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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的研究，几十年来海内外出版了许多著作，但是很少涉及到其间同罗章龙与当年“非常委员会”北方区成员的渊源，尤其同罗章龙的关系。现在摆在读者面前的《西京兵变与前共产党人》，这一组探索这方面史事真相的文集，正好填补了这个空白。“西京兵变”四字，也是罗当年的用语。五年前，作者同我谈到这方面新发现的史料线索，就是这本书的主题，当时我极力鼓励他抓紧搜集写出，趁张学良将军健在，公之于世。 我个人有两件有关小事也可藉此先说一下。西安事变之前在武汉大学读书时，汉口有一份进步的报纸《大光报》，其创办同张学良有关系。主编副刊的孔罗荪等，我们都是秘密的武汉各界救国联合会的主要成员，我在这个报上发表过文章和新闻稿。第二件是同学熊彪的奇遇。熊是湖南同乡，思想进步，1935年法律系毕业后即去北平。他在北平参加进步活动被捕，忽然释放后被带到西安，张学良的部属追问他的共产党关系。这时他并没有入党，同北平的党组织也没有关系，于是就让他回武汉了，时间是1936年上半年。所以我们当年就知道张学良在积极寻找共产党人。 书中述及的以黎天才为首的“前共产党人”，吴雨铭、李希逸、潘文郁、张慕陶等，多是四中全会后“非常委员会”北方区的成员，他们陆续进入东北军机要部门后，建立了“非委”的地下支部，以黎天才、吴雨铭为核心，同在河南大学任教的罗章龙保持着秘密联系。他们在张学良的左右，或掌握机要部门，或任秘书，或当“塾师”，他们“身在曹营心在汉”，直接以马克思学说和共产党政策影响张学良，也深得张的信任。其中最主要的人黎天才，被认为是在张学良身边“唯一主张造蒋介石反的人”，是西安事变的主要策划者与参加者。作者在文章标题中，称黎天才为“张学良的心腹谋士”，吴雨铭为“罗章龙的得力助手”，李希逸为“入幕出帐”者，潘文郁是“从中国秀才到少帅伴读”，张慕陶则为“匆匆过客”。作者从未刊行的史料和罗章龙遗留的档案中，还查出西安事变前，张学良同罗章龙有两次秘密会晤。 这些被称为“叛徒”的人，他们脱离中国共产党时，“有过错误与荒唐，也有过无奈与委屈”；但他们仍忠于共产主义的理想和党的事业，他们长期在东北军和张学良的身边工作，影响张学良的思想和作为，直到发生西安事变。为这些“前共产党人”留下他们走过的这一重要的历史足迹，是后来人尤其是历史研究者的一种责任。可是这件事说来容易，做起来却难而又难。 八十年来，中国共产党从成长、胜利到全国执政，始终是同自己犯错误尤其是严重“左”倾和“肃反”错误相伴随的。基本总结了毛泽东晚年悲剧和否定“文革”十年错误之后，我们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走上完全不同于过去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道路。我们正在反思一百年来的历史，中国的和世界的，尤其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要敢于思考带根本性的理论问题，也要敢于思考有定论的人和事尤其有争议的人和事，根据史实重作评价。我们党的历史中，恩恩怨怨，错综复杂，伤痛灾难之类的事情太多了，有的已有定论，有的还待研究。十年内战时期，种种“肃反”，自己杀自己死了约十万人。由于没有认真全面总结这一沉痛的历史教训，于是就导致了抗战期间的整杀托派和延安抢救运动，以及1949年后的历次政治运动直到“文革”十年浩劫，冤案如山，三军之帅、国家主席都难幸免。平反一切冤假错案之后，是否就没有任何历史遗留的问题了呢？“肃反”的最早开端，是1930年发生在江西的“富田事变”反“AB团”。八十年代初，中央组织部曾成立一个专案组清查“富田事变”，清查结束做出正确结论时，却遭到一位有影响的老将军反对，终于又搁下了。我为什么要写这么一段话呢？就是由于书中涉及的几位当事人，张慕陶在抗战初被杀掉后还长期背着托派的恶名，黎天才、吴雨铭都在解放后被逮捕，死于狱中。至于罗章龙，虽比较平安善终，但恐怕许多郁结并未解开，其中有一个反党的“非常委员会”问题。 书中的前共产党人，我只认识罗章龙，同他有过来往。五十年代初，我在湖南工作，利用业余时间写《早年毛泽东》时，罗在湖南大学教书，我曾请人同他谈过新民学会的情况，以及他同毛泽东的交往。八十年代，有两次我们同住在北京医院，于是就有了不同一般的交往，畅谈党史上许多往事，许多关节问题，也谈毛泽东其人其事，有的谈得比较深。我建议他写详细的回忆录，建议他将四中全会全部事实经过写清楚。谈话中，似乎感到他还有某些苦衷、顾虑，某些不尽欲言；我是晚辈，也有无能为力的感觉。他的早年回忆录《椿园载记》出版后，是很得好评的，胡耀邦也很关心，他们还是浏阳同乡。 本书作者是有心人，我知道他同罗老有不同一般的来往，并着手搜集有关罗老的一切资料尤其是四中全会的资料后，我就不时加以鼓励。罗老百年之后，作者就全力通过其后人得到老人留下的全部档案资料，不放过片纸只字，我也做到力所能及的帮助。从作者处我了解到，罗老对往事是这样认真处理的：在记忆旺盛的年代，他就着手写回忆，尽力查阅文件档案，有些大篇大章都已完成，只是对发表的时机考虑较多。有许多回忆，他觉得暂不能公开发表，尤其不允许传到境外去。罗章龙是党的创建人之一，在四中全会以前，他一直在中央重要的领导岗位上，他钟情于这个党，常说要成全党的话。罗老善旧诗词，他知道我也有这方面的嗜好。曾有一首五律相赠，这是他去世后，本书作者告知的，其中有这样四句：“动乱横江表，时艰感百哀。从君挽世运，一举清河淮。”世事动乱，艰难百哀，是我们党几十年的痛楚，俟河之清，怕是罗老，也该是我们所有人的切切之盼吧。 本书的作者于罗章龙在世时，就为罗老整理诗词文稿，始终严守老人的规训：对学术有益，重于文而淡于名，也要坐得住冷板凳。写作本书时，作者广泛查阅已出版和未刊行的有关著作，尤慎重依托罗老的遗作和不成文的资料，仔细推敲，力求忠实于历史原貌。作者还拜托有机会来往于大洋两岸的学者，伺机面询于张学良将军。几年之中，三易其稿，力求信达，以避疏误。据说张学良将军已将一批史料托付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机构，要待2002年公开。因此，这本书中的某些说法，还不宜定论。作者希望张学良将军能见到此书，这意味着对当事人的尊重，也可看出作者向海内外求教的诚意。 作者在“结语”中说：这些前共产党人在留下的干枯史记中，“字里行间都不约而同地回避着自己在张学良身边策动兵变的义举”，“或是50年代在中国监狱里的供词，或是80年代公之于众的回忆录,只是淡淡地一笔带过,‘以后就在张学良的左右工作’”之类话。境遇最佳的罗章龙，“留下的文字或是藏头露尾，难窥全豹，或是暗语符号，难辨真相。所有的文字和心灵都罩着一层抹不去的阴影。罗老的后人一再告诉作者，当初老人很少回忆这段历史，因为他们认为就是这次不成功的行动，使‘非委’最后败走麦城。” 这些“前共产党人”关于西安事变的历史评价，我们可以置而不论。这本书的价值在，这一批当年不容于红白双方的前共产党人，多年在张学良将军的左右所起的作用，最后导致了西安事变的发生。他们对历史负责的精神，终于起正面作用于历史，有功于历史。 同罗章龙有关系的“非常委员会”北方区的这一批成员，西安事变后，他们可说销声匿迹了。罗章龙这个特殊的“前共产党人”，他同当年四中全会的关系，以及“非常委员会”成立的前前后后，其间的详细情况，真实面目，究竟如何，这是应当向历史交待清楚的。作者在继续做这件事，我也一直鼓励他做好这件事，希望能早日看到这方面的成果。 二ΟΟΟ年七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