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阳刚过，霜降又到，这是乾坤清气最为充盈的季节，我们相聚在西南名城贵阳的文化胜地孔学堂，召开第四届江南文化论坛。今年为什么选了贵阳来开江南会？有一首流行歌曲唱的是《南山南》，我们是“南方南”，从小江南跑到大江南来了。有些老师可能还记得，上一届江南会在浙江金华，闭幕式上我讲到不要老在江南地区关起门来开会。因为，“江南”是水做的骨肉，水是流动性的。“江南”自古以来，就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更是一个文化生命的概念。王阳明走向江南之江南，徐霞客也走向江南之江南。南方的司马相如、苏东坡、郑珍、莫友芝也走出去了。只有走出去，才有精彩的东西表现出来。很多人都往更远的南方走。作为人文渊薮，历史上的江南不断将其蕴蓄丰美的生命能量，向其他地区辐射，而其他地区被江南文化影响之后，其固有文化也往往被激发出别样的光辉，反过来影响江南文化，如佛家《华严经》中所说的两镜互照，重重相映，交光递影，以至于无穷。所以，研究江南文化与其他地区文化之间的因缘互动，是当今江南学研究中有待开疆辟土的一个新领域，我们举办这次会议的目的，即旨在探讨江南文化、江南文学以及江南与西南之间的文化互动与传播。 不必讳言，黔贵文明虽然历史悠久，但受诸多因素的制约，一直到明代中后期文教才逐渐昌明起来。由于历史上地域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文化互动也当然主要以江南对西南的影响为主，这是一个历史的主基调。在此过程中，有三个关键词。第一是“人能弘道”。移民、政府所派官员以及迁客谪官等人在文化传播中起到很大作用。如所周知，阳明留居贵州虽仅三年，然而在此期间讲学授徒，以其非凡的精神高度与人格魅力使得黔中俊才云集景从，影响至为深远。作为一代大儒兼诗人，阳明先生对黔贵文化的影响，不仅在于倡导知行合一的良知之学，化民成俗，改善民风，也体现于对诗书文明的传播。黔地诗人名家辈出，实自阳明来黔之后。中国文化是人文文化，人在文的前面，人能弘道。人可以化成天下，阳明之于黔贵，正如文翁之于四川、韩愈之于潮州、苏轼之于海南的文化影响。而阳明一生中至为关键的“龙场悟道”，则与他在黔贵特殊环境中动心忍性的磨砺有直接关系。 阳明居黔时写有大量诗歌及文章，阳明之后，黔贵之山川风物、史迹轶闻等也曾引来不少客籍此地之其他江南人士的关注与吟咏。如徐宏祖（《黔游日记》）和陈鼎（《黔游记》）都曾在其山水游记中描摹黔地山川之奇丽；吴振棫在其《黔语》中多载黔地人文故实；查慎行、赵翼、洪亮吉等人更写有大量黔中诗，其中不乏脍炙人口之作。这些江南人的作品由黔贵之山川人文所引发，反过来又丰富了黔贵文化。 第二个关键词是孔子说的“诗可以群”。也就是今天说的“口碑评价”。黔贵与江南的文化互动还体现于两地士人的交游以及作品的阅读品评之中。受山川修阻等因素影响，黔地作品流播范围有限，虽有佳作亦往往湮没无闻。而一旦因某些机缘得到江南名士的关注与激赏，则声望倍增。如谢三秀游历江南，曾与同在江南的汤显祖、王穉登及李维桢交游唱和并得到提携；杨龙友也曾与董其昌、陈子龙、吴伟业等江南名士交游酬唱，得诸公推奖甚多。同时诸人的奖掖之外，身后的评价往往影响更为深远。如朱彝尊曾大赞明代黔贵诗人宋昂、宋昱兄弟之诗，称其“风韵翩翩”；孔尚任读到明末吴中蕃《敝帚集》后，一改此前认为黔阳无人才的偏见，直以屈子老杜比拟其人格诗格；郑珍身后得到的评价尤高，甚至被诸多大家推为“清诗冠冕”。江南文坛交游之盛与作品传播的便利，有些流派影响甚广，如黔中诗人刘启秀即十分赞赏袁枚“性灵说”，并曾到南京随园与袁枚唱和。晚清黔中诗人郭临江也深服袁枚及性灵说，推举袁枚为“当代风骚主”，有“诗不性灵岂谓才”之句。 交游及品评之外，因两地间师承关系所造成的影响也不能忽略。如莫与俦师从阮元、洪亮吉等人，授乾嘉之学于莫友芝及郑珍，郑珍最终成为西南儒宗；程恩泽受秀水诗风影响而典赡排奡，理厚思沉，郑珍出程氏门下而有出蓝之誉，并成为同光体的滥觞，甚至赢得“清诗三百年，王气在夜郎”的评价，凡此种种，都可说明两地互动的深远影响。 第三个关键词是“时代震荡”。就像地震产生地震波，某些重大的时代变革往往更促进并深化江南向更南方的文化波动。第一次震动发生在明清易代之时，中原及江南一并沦陷之后，使得滇黔边徼之地成为文化精英避地之所，一时黔中士人与江南士人萃集一地，互动频繁。待明社既屋之后，诸人为全志节或隐居不仕，或遁入空门，隐居者如贵阳吴中蕃与朱文，逃禅者如遵义黎怀智与玉屏郑逢元，这些黔中士人与避地来黔士人一同构成明遗民诗人群体。值得注意的是丹徒钱邦芑，他曾隐居余庆他山，聚众讲学；还曾邀请语嵩和尚到贵阳牟尼山讲法，振黔地宗风。而钱邦芑后来为躲避张献忠部下孙可望的逼迫，也祝发为僧，宗教与政治在这一阶段关联甚深：心系故国、志图恢复者不得已则逃禅方外，逃禅方外者也往往心系故国而有忧世之思。钱氏周围凝聚了一大批有志节之士，对当地文化产生了相当影响。第二次世变发生在清末民初，清亡之后，一些遗民避地海上，黔籍文士陈夔龙、胡嗣瑗等人与海上遗民群体交游唱和，也写有不少反映时代变革与士人心态的作品。第三次世变发生在抗战时期。贵州作为大后方，接纳了不少来自江南的文士和学者。浙江大学迁往遵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陈垣先生于1937年撰《明季滇黔佛教考》一书，表彰万历以后，佛门宗风复振，江南为盛，西南被其波动；江南僧徒长于开辟，有功于滇黔拓殖，尤为重要者，明季中原沦陷，滇黔犹保冠带之俗，成为避地之所。陈寅恪先生为之作序：“明末永历之世，滇黔实当日之畿辅，而神州正朔之所在也，故值艰危扰攘之际，以边徼一隅之地，犹略能萃集禹域文化之精英……”正是点明了江南以一代人物、宗教文化开拓华夏新境，变边疆而为中心，化宗教而为政治的重大贡献。居于边缘，而悄然发力。陈寅恪心目中，古代的世变与民国的世变有着一以贯之的精神联系。 由以上三个关键词可见，江南与西南虽有不同地域之分，但自明代以来，两地一直处于不断的交流互动之中。其中有许多值得探究值得挖掘的新领域，比如：阳明学对黔中士风及诗风的影响；江南山川之明秀婉丽与西南山川之奇崛险峻对两地诗风的影响；两次易代之变中黔中遗民诗人与江南遗民诗人的交游及其不同心态的比较；此外，黔中某些颇具特色却未曾深入研究的作者如杨龙友、吴中蕃、莫友芝、黎庶昌、胡嗣瑗等人的个案研究也尚待展开。 除了诗歌文学，更广义的江南文化，对黔贵的影响还有待于深入发掘。譬如，我今年暑假的时候去黔东南，在清水江边上的麻江县，看到很美的古老民居，非常精致，宛然江南的古镇，又有一种朴厚的意味，后来一问，才知道，真的是徽州的商人，不断移民，孜孜矻矻，将徽州民居文化搬来的结晶，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能见到江南的模样。今年遵义的明人屯堡获得了物质文化遗产的称号，是又一个不能磨灭的集体记忆。移民文化带来的物质与生活方式的影响，大有可以挖掘的富矿。 王夫之曰：“两间之固有者，自然之华，因流动生变而成其绮丽”：万物莫不因流动变化而益加丰富多彩。江南文化向西南的延伸以及西南对江南文化反馈，正是这样一个流动变化的过程，所以，这次江南文化论坛我们移师贵阳，准备从文献、意象、人物等角度，畅论江南与西南、江南与周边、江南的移动性等题，这次会议的主题是“流动的江南”，初衷正在于此。《南山南》那首歌唱的是： 他听见有人唱着古老的歌唱着今天还在远方发生的事? 我们重温江南这首“古老的歌”，也是续写“今天还在远方发生的故事”。祝各位朋友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在贵阳金秋的日子里，留下美好时光的记忆。谢谢大家！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本文是作者在2015年10月24日贵阳“流动的江南：文献、意象、人物：第四届江南文化论坛”研讨会上的开幕词。本文原载于《文汇学人》2015年10月30日刊，原题《“江南”更是一个文化生命的概念》。《文汇学人》微信公号：wenhui_hr）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