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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高放先生，是位才华横溢、学识渊博的学术大师和大家。他勇于探索、勤于笔耕、学富五车、著作等身，近年又出版了一部跟踪研究长达一个甲子的论文集--《苏联兴亡通鉴》。我很荣幸地得到了高先生亲笔签名的赠书，他希望我在读后能写篇书评。凭我和高先生相识相交的深厚师生情谊，真希望能尽快写出并发表我的感受和评论。马年春节期间，在给高老师电话拜年时又谈及此事，终于有了现在这篇文字。 （一） 我和高放老师相识相交已几十年。1957年我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时虽与他不是同一个系，但毕业后进中联部工作却与其是同行，都是搞国际共运和世界社会主义研究的。上世纪80年代后期，我被调到中联部研究室负责国际共运和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之后，与高放先生的交往就更多了。特别是苏东剧变后，为研究一些热点问题，我们经常有接触和交往。我从研究室行政领导职位上退下之后，中联部研究室的领导换了一茬又一茬，但与高先生的联系却从未中断过。高先生的学识渊博、治学严谨，从不空洞无物地夸夸其谈，确实是我们的好老师。我对高先生总是以师长相待的，因为论年龄他大我10岁，论知识我望尘莫及，论学问远不在一个量级上，所以我一向尊称他为“高老师”。我与高先生都主张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强调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反“左”戒右，在大方向上是完全一致的，许多观点也是相通或不约而同的。当然我们在某些具体问题和学术观点上可能不尽相同，然而我们彼此都相互尊重，切磋求真。我们间的学术合作，有的成果已在国外产生了影响。 上世纪90年代我承担国家社科规划“九五”重点项目（苏东剧变后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研究），在主编专著《社会主义向何处去》时，曾聘请高放先生为课题顾问之一，并约请他与我合作撰写“总论：回顾和前瞻”，他写前面涉及历史的两部分，我写后面关系现实变化和未来发展前途的三部分。此书1998年出版后传播到国外，其中总论部分于2000年3月被泰国曼谷健心出版社译成泰文出版，以单行本的小册子发行。署名高放和肖枫，取名《社会主义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恰与高先生80年代初出版的一本专著同名。2003年我撰写的一本文集《社会主义：转折与创新》出版时，曾有幸请到了名家龚育之同志以及赵曜老师和高放老师等大师指点并作序。他们在看了我送去的相关文稿后，龚育之同志说他“没有条件读全书”而写了“代序”，赵曜老师写了“序言”，高放老师写了“绪论”。 特别要提及的是，高放老师当时双眼患老年黄斑变性，但不顾酷暑为我写了1万多字的“绪论”，题为《只有纠“左”防右，国际共运才能转折创新》，并就我书中所提出的国际共运3个“70年”进行了一番“学术考察”，为拙作添光增色，这是对我的重要支持和鼓励。 （二） 人民出版社于2011年12月出版了高放先生跟踪研究长达一个甲子的论文集——《苏联兴亡通鉴》。这部近60万字的文集，时间跨度很大，涉及问题广泛，内容非常丰富，读后感受良多。但是我没有力量就全书内容全面地进行评论，而只能就方法论上的问题，结合我本人的感受和体会来发表意见。我认为，高先生在苏联问题的研究上，一向很强调实事求是、论从史出，20年前苏联解体时，他又强调要用“系统论”的方法，从整体上把握苏联兴亡的经验教训。他说，对苏联剧变的复杂原因，要“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联系地而不是孤立地、发展地而不是静止地、重点地而不是平均地用系统论来进行分析”（参见该书第467页）。应当说，高先生强调的这一方法至今仍切中时弊，很有现实意义。 苏联解体不久，即1992年10月，高先生在一次全国性学术会议上曾以《苏联东欧剧变原因探究》为题作专题报告，他强调苏东剧变原因的复杂性，认为这是多重因素和条件综合作用的结果。当时他高屋建瓴地就苏东剧变的原因，做了“六对十二点，各有重点”的精彩分析和概括。这就是：“1、外因与内因，内因为主；2、远因与近因，近因为主；3、客观原因与主观原因，主观原因为主；4、微观原因与宏观原因，宏观为主；5、下层原因与上层原因，上层为主；6、浅层原因与深层原因，深层为主。以上各点有交叉和重叠，紧密联系，环环连扣，层层深入。” 随后，他又将这些原因归纳为“近因”和“远因”两大类。他认为，近因也就是“直接原因”，是苏共“使改革改变方向，由社会主义急剧转变到资本主义”，“引进西方的议会制和多党制，造成政局动乱，进而发生剧变。”远因，指的是“历史原因”。他说，苏共执政74年，约有60年之久都是推行封闭僵化的过“左”路线，只有1921～1929年这9年奉行新经济政策是正确的，其间也还有局部“左”的错误，如1925年前后党内斗争过火，1928年对粮食收购危机的处理不当。从1929年起斯大林转向推行“左”的路线，虽然在实践中也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是付出了沉重代价。1953年斯大林逝世之后，赫鲁晓夫虽然在对内对外政策方面作了局部调整，但是主导面依然是“左”。赫鲁晓夫搞“全民党”、“全民国家”是要在20年内赶超美国，实现共产主义，这是“左”不是右。只因当时我们比赫鲁晓夫更“左”，所以指责他右了。80年代中期，戈尔巴乔夫上台的前两年依然是“左”。只是到1987年底抛出《改革与新思维》，尤其是1988年6月，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之后接受“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思想路线，引进西方的议会制和多党制，才全面转向右。（参见该书第468页）高先生这些精练的概括，是符合苏联历史事实的，也是符合“论从史出”的史论原则的。 （三） 高放先生的这些观点虽是20年前提出的，但至今仍切中时弊，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纵观近年来国内对苏联解体问题的研究，人们难以否认苏联解体原因的“多重性”，但对什么是“根本原因”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方强调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不在斯大林模式即苏联模式，而在于自赫鲁晓夫反斯大林以来直到戈尔巴乔夫的各任领导集团逐渐背叛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另一方则强调高度集中封闭僵化的苏联模式，即苏联体制长期不改革是导致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这两种观点本可兼容并蓄的，但却被搞得根本对立、水火不容。从方法论上讲主要是因为缺乏“系统论”的思想和方法，对各种复杂的因素没能从整体上加以把握，而各自都只强调自己所抓住的那个方面的问题是“根本原因”，并且实际上把它当成了“唯一”的和“排他性”的原因，因而难免不犯瞎子摸象的错误。结果是：争论双方的观点虽然“各有道理，但都不完全在理”。下面我们具体分析一下双方的观点。 一方偏重强调“近因”（如西方的“和平演变”战略，以及戈尔巴乔夫推行“新思维”，将“改革”变成“改向”等），特别突出地强调“根本原因”“不在于'斯大林模式'即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而在于从赫鲁晓夫集团到戈尔巴乔夫集团逐渐脱离、背离乃至最终背叛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吸取苏联解体的教训，中国就必须居安思危，决不能放弃马克思主义、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这种观点对不对呢？当然正确，但又是很不够的。因为苏联解体看似一朝一夕的事情，但实际上是各种严重问题长期积累的结果。“远因”（即“历史原因”或“深层根源”）与“近因”（“直接原因”）是不可分割的，在苏联解体的实际过程中“历史原因”是发挥过“现实作用”的。苏联剧变时的严重局势实际上与旧体制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是不可分割的。一是反社会主义势力借斯大林“大清洗”等历史问题搞“历史虚无主义”，以达到抹黑、否定和彻底摧毁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对鼓动老百姓起来否定苏共、彻底摧毁社会主义制度起了“动员作用”。二是苏联解体首先源于信念的动摇和崩溃，而长期扭曲僵化的政治经济体制造成经济发展滞缓，人民长期过紧日子，使百姓羡慕西方的繁荣，动摇了群众对社会主义的信心，迷信“改制”回归资本主义就可过上西方的富裕生活，这是被反社会主义势力利用的重要“心理因素”。因此，决不能只强调“直接原因”而轻视深层的“历史原因”。当然，这一方的同志也没有完全否定“远因”或“历史原因”，但他们只追溯到19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反斯大林，而且强调是苏共的蜕化变质，以及右的修正主义导致最后亡党亡国。这种观点忽视了苏共长期封闭僵化拒不改革的“左”的危害，轻视了斯大林模式即苏联模式的严重后果。照这一方的分析去吸取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教训，是不全面的。 另一方偏重强调体制和制度问题，认为苏联模式即高度集中封闭僵化的体制长期不改革，是导致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这种说法应当说也是正确的，这是不可否认的历史原因或深层根源。但如果只强调这一方面，而忽视直接原因，也是片面的。体制和制度上的问题虽然具有“根本性、全局性”，但它好比人患的“慢性病”，一般不会突然致人丧命，因此将其称之为“深层根源”更合适。世界上有体制问题的国家很多，但它们不一定都迅速发生剧变。古巴和朝鲜的体制“很传统”，但他们没有发生苏联那样的事。中国的体制本是向苏联学来的，但经过30多年正确的改革已实现了腾飞和崛起。苏联体制上的问题虽然很多很严重，但如果没有其他条件和原因起作用，“解体”这样的事情不一定在当时以那样的形式发生。戈尔巴乔夫在回忆录中甚至也承认，如果不是因为错误的改革造成失控和崩溃的严重后果，苏联今天也许仍然存在。因为体制制度问题有“弹性”，如果不是因为错误的“改革”， 苏联再拖上一些年月是完全可能的。这就是说，如果只强调体制和制度问题具有“根本性、全局性”，而不重视苏联解体的“直接原因”也是非常片面的。 上述双方的观点本应是不可分割、兼容并蓄的，然而相当长时间以来，却各执一端，相互对立。原因就在于缺乏系统论思想，未能统筹考虑各方面的因素，从整体上去加以把握。可见，高先生强调要用“系统论”方法，从整体上把握苏联解体的各种复杂因素，至今仍切中时弊，很有现实意义。 （四） 在高放先生论文集《苏联兴亡通鉴》出版的同时，中央党校出版社于2012年1月出版了我的新作《苏联解体我的解读》。在此之前，即在2011年苏联解体20周年临近时，我还先后在《学习时报》、《科学社会主义》、《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上连续发表了几篇相关的文章。从方法论上讲，我的文章和著作与高放先生当年所主张的上述“系统论”方法是完全一致和相通的。这表现在： 一是强调必须坚持“论从史出”的原则。对苏联解体的研究，虽然政治性很强，但它首先是“史论”而决不是“政论”，不能脱离历史事实去空发议论，更不能按自己“立场、观点”的需要去对历史事实进行裁剪。苏共是长期“左”发展到后期的右。苏联在74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实行的是高度集中、封闭僵化、拒不改革的苏联模式，期间有几次小的改革尝试，但直到戈尔巴乔夫彻底摧毁这一制度之前，苏联模式仍是原封不动的，因此不能只强调戈尔巴乔夫后期的右。二是强调苏联解体是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要坚持“合力论”与“重点论”相统一的原则。对苏联解体的研究应按系统论的要求，从整体上把握，统筹考虑各方面的因素，而不要孤立片面地抓住某一方面，犯瞎子摸象的错误。 除了方法论上与高先生一致和相通的方面之外，我近年的文章和著作也有些独特的东西。以下两点似乎值得说一说。 一是关于苏联解体原因的分析，简化了概念，提出了一个明白好记的公式（概念太多了也是一种麻烦）。任何问题的研究必然经历由现象到本质的过程，纷繁复杂的现象在开始分析时会用到很多概念，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应逐渐变得简单和明了。把复杂问题看简单了当然不行，但反过来，如果复杂问题研究来、研究去， 仍很复杂，让人一头雾水而难得要领，也是令人头痛之事。苏联解体问题就是这样的，它很复杂、原因很多，学者提出了这个“说”那个“论”的，多达十几种甚至几十种，真令人头晕目眩。而我在《苏联解体我的解读》一书中，提出了一个明白好记的公式，这就是：合力论+重点论=内外远近因+党与体制问题（请见该书第182页）。 这个公式的意思是：苏联解体的原因，要坚持“合力论”与“重点论”相统一；而合力论与重点论相统一，就是指“内、外、远、近”因素的综合作用，加上“党”与“体制”这两个重点。所谓“两个重点”的提法是否科学？实际情况是“党”与“体制”（或制度）这两方面密切不可分割，没必要将其根本对立起来，承认一个就必须否定另一个。在一个复杂的系统中，“根本性”问题未必只能有一个，不同角度和层面可有不同的“根本性”问题。这就是说“根本原因”具有相对性，不宜将其绝对化。有学者认为，在“党和体制（或制度）这两个概念中，制度有更重的分量，是重点的重点。党的问题也是在制度设计上有问题”。但这也会招来另一种质问：就算党的问题是由“制度设计”上的问题造成的，那这个“制度设计”又是由谁设计、由谁去执行呢？好的制度设计和“不折不扣”的执行，必定少不了一个好的党。这就是说，要分清“党”和“制度”孰轻孰重，就好比要搞清“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一样的难。因此“党”和“制度”都是重点，角度不同，很难分轻重，这就是中国的实情和国情。著名社会主义问题学术大家赵曜老师在为此书撰写的序言中是这样看待这个问题的：“肖枫同志在恩格斯论述的基础上，结合苏联实际，提出要把'合力论'和'重点论'相统一。他认为，'重点论'有两个，一个是党，一个是制度，这个观点是很有见地的”（请见该书第3页）。 二是将中国应吸取的教训从整体上概括为既不能走“邪路”，也不能走“老路”，而要走“新路”。这与随后召开的党的十八大的精神是非常吻合的。《苏联解体我的解读》一书在扉页的“内容简介”中提出：苏共是长期的“左”发展到后期的右。苏共演变具有“长期性”，但整体质变具有“快捷性”，垮起来快得很。吸取苏共的教训，就整体而言，既不能走邪路，也不能走老路，而要走新路。对马克思主义既要“坚持”，又必须强调“发展”。我们决不能忘却邓小平曾尖锐指出过的另一种性质的“亡党亡国”，那就是：“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些简练的概括与后来于2012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大精神是完全相吻合的。党的十八大强调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我认为，这既是我们党长期探索的根本经验的总结，也是吸取包括苏联兴亡经验教训在内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经验教训的结果。 总之，高先生的《苏联兴亡通鉴》，对苏联兴衰的研究贵在方法论上运用了“论从史出、整体把握”。与此同时，我的拙作《苏联解体我的解读》在方法论上应该说是与高先生一致和相通的，因此我们有许多共同的看法和语言，并使我们的研究走到了一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