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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国传统史学把自己的使命，概括为纵向的“通古今之变”；至于与四边蛮夷的横向比较，只是“礼乐之邦”的陪衬而已。近代以来的“中外历史的会通”，显然就是一场视角的变革了。把中外同时纳入视野，激发了近代史家的无数灵感。“中外历史的会通”之意义重大，首先在于事物的特点是在比较中呈现出来的。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比较建构了事物。进而现代科技也极大地增加了各地域的交流频度，在人类生活逐渐“全球化”或“一体化”时，学术的展开也必然趋于“会通”。笔者所学习的中国制度史，当然也是如此。 笔者认为，根据自然法则，人类生活的“一体化”最终不可避免，其多样性也将以新形式表现出来。当然，漫长曲折的“一体化”中，既存的各民族、地域和文化单元，也在全力维护其独特性。除了争取利益最大化之外，也在于多样性本身的文化价值。学术上也是如此。 吉尔兹的“地方性知识”概念，便含有一个意图：不是寻求抹杀个性的“规律”，而是采用“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摒弃一般，寻找个别的方式去重建新的知识结构”。在文化之中，蕴含着人类精神创造的那些最精微的东西，这就需要“内部眼界”。比如说，使用“清新”、“华腴”或“沉郁顿挫”之类传统术语，方能传达中国诗词的美妙之处。然而这套术语，或说这种“内部眼界”，无法用于外文诗歌。笔者所学习的政治制度就不同了。若转入制度领域，那么连“寻求个别”的吉尔兹，也看到了“在任何一个复杂构成的社会的政治核心中，总有统治精英以及一套符号形式去表达他们真正管理统治的操作行为”，“在任何地方，这一点都十分明晰，国王们通过仪典获得对他们的王国的象征性的拥有”①。“统治精英”、“符号形式”、“操作行为”、“礼制仪典”之类概念，实际就组成了一个普适的参照系，可以用于“任何地方”、“任何一个复杂构成的社会”。 历史学特别关注那些独一无二、不可重复的东西。“天底下没有两片一模一样的树叶”。然而千姿百态的纷纷树叶，也是可以类型化的。当你把视线从某一特定个体移开，着眼于更多个体之时，“类型”就浮现了。凯特莱说：“人数越多，个人的意愿就会深埋在普遍事实的系列之下，而普遍事实则取决于决定社会存在与延续的总体原因。”穆勒也看到：“本性看来似乎最为变幻莫测的事件，单独处理时看不出端倪，一旦涉及足够多的回数，它们就能够以接近数学规律的特征发生。”②样本越多，“大数定律”的意义越大。比如说，个人最终无法超越“正态分布”。所谓“中外历史的会通”，所涉样本至少在两个以上，超越个性的深层法则，就开始重要起来了。 一位世界史教授曾对笔者谈到，他在讲授东南亚各国史时，最大难点之一，就是如何把它们的历史同中国史“放在同一平台上加以观察”。笔者觉得这个想法很好。尽管作为人文学科，历史学对独一无二的、不可重复的东西情有独钟，但它毕竟还有一个科学的层面。科学要求对同类事物采用同一方法，不能甲人、甲地、甲事物是一套，乙人、乙地、乙事物又是一套。有人认为，中西政治体制的内在逻辑不同，本质上是不可比的。然而也可以换一种态度：人类既然是同一个物种，其各个种群的结构就应该可比；其各种差异，可以、也需要在同一平台上呈现出来。中国有很多传统政治术语，如“德治”、“法治”或“王道”、“霸道”之类，它们无法用作比较各种权力结构、政治思想的共同平台，只是分析对象而已。适当建构起来的“同一平台”，看上去是“中外历史会通”的基本问题之一。 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皇权不下县”，县以下广泛存在着各种“自治”。对此，秦晖作出了一个出色的反驳。他通过比较西欧、东欧、东亚、南亚、西亚等地的“小共同体”与国家的关系，有力阐明了在各前现代文明中，中国属于“大共同体本位社会”③。这就是一个基于“会通”的认识。假如谁想反驳它，那就必须遵循同样的方法，即引证其他社会的相关资料提供比较。最近笔者参与讨论“中国专制主义”概念的问题，就深感对中国传统政体的认识也依赖于“会通”，即需要在政体类型学的层面建立共同的参照系，对人类历史上的各种政权加以分类比较，由此在“序列”中确定中国皇权的属性，而不宜孤零零地就中国论中国④。 这样的理论框架的建构，经常要超出历史学领域，而进入相关的社会科学领域，甚至科学领域。从学理上说，一套解释模式，在自身所处的层次不可能拥有“完备性”，必须求助于更高层次的概念体系。中外政治制度史的“会通”，须以一般政治学理论为基础；中外经济史的“会通”，须以一般经济学理论为基础。假如要比较罗马帝国和秦汉帝国的地方行政，只把二者放在一起各作叙述，还不算“会通”；假如要比较西方的“四要素说”(土、水、火、气)及其医学理论与中国的“五行说”及其医学理论，只把二者放在一起各作叙述，也不算真正“会通”。这时的分析平台，是要在更高的行政学，或文化学、医学层次上建构起来的；换个说法，则是在历史学与行政学、文化学、医学的交界面上建构起来的。个人当然可以不承担这种建构，大多数人只是利用既成范式从事具体研究而已，可对一个领域就不是如此了。超越实证、也超越“地方性”的新平台的探索与搭建，是“中外历史会通”新开拓的基础工作。 近代中国人最初看世界时，采用的仍是“内部眼界”：用“大同”来比拟民主；用“议郎”比拟议员；赞扬华盛顿的“推举”，“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等等。随后的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就不同了。他们尝试把中外比较，建立在一个共同平台之上。严复翻译孟德斯鸠《法意》之余，对中西政制之异颇有评述，其若干认知已积淀下来了。像“家长主义”问题上的中西之异，严复的讨论至今仍有价值。康有为曾“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在万木草堂开设过“外国政治沿革得失”的课程，为光绪帝编写过《列国政要比较表》。其《官制议》一书中有大量中西制度比较，不乏卓见。萧公权评价《官制议》：“可说是当时中国讨论政府官制的论著中，最有系统的一部。”⑤梁启超的《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以现代政体理论为“平台”，采用了“专制”、“贵族制”、“封建制”等概念，本于中国史的内在发展逻辑，为历代政治史勾画出了一个基本轮廓，并阐述了中央集权、外戚势力、异族政权和部落贵族、宰相权臣等重大问题。其基于政治体制、政治形态的历史分期，不妨说是中国学者的“制度史观”的开山之作。我想这篇名作，可以列为历史系本科生的必读之文。这类比较，都在为“中外历史的会通”搭建平台。 时至今日，中外比较业已蔚为大观，相关的论著、论文，用“遍地开花”来形容并不过分。大到中外历史的不同方向和阶段，小到风俗、器物，旁及环境、自然……尽管各位具体研究者可能仅仅在各个“点”上深挖，但从整体上说，视野开阔的中外比较，必将使中国史研究的传统视角、方法、课题得到深化，并引发新视角、新方法、新课题。 二 从理论上说，“中外历史的会通”的基础是一个共同框架。然而在科学实践中，每个人的具体分析方法，又必定是家异其说，且因时而异的。 梁启超《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一文的历史分期，以政治体制、政治形态为本，可以说是“制度史观”的。而近代以来，文化史观、经济史观等，也开始展露风采。郭沫若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把唯物史观引入中国学界，从而使中国人知道了“母系氏族”、“父系氏族”、“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概念，它们都是清以前的史家梦想不及的。又如以铜器论述夏国家起源，以铁器论述战国剧变(“奴隶制与封建制的更替之发生在春秋、战国之交，铁的使用更是一个铁的证据。”⑥)，均令人耳目一新，学术创新度相当之高。“五种生产方式”的概念，成为了中西比较、中外会通的理论平台之一。 用现代眼光审视中国史，日本学者比中国学者先行了一步。京都学派的内藤湖南、宫崎市定等人，用古代、中世、近世为中国史分期。“上古”或“古代”到东汉中期为止，这是中国文化形成、发展和扩张的时期。在经历了汉晋间的过渡后，进入六朝隋唐之“中世”，这个时代的最大特点，被认为是贵族政治。唐宋之际又发生了“变革”，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型⑦，其意义是“东洋的近世”，中国由此步入近代社会。 这个“三分法”，很大程度上是比照西欧史而来的。近代日人受西欧史启发，把日本史分为“上古之史”、“中古之史”和“近代之史”，进而又“西体中用”，把这个“三段论”用于中国史⑧。有人说，这个中国史的“三段论”与西欧史只是“形似”，实际上所遵循的，仍是中国史的内在规律。然而无法否认，在理论起点上，“三分法”来自于对西欧史三阶段的模拟参照。宫崎市定是这样提问的：“欧洲史上三个时代(按：即古代、中世、近世)的概念，大致如上所述，这个时代观念怎样适用于其他地域？”于是，汉帝国可以媲美于罗马帝国，北方民族势力“亦可与日尔曼雇佣兵相比”；“东洋的近世亦和宋王朝的统一天下一起开始”，这时候的资本主义、君主独裁、国民主义、宋学等，看上去可以比之于西欧近世。宫崎市定进而申言：“既然我们的态度是将特殊的事物尝试应用在一般事物上，则所谓特殊事物实际上便不再特殊。”⑨这个辩白确实很思辨、很机智，然而也足以证明，宫崎并非不知道他的“比之”是一种套用。他只是表明，自己就是要寻求一种“深刻的片面”。为“唐宋变革论”提供的各种论证，大抵都是参照西欧之近代化的。 与之类似，尽管中国学者努力阐述“中国封建社会”有自己的特点，但在理论起点上，这类认识仍是以“五种生产方式”为本的，可是“生产方式”只有五种吗？任何社会都必然经历“五种生产方式”吗？中国学人对“封建”概念已提出了各种质疑。那么在“会通”的实践中，也可能出现各种扭曲变形——若直接以一方为模板来剪裁另一方的话。 日本、欧洲的小贵族却是武士、骑士。明治时代的官僚，75％来自毕业于帝国大学法律系的旧武士。这都跟明清官僚主要来自科举考生形成对比。在中国的秦汉，军功爵构成了一套身份性位阶；到了宋明清，却以科举功名构建身份体制——中国王朝日益“重文轻武”了。10世纪中叶的高丽政权，几品官吏分为文武两班，文武官形式上平等，但实际差别很大，文班才能成为贵族。不过两个世纪后出现了武臣叛乱，政权又转向武臣政治了。拜占庭帝国晚期的军职官阶，明显高于文职。印度莫卧儿帝国的官僚位阶来自军事编制“曼沙达尔”(mansabdar)，共33级，从指挥10人的“曼沙达尔”直到指挥万人的“曼沙达尔”。由此“军队、贵族和民政合为一体”。但文、武待遇还是有区别的，军职的“曼沙达尔”封赐采邑，文职的“曼沙达尔”领取薪俸。彼得一世颁令，军职、文职各十四品。军职明显高于文职，十四品军职都有世袭贵族权，文职要八品以上才有这种特权，九品以下没有。而且武职为社会所敬仰，文职则为社会所蔑视。这类情况，都可以跟中国“重文轻武”加以比较。罗素曾说过：“由于哲人的治理而产生的社会也和武人统治下产生的社会截然不同。中国和日本就是这种对比的实例。”(23)然而现有的政体理论主要是在欧洲的历史经验中发展起来的，未能把中国史纳入考虑，因而未能体现这种“截然不同”。 又如“侍从官”这个职类，在中国古代地位特殊而功能复杂。朝廷选拔权贵子弟做侍从侍卫，由此成为国家官僚的主要来源；历代有多种位阶，都是由侍从侍卫的官号蜕变而来的；甚至若干最重要的机构都发源于侍从官，如尚书台、御史台、中书省、门下省以至内阁(明清的内阁学士理论上是“文学侍从”)。可见侍从职类在历代官制发展中具有很大的能动性。康有为已看到：“设官之制，原以为国为民，故英、法之国，无供奉之官。而君主之国，若俄、德、英、日，皆有宫内部以奉人主。”(24)如古波斯帝国也有让少年接受集中管理教育，承担差役，由此获得公职的制度。16世纪奥托曼帝国宫廷中，有约三百名侍童，可以经许多年的侍从或侍卫服务，被选拔到军职与文职上去，其制度称“契满”。俄罗斯在彼得一世时，军职、文职之外，别有“御前职”十四品。日本官制，有“宫内省”或“宫内厅”。这些御前职、宫内官，跟中国的“侍从”职类在官制上的能动性相比，又有何异同？ 当然，限于才识，笔者个人无力全面了解各国古今的位阶衔号细节。所幸新一代年轻学人非常优秀，期望他们会对这个工作发生兴趣。近日看到余英时在“唐奖”颁授典礼上的讲话：“我们必须致力于揭示中国历史变动的独特过程和独特方式。然而这绝对不是主张研究方法上的孤立主义，恰恰相反，在今天的汉学研究中，比较的观点比以往任何阶段都更受重视。原因并不难寻找。中国文明及其发展形态的独特性只有在和其他文明(尤其是西方文明)的比较和对照之下，才能坚实而充分地建立起来。”我想，其他历史学者也都会有类似的看法。 ※本文系作者在2014年10月10日-13日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历史学部年会上提交的发言稿的基础上修改而成。 注释： ①[美]克利福德·吉尔兹：《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王海龙、张家瑄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导读”第14-15页；正文第162-163页。 ②转引自[英]菲利普·鲍尔：《预知社会：群体行为的内在法则》，暴永宁译，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第48、50页。 ③秦晖：《“大共同体本位”与传统中国社会——兼论中国走向公民社会之路》，《传统十论：本土文化的制度、文化和变革》，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61页以下。 ④阎步克：《政体类型学视角中的“中国专制主义”问题》，《北京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 ⑤萧公权：《康有为思想研究》，汪荣祖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年，第191页。 ⑥郭沫若：《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红旗》1972年第7期。 ⑦正如柳立言先生所论：只有认为唐宋间发生了一场根本性的社会转型，而且这个转型具有“近代化”的意义，才是日本京都学派“唐宋变革论”的基本观点。见氏著《何谓“唐宋变革”？》，《中华文史论丛》总第81期，2006年；《宋代的家庭和法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一般性地申说唐宋间的变化，认为此时进入了历史中期或后期，那跟日人的“唐宋变革论”并不相同。 ⑧参看王晴佳：《中国史学的两“体”中用》，《北京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 ⑨[日]宫崎市定：《东洋的近世》，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1卷《通论》，黄约瑟译，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 ⑩笔者最早是从黄子平先生那里听到“深刻的片面”这个提法的，见氏著《深刻的片面》，收入《深思的老树的精灵》，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7页。 (11)范文澜：《研究中国三千年历史的钥匙》，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108、112页。 (12)参见[美]埃里克·安德森：《中国预言：2020年及以后的中央王国》，葛雪蕾、洪漫、李莎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1年；[英]马丁·雅克：《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张莉、刘曲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年。这样的论述还有很多。 (13)如阎学通：《历史的惯性：未来十年的中国与世界》，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年。 (14)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20世纪末发表《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中译本为黄胜强、许铭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其中对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的讨论颇不充分。而在他2011年出版的《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中译本为毛俊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一书中，对中华帝国的政治体制便有了很多讨论。而且承认，未来的政治发展有两点尚无答案：一是中国的未来，二是若干西方民主制国家的政治衰败迹象。 (15)顾立雅在半个世纪之前就曾评价说，早在纪元之初，中华帝国就显示了与20世纪的超级国家的众多类似性。H.G.Creel,"TheBeginningofBureaucracyinChina:TheOriginofHsien,"JournalofAsianStudies,XXXII,1964. (16)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256页。 (17)《〈文史哲〉杂志举办“秦至清末：中国社会形态问题”高端学术论坛》，《文史哲》2010年第4期。 (18)余英时：《关于中国历史特质的一些看法》，《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139、146-147页。 (19)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89页。 (20)[法]马克·布洛赫：《封建社会》下卷，李增洪、侯树栋、张绪山译，张绪山校，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546页。 (21)阎照祥：《英国贵族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00-103页。 (22)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3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上册，第837页。 (23)罗素：《权力论：新社会分析》，吴友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29页。 (24)康有为：《官制议》，《康有为全集》第7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21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