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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锺书先生的著作包罗宏富，横看成岭侧成峰，难以一概称之。他诚然申说过“与其曰古诗即史，毋宁曰古史即诗”（《谈艺录》38页〔1〕）的学术裁断，表彰过刘知几“视史如诗， 求诗于史”（《管锥编》164页〔2〕）的治学心路，似是将一切文献都当作“诗”来研究了。但他也并非没有“视诗如史”“求史于诗”的时候。如判言《楚辞》的《招魂》“可藉以想见古代风俗”（《管锥编》632页）， 《天问》“不失为考史之珍典”（同上608页）， 甚至曾经宣称“若经若子若集皆精神之蜕迹，心理之徵存，综一代典，莫非史焉”（《谈艺录》266 页）。由此观之，说钱锺书先生的工作类带着历史研究的性质，并非穿凿之谈。他的卓明史识具有渊博的内容，可以作多方面的阐发。本文择其大要，先揭出三端。 一、以今揆古 以古明今 历史是滔滔不绝的江河，又处处有断头，可以自成段落。审视历史，首先有一个将视点置于长河之何处的问题。日本著名思想史专家石田一良在《文化史学：理论与方法》〔3〕中， 将迄今为止的历史思考还原为三种基本态度；过去史的思考，现在史的思考，未来史的思考。所谓未来史的思考，即从历史的终极之处审视历史，在与未来的关系中把握过去，基督教的历史神学主义便是一个典型。所谓现在史的思考，重视历史的“现在性”，在与现在的关系中把握过去，B •克罗齐的历史相对主义即持这种立场。所谓过去史的思考，试图尽可能单纯地将过去作为过去来把握，在他们那里，历史资料与历史实际二者的时间距离是不存在的或不重要的。L•兰克一些门徒所躬行的历史实证主义， 在这方面表现得特别突出。任何史家都不能超脱这三种基本态度，任何历史思考都不能游离这三种基本倾向。 那么，钱锺书先生观照历史的立足点何在呢？ 1978年9月，他在意大利奥尔蒂赛出席第26 届欧洲汉学会时发表演讲，郑重声言：“古典诚然是过去的东西，但是我们的兴趣和研究是现代的，不但承认过去东西的存在，并且认识到过去东西里的现实意义。”〔4〕这可以说是钱氏一贯的看法。例如，此前45年， 他就在《旁观者》一文中提出：“过去也时时刻刻在变换的。我们不仅把将来理想化了来满足现在的需要，我们也把过去理想化了来满足现在的需要。”〔5〕此后十年， 他为《宋诗选注》香港版所作的前言又提出：“不论一个时代或一个人，过去的形象经常适应现在的情况而被加工改造。历史的进程里，过去支配了现在，而历史的写作里，现在支配着过去。”〔6〕浪淘尘埋，而初衷未改。 从表面上看，这些说法似乎与B •克罗齐“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7〕的命题如出一辙，都强调历史认识的主体性和相对性， 都强调客观历史进程与史家接受过程的非对称性转换关系。奥尔蒂赛演讲中的那句话，就是紧接在这位意大利学者的这一名言之后说的。但仔细省察，二者也有不少貌同心异的地方。 其一，《管锥编》常常标举“以今揆古”（14页）、“以今度古”（1658页）、“相今度古”（1013页），该书《全晋文》卷借清人钱谦益“表扬累臣志士”释慧远为由头，所论尤详。钱先生首先就事说事，慧远入宋而书恶纪元的细节，长期为人所忽略，悠悠千载直至钱谦益才得到知赏。比而同之，此中缘故无他，只是由于钱谦益“生世多忧，望古遥集，云萍偶遇，针芥易亲。盖后来者倘论前人往事，辄远取而近思，自本身之阅历着眼，于切已之情景会心，旷代相知、高举有契”（1266—1267页）。继而将之上升为理论，推重《鬼谷子•反应》篇所详言的“以反求覆”之道，“已自知而后知人”之理。复次，又能上能下经理“推之读史”，揭示“宋明来史论如苏洵《六国论》之与北宋赂辽，苏轼《商鞅论》之与王安石变法，古事时事，相影射复相映发，厥例甚众”（1266页）。并分别以《荀子》的《非相》、《性恶》篇，印证《鬼谷子》的《反应》篇；以《后汉书》孔融、《魏氏春秋》曹丕之言，印证苏洵、苏轼之论。最后，还拿钱谦益抬尊释慧远的心态与明代遗民逃禅的风气相参验，作了洋洋洒洒的铺说。以今揆古的事理情由，已阐发得淋漓尽致。然而，“古事时事相影射复相映发”，即是《鬼谷子•反应》所谓“反明知古，覆以知今”，它也包含从历史来观照现实的运思指向。钱谦益“亟亟发明慧远‘心事’，正复托古喻今，借浇块垒，自明衷曲也”（同上）。于是，以今揆古同时成为以古明今。这种阐释格局，若借用《管锥编》的话，或可称为“酌古斟今”（743页）。 这里的“酌古斟今”的要谛，实际上就是在“古”、“今”之间交相往复，建立历史与现实之间的“阐释之循环”。《管锥编•左传正义》卷曾以德国学者W•狄尔泰和意大利学者L•帕瑞森的阐释学理论为参照系，烛照乾嘉朴学的偏枯之弊，并由此生发，推而广之，“自省可以忖人，而观人亦资自知；鉴古足佐明今，而察今亦俾识古；鸟之两翼，剪之双刃，缺一孤行，未见其可”（171页）。 必须在古今反复的屡“酌”屡“斟”之中，才能达到史家与历史，即阐释者与文本，亦即读者与作者的“视界融合”。〔8〕 而克罗齐称自己的思想是“绝对历史主义”，它少了如上这样一种现代阐释学的浸润，少了如上这样一种辩证理性的统摄，便难以“义解圆足而免于偏枯”（同上）了。 其二，按照克罗齐的“基本原则”，“精神本身就是历史”，“历史就存在我们大家当中，它的来源就在我们心中”，在心灵的熔炉中，“语言文献学同哲学相结合而产生历史”。〔9〕这样， 历史就必然成为变化不定并且因人而异的无限的连续和辗转。 此说自有启人心智之处。问题在于，历史知识这种因人而异的不确定，它本身也是相对的；历史知识的种种变化，应当有它一定的自由度（界线）。在这个前提下，才谈得上对“逞文才之戏笔”与“秉史德之直笔”的区分，对“词赋之逸思放言与志乘之慎稽详考”的区分（《管锥编》1298页，1152页）；才谈得上历史考据须信守“克己的美德，要不然它就丧失了谨严，算不得考据，或者变成不安本分，遇事生风的考据”。〔10〕 在钱锺书看来，史家同他的认识对象不仅要有身入其境的一份亲切（克罗齐所谓“和现在生活的一种兴趣打成一片”，〔11〕也要有跳出圈外的一段距离。岁月的流逝，往往是最有力最权威的裁决。百家史评由此筛选，千般史实由此澄明。“干校运动”，“文革风光”，多少假案错狱，多少屈鬼冤情，“现在事过境迁，也可以说水落石出”〔12〕。谢灵运的诗情，沈约、任昉的文章，一时声名鹊噪，风起云从，而“当时公论，却未成后世定论”，必待“世迁”而后乃“论定”（《管锥编》1393页，1406页）。时间之所以有此神效，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史家虽各逞己意，各抒己见，但在漫漫岁月长河中，各种主观意见相互冲突、驳诘，相互吸收、抵消，终于形成比较客观的共识。 这样，历史认识的主观烙印又同时成为需要淘洗和过滤的成分。《谈艺录》主张，“无我而有我，相反相成。”“致知究理，亦莫不然。其求学之先，不著成见，则破我矣；治学之际，摄心专揖，则忘我矣。”（280页）。保持如此虚灵的心境，才做得了大学问。同样， 历史著述的时代氛围也同时成为需要冷处理和超越的约束。如香港版《宋诗选注》所表白，“史书和回忆录等随时应变而改头换面，有不少好范例。我不想学摇身一变的魔术和自我整容的手术，所以这本书的《序》和选目一仍其旧，作为当时气候的原来物证——更确切地说，作为当时我自己尽可能适应气候的原来物证。”〔13〕保持如此真淳的人格，才成得了大气候。可见，一味强调历史的“现在性”，也会破坏古、今之间“斟酌”、“循环”的合理张力，《管锥编》所谓“执着于‘悟’亦可成迷”（1951页），这是应当引起警觉的。 此外，从微观方法上看，《管锥编》中颇多以今日乡俗释古、证古的零星材料。《全汉文》卷论晁错文章和《史记》《汉书》列传中“赘婿”、“赘子”“出赘”诸词的涵义，徵引司马贞、钱大昕、黄震、高士奇等人的意见略作梳理，指出“旧日入赘之婿多为其妻兄弟所侮，即无兄弟而‘坐产招夫’以为‘补代’者，妻党皆鄙薄之。余童时尚见闻此等风俗也”（898页）。 《全三国文》卷也谈到“吾国旧俗复以蝙蝠为吉祥之象，不知起自何时……余儿时居乡尚见人家每于新春在门上粘红纸剪蝠形者五，取五福临门之意”（1061页）。在《楚辞补注》卷，乡俗证史之法还推及于西方异域： 旧日不死于家者，其魂必出外招之……余儿时在锡、苏、澄习见此俗，且尝身受招呼，二十许寓沪西沿闻邻人夜半为此。招生魂于其迷失之地，中西旧俗略同；如18世纪初，一法文小说记国王出猎，夜宿野堡，醒而病狂，医无能治，公卿乞诸巫，巫谓王之子女当至丧魂处求觅之（632页）。又，在《全齐文》卷，由赵翼《陔余丛考》和俞正燮《癸已类稿》都引南齐王秀之《遗令》以证六朝有丧次助哭之习俗，钱氏言及丧事之哭乃是一种礼仪，而并不仅仅是情感的宣泄时，也有类似的考述： 曩日妇人有以受雇助哭为生计者，吴中称“哀丧婆”或“哭丧婆”，余少日乡居时常见之。古来以哭时且号且言为礼俗，《颜氏家训•风操》言之甚明，……西方旧日亦有哀丧婆。古罗马讽世诗云：“得钱代哭之妇自扯其发，发声大号，悲戚过人”；西班牙名小说家状两妇痛哭云：“作哀丧婆态”，注家云：“一名哭丧婆，丧葬时雇来啼泣之妇也”（1341—1342页）。这些不仅见出钱锺书先生深厚的学养和敏锐的眼光，而且表现了他独有会心而不同于众（包括克罗齐）的读史兴趣。 二、虚言徵实 史笔多疑 钱锺书先生兼重历史情事的“现在性”和现实生活的“历史性”，暗含着一个“诗、史相通”的思想前提。中国古代有文史不分家的传统，西方学术界也有一派把史学视为一门艺术，高声标举“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的B•克罗齐，就曾用直觉体验来阐发美学， 又用美学原理来观照史学，从而得出历史同艺术一样，全是心灵之活动的结论。受这种学术风气的启导和影响，又注意冲撞、超越这种治学模式的局囿和牢笼，促使钱先生形成自己的历史真实观，即以虚言徵实，由史笔生疑，它如两翼双刃，相辅相成而不容偏废。 既然“词赋之逸思放言与志乘之慎稽详考各有所主”，诗人、小说家者流可以“信口开河”（《管锥编》1152页，832页）， 可以靠“想当然”来“虚构”“莫须有”之事（《谈艺录》38页），这些“虚言”之中又有何“实”可徵呢？ 首先，可以推知土风旧俗。如，《谈艺录》引梅尧臣《咏杨高品马厩猢狲》诗、陈师道《猴马》诗、王哲《风马令》、《捣练子》词、小说《西游记》、《夷坚志》等“虚言”材料及元剧名《看马胡孙》，说明古时常以猴系于马厩以辟恶除疾，“自宋至明，此俗相沿不革”。〔14〕又，《诗经》云：“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赠与答殊不相称。《管锥编》由诗人“匪报也，永以为好也”的自解之词，逗出“初民礼俗”，“赠者必望受者答酬，与物乃所以取物，尚往来而较锱铢，且小往而责大来，号曰投贻，实交易贸迁之一道，事同货殖”的一番议论（99—100页）。 其次，可以徵见世情人心。《管锥编》评论赵高出身贵公子，自宫以进，为赵国报仇，掩护过刺客张良的民间传说，指出“稗史小说，野语街谈，即未可凭以考信人事，亦每足据以觇人情而徵人心”（271 页），“采及葑菲，询于刍荛，固亦史家所不废也”（《管锥编增订》25页）。王延寿《鲁灵光殿赋》写壁上图绘，有“五龙比翼，人皇九头”之句，注家以“九头”为“兄弟九人”；《韩非子•外储说》载孔子释“夔一足”，“夔”为人名，“一足”为“一而足”。钱先生以为此类言说惨淡经营，把远古神话理性化，并非正确。“原始多荒幻之想象，草味生迷妄之敬忌，疑惧而须解，困穷而有告， 乃是冥顽无知之物质；信解此道，庶几以情证理，怨恨之至，遂识事物之真”（同上）。这是很精彩的意见。人的认识与他整个意识体系密切相关，人的认识成果总要受其情感、意志的引导和制约，因此有“以情证理”之说；现实生活中，往往饱经磨难，吃尽苦头，情感世界创巨痛深，而后才有大彻大悟，因此有“怨极而识真”之说。 南齐王僧虔《条疏古来能书人名启》云：“杜陵陈遵，后汉人，不知其官，善篆隶，每书一座皆惊，时人谓为陈惊座。”《管锥编•全齐文》卷指摘其误，“僧虔以前汉为后汉，以‘善书’之椽吏陈遵与旬侯陈遵混为一人，以闻其到门‘坐中莫不震动’混为‘每书一座皆惊’。”比起北朝误读《史记》《汉书》的“才学重臣”和“俊士”，“南朝名士达官如僧虔之荒陋悠谬，正复有过而无不及”（1337页）。根源何在？王僧虔《诫子书》承认“由吾不学，无以为训……吾今悔无所及，欲以前车诫尔后乘也”，确属自知之明。但这些达官重臣，占居高位而脱离现实，生活安逸而心识浅薄，不知稼穑之苦，不谙军旅之劳，纵使埋首书斋，读得一些熟典，学到若干故实，恐怕也是隔靴搔痒，终究与真历史一间未达。唐代章怀太子李贤注《后汉书》，魏王李泰著《括地志》，都只能假手于门下宾客，走秦相吕不韦修《吕氏春秋》、汉淮南王刘安撰《淮南子》的老路，便是一个方便的注脚。 “因写忧而造艺”（《管锥编》617页）， 是钱先生从古今中外无比丰富的写作实践中提撕出来的精言要谛。《诗可以怨》一文对它在诗歌创作评论中的表现作了酣畅的发挥。文中也说到“司马迁举了一系列‘发愤’的著作，有的说理，有的说事”，这记事之作，便是史书，司马迁《太史公自序》所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由不平之人，写不平之世，身外的艰难时世、纷纭史事，与心中的幽愤积郁、情感挫折相应和，鼓啸而出，捭阖纵横，生生不已，代代相传，于是有回肠荡气之史笔，于是有源远流长之史学。以此稍窥钱先生之史怀，不敢自信有契一二。他心予揣，郢书燕说，愿俟君子明教。 注释： 〔1〕本文所引《谈艺录》为中华书局1984年版，以下不再说明。 〔2〕本文所引《管锥编》为中华书局1979年版，以下不再说明。 〔3〕见石氏该书上编第一章，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 〔4〕《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见《钱锺书研究》第2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 〔5〕见《大公报》1933年3月16日《世界思潮》（第29期）。 〔6〕见《人民日报》1988年3月24日，文题为《模糊的铜镜》。 〔7〕B•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傅任敢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页。本句钱氏译为“在真正意义上， 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文义似更醒豁。 〔8〕《谈艺录》611页译为“读者与作者眼界溶化”。 〔9〕见《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第303页。 〔10〕见《宋诗选注•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第4页。 〔11〕B•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商务，1982年，第2页。 〔12〕钱锺书：《干校六记》小引，同名书第1页，三联书店， 1981年。 〔13〕钱锺书：《模糊的铜镜》，《人民日报》1988年3月24日。 〔14〕见《谈艺录》第510页。《钱锺书研究》第一辑第20 页载钱先生补正之文，又增《齐民要术》等四例。 〔15〕亚里士多德：《诗》及当页译注〔1〕，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29页。 〔16〕见《宋诗选注•序》第4页。当然，“史书”所言， 实有三个阶次，最高一级，也可“通观”“理、道”，参看《管锥编》162页。 〔17〕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12页。 〔18〕见《朱子语类》卷139。 赵翼《题元遗山集》“国家不幸诗家幸”一句，亦脍炙人口。 〔19〕见梁启雄《韩子浅解•前言》，中华书局，1982年，第8页。 〔20〕以上参见《管锥编增订》，中华书局，1982年，第50—55页。 〔21〕司马迁：《报任安书》，载《汉书•司马迁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