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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志华是个传奇人物，80年代初，他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攻读世界历史专业硕士研究生，不知何故没毕业。他下海经商，结果大获成功。成功后，他杀了回马枪，搅动了波澜不惊的史学界。 1996年至2002年间，他个人出资140万元，从俄罗斯和美国搜集一万多件俄国解密档案，并组织翻译、整理、出版。还把搜集来的所有资料，自费复印一套送给北京大学图书馆，有的还自制成光盘，交给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条件只有一个，就是必须供人自由查阅。社科院一位苏联史专家认为，有了这批档案，不仅苏联史要重新认识、重新书写，对20世纪世界史和国际关系史都要重新思考、重新评价。 沈志华对史学界的贡献不仅是买回了价值连城的档案，他还潜心研究，“用事实说话”，取得许多突破性成果，解开不少历史谜团。他的研究方法也是可圈可点。 在旧书市场，看到他写的《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翻也没翻，就决心买下，就冲着对他的敬意，不读也要买。 不过，既然买了，怎会不读。 作为中国人，我很想了解学者基于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对重大历史事件的重新解读，它涉及到对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评价。 书中记载，为了维护中国的主权，特别是从苏联手中收回东北的主权，毛泽东和苏联领导人进行了艰难的谈判，最终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作为同盟者，苏联无偿转让了巨额财产，转让了长春铁路、大连、旅顺口以及在这些地区拥有的一切权利，失去了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中国则收回了在1945年根据苏联与国民党政权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失去的主权和利益。 收复东北的主权，无异于虎口拔牙。早在沙皇时期，俄国就有在亚洲扩张的野心，就曾染指中国的东北。斯大林的对华政策的两大战略考虑中，除了把蒙古从中国的版图独立出去，形成广阔的安全地带外，另一条就是恢复沙皇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确保苏联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后者已经迫使蒋介石以条约的方式予以确认。 可以做个比较，至今为止，俄国与日本关于北方四岛的领土纠纷仍没解决，这更显得达到上述目标之不易。而承认外蒙古独立，也是中国政府在现实政治的条件下，不得已咽下的苦果。 对毛泽东和中共，可以指责其在历史上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但在维护国家主权上，确曾竭尽全力，沈志华基于史料的研究成果证明了这一点。（关于毛泽东与斯大林的谈判过程，详见该书正文和《余论一：中苏条约谈判中的利益冲突及其解决》）。 对于中国当年应不应该出兵朝鲜，后人多有争论。沈志华在《余论三：论中国出兵朝鲜决策的是非和得失》中分析说：出兵朝鲜，有美国在朝鲜战争爆发后宣布台湾未定论和派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的刺激；也是根据国际分工为社会主义阵营承担责任和义务；还是出于对国家安全和主权完整受到威胁的忧虑。对最后一点，沈志华分析说：美军越过三八线后，金日成一旦战败，很可能退到中国境内，美军就可能以追剿的名义越过中朝边境，苏联也有了出兵中国的理由，这样，无论战争中哪方胜利，中国的主权都将受到影响。所以朝鲜战争是不得不进行的。 然而，沈志华不无惋惜地指出：朝鲜战争本来可以在更早的时候、以更有利于中国国家利益的方式结束。如果在中国军队入朝近三个月的1951年1月13日，即取得第三次战役胜利后结束，上面提到的中方决定介入战争的三层考虑都已变成现实，甚至台湾问题和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都有可能得到较为有利的解决。但是，因为毛泽东设定了超越现实的战略方针，战争延续了33个月，中方并没实现更大的战略目标。而中国从人员伤亡到政治、外交、经济等各方面，都付出了本不应该付出的多余代价。 无论是与苏联签约，还是出兵朝鲜，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都是在不遗余力地维护中国的国家主权。这不是源自感情的辩护，而是基于史料的分析。 沈志华是一个没有学历、没有职称、没有单位的“三无人员”，但就凭他在史学上的贡献，他被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华东师范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多所高校聘为客座教授，被中国社会科学院几个研究所聘为兼职研究员。沈志华现象值得深思。 沈志华是从商界杀回学界的，将来会不会其他人也做类似举动，如果有，他们会不会象沈志华一样有出人意料的斩获？和一直在学术界辛勤劳作的人相比，沈志华有什么优长？沈志华从商的经历，与他的研究成果间是什么关系？ 据我的观察，沈志华现象不会只是孤例。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一大批知识分子下海经商，经历了商场的大起大伏，尝到了拥有金钱的快乐后，会有一些人希望在另一个自我实现的方向上有所成就，就象西方的大亨在拥有足够金钱后，热心公益事业一样，将来会有越来越多的儒商转入学术界。他们有曾在学校受过基本的学术研究的训练的优势，在经过人生的历练后，他们会选择自己比较喜欢、或自认为比较有意义的研究课题研究下去。探索的乐趣远胜于收藏的乐趣。 说句让学术界丧气的话，在某些研究领域，这种转回学术界的人极具杀伤力。他们过了金钱关，不把学术研究当作谋生手段，因此也就不必追随国家课题、不必瞄着市场需求，无需看人眼色定选题，不用小心翼翼谈想法；他们不必考虑一时的功名，不象在一个学术圈里长期混的学者，他们不怕说出格的话，他人也会对他们的放胆格外宽容；他们得以摆脱学人间的人事纠葛，不用非要在导师主编的书中写出几章节，不必研究自己并不擅长或是并不喜欢的课题。 人一生能在官、学、商等领域出入几次，对构建多重价值观极有好处。可以使人生不囿于某种局限。把商场的效率观带入学术研究，会一下子打破传统的研究方式；把学术的求真观带入官场，会让政治更具道德；把官场的务实观引入学术，会使学术研究更妥贴地把握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张力。 不过，成功地实现不同领域间的跨越是件难事，虽乐于见之，但不会是普遍现象。(中国选举与治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