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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文·皮尔斯坦 著 吴万伟 译 尼耶尔·弗格森并不隐瞒他的意图，即把自己有关元历史（meta-history）的最新著作与谈论世界兴衰的杰作并排放在全球书架上，并与爱德华·吉本（ Edward Gibbon ）、肯尼斯·克拉克（ Kenneth Clark ）、弗朗西斯·福山（ Francis Fukuyama ）、杰拉德·戴蒙德（ Jared Diamond ）、萨缪尔·亨廷顿 Samuel P. Huntington ）和保罗·肯尼迪（ Paul Kennedy） 等大师平起平坐。《文明》探讨的都是大问题：文明是什么？它们为什么衰落？在过去500年中，欧美为什么主宰世界？西方是否注定要再次落在亚洲之后？ 当然，正如弗格森提醒我们的，西方的经济、科技、文化、军事优势并非预先决定了的必然。中华文明、阿茲特克文明、奥斯曼文明在不同时期都代表了世界最高的生活水平、最好的基础设施建设、最强大的军队、最大规模的城市、生产效率最高的土地、最长的人均寿命、对自然世界的最深刻认识、最优秀的技术和最聪明的统治者。 但从1500年左右开始，以英国为首的欧洲开始独占鳌头，摆脱了曾经令多数人陷入短命和贫困生活的马尔萨斯陷阱。弗格森的观点（并非新观点），即欧洲的成功并不归功于任何的天然优势而是因为它能创造出政治、法律和社会制度的适当组合，使其有足够的弹性承受不可避免的瘟疫、自然灾害、领导无能或者纯粹厄运的打击。 从表面看，该书围绕在弗格森看来处于这些制度性安排的核心的六个最重要方面展开论述： 竞争：意味着国家之间和国内各阶级的权力去中心化过程，这是为资本主义发展创造合适的环境的必要条件。 科学：它的发现不仅奠定了工业革命的基础而且奠定了西方压倒性军事优势的基础。 私有财产权：提供了法治的框架，奠定了政治和经济权利共享的基础。 医药：促成了人均寿命的戏剧性延长。 消费：专注于经济生活的消费者刺激了现代工业产品的需求 工作伦理：提供了储蓄、投资和拼命工作的道德基础。 这个话题和结构充分发挥了弗格森以知识渊博、文笔简洁、见解和分析独到深刻而闻名的经济史学家的专长。他的诀窍是把学术历史转变成明白易懂的概念和具体的例子，把它们置于宏大的历史叙事中，并与当今现实联系起来。 作为总是引起思想界争论的煽动者，弗格森也有意挑战大学校园中占支配地位的隐蔽教条，即“西方的胜利”不过是欧美学者炮制出来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杜撰，旨在为西方几个世纪以来残酷的殖民主义和压迫辩护。虽然他没有提到西方的衰落不可避免，但他仍然警告西方衰落的预言将变成现实的可能性。 虽然弗格森的基本论证框架是可靠的，但这本书仍然令人失望。它显示了一个野心勃勃的学者的紧张和压力。弗格森在过去13年里竟然炮制出了9本书，在此期间，他还主持过五家英国电视节目，在哈佛担任教授（一次在历史系，一次在商学院），同时还在斯坦福大学和牛津大学担任兼职研究员，并定期为《新闻周刊》撰写专栏文章。在过去8年里，他一直在撰写亨利·基辛格的传记。 如此惊人的繁忙日程，难怪有这样粗制滥造之作。这本书是根本不相关的、有时候甚至是相互矛盾的即兴观点被错误的逻辑、笨拙的隐喻、和短语的巧用组织起来的大杂烩。该书显示的不是弗格森作为知识功底扎实，见识过人的博学者的真面目而是一个不屑于编辑自己观点，爱出风头的知识分子。 比如，科学一章的开头是奥斯曼帝国军队1683年在包围哈布斯堡帝国首都之后在维也纳城门前的大溃败。弗格森想让我们思考把科学用于武器制造上是如何为西方提供了领先于世界其他地方的关键的军事优势，可是有关普鲁士军队如何精确严谨的传奇故事和20世纪土耳其世俗化的简短历史让读者感到困惑，作者究竟想表达什么，尽管在腓特烈大帝的朝廷溜达赏心悦目。它们当然不是科学和武器装备之间的联系，因为里面只是顺带提到拿破仑时代的榴弹炮。 在私有财产权一章中，弗格森对比了英国和西班牙处理新大陆殖民地的不同途径。对英国来说，新大陆不仅是原料来源地，而且是可以在政治上具有选举权的公民提出土地要求并爬上更高社会和经济地位的场所。相反，在西班牙控制的南美洲，人们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寻找黄金白银和其他自然资源。几乎所有土地都控制在国王手中，大部分工作都是由归顺的土著和从非洲引进的奴隶完成的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 弗格森在令人信服地表明观点后，忍不住开始了对比美国和巴西在黑人白人通婚速度差异的冗长和混乱的叙述，最后是两个社会不同种族构成的图表对比。但这对文明的成功到底意味着什么仍然是个迷。 更加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医药在西方崛起中所发挥的作用一章。弗格森竭力回避医疗保险这个话题，几乎完全避而不谈。相反，他从拿破仑一下子跳到1848年的革命再到法国对非洲殖民地的管理。在他看来，这很自然地过渡到揭露德国在其非洲殖民地的人种改良试验，因而直接与纳粹在东欧的种族屠杀联系起来。弗格森告诉我们，希特勒的亲信和纳粹德国空军头目赫尔曼·戈林（ Hermann Goering ）是德国驻西南非洲高级官员的儿子决不仅仅是巧合。 他竟然是这样解释历史的。 在有关工作一章里，弗格森声称欧洲工作伦理衰落的主要原因是欧洲人宗教信仰的衰落，他曾经一度把这这种衰落归咎于摇滚歌星约翰·列侬（John Lennon）。弗格森还使用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 Max Weber ）的同样逻辑，他认为中国经济奇迹的种子是几代人之前的新教徒传教士种下的，他们在中国传播了读书识字、节俭和勤奋工作的价值观。他甚至用地图来证明他的观点。 《文明》一书的精彩之处或许是促进经济进步的消费的重要性，这个观点马克思从来没有预言过、亨利·福特（Henry Ford）从来没有忘记过、希特勒和斯大林从来没有搞清楚过、日本和中国逐渐认同过。弗格森写到“整个冷战中最大的困惑或许是苏联为什么不能生产一条优质的蓝色牛仔裤，”但即使这条探索路线也被搞得一塌糊涂。弗格森以不容置疑的权威口气断言，美国军方在二战时进行的体格研究确定了战后美国成衣服装业繁荣的基础，我不知道这是否真实，不过这是弗格森擅长的用来支持其分析的逸闻趣事。 弗格森顺带提出的观点是，如果世界上存在一种对西方的持久威胁的话，那就是来自中国和伊斯兰的威胁而不是西方人自己，也不是因为我们缺乏历史知识或缺乏对所继承的文明的信心。不过，这个强有力的主题和伟大结局还需要再写一本书才行。 作者简介： 斯蒂文·皮尔斯坦（Steven Pearlstein）《华盛顿邮报》财经专栏作家，乔治·梅森大学公共事务和国际关系教授。 译自：“Civilization: The West and the Rest,” by Niall Ferguson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entertainment/books/civilization-the-west-and-the-rest-by-niall-ferguson/2011/12/28/gIQAVzQxwP_print.html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