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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历史系的办公室，迎面就看到墙壁上贴着一幅学术海报，上面印着当代英国著名画家尼格尔·汉德森的杰作“一个男人的头脑”，学术讲座的主题是：“权力、认同、知识：当代的历史学”，其内容分别为，现在，历史学领域发生了什么变化？什么是新文化史、新社会史？新艺术史和科学史？什么是性别史？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产生了什么影响？等等。主持人是历史系的帕特里克·乔伊斯教授，乔伊斯教授主要研究英国近代社会文化史，目前在英国和西方历史学界甚为活跃，被认为是英国新社会文化史的代表人物。近年来，他相继出版了《人民的想象：工业的英国和阶级问题》（剑桥大学出版社）、《民主的主体：十九世纪英国的自我和社会》（剑桥大学出版社）、《牛津阶级读本》（牛津大学出版社）、《质问社会：历史和社会科学的新意义》（罗特里杰出版社）等一系列在学术界颇具影响的著作。[1]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在《过去与现在》杂志与劳伦斯·斯通关于后现代主义与历史学的争论以及所发表的“社会史的终结”等学术论文在学术界产生了强烈反响。他的论文被收进“历史学家论历史”、“后现代主义历史学读本”等重要的史学理论论文集。[2]为此，我蒙发了要采访他的念头，想就上述问题请他发表一些看法。百忙之中的乔伊斯教授得知我这一想法后，欣然同意，于是便有了这篇简约的学术访谈。 我们的谈话还是先从社会史领域开始。 李宏图：目前，在英国和西方历史学界正发生着一些变化，例如在社会史领域就已经出现了你所称的“新社会史”，你是否能够对此作一概括性的描述，新社会史是如何产生的，它的背景、内容是什么，以及它所关注的问题又是什么？如果说现在是“新社会史”，那么，它与“旧社会史”的区别在那里，例如，“旧社会史”特别关注“阶级”问题，而“新社会史”则关注其它问题，即使研究“阶级”，也赋与了新的内容。想请你详细地谈谈这一问题。 乔伊斯教授答：关于近年来在历史学领域，特别是在社会史领域——也就是我称之为新社会史领域——所发生的一些变化以及新社会史是什么？它是如何产生的？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有必要先从旧社会史讲起，尽管归纳起来很难，因为在不同的民族传统里，旧社会史有不同的发展路径，这里，我主要以英国为例，当然其中有些同样适用于美国。我认为旧社会史有不同的动力，在英国，马克思主义传统较强，而政治社会学的传统则较弱，——尽管在英国的马克思主义例如在E·P·汤普森的著作中显示出“文化主义特征”，但这两者都具有一种强烈的倾向：通常是把社会性和社会作为一种结构，作为一个鲜明的经验实体，以至它与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具有一种显著的不同。而新的社会理论，以及一些来自于所谓后现代主义的观念均强调社会是一种过程。所以，现在理解社会的概念是强调其流动性、偶然性、网络状态等，事实上，这是对一种过程而非结构理解的结果。 在社会史，特别是在英国的社会史中，阶级是“新社会史”着力研究，同样也是“新社会史”研究方法遭到抵制的一个领域。在旧社会史研究中，很明显，经济---社会---文化模式一直相当完美，所以阶级通常被认为是一系列经济和社会转型的产物。相反，新社会史对社会过程的新的强调则不再把阶级作为一些基本要素或原因——例如经济的产物，而是把阶级本身看作为一种能动的、自为的存在。当然它产生于特定的经济和社会条件之中，但它是通过其自身的逻辑发展和独立影响的方式而被建构。现在，经济、社会和文化不再被看成是相互分离的建筑材料，而是贯穿着人类实践和意图的能动构建。 例如，作为英国旧社会史研究阶级的一项内容，19世纪早期的宪章运动（一场群众抗议运动）的研究就把阶级看作是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社会和经济状况的产物，而新的视角则视之为对其所处的那个社会和经济世界的一种积极的介入。所以，它的话语形式及其意义范畴实际上都能动地塑造了它们自身的经济过程和社会安排。但这并不意味着宪章运动在某些情况下不再作为一种“阶级的语言”，仅只是在某种意义上对经济不满的既定表达，而是说这种语言并不单是一些基本经济体验的直接产物，它是以复杂的方式与这种体验相联系，这些方式包括政治话语在经济生活中的直接能动作用。实际上这种体验的范畴对新社会史来说是极为重要的一个研究领域，因为在研究阶级的旧社会史中体验仅被看成是经济变化的一种结果，但对于新社会史来说，体验被语言所能动地建构。我的《牛津阶级读本》[3]这本书对理解上述问题有一定的参考作用，它论述了阶级，并在历史和社会理论方面也有新的发展。 在这种毋庸置疑的视角的转变—思想的变化——特别是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以及在我们当代社会以全球化和信息革命为标识的深刻变化的背后蕴涵着什么？我们仿佛生活在这样的一个世界：它比以前更多地打上网络和流动的烙印。置身其中，其边界比之民族国家——尽管民族国家仍很重要——这样的有界实体更容易坍塌。现在，对我而言，这种在社会史和社会理论中对过程的强调就是对我们已经经历过的这种变化的某种反映。所以，我将以经济和社会过程的形式来诠释这种变化——思想变化和政治变化自身，特别是世界共产主义的分化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危机。在英国，经济自由主义长期占统治地位和左派的退缩是使传统观点遭到质疑的重要原因。当然西方社会女权主义的发展对旧观念，特别是对如上所述的一些陈旧的基本观念也是一剂强有力的溶解剂，过去这些观念认为性别和性是根植于某种生物学的基础。 李宏图：，谈到新社会史兴起的社会和思想背景，你的谈话给了我一定的启发。最近，我拜读了你在《社会史》杂志上发表的“社会史的终结”一文，[4]在这篇文章中，你认为，社会史是“现代性”的产物。对此，我们该如何理解，这是否意味着“旧”社会史与“现代性”相关联，而“新”社会史则和“后现代”相联系。如果是这样，那么它们是如何介入到社会史领域的呢？ 乔伊斯教授：关于《社会史的终结》以及在现代性和旧社会史的关联中，“现代性”是如何介入争论的这一问题，我竭力想要阐明的是：在现代性和社会理论中，以结构性的术语所表达的关于社会的观点是相互联系的。这种社会理论所赋予我们的观点实际上是根植于民族国家之类的有边界的实体。这样的一种社会也许可以用现代性的术语来描述，但是它正处在迅速的变动之中，并朝着我们称之为后现代社会或后现代性的方向发展。这种现代性的背景所生发出的关于社会的观念当然是以民族国家这样的有界实体为摹本。既然社会的观念是毫无置疑地以民族国家为摹本，那么具体到19世纪后期西方的大众化、民主化和工业化社会而言，当时的社会主导观念就是如何缔结社会秩序。社会科学的奠基者实际上也都卷入到这种关注之中，那就是如何建立社会秩序。旧社会史就是对社会秩序、功能和结构的恒定关注的部分遗产。我的观点是，旧社会史和旧社会学不仅无法诠释目前的社会现实，而且现在，当我们审视旧社会史和旧社会学并把它们看作为那个时代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到，一般而言，它们仍然无法解释其所处的时代以及此前的时代。原因在于它们如此关注于创造社会的秩序。（当然，我们也遭遇到相同的困境，我们的概念也是同样的脆弱）。对于现代性，我们可以通过对原创者的一些术语——就象我上面所说的女权主义，这些术语本身所包含着的主客体的关系则是现代性的典型特征——的研究得到理解。但在后现代的思想中则恰好与之相反，后现代的观点认为，在主体和客体之间没有明显的区别。所以我们对世界的诠释是复杂的，一如这个世界本身所呈现的形式，而世界并不是一个易被我们超然探究的客观王国。 这样就促使我探究一些哲学问题，但对“客观性”的质问这些后现代的思想已对历史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对此，我后面再谈。论“客观性”的问题可以参看皮特·诺威克的一本非常重要的著作《宏伟的梦想：客观性问题和美国历史学的职业》[5]（1988年版）。至于“现代性”的问题，它显然比历史自身宽泛的多，尽管我认为历史学家在这里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社会科学的某个领域里：他们对一些概念深思熟虑，并且纠正了一些过于简单的观点。有关这些方面问题可以参看我的《历史的回归：后现代主义和英国历史学界的政策》一文。[6]（载《过去和现在》第158期，1998年1月号）实际上，象齐格蒙特·褒曼这样的人，他曾开拓性地考察了当代社会的后现代状况，但现在却认为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并没有根本的区别，仅只把后者看作是象前者一样的自我意识的东西，是一种对现代性更高的和自我认识的形式。这就需要对现代性批判的历史学，它将使我们超越仅限于西方的范围，例如进入到关于现代性的殖民体验，这种体验既不是西方的，但也不是超越和外在于现代性的“传统”世界的一部分。的确现在印度的历史学家，特别是萨巴顿的研究著作，就关注于理解印度现代性的复杂本质的特性。这是在我们广泛指称的后现代的立场的关照下对现代化史或者现代性历史的创造性解释的一个例子。尽管我认为在运用后现代这个词汇中存在着诸多问题，我将在后面还要谈到。对殖民地现代性的研究，可以参看格扬·普拉喀什的《另一种理性：科学和近代印度的表象》（1999年版）[7]。 李宏图：你在社会史的研究中，不仅开拓了一些新的内容，同时，还在进行着这样的一种理论思考，这种思考涉及到社会史或社会学的“元”问题，即什么是“社会”？你在“社会史的终结”一文中提出，社会并非我们以前所理解的是一种“实体”，而只是一种话语的构建。最近，你刚刚出版了新著《质问社会——历史和社会科学的新意义》（2002年版）[8]，从标题即可看出，你仍然在探讨“社会”这一重要的问题。的确，这一问题非常重要，也是让人非常困惑的大问题。我自己曾讲授过“社会学概论”这门课，也对什么是“社会”而感到困惑。我曾与社会学的专业人员进行过探讨，也未得到过满意的的答案。那么，你是如何理解“社会”的呢？ 乔伊斯教授：如你所说，我新近主编的论文集——《质问社会》正是努力把历史和关于社会性以及社会的旧理念的本质放在一起进行思考的一个尝试，同时在理论和实践上发展出一个新的理念。这里，我简略地讲述一下我的思考。正如我在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所提到的，新社会史的兴起是社会变化的结果，因而在新社会史的研究中，必然要随之关注什么是社会。同样，为什么要质问社会，这种质疑实际上是对把社会看成是结构、关系的旧观念的质疑。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这种质疑意味着社会学从“现代社会学”进入到“后社会的社会学”，或者名为“流动社会学”，以便更好地解释当代这种流动的社会。在这种质疑的背后，实际上隐含着：随着全球化的展开，随着“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和“网状社会”的即将到来，它正代替过去那种民族国家的、静止的和结构式的社会。当然，详细内容可以看我的《质问社会：历史和社会科学中的新意义》这本书。 李宏图：在此期间，我有机会参加了英国社会经济史学会第26届年会，在这次会议上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大家都在关注于研究“小”问题。例如，你所指导的博士所做的关于19世纪英国社会的睡眠，和维多利亚时代曼彻斯特的金鱼缸等。为什么要研究这些问题，对这些日常生活的关注是否是新社会史的发展趋向？如果是的话，这是否会导致历史研究的碎化。 乔伊斯教授：在我看来，对“小”主题的关注可以用“日常生活”这个术语来表达。你问我对日常生活的关注是否是新社会史的一种主流发展。对的。从某种意义上，我认为是这样。但是有许多大问题同样需要去考虑。首先，怎样才可以判定对身体的价值、行为和特征的关注是一种小的主题？（例如，象睡眠、对身体的关注、性等日常的生活问题）。顺便说一下，现在在西方的历史学中出现了专门的身体史研究领域，也出版和发表了很多论著，实际上，这些论著是从另一种视角体现了大主题。例如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为“制造性——从古代希腊到弗罗伊德的身体和性别史”。[9] 在这里，小事件和大过程的关系是什么？很明显，为了理解一些大的过程，有时你也许必须去研究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例如，身体史领域大部分是由福柯的著作所构建的，在那里，他看到了对身体的规训，例如在对我们睡眠时间的规训中，我们能辨识出权力的结构，而这本身却是大历史的一部分。再例如，对身体的关注是私人史的一部分：对日常生活行为的规训在西方是体制和惩戒权力历史的一部分。然而，在大和小之间存在着许多联系， 韦特谢夫出版社（Wheatsheaf） 1998. [13]林·亨特和维克多·邦纳尔主编（ Lynn Hunt and Victoria Bonnell (eds)）,《超越文化转向》（ Beyond the Cultural Turn）, 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14]理查德·布尔纳克（Richard Biernacki） , 《劳动的配置》（The Fabrication of Labour）, 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 ,1992. [15]尚德拉·米科基（Chandra Mukerji ）, 《土地上的野心和凡尔赛园林》（Territorial Ambitions and the Gardens of Versailles）,剑桥大学出版社（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16]帕特里克·乔伊斯（Patrick Joyce）, 《自由的统治：自由主义和英国的城市》（The Rule of Freedom: Liberalism and the City in Britain）, 弗索（Verso） 2003. [17]罗杰·夏蒂埃（Roger Charter）, 《伫立在悬崖边——历史、语言和实践》（On the Edge of the Cliff----History, Language, and Practice）,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7. [18]理查德J·埃文斯（Richard J. Evan ）, 《捍卫历史》（In Defence of History）,伦敦（ London） 1997. [19]盖扬·普拉喀什（Gyan Prakash ）, 《另一种理性：科学和近代印度的表象》（Another Reason: Science and Imagination of Modern India）,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20]奥勒格·克哈科金（Oleg Kharkordin） , 《俄罗斯的集体和个人》（The Collective and the Individual in Russia）, 1999. [21]林·亨特和维克多·邦纳尔主编（Lynn Hunt and Victoria Bonnell (eds)）,《超越文化转向》（Beyond the Cultural Turn）,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 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22]玛丽·珀维（ Mary Poovey）, 《近代事实的历史》（A History of the Modern Fact）, 芝加哥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 [23]斯蒂文·沙平（Steven Shapin） ,《真理的社会史》（A Social History of Truth）, 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24]安德鲁。皮克林（Andrew Pickring） , 《被肢解的实践活动》（The Mangle of Practice）, 芝加哥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25]托马斯·奥斯本（ Thomas Osborne） , 《启蒙运动的特征》（ Aspects of Enlightenment ）, 伦敦（London,UCL Press ）1998.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