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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原载于《人间几回伤往事:黄朴民解读历史文化》 面对历史，真正感到困惑的，也许恰恰是我们这些以历史教学或研究为职业，承担着所谓梳理历史、诠释历史的人。因为对大多数人来说，他们完全可以用超然的态度来认知历史，爱好武侠小说的，不妨把郭靖守襄阳之类的情节当作真历史；喜欢传统文学的，也不妨将《三国演义》、《说唐》之类的文本理解为真历史；普通的中小学生，更无碍将教科书所叙述的内容（包括结论）看成是真历史（当然随着人们视野的开拓，要做到这一点是越来越面临挑战了）。所以，只有我们这些整天与古代文献打交道，一辈子在历史长河中溯源的人，才会滋生出无穷的历史困惑，感到深重的无助甚至无奈。 这种困惑，概括起来说，无非是三个方面：第一，历史的“真”与“伪”，即历史究竟有没有真实性可言？历史叙事的真实性又有几分？主观因素在描述所谓客观历史过程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这一点，我们可以界定为历史的事实判断。第二，历史的“对”与“错”，也即用什么标准衡量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功过得失，是道德的定位，还是历史的分析？是人性化的温情理解，还是理性化的冷峻揭示？这一点，我们可以界定为历史的价值判断。第三，历史的“有”与“无”，即历史与现实之间的沟通关系究竟怎样？历史经验与教训与现实社会生活之间如何互动，如何共生？怎么样才算是对历史经验与教训的科学总结？一句话，历史在今天到底有没有“用”。对此，我们不妨界定为历史的功能判断。就历史教学与研究者而言，历史的事实判断、价值判断，功能判断，乃是不可逾越的三大难题，也是造成我们在从事自己事业时最深层次的精神困惑。 先说历史的事实判断。历史研究的核心意义之一是求“真”，这一点大家都没有什么疑义。然而，由于历史时空隔膜的存在，历史本相的重现能否做到真实可信，谁也没有信心对此作出担保，这决定了所谓求“真”往往耽于一厢情愿式的幻想。尽管以德国兰克为代表的考据学派一再强调历史学应以事实为依据，主张历史研究应“客观如实”，“据实记事”，所谓“不是我在说话，而是历史在借我的口说话”，认定历史研究的唯一目标乃是“积累准确的知识”。可是，事实上历史本身的复杂多样性，历史记录者主观认知能力与价值旨趣的差异性，加上拥有话语主导权的统治者出于种种原因有意无意对历史史实的掩饰或歪曲，今天的历史学者在接受相关历史信息时，本来已是残缺不全或真伪混杂的了。在这样的条件下，“客观如实”、“据实记事”云云，不过是可望而永远不可相及的理想憧憬。 唐代开国以及“玄武门之变”的史实，就是这种残缺性、可疑性的一个具典型意义的注脚。由于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中成为最后的胜利者，而历史又是由胜利者来书写，于是唐初开国历史中，李渊的地位与作用被明显降低，至于李建成，李元吉的形象则更是被丑化，被歪曲。而“玄武门之变”的来龙去脉，也同样不可避免地要按照李世民等人的意志，重新被梳理和整合，其结果必然是为李世民的逼父杀兄屠弟寻找到合理的依据。然而所有这一切，都以历史的正面记载得以流传下来，至于事实的真相后人或许永远无法探知究竟了。我们可以对此提出自己的怀疑，但是却因寻找不到有力的史实记载而对此进行颠覆。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的考据，在疑窦丛生的历史资料面前，始终是苍白无力，徒呼奈何的。“不溢美，不隐恶”作为理想的原则以及努力，值得敬重和效仿，可是作为操作的实践则不免捉襟见肘，遥不可及。 基于这样的实际，所以柯林武德为代表的思想学派强调“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克罗齐更主张“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完全可以按照这一逻辑，把历史看成是“人心中的历史”。也就是说，历史本相的残缺性与真伪混存性，本身乃是历代历史记载者与历史研究者主观意识作用于客观史实的结果，任何我们所能接触到的史前陈迹，都被赋予了记载者与研究者的主观色彩。所谓历史的真实仅仅是指主观的真实，而绝不可能是客观的真实。换言之，主观的真实方才是司马迁所说的“成一家之言”，而未经主观有机整合，更多带有客观成份的历史真实却往往流于“断烂朝报”之弊。 当然，对历史客观真实性的困惑疑虑，不应该使我们丧失对历史的信心。历史固然是残缺的，但这并不影响它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的完整；历史固然是不可客观复原的，但这也并不能完全否定它的合理的逻辑真实与近似真实。所谓近似真实，指的是在总体值得怀疑的史实面前，毕竟有一些细节的描述基本合乎历史本相，道出了客观的事实真相，这也是所谓司马迁“良史”与魏收“秽史”之间的畛域。所谓逻辑真实，指的是有关史实的记载，虽然存在着臆度，夸饰的成份，但是按照常理人情推度，似乎符合逻辑，基本能够成立。前者如《史记》关于李广事迹的记载与评价，新旧《唐书》关于李世民在唐朝开国中作用与地位的记载与评价，当然富于虚饰，增润的成份，不宜完全信从，但是司马迁对李广品格与情操的肯定，欧阳修、刘煦等人对李世民在开国过程中卓著功勋的认可，基本上还是合乎实际，值得信从的。《左传》中关于鉏麑放弃刺杀赵盾计划触槐而死的记载，则是后者的典型。虽然鉏麑自杀前的复杂心理活动，不可能有旁人作证，更不可能是史官的现场记录，然而有机会下手刺杀而自动放弃，并头撞大槐树而身亡的事实现场，却完全能够帮助史官有足够的想象来摸拟猜度杀手死前的心理活动并记入史册了；“归而叹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左传·宣公二年》）这种事实或许是杜撰，但逻辑推理上却无碍成立并可得到合理解释的历史，我们称之为逻辑真实。它完全合乎“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界定。 正因为历史研究中存在着近似真实和逻辑真实，所以，我们多少可以缓解稀释面临历史的“真伪”问题时的深重困惑。一方面不至于迷信历史具有纯粹的客观真实性，另一方面又不至于因怀疑历史的真实性而视历史为虚无，而会作出自己比较正确的抉择，以“戴着镣铐跳舞”的方式，尽最大的努力去接近近似的真实或逻辑的真实。 其次我们来谈历史的价值判断。陆游有诗云：“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争说蔡中郎”。（陆游《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将它们来观照我们的历史研究，可以发现这正是我们评说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时所常常遭遇的价值判断分歧的形象写照。所谓“身后是非”恰好是对特定历史人物或事件的功过价值判断的形容，而“争说”则表明这种价值判断往往会出现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仁智互见的情况。 因研究者自身的阅历、观察问题的角度、社会环境的影响等种种因素的制约，对某一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的评价往往会有截然不同的结果，这是历史研究中大量存在的现象，也是导致人们思想困惑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不禁要追问，评价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有无相对稳定的基本要素和价值尺度，能不能在这个问题上寻找到一定的共识。 根据我的观察，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评价上价值判断的分歧，原因固然很多，但是最关键的因素，也许是道德尺度与历史尺度之间的纠葛与对立。具体的说，对于某一具体的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的功过得失，用道德衡量或用历史衡量，往往会得出完全不一样的结论。在道德上占有优势，在人格上具有魅力，并不一定在历史上经得起检验，反之亦然。历史上有大贡献的人物，其所作所为也常常得不到传统道德的认可，不能成为人们真心景仰和钦慕的人格楷模。而历史研究者侧重于一个方面对其展开评价时，尖锐的意见分歧便立即凸显出来了。 这也是历史上诸多杰出人物“身后是非”、千秋功过任人评说，言人人殊的原因所在了。以封建帝王为例，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通常是心仪于光武帝刘秀、宋太祖赵匡胤的为人与做事风格，而对秦始皇，曹操，朱元璋嗜杀、残暴、严酷无情的行径无法苟同。尽管历史上曾有人别出心裁，努力为商纣王、秦始皇、曹操等人鸣冤叫屈，孜孜翻案，但结果却往往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心劳力拙，徒劳无功，秦始皇等人也总是成为被普遍诟议的对象，而无法真正“翻过身来”，这就是道德戒律在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评价中的潜在规范与制约。 然而，评价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毕竟不是单纯只有一把道德的“尺子”。作为历史研究者，与一般大众所不同的，是更多以历史的“尺子”对人物或事件作价值判断。所以尽管秦始皇、曹操、武则天、朱元璋等人在道德品行上存在着备受争议的地方，无法令人喜爱。可是平心而论，他们对历史发展的贡献有目共睹，甚至远远超迈占有道德或人性优势的刘秀、赵匡胤等人。所以用历史的标尺衡量，他们又不能不受到充分的肯定与崇高的礼赞。 不过这样一来，学者的观点与大众的认知之间便存在了巨大的差距，如何缩小甚至消弥这种差距，便成了历史研究怎样面对社会，进入大众，而不被边缘化的重大症结。但遗憾的是，我们在这方面的努力似乎并没有收到积极的效果，在“泛道德”氛围影响下的社会，作出既合乎道德要素，又满足历史条件的价值判断难之又难，“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始终是历史价值判断中普遍的现象，这不能不说是我们在从事历史研究中，所面临的一个重大困惑。 其实，历史的价值判断也并非是一个无法松解的死结。这方面，早在孔子那里就已经作出很好的范例。翻开《论语》一书，我们可以看到孔子有关管仲的评价就体现了道德与历史的矛盾统一。孔子一方面对管仲不无微辞，甚至多有贬斥，批评“管仲之器小哉”（《论语·八佾》），指摘管仲贪货敛财，道德有阙；另一方面又充分肯定管仲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之历史功勋，盛赞管仲“如其仁，如其仁”（《论语·宪问》）。很明显，孔子之批评管仲，乃是就道德层面发论；而孔子之肯定管仲，则是就历史层面定位。两者并行不悖，互为参比，从而使历史的价值判断在道德与历史的矛盾对立中实现了和谐的统一。这也启发我们，在进行历史的价值判断时，应区分道德与历史的不同标准，“将上帝的还给上帝，将凯撒的还给凯撒”，从而走出价值判断上的困惑。 最后，我们说一说历史的功能判断。历史究竟有没有用，历史研究的意义究竟在哪里？这似乎是老生常谈的一个问题，但却是实实在在，长期令人困惑但却无法回避的问题。 关于历史研究的意义或目的，司马迁三句话早已作过揭示，即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少卿书》）应该说，这是历史研究主体性的集中概括，也是中国传统史学本质属性“知人论世，经世致治”的精彩反映。 然而，传统的“资治”史学也不可避免带来严重的后遗症，即政治意识过分浓烈，动辄让历史承担过重的政治教化负荷，历史研究往往带着强烈的政治功利目的，成为政治的婢女（或附庸）。这种历史研究中的“不能忍受之重”，自然要引起许多历史研究者的厌倦甚至反感。于是乎，时至今日，不少人主张将历史研究的意义进行解构，提倡从政治史为主体的宏大叙事模式中摆脱出来，用自然主义的态度与方式对待历史，甚至进而否定历史研究的主体性。这样便有了所谓的历史“有用”抑或“无用”的困惑。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好事的反面便是扯淡，真理越过一步也就成了谬误。对历史研究主体意义的解构，同样难以跳出这个怪圈。当今时髦风行的鸡零狗碎式“研究”，表面上是对宏大叙事的反动，但实际上乃是放弃历史研究的根本职责。考证“女人小脚”的历史，发微“春宫图”的隐晦要旨，虽说也是历史研究的组成部分，但绝对不能算作是历史研究的主体内涵。我们的历史研究如果整个儿陷溺于女人的小脚、男人的胡子，并且以此为鹄，沾沾自喜，那么历史真的就成了无用之物，历史的研究滑向边缘，为大众所嘲弄，所唾弃也就理有固宜，势所必然了。从这个意义上讲，历史研究复归于传统史学的主体性，以宏大的叙事模式，显现其本质属性与核心意义诚属必要的选择。赵俪生先生说自己从来不让“竹头木屑”所淹没，可谓是通人之论。当然，重视历史研究的宏大叙事，着力揭示历史上“治国安邦”的规律，并不是要求我们放弃“求真”的努力，更不是用历史图解政治，对号入座、简单比附历史的启示性，而是寻求如何在“求真”基础上“经世”，在“经世”理念指导下“求真”而已。 《老子》云：“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在某种意义上讲，历史是“无”，也即“无用”，它不能直接成为生产力；但是，这种“无”，本质上其实是“有”，所谓无用之用，是为大用。这或许正是解答历史是否有用，历史研究究竟有无意义之困惑的最好结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