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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近研治中国学术史，好以派分。除以各个流派为对象的专题研究之外，在一般综合或分科的学术史著述中，学派也往往是条贯的脉络而成为论述的中心。而在学术发展史上，名目繁多的流派是否实有，如何形成，如何判断其主体与边际或内涵与外延，按照学术流派来研究学术史，其高下良否、利弊得失究竟如何，这一系列问题，前贤与时人议论纷纷，莫衷一是。异域学人艾尔曼(B. A. Elman) 专文讨论了清代学术流派; 香港饶宗颐教授所作《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不仅论及史统、治统与道统的关系，还辑录了历代重要的相关史料。按照学术流派来探寻学术发展变化的渊源脉络，固然有简便易行的好处，但也的确存在看朱成碧、倒述历史、以偏概全、简约而不能准确展现复杂事实及其联系纠葛的种种弊端。治学须破除门户之见，而破除的前提是能够分别门户。如果分不清而不分，就并非超越而是识浅。鉴于学派问题至少是近代和当下学人看待中国学术史的重要观念，与其先验地将学派作为研究的实在对象，毋宁探讨这些对象的由来以及研究的路径和方法。 一、道统与派分 1903 年《国民日日报》刊载了一篇题为《道统辨》的文章，其结语断言: “中国自上古以来，有学派，无道统。学派贵分，道统贵合; 学派尚竞争，道统尚统一; 学派主日新，道统主保守; 学派则求胜前人，道统则尊尚古人; 宗教家有道统，学术家无道统也。吾非谓宋儒之无足取，吾非谓理学之不足言，不过发明宋儒之学为学派，而不欲尊宋儒之学为道统耳。”[1] 清季激进知识人议论学术，主要是借学术话题表达政治理念，《道统辨》的作者也不例外。他说:“中国学术所以日衰者，由于宗师之一统也。宗师之统一，即学术之专制也。统一故无竞争，无竞争故无进步。溯其原始，孰非异学消亡之故乎? 故道统之名立，始也排斥周末之子书，继也排斥汉儒之考证，又继也排斥魏晋之词章，是则道统未立之先，仅为孔教统一，道统既立之后，更为宋学之专制矣。至宋学之专制成，而凡立说之稍异宋学者，悉斥为事杂言庞，于是更缘饰经传一二语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曰‘道不同不相为谋’。”清代思想学术，虽然方镇大员力持朴学考据，理学始终是朝廷确定的官方正统意识。而道统论本来与正统论密不可分。“圣贤在上，政即道也; 圣贤在下，言即道也。”[2] “君师本于一人，故为统。”孔子以后，君师相分离，道统与治统亦分离。[3] 在这里，反道统其实就是反对清朝统治的正统性，为各种反清的思想学说公开登台鸣锣开道。 不过，道统说不止可以发明宋儒之学为学派，中国学术史上有所谓学派，与道统论关系甚大。陈寅恪《论韩愈》表彰其在唐代文化史上之特殊地位，第一条就是“建立道统，证明传授之渊源”。原因在于“华夏学术最重传授渊源，盖非此不足以征信于人，观两汉经学传授之记载，即可知也。南北朝之旧禅学已采用阿育王经传等书，伪作付法藏因缘传，已证明其学说之传授。至唐代之新禅宗，特标教外别传之旨，以自矜异，故尤不得不建立一新道统，证明其渊源之所从来，以压倒同时之旧学派”。陈寅恪称许韩愈，主旨是想说明“退之自述其道统传授渊源固由孟子卒章所启发，亦从新禅宗所自称者摹袭得来也”。韩愈扫除章句繁琐之学，直指人伦，目的是调适佛教与儒学的关系。“盖天竺佛教传入中国时，而吾国文化史已达甚高之程度，故必须改造，以蕲适合吾民族、政治、社会传统之特性，六朝僧徒‘格义’之学，即是此种努力之表现，儒家书中具有系统易被利用者，则为小戴记之中庸，梁武帝已作尝试矣。然中庸一篇虽可利用，以沟通儒释心性抽象之差异，而于政治社会具体上华夏、天竺两种学说之冲突，尚不能求得一调和贯彻，自成体系之论点。退之首先发见小戴记中大学一篇，阐明其说，抽象之心性与具体之政治社会组织可以融会无碍，即尽量谈心说性，兼能济世安民，虽相反而实相成，天竺为体，华夏为用，退之于此以奠定后来宋代新儒学之基础”。[4] 而陈寅恪推崇新儒学，是因为“新儒家之旧途径”“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在中国“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5] 他认为，宋儒“皆深通佛教者。既喜其义理之高明详尽，足以救中国之缺失，而又忧其用夷变夏也。乃求得两全之法，避其名而居其实，取其珠而还其椟。采佛理之精粹，以之注解四书五经，名为阐明古学，实则吸收异教，声言尊孔辟佛，实则佛之义理，已浸渍濡染，与儒教之宗传，合而为一。此先儒爱国济世之苦心，至可尊敬而曲谅之者也”。[6] 这与清季革新人士抨击道统论的立意截然不同，后者由其当时的感触立论，并不说明道统论的实际历史地位与作用，但是同样看到，道统论的出现，其实是为宋儒之学的新学派张本。建立新道统的目的，就是为了压倒同时的旧学派。 不仅如此，道统论的出现，甚至是中国学术史上产生学派意识的重要因缘。如近代学人所指出: “汉学讲家法，有今文家法，有古文家法，有讲训诂声韵者，有讲典礼制度者，有讲经籍义例者，若不通家法，便非汉学。宋学讲宗派，有程朱学派，有陆王学派，有种种学派，若不守宗派，便非宋学。”[7] 道统论的出现，反映出宋学的门派意识日渐明确，不仅与此前的章句繁琐之学立异，其内部门派分立的倾向也渐趋强烈。从历史上看，道统论之后，中国出现了学派的概念。“隋、唐之前，无道统之说也。唐、宋诸儒，以为天不变道亦不变也，于是有传道之人; 又以吾儒之道异于异端也，于是有道统之说。”[8]而道统论有孔孟前之道统与孔孟后之道统的分别，前者即韩愈《原道》“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其后中断甚久，到了韩愈，才重新接续。 韩愈“原道”，实际上建立了传授的渊源脉络，却并未正式提出“道统”，用清代学人的看法，也就是有道而无统。“夫愈之《原道》，举其实而辟其浮，守其中而贬其杂，未尝及统。”[9]将韩愈作为道统论的发端，更多的是宋儒的追溯。据钱大昕考，道统二字始见于宋李元纲《圣门事业图》。[10] “统者，即正宗之谓，亦犹所为真谛之说也，要之不过天理二字而已矣。”[11]讲道统就有纲纪法度，是非正邪，所以“论道统之所自来，必曰宗于某，言文脉之所从出，必曰派于某”。费密论述宋儒讲道统的由来: “独言孟轲之传，开于唐儒韩愈。至宋蔡京遂以王安石上下孟轲，程颐又以程颢为孟轲后一人，而尚无道统接传之论也。南渡后朱熹与陆九渊争胜门户，熹传洛学，乃倡立道统，自以为曾氏独得其宗，而子思，而孟轲，而程颢、程颐接之。”[12] 梁启超等人将学派的历史上溯到先秦，严格说来是后人的附会。李审言《论桐城派》称:“《说文》无‘派’。‘从反水’，谓‘水之衺流别也’，即今派之正字。夫衺流别赴，异于正源，本非雅词。古有师法，无所谓派者。有之，自宋吕居仁《江西宗派图》始。然一祖三宗之说，山谷、后山、简斋，尚在人口，其下则蔑如也。可见一时之好尚，未为定论。”[13]文学史研究者以为: “派”、“流派”两个词在中国典籍中很早就出现了，而用“派”来概括文学创作的派别，大约在北南宋之交才开始，并以吕本中《江西诗社宗派图》、杨万里《江西宗派诗序》和刘克庄《江西诗派总序》为文学流派自觉认识的标志。这样江西诗派成为古代文学史上第一个自觉结成的诗歌流派，后续各派，均“ 于宋朝之江西诗派”。[14]至于学派一词，以宋黄仲元《四如讲稿》卷一提及的江西学派，用法与今义较近。[15] 不过，研究者还发现，古代文学流派，包括所谓自觉型的流派，其名称都不是当事人自己标榜的，其命名以及人们对它的认识往往晚于流派本身的形成。也就是说，流派实体先已形成，然后人们才为它命名并对其有所认识。换个角度看，这样的逻辑恰好说明流派是由后来人的认识逐渐定型的，而人们的能动性并不仅仅是发现流派的实体，还会参与流派形成的主观进程。 宋代的学术流派就是在这样的进程中发展和完善起来的。虽然宋儒门户之见甚深，宋代已经出现了学派的概念，并且至少在后来人的眼中，还有了为数不少的学派，但仔细检讨相关史料，宋代学派的分界与脉络在清人的著作中才变得明晰起来。这种清晰化同样与道统论有着密切关系。所谓“孔孟后之道统，则孙夏峰《理学宗传》所列周子元公、程子纯公、程子正公、张子明公、邵子康节、朱子文公、陆子文安、薛子文清、王子文成、罗子文恭、顾子端文是也”。[16] 而强调道统，必然分别宗派。清代各种宗传、学案，为数甚多，形成梁启超所谓专史中“惟学术史一部门，至清代始发展”的局面。[17]康熙时熊赐履著《学统》53 卷，其《序例》云:“夫道也者，理也; 理具于心，存而复之，学也。学有偏全，有得失，而道之显晦屈伸，遂从而出于其间。有志者，是乌可不为之致辨乎? 辨其学，所以晰其理，而道以明，而统以尊。呜呼!此固吾儒事功之决不容已者也。三代以前尚矣。鲁、邹而降，历乎洛、闽，以逮近今二千余年，其间道术正邪，与学脉绝续之故，众议纷纭，讫无定论。以致标揭门户，灭裂宗传，波靡沉沦，莫知所底。予不揣猥，起而任之。占毕钻研，罔闻宵昼，务期要归于一是。爰断自洙、泗，暨于有明，为之究其渊源，分其支派，审是非之介，别同异之端。位置论列，宁严毋滥。”熊自谦为“鄙儒”，“粗通章句，辄搦管为此，则夫谫陋之诮，僭逾之辜，极知在所不免。然而生平卫道之苦衷，自谓可以对越往哲，昭示来兹而无愧。”[18]作者是否鄙儒，自有公论，其卫道心切，则显而易见，因此所分宗派主观意识极强。而黄宗羲、全祖望等人撰写《宋元学案》，“有宋各派学术———例如洛派、蜀派、关派、闽派、永嘉派，乃至王荆公、李屏山派———面目皆见焉”，被梁启超许为“洵初期学史之模范矣”。[19] 清儒讲宋学史，虽然各种宗传、学案事实上已在编织学派的谱系，可是直接标名学派的并不多见。万斯同的《儒林宗派》和李清馥的《闽中理学渊源考》与众不同，前者叙述整个儒学史，南北朝以前以人分，此后则以宗师姓氏加学派，冠名为某氏学派，如刘献之为刘氏学派，其下系以门生传人。照此办法，宋代分为程子(二程)、胡氏(瑗)、张氏(载)、邵氏(雍)、朱子(熹)、林氏(光朝)、吕氏(祖谦)、张氏( )、陆氏(九渊)、叶氏(适)、陈氏(傅良)、陈氏(亮) 等学派，元代分为金氏(履祥)、吴氏(澄)、许氏(衡)、刘氏(因) 等学派，明代则分为宋氏(濂)、薛氏( )、吴氏(与弼)、章氏(懋)、蔡氏(清) 、王氏(守仁)、刘氏(宗周) 等学派。个别在人派之下再以地域分，如朱子学派下又有朱氏建安学派和朱氏建阳学派。不能纳入派分者则每代设“诸儒博考”。也有记门人而不称学派者，如陈白沙。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专讲一地的理学流别，除按人分派外，因为地域限制，家传即为谱系，故多用家世学派。这两种分法均出现因宗师同姓而学派同名的现象，容易混淆，而且过于琐碎，不易得到公认，后人很少沿用。 二、宗派的研究法 尽管梁启超认为“有清一代学术，初期为程朱陆王之争，次期为汉宋之争，末期为新旧之争”(后者亦有今古文之争之说) ，[20] 而且清儒在将宋学谱系化方面的确是浓墨重彩，可是并不等于说清儒的门户之见特深。相反，“其实清儒最恶立门户，不喜以师弟相标榜。凡诸大师皆交相师友，更无派别可言也。”[21] 所以梁启超说，清中期以前，虽然有新学派、旧学派和新旧学派之过渡者，但“皆彼此忻合，未尝间然。其始标门户以相排诋者，自陆陇其、熊赐履辈始”。[22]而且仍是理学大系统内部的纷争。至于朴学，虽有家法，却不立门户，[23] 直到江藩作《国朝汉学师承记》和《国朝宋学渊源记》，不仅将汉学、宋学门户显然区别，在汉学内部，也划分吴、皖两派。汉宋之争的展开，使得清代学人的门派意识明显加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