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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历史本性的哲思 何为历史？从字义上看，它指谓的是历经过去的事情。从这个对历史的解释来看，历史无非由以下两部份组成：一是时间的过去，二是历经的事情。从字义上对历史进行如此解释，显然只是对历史二字的概念分析。用分析哲学的话来说，这只是一种纯形式的语义分析。历史终究是要有意义的，因而对历史还得进行语用学分析。语用学分析，亦即分析历史在使用过程中的具体意义。要对历史进行分析，可以尝试着先回到构成历史概念的具体内涵即时间的过去和历经的事情这二者上来。时间的过去和历经的事情这两个词组跟随着不同的谓词，但由于这二者却可用来定义历史这个共同得的抽象名词，表明指称它们的主词肯定要一致。由此，便可这样提问，是谁的时间的过去？是谁历经的事情？解答这样的问题非常简单，可以轻而易举的知道这里谁所指代的是人。当明了构成历史概念的两个内涵背后所隐藏的主词是人时，便可顺利的推出从语用学的角度来看历史的意义是对人而言的。如果历史不是对人才有意义的，那历史便永远停留在空的语义分析上。历史一定要建构人的主体性，要从人的实践中找寻历史的意义。既然历史的主体的是人，这也就要求对应的历史研究要对人负责，它应该尽量准确的记述人在某一具体时间内所做实践的种种。准确的记述事实，这是历史研究的核心准则。 从语义学和语用学对历史进行的上述分析，不免显得枯燥和无聊。但恰是通过这个分析过程，知晓了历史的主体是人，历史研究的核心准则是准确记述事实。有这两个论点做支撑，接下来再来深入分析历史所关涉的其它内容。依上所述，历史的主体是人。依照存在主义哲学的观点来说，人是一种时间性存在，人只有依靠自我意识通过历经昔在、今在、将在三种时间状态，才能觉察到自己的存在。在这里，必须坚持胡塞尔所说的意识向度内的内时间观念。因为只有将具有意识能力的“我”看成是时间的尺度，才会产生客观的可测度的外在时间。这个道理非常简单，日常生活中所采用的计时方法是为了便于人们合理安排作息才人为制造出来的，一秒种、一分钟，一个小时等概念若离开人对它的内在感觉，便会是没意义的。概言之，时间只是个人自我意识的内在感觉，它本质上不带有分、秒、时等这些人为规定的性质，它是一个不间断的意识绵延体。通过这个论述，易可这样推论，既然以人为主体的历史本质上所探讨的是时间性存在中的人，而时间中的人又是依赖于绵连的意识来确证自己的存在，因而历史变化的根源在于意识的作用，历史研究的核心在于尽量记述真实的意识。当然，在这需要交代人这一历史主体的具体指称。从常识来看，历史所涉及的是某一具体时间内某一具群体的生存实践。所以历史之所以具备可描述性和适用性，根源于它所关联的是类概念的人。因为只有概念下的人的意识（即群体的意识）才是可观察的。群体的意识通过外化成具有一定稳定性的观念，进而形成更具稳定性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道德伦理等观念结合体，从而使得群体的意识可供观察。这样，便使得历史事实可因探究这些稳定性较强的观念而保证自己的可描述性、并由此体现自身独特的适用性。综论之，历史所关涉的是内时间观念下群体意识的流变。从这点来看，历史所探寻的应该是群体意识外化出的观念史。用韦伯的话来说，这便意味着历史研究只能从某一理想模型出发，用历史事实合乎逻辑的证明这一理想模型内部的因果关联便可。而由于群体意识是多向度的，因而由此而外化出的群体观念也是多种多样的。认识到此，便可知道无论是记录何种时间状态下的历史，它所所描述的历史事实都是不完全的，它所做出的各种价值判断都是有局限性的。理由很简单，因为记述而来的历史不可能还原历史事实发生过程中多种群体观念的具体作用。发生在绵延时间内的历史事实，只有单向度的呈现一次的可能，它一旦在时间中显现后，它完完全全的真实便永久的向旁观者隐藏起来。有此可看出，作为旁观者的历史研究者，只能在尽量准确的描述历史事实的基础上，用某一理想模型分析来做一个相对的价值判断。 概言之，对于历史，受限于人的有限性，人只能尽量准确描述历史事实，只能对历史事实作出相对的价值判断。明白了这点，便可轻易知晓那些想在历史中发现所谓客观规律的历史哲学的谬误。事实上，当这样的历史哲学宣称是抽象的规律支配历史变化时，它已悄悄偷换了人在历史之中的主体性。在这些历史哲学的主张中，抽象的规律成了历史的主体，人被动的成了被这些规律支配的客体。对历史主体的这样一种偷换，带来的结果是可怕的。首先是狂妄悖谬得出的天启式的历史真理所造成的伤害。这些哲学主张认为，人类漫长的历史是被某一抽象规律决定了的，因而一旦发现了隐藏在历史背后的规律，便可使人成为历史的主宰，按照自己的意志建构符合历史规律的新历史。带有这种特性的哲学主张无一例外的对昔在持批判甚至是否定的态度，对今在充满抱怨和不满，对将在报以狂热的向往。因而，从这些哲学主张的核心见解中，不难看出它们是将所谓的历史规律视为天启示的历史真理，以一种歇斯底里的宗教迷狂将其付诸实践。但正如上文所分析的，历史在本性上呈现不了所谓的历史真理。因而当有人在实践中以上述哲学主张中所提出的历史真理来重构历史时，无一例外的结局是彻底的失败。历史事实已经证明，依靠这种历史哲学所产生的人类实践普遍带有乌托邦色彩，最终都难逃自食其果的恶运。其次，对历史主体的偷换，带来另一种可怕结果便是消解了人在历史活动中的自由能力和责任能力。这些历史哲学在宣称某一抽象历史规律是历史的主宰时，也就意味着人因顺从这些历史规律而失掉了自由。而非常显然的是，基于自我独立而来的自由既已失掉，随之相伴的自我责任便也消失了。由于信奉所谓历史真理而产生的实践活动必然的会在实践中普遍释放罪恶，但它却会相信产生这些罪恶是基于历史真理推动的必然结果，因而它不会带着罪恶感来面对这些罪恶，反而会吊诡的相信只要历史最终产生的是美好便可不顾这些罪恶。在这样一种逻辑中，罪恶也是一种美德。但在现实中，由于信奉所谓历史真理的实践活动都难逃乌托邦的恶运，因而只会制造惊人的罪恶，不会滋生丁点美德。在这类狂热的实践活动中，所有人都迷信某一的抽象规律会对这些罪恶负责，由此导致他们在自己制造罪恶时不会有丁点罪恶感，反而会应迷信历史真理的最终实现而疯狂的制造超出常人所想的罪恶。在这种状况中，最大的悲剧就是所有人都在造恶但却浑然不自知，失掉了人之为人最为可贵的自由与责任，卑贱的成为的了某一抽象规律或是某一领袖圣言的炮灰。 历史记述的是过往发生的事情，由于人是历史的主体，因而真实的将先前的历史呈现给后世最为重要。故人和今人虽然生活在不同的时间内，但由于在实践活动中彼此所经验的具体内容大多类似，因而真实的记述先前的历史，易于今人从故人身上学到智慧、少走弯路。只有这样，才能做到以史为镜继往开来。从更为纯粹的角度来看，虽然故人和今人存有差异，但共同的是彼此都是用自由的生命在书写历史。而由于历史以研究类概念下的人为基本特征，因而对于今人而言，准确知晓故人用生命书写的历史，对启发今人作为一个群体实现更好的生存具有重要意义。更由于故人昔在活生生的生存是故人生命在今在的继续呈现，今人对故人昔在的记忆又构成了今人生命的组成部分。这样来说，今人和故人是彼此相连、不可分割的。今人和故人都在用自由的生命书写历史，故人的昔在是今人今在的构成部分，因而必须真实的记述今人和故人的历史，这体现了对故人和今人生命尊严的同等尊重。只有从尊重生命尊严的角度，才会滋生出对待历史态度的严肃性甚至是神圣性。因为历史经验总是昭示这样残酷的事实：许多无辜的生命被非正义的侵害、杀戮。当这些生命肉体的存在被伤害甚至是消灭之后，唯一能够给予他们尊严的就是还原历史的原貌，用真实的历史事实证实他们的无辜，从而使得正义得以彰显。人类内心的一个普遍信念就是：历史终会显示正义的最后胜利。由此可看出，对于今人而言，更应有义务毅然决然的还原故人历史的真相，尤其是要为那些遭受非正义对待的生命洗刷屈辱。只有这样，才能确证出故人屈死的意义，才能给每一个生命以尊严，才能使正义得以伸张。 事实上，今人必定也要成为故人，每个今人必定也希望后人能够用真实的历史还原真相，用此来确认今人在今在中遭受到的非正义对待以使正义伸张。从本质上来讲，在以昔在、今在、将在三种存在状态的时间中，每个人必然的会在历史中兼有故人、今人、后人三种身份。正是因为每个人在今在的生存中，都不能确保自己完全能够避免非正义的对待或能够在今在中求得对一切非正义对待的偿还，因而最为可靠的方式就是保持历史的真实性，用真实的历史使得正义终能得到伸张，使自己的生命尊严得到尊重。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只要每个人都觉知到这点，便都会这样行。它是一条义务性的定言式道德命令，激励着每个人为了自己最佳利益别无选择的只有这样做。概言之，只有每个时代的人都出于尊重生命尊严的认识，由此而真实准确的记录历史，历史才显出了它的严肃性和神圣性。 二、对中国历史谈些想法 以上是从哲学思辨得来的对历史本性的认识，虽较为抽象晦涩，但总算得出了这几个重要的论点，即历史研究需准确记述且对历史事实只能做相对价值判断，应该出于尊重生命的尊严的角度真实的还原历史。达到这些要求，是一个人对待历史的应有态度，更是一个民族保存自己良心的必然之任。根据这点，来考察中国人、中华民族对待历史的现实态度，反思这些现实态度存有的问题与改进之法。 先来看具体的一个中国人对待历史的现实态度。大抵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哪国的人民能像我中国人这样如此关心历史。中国人大多喜爱听历史故事，谈及历史人物、历史故事，总能如数家珍。鸿儒与白丁之间在知识上最有交集的便是历史。在中国经常所见一事就是：鸿儒们总在将白丁们熟知的历史吵热饭，用推陈出新的新版故事“重解”或“正解”历史。巧合的是，白丁们也乐意听信这类新历史，总也乐此不疲的刚当鸿儒们的小学生。但在鸿儒与白丁这样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现象中，可以观测到的就是：鸿儒们所讲述的历史、白丁们所知晓的历史大多带有虚构的成分，绝多部分都非事实。表面上理解这个现象很简单。因为鸿儒和白丁在对待历史时，都报的是以历史为乐的态度，他们所知道的历史是否真实对他们取乐不影响。鸿儒们以历史为乐，用自己的理解重编历史，以求能够博得白丁们的乐趣，而他自己也通过这样的行动为自己赢得了名利。白丁们以历史为乐，听信鸿儒们个个百八正经所做的对历史的“正解”，为鸿儒们特意刻画出的喜剧而引得哈哈大笑。这只是从表面上对上述这一现象做出的解读。事实上，鸿儒们和白丁们之所以大多时候只能以历史为乐，知晓不到历史的事实，这根源于每个时代的鸿儒和白丁不能对现实做出真实的表达。从古至今，中国人对待自己所处时代群体生活状况的优劣，不能有自己的独立的看法。每个中国人都深知“勿谈国事”这一在中国任何朝代都颠簸不破的“真理”，对现实保持沉默。由于每个时代的中国人都对自己所处时代的真实保持沉默，大多不会言说和记录真实，因而使得每一代人真实的生存状况就这样被遮蔽。在每个时代，虽有大量记录当时事实的史书，但由于编著这些书的大多是最强最坏的当权者，因而这些史书大多是伪书。而当今人想去了解故人历史的真实时，唯一的办法就是阅读故人留下的史书。少部分今人知道这些史书中大部分是伪书，因而要去伪存真，采用考据训诂之法尽量去还原历史的真实。但大部分今人并不知道这点或是明知而有意为之，故把伪书中的记载的史料当做真实来接受和传扬。上文所描述的鸿儒和白丁，便是对应后面这种情形。 概言之，中国人大多时候难以知道真实的历史，根源于每个时代在“勿谈国事”的国家方针指引下，每个时代的真实都被有意的遮蔽了。有此，在具体的某一时代过后，中国人才有机会去了解故人历史的真实。少部分有良心有智慧的人，会知道历代流传下的史书不可全信，用辨伪存真的去重解历史。大部分糊涂或揣着明白装糊涂的人，不管不顾史料的真伪、偏信全信，甚至是把这样的历史当做真相向后代传扬。在现实中，总是劣币驱逐良币，大多数吃掉少数，因而最终的结果是上述的后半部分人的做法取得了成功。上文所描述的鸿儒和白丁便是这后半部分人中的典型。他们在这个社会中是主流，颠倒是非黑白，干着骗人骗己的勾当。知道中国历史如此典型的特性， 便易推出这个观点：若要了解真实的中国历史，一定要信少部分有良心、有智慧的人对历史的重解，绝不可信那些招摇撞骗、不懂装懂或是装糊涂忽悠世人鸿儒们的所谓“正解”。但在现实中，也还是只有少量的人知道要这样行才能认识真实的中国历史。大多数人不知晓这点，因而当接触到少部分有良心、有智慧的重解出的真历史时，竟也从常识来推论。依照他们的常识，他们觉知到这些真历史超出了人的常识，他们不相信故人们过去的生活会是如此黑暗。如此一来，便对真历史持保留态度，仍用自己深信不疑的常识来定位中国历史，并以此向别人和自己的后代说道自己理解的是如何之真。他们之所以坚持用从常识来考证中国历史，根源于自身的中庸思维。孔老夫子教导的不偏不倚的致中和的理念深刻体现在他们身上。但他们不曾追问何为中庸？何为中国常识？先来思考中庸的问题。事实上，中庸智慧也是鼓励追求客观真理的。在实践中，孔夫子是把中庸当成保有某种德性的中立化的手段。中庸本身不具有多么高的道德价值，孔夫子微言大义隐隐期盼的是归于仁。但非常不走运的是，国人时常误读了孔夫子的真道。把中庸置于实践道德价值的首位，以中庸为道德目的，实质显出的却是假仁假义。所以中庸到了俗众手上，就变成了打太极、捂盖子、不计原则的和稀泥。再来思考中国人的常识。事实上，生活在中国社会的每个人都知道，每一天只要自己醒着，便会遭遇大量的欺和瞒。从这点来看，根据中国社会大多数人意见所形成的中国常识，肯定是不可全信的。中国大多常识肯定是从坚持不计原则和稀泥而包装出来的美丽的大谎言。中国人自己也知道，想要在台面上听到真话是绝无可能的，真话只有在私底下密友、死党那里才可获知。既然中国的常识大多不可信，因而要对其进行怀疑甚至是批判。 从这些分析来看，由于俗众中庸思维和中国常识存有如此多的缺陷，因而便不能从自己习惯的常识来对待中国的真历史。源于历朝历代都采用者欺和瞒来编写历史，因而少部分有良心、有智慧的智者对历史的重解必然与它们所写的历史大不一样，很多真历史肯定会颠覆中国的常识甚至是自己的常识。只有知晓从常识出发来理解中国的历史也是有缺陷的，才会有可能接触到真的中国历史。但很不幸的是，即使是有兴趣了解真历史中国人，自己心中没有这个警觉，导致他们在接触到真历史时也要先从常识上对其进行批判吸收一番。而正如上文所分析的，从常识来理解中国历史是有缺陷的。因而当他们自信满满的用常识对真历史进行批判吸收后，真历史又被假历史打败了。所以在中国，知道真历史的人并不多。即使知道真历史，也很难去和身边的人讲。因为身边的人习惯用常识、用自己旧有的观念去和你争辩。即使已经驳倒了他所坚持的所有论据，但他还是固执己见、深信自己的老一套。在中国社会，大多数时候，还是上文所描述的鸿儒和白丁最为常见。别有用心的鸿儒们用着欺和瞒的方法塑着伪史和秽史，一是讨好掌权者以为自己谋得蝇头小利；二是毒害被压者任管他们自生自灭。白丁们虽熟知自己老是被骗被瞒，但却也找不到自救之法。时间一长，便也对真历史丧失了认知兴趣，纯以玩乐的心思来对待历史。估计他们也知晓要在中国挖出历史是件难事，故对于那些执着于重解中国真历史的智者们也这样挖苦到：知道那么多干嘛？想那么多干嘛？混着过便得了！受这样一种的心态的作用，所以他们过的生活都是扯淡的生活。因为对什么都提不上真兴趣，因而便对一切扯淡。在扯淡中，是非对错，真假黑白不重要，关键在于有谈资可言说，有乐子可汲取。所以，当一个群体习惯过扯淡的生活时，真的东西、好的东西普遍的被漠视甚至是无形的扼杀了。最终的结局就是：自己什么都不信，连自己都不信，以一种犬儒的性格混着过活；无原则、无真理、无正义、走向虚无和毁灭。而白丁们这样的活法，恰是掌权者希望达到的效果。中国历朝历代的掌权者最大的希望便是遮盖真理和正义。为此，他们千方百计修伪史、造神话。而正如适逢所分析的这样，由于中国这个群体习惯于扯淡，无形中他们自己也在遮盖利于自己的真理和正义，本质上是在帮掌权者做活。用鲁迅先生的话讲，帮忙不可怕，这样一种帮闲最为可怕。它使得自己无形中也在用锁链套在自己的头颅上，照着掌权者希望的那一套在奴役自己。所以非常悲哀的就是，很多时候，中国社会的掌权者都用不着自己怎么努力，很多中国人便已在头脑中跪倒在他们面前，自觉的过滤掉和去掉丁点“反动”的思想，帮着掌权者来“管好”自己。这大概是鲁迅先生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观点的一个由来吧。架构一个现代的民主政体易，架构一个独立思考的大脑难。 今天的中国也被粉饰成太平盛世，但只要睁眼看看社会的风尚，便可知道倒也没有多大出彩之处。很多人、很多事，又陷入了历史重复的基调之中。到这里，呈现出了中国人对待历史最诡异的现象：虽然中国人是这个星球上最热心于以史为鉴的人群，但在知道故人的历史教训后当自己在做事时却往往犯和故人一样的错误。明知故犯，错而再错，导致中国直到今天仍未走出治乱循环的魔咒。是什么因素造成了中国历史的这等大悲剧，这是值得深思的。个人认为，中国历史之所以如此诡异，根源于中国人对待事实不真诚，不敬畏真实的正当性，稀里糊涂混世、缺乏对真的渴望。中国人一个大毛病就是对大多事物都持实用态度，喜欢那些可带来世俗利益的事物。因而中国人普遍缺乏对纯粹的求知冲动，总以此类知识不能当饭吃的论调来打压少部分对纯粹的追求。中国人对纯粹的科学和信仰很多都是盲目的。研究科学的大多也只为了糊口饭吃，因而有时造假胡夸，缺乏捍卫真理的执着。信宗教的目的也很多是为了祈愿神力给自己此岸的世俗生活带来可见的利益，例如多子多福、身体康健、财源广进、官运亨通等。在面临信仰与世俗利益冲突时，缺乏以生命来捍卫信仰的勇气。纵观古今，中国社会对待事物讲求实用是其普遍特征。这造成：中国人是最会享受的种群，各种吃喝玩乐的乐趣被历朝历代的中国人尝遍了；中国人是最会“做人”的种群，各种为求得自身利益的整人之术为中国人所熟知。但恰是中国社会普遍坚持以实用来看待事物，这也给古今中国人带来了弊端。这些弊端有：中国人因为讲求实用，把什么事物都含糊不清的拢在一起如吃火锅一般，因而缺乏对事物的纯粹认识、逻辑性极差。由此使得中国社会中任何事物都不独立，进而带来一系列恶果。人与人是相互依赖的，因而导致在上者对在下者的奴役；法律与伦理是含混的，因而使得法律成了伪善统治者们奴役百姓的工具。概言之，中国人实用主义思维造成了头脑中的逻辑的混乱，因而对纯粹的真缺乏求知欲，以糊涂的混世方式对待一切。这样的一种生存思维，必然也导致中国人缺乏出于尊重生命的考虑而追求真诚生活的渴望，缺乏为了彰显正义而必须探寻历史真相的冲动。 如上所述，中国社会缺乏对真的敬畏和求知，因而导致了大多中国人过着混好便可的世俗生活。在大多中国人看来，由于实用才是生存的唯一目的，因而对待一切事物都得从其是否实用来考虑。因而对待眼下社会黑暗的事实，便以“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霜”的实用主义对之置之不理，久而久之整个社会变得冷漠甚至是残忍。因而对过去历史真实，也以“这与我何干、知道这些能当饭吃吗”的论调对其置之不理，久而久之所有的历史都成了谜案，少有人知晓历史的真，也少有人愿意知晓历史的真。所以，中国人对待历史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对历史上出现过的苦难和错误，时间一长便就淡忘了。死的人白死，活的人照活，生死两不干。由此可就不难知晓，为何中国社会缺乏对历史的反思，而中国人又为何容易重蹈历史的覆辙了。事实上，这一切都反映了中国人实用主义态度中的巫术思维。巫术思维中的人神关系体现为：神是被人强制的。在巫术中，人对神灵的敬拜是为着求得人从神那里要得来的世俗利益。当人处于顺境时，便求告神多多赐福于己，使自己的世俗利益能够达到更多。当自己处于逆境时，便求告神快快赶走自己的厄运，使自己重交好运。事实上，只有当神灵均能满足其在顺境与逆境中求告的请求时，他们才会信仰神灵并定期对其进行敬拜。而当神灵未能应验，未能满足人的请求时，便对自己信仰神灵的产生怀疑，以信靠其它神灵或是断绝对神灵的敬拜贡品的方式发泄对神的不满。所以在巫术中，神是被人强制的。事实上，巫术思维下的宗教信仰必然带有泛灵论、偶像崇拜的特性。说的具体些，便是：是人在主观臆想的意志，是人的一厢情愿在强制神的作为。从巫术思维的这些特征来看，不难看出巫术思维对绝对的善恶不会有真认识，也不会产生因害怕惩罚而来的对善的追求与对恶的恐惧。中国传统文化中巫术成分浓厚早已是不争的事实。对比当下大多中国人信仰体系与上面所描写的巫术思维的特征，便可佐证这一事实。因而存于世界上的大多中国人由于缺乏对善的追以及对恶的恐惧，因而会为着满足眼下的实用利益而颠倒是非善恶，不管不顾的倡导马基雅维利主义。所以在中国社会的历朝历代，大多时候都是恶行蔓地，社会黑压压一片。大多中国人总习惯用尽各种坏手段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因而持着“死后哪管它洪水滔天”的原则无所禁忌的做着各种恶。这导致中国社会总是少部分人对大多数人的奴役，一面是掌权者的物欲横流，一面是被压着的哀嚎遍野。概言之，一切围绕实用而来的巫术思维使得大多中国人对善缺乏追求、对恶缺乏恐惧，这造成中国社会一直停留在互相吃人（鲁迅语）的境遇中，生命的尊严被漠视，事实的真相被遮盖。 改变中国人对待历史的态度，改变中国历史的走向，很难。但从上面的分析来看，唯一的出路就是革新大多中国人的观念。具体来说，就是要祛除他们头脑中的巫术思维，用纯粹的真信仰拔出他们糊涂的混世信念。而这将是一场漫长的移风易俗的过程。照着笔者对历史本性哲思中的分析：这个世界的存在是由人们头脑中的观念外化而来的。所以要改变中国人对待历史的态度，改变中国历史的走向，必须革新他们的观念。我个人对中国的历史、当下中国的走势，是持悲观态度的。因为直到今天，就我所感知的来看，大多数国人还是在重复先辈们的老路。现在所谓的很多新人、新事，大多是在重复历史的老套路。事实上，历史必然进步的信条只是人类一厢情愿罢了。很多时候，历史的悲剧是重复的，这在中国历史身上尤其明显。对于中国历史，多些怀疑和批判，好过于对最终大团圆喜剧的意淫。中国历史真的要有大进步，个人认为，不经受一场思想的启蒙是断难有出路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