一点上，这不能不说是简单化、程式化评论历史人物的做法。说起来可以振振有词，但实际上并不能真正地展示历史的本相，更谈不上能够揭示历史的规律，这当然是隔靴搔痒的皮相之见，不足为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