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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被边缘化的古典名著 《国语》是一部先秦史学名著。它按照国别记载春秋列国时期的历史，分为《周语》3卷，《鲁语》2卷，《齐语》1卷，《晋语》9卷，《郑语》1卷，《楚语》2卷，《吴语》1卷，《越语》2卷，共21卷。它所记载的历史范围，最早为周穆王伐犬戎之役，最晚为公元前473年(周元仁王三年)越灭吴。由于《国语》记载的历史时期与《左传》大致相同，所载历史事件又与《左传》密切相关，因此长时间内每有人称《左传》为“春秋内传”，而称《国语》为“春秋外传”。《国语》的撰著者，因司马迁有过“左丘失明，厥有《国语》”①的话，因而长期被归到左丘明的名下，甚或认为《国语》一书是左丘明撰成《左传》之后将剩下的材料纂辑而成。经过近代以来学者们反复探讨，证明上述说法并不可信。目前多数学者认为，《国语》是一部独立的史书，它的纂修者，不可能是与孔子同时、且年辈长于孔子的鲁君子左丘明，也不应是与《左传》同一作者。《国语》书中《晋语》卷数最多、叙述最详，次为《周语》，以此来推断，其纂修者应是战国时期三晋之人。②先秦时期有不少典籍的纂成过程有一共同的特点，“非成于一时一人之手”，《国语》也是如此。一般认为它成书于战国前期，但不排除后人有所附益增饰。③ 然则这样一部古典名著，长期以来却遇到被边缘化的对待。习见的情况，是它作为研究先秦历史的史料屡被引用。从研究层面说，已有成果主要关注于讨论《国语》一书的成书年代。④而关于讨论其史学价值和编纂特色的文章，笔者所见到的，仅有白寿彝先生于50年前发表于《人民日报》上的题为《国语散论》一文。⑤可以说《国语》是长时间被冷落了，这种情况与《国语》应有的地位是很不相称的。《国语》之所以被边缘化对待，恐与以下两个原因有关。一是，为《左传》的成就所掩盖；两书都是记载春秋时期的历史，以往又长期被称为“春秋内外传”，因而造成一种思想定势，即以《左传》的优点来衡量《国语》，其结果，是将关注的重点放在《国语》的不足之处，而忽视了其优长之所在，以致有的研究者认为“《国语》并非是一部史”。二是，没有充分揭示《国语》何以称为“语”，这种史书体裁为何产生于战国前期，书中记载的“语”究竟有哪些不同的类型和宝贵的价值，以及《国语》在历史编纂上有什么成就等。 如此情况，给我们提出了严肃的任务，即必须努力探究《国语》本身的特色，对其史学价值和历史地位作恰当的评价。实际上，前人曾对《国语》作过很有见地的评论，其中以三国时代的韦昭和宋代学者戴仔所论尤为精辟。韦昭是著名的《国语解》的作者。韦昭在《国语解叙》中，称誉《国语》作者“明识高远”，“采录前世穆王以来，下迄鲁悼智伯之诛，邦国成败，嘉言善语，阴阳律吕，天时人事逆顺之数，以为《国语》”，“所以包罗天地，探测祸福，发起幽微，章表善恶者，昭然甚明，实与经艺并陈，非特诸子之伦也”⑥。他高度评价《国语》的价值应与儒家经典并列，尤其概括“邦国成败，嘉言善语”八字，实则揭示出《国语》全书的记载重点和精华所在。韦氏不愧既有撰史的实践，又有过人的史识，所论切中肯綮。戴仔的评论，则见于朱彝尊《经义考》卷二○九“春秋四十二”所引： 吾读《国语》之书，盖知此编之中，一话一言皆文、武之道也。而其辞宏深雅奥，读之味犹隽永。然则不独其书不可訾，其文辞亦未易贬也。⑦ 戴氏之论，真能识人之所未识。他嘉许《国语》篇中所言“皆文、武之道也”，强调的即是《国语》通过总结邦国成败的史实和有关人物的评论，都深深符合治国的道理和成败的规律。此与韦昭的评价正好异曲同工。韦、戴二人可谓目光如炬，所论对我们很有启发意义，惜乎他们都仅是点到而已，未能畅加申论。今天我们的任务，就是以前人提供的启示为基础，深入地发掘《国语》中富有价值的思想内涵，阐发其创设“记言”体史书的特色，总结它在历史叙事上的成功手法，对其在史学发展上的意义作出恰当评价，从而恢复这部古典名著在中华文化史上的应有地位。 二、总结“邦国成败”历史经验记载贤士大夫“嘉言善语” 《国语》首要的史学价值，是自觉继承《尚书》所开创的“殷鉴”传统，总结西周晚年至春秋时期宗周及列国的成败盛衰教训。而且由于作者选取的历史事件之重要和阐发的历史经验之深刻，书中的记载已构成中华民族历史记忆的极具教育意义的内容，千百年来脍炙人口，常常为人所称道，甚至作为箴言警句加以引用，因而在历史编纂学史上占据着引人注目的地位。书中总结的“邦国成败”历史经验，最为突出者可以举出以下两项。 一是记载西周晚年走向衰亡的必然性，深刻地说明统治者如果不对周围少数民族采取安抚的政策，不体恤民众的痛苦，就必然失败。 《周语上》着重记载宗周晚年穆王、厉王、宣王、幽王时期关系政治成败的大事件。第一则，记穆王将征犬戎，祭公谋父(周的卿士，周公之后)出来谏阻，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观兵。夫兵戢而时动，动则威，观则玩，玩则无震。是故周文公之《颂》曰：‘载戢干戈，载橐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先王之于民也，懋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财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乡，以文修之，使务时而避害，怀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祭公强调对待少数民族和对待民众，都要施行德政，让他们得到实利、增殖财富，通过修好政治、采取慈和温厚的措施，使他们向慕朝廷的恩惠，如果发生不按时祭祀贡享的失职行为，采用开导、说服的办法解决，才能得到发自内心的拥戴。祭公的诤谏，是申述周公之教，务必作到敬德保民，先修政事而后刑罚，先礼而后兵。可是穆王却拒谏饰非，“王不听，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自是荒服者不至”⑧。周穆王不修德政、炫耀兵力的结果，是失去周边少数民族的归附！ 继之，是记载周厉王监谤，最后失败被流放的著名故事。尤为可贵的是，作者通过叙述明确表明自己的严正态度，认为像周厉王这样的暴君被流放是咎由自取，民众的举动是正义的。《国语》所载周厉王监谤，已成为最具鉴戒意义的典型史事，证明民众的意志才是决定最终成败的无比巨大的力量！其中总结的精警语句“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必溃，伤人必多”⑨，在古代是真理，在今天也仍然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周语上》记载的其他几则关于西周末年政治成败的史事，也都很有价值。周厉王听信贪聚财富、不顾民众利益的荣夷公，周大夫芮伯谏厉王不要任用荣夷公实行专利，否则，诸侯将不归附于周，说：“王室其将卑乎！夫荣公好专利而不知大难。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载也，而或专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将取焉，胡可专也。所怒甚多，而不备大难，以是教王，王能久乎？夫王人者，将导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今王学专利，其可乎？匹夫专利，犹谓之盗，王而行之，其归鲜矣。荣公若用，周必败！”厉王却一意孤行，任用荣夷公为卿士，实行专利，其结果，“诸侯不享，王流于彘”⑩。又载，宣王即位，不籍千亩。虢文公谏日：“夫民之大事在农，上帝之粢盛于是乎出，民之蕃庶于是乎生，事之供给于是乎在，和协辑睦于是乎兴，财用蕃殖于是乎始，敦庞纯固于是乎成。”据此，他批评宣王“不籍千亩”。古代帝王于每年春天举行籍田礼，既是表示对农业的重视，又与军事训练和对民众的有效管理相联系，故虢文公又说：“王事惟农是务，无有求利于其官，以干农功。三时务农，而一时讲武，故征则有威，守则有财。”由此证明，“籍田于千亩”，不只是一种仪式，且是国家有效治理和习武加强防御力量的象征。虢文公谏行籍田礼，其归结点也是求福用民：“今天子欲修先王之绪，而弃其大功，匮神乏祀，而困民之财，将何以求福用民？”厉王废弃国事，籍田之礼已多时不实行，宣王继位，又不恢复籍田礼，果然招致失败：“三十九年，战于千亩，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11) 二是记载齐桓公为何能够成功称霸。 齐桓公称霸是春秋前期的重大事件，《国语》和《左传》两书均有记载，而重点、详略颇有不同，这是证明两书作者所依据的材料不同和作者关注的重点各异的证据，相比较之下，《国语》的记载更加连贯，颇有本末完具的特点，且做到重点突出；而《左传》则较为简略，对于齐桓公如何实现功业的一些关键之处记载甚有欠缺。康有为曾认为，《左传》成书以后，作者“于是留其残剩，掇拾杂书，加以附益”(12)而成《国语》。我们通过比较两书关于齐桓公霸业记载的异同，即可证明康氏之说不足凭信。 齐桓公之立为齐国君和任用管仲为相，有过一段充满戏剧性的经历。桓公小白是齐僖公之子、襄公之弟。僖公卒，襄公继位，他喜怒无常，公子小白惧大难将作，由齐大夫鲍叔护从，出奔莒。公孙无知杀襄公而立，襄公另一位弟弟公子纠由管仲、召忽护从，出奔鲁。齐人杀公孙无知，将迎公子纠回国。此时，公子小白与公子纠两人为争取成功归国立为国君，展开一场“智斗”。对于这一关键事件，《左传》记载甚为简略。对比之下，《国语》的记载却详细具体，再现了当时的历史场景。《国语》所载，事件曲折而又层次分明地展开，先写鲍叔如何大力举荐管仲的过人才能，再写桓公泯弃前仇的雅量，最后写齐国君臣巧妙用计，成功地从鲁国迎回管仲，桓公以格外隆重的礼节表示敬重。桓公与管仲原先是势不两立的仇家，后来桓公却委以相国重任，甚至称之为“仲父”，前后变化之大出人意料，通过《国语》的生动记载，读者才感到人物关系变化的自然、可信，并且从国君的器量和大臣的才干两个方面，体会到以后齐桓公能够实现赫赫霸业的深刻原因。 《国语》更重点地记载管仲富国强兵的措施和齐桓公实现“禁暴于诸侯”、“御戎狄，卫诸夏”的霸业。管仲向桓公提出了一系列治国之策，包括：四民勿使杂处；处士就闲燕，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处农就田野。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公帅五乡，国子帅五乡，高子帅五乡。实行富民政策，“遂滋民，与无财，而敬百姓”；实行相地而衰征，使赋敛合理，无夺民时。“作内政而寄军令”：实行五家为轨，十轨为里，四里为连，十连为乡的制度；“春以蒐振旅，秋以狝治兵，是故卒伍整于里，军旅整于郊”(13)。 大国霸政是春秋史上的大事，由于霸主主持，中原各国互相救援，维持了相对安定的局面，成为中国历史由春秋初年小国林立逐步走向统一的重要环节。《国语·齐语》着力对齐桓公征伐强暴、扶助弱小、捍御中原安定局面的功绩作了总括性叙述：“即位数年，东南多有淫乱者，莱、莒、徐夷、吴、越，一战帅服三十一国。遂南征伐楚，济汝，踰方城，望汶山，使贡丝于周而反，荆州诸侯莫不来服。遂北伐山戎，刜令支，斩孤竹而南归，海滨诸侯莫不来服。与诸侯饰牲为载，以约誓于上下庶神，与诸侯戮力同心。西征，攘白狄之地，至于西河……西服流沙、西吴(同虞)。南城周，反胙于绛，岳滨诸侯莫不来服，而大朝诸侯于阳谷。兵车之属六，乘车之会三，诸侯甲不解纍，兵不解翳，弢无弓，服无矢。隐武事，行文道，帅诸侯而朝天子。”(14)并列举桓公扶助弱小的功绩：立僖公而成鲁；狄人攻邢、卫，桓公筑城以安顿之，又供给牛马牲畜，“天下诸侯称仁焉”。“诸侯之使，垂櫜而入，捆载而归。故拘之以利，结之以信，示之以武，故天下小国诸侯既许桓公，莫之敢背，就其利而信其仁，畏其武。”(15)全篇之末，又作画龙点睛之笔，指出齐桓公任用贤材对其霸业起到关键的作用：“唯能用管夷吾、甯戚、隰朋、宾胥无、鲍叔牙之属， 而伯功立焉。”(16)以上《齐语》叙述和评论齐桓公任用管仲实行富国强兵的各种措施，建树霸主功业，实为司马迁以下史家论述这段历史提供了最主要的依据。 《国语·齐语》与《管子·小匡》篇内容相同，文字也多相合。有的研究者认为当属《国语》抄了《小匡》篇。但仔细对勘两文，实际情形当属相反。如其中一段，《小匡》篇作：“西服流沙西虞，而秦戎始从。故兵一出而大功十二。故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中国诸侯，莫不宾服，与诸侯饰牲为载书，以誓要于上下，荐神，然后率天下定周室，大朝诸侯于阳谷。故兵车之会六，乘车之会三，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甲不解壘，兵不解翳。”(17)这段话中，“而秦戎始从”以下六句，及“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两句，当是在《国语》文字的基础上，采用了《史记》等书而添加的。又，《小匡》篇“小国诸侯附比”句之下，有“是故大国之君事如臣仆，小国诸侯欢如父母。夫然，故大国之君不尊，小国诸侯不卑。是故大国之君不骄，小国诸侯不慑。于是列广地以益狭地，损有财以与无财。周其君子，不失成功，周其小人，不失成命”(18)一段话，文字甚不古朴，应属于在《国语》成书之后今本《小匡》篇纂辑者增饰的内容。故《国语·齐语》应为更加原始的文字。(19) 《国语》又着重记述晋文公何以能取代齐桓公成为春秋霸主，同样是总结“邦国成败”历史经验的典型事件。在《晋语三》和《晋语四》中，作者精心梳理了自晋献公之时“骊姬之难”以来晋国的历史，从国内民众的归心，重耳本人政治才干的增长，围绕其周围的大批贤臣的忠心护翼，秦国作为邻近大国的倾心相助，令人信服地说明晋文公作为春秋霸主出现的历史条件，将一位大有作为的人物之所以取得成功的主观和客观、国内和国外的条件叙述得具体而深刻，实在是难能可贵！接着作者又进一步概述重耳修明政治、发展生产、赈济贫困、举用贤能、减轻民众负担、礼敬尊贵、奖励有功的措施：“公属百官，赋职任功。弃责薄敛，施舍分寡。救乏振滞，匡困资无。轻关易道，通商宽农。懋穑劝分，省用足财。利器明德，以厚民性。举善援能……政平民阜，财用不匮。”(20)至此，晋国终于结束献公以来朝政混乱、在列国交往中无足轻重的局面，而一举成为国力强盛、威重华夏的霸主。“文公即位二年……遂伐曹、卫，出穀戍，释宋围，败楚师于城濮，于是乎遂伯。”(21)再如，在全书之末《吴语》和《越语》中，作者对吴越争霸及其盛衰变化的历史教训作了深刻的总结。先是吴王夫差大败越师，双方力量本来对比悬殊，夫差却因此虚骄自大，许越求和，并且北上中原与齐、晋争锋，越王勾践由此获得重新积聚力量的机会，于是乘吴大军北上、国内空虚的时机，举兵攻灭吴国。 以上所论突出地表明：记载“邦国成败”、总结历史教训，正是《国语》编纂思想和编纂内容的一大特点，而且作者所关注者，不论西周晚年周厉王之被流放，周幽王之被杀死，齐桓、晋文之称霸，楚国之盛衰，直至春秋末年吴越两国的盛衰变化、孰兴孰灭，都是历史上的重大事件，直接影响到中国全局性或区域性的历史走向。《尚书》创立的“以史为鉴”的传统，至此大大向前推进了，其意义实在不可低估。值得注意的还有，《国语》书中虽有不少宣扬天命鬼神、占卜吉凶的内容，这在战国时期的历史条件下，是不足为怪的。但可贵的是，每当记述或评论社会状况、国家成败的重要事项时，却能摆脱鬼神迷信观念的束缚，重视从人的活动来审视和总结。作者确实做到从民心归附，国内生产发展，国力强弱，民众负担程度，社会是否安定有序等项来评价。书中记述战场上的胜败，也不只是从军事指挥正确与否的角度来评论，而更重视的是国内是否修明政治，士卒是否愿意作战，士气是否高涨，战场上君臣上下是否同心同德等项因素。正因为作者成功地将这些观察和道理融合在史事的叙述和人物言论的记载之中，因而具有深刻的历史鉴戒意义。作为一部产生于先秦时期的史著，《国语》具有这样突出的思想价值和编纂成就，难道不是极可珍贵吗？ 《国语》又一重大价值是，大大推进了《尚书》开启的“记言”传统，它充分展示出“语”所具有的珍贵历史智慧和丰富内涵，充分展现了春秋时期贤士大夫的“嘉言善语”，因而成为记载我国古代民族智慧的一株奇葩。其所记载的“嘉言善语”，可以概括为以下四项：有关预见成败，分析情势的言论；有关典制礼法的言论；有关道德伦理的言论；春秋时期士大夫口述的古史资料和远古传说。不但内容丰富，而且具有重要价值，或成为认识古史的珍贵史料，或为后人提供治国施政和加强道德修养的宝贵箴言。笔者对此已另有专文讨论，故不赘述。(22) 《国语》产生于战国前期实有深刻的时代原因。春秋时期，华夏族正酝酿着全国范围的统一，列国经济发展，交往频繁。华夏族的历史文化认同意识大大增强，文化修养、历史智慧、哲学思维也都迅速提高。这在春秋列国的大夫阶层和正在形成的“士”阶层身上体现最为突出。随着旧的以血缘为纽带的社会结构逐步解体，政治权力的逐渐下移，各国文化交流机会的增加，贤士大夫的作用越来越显著，他们的才华与智慧也经常有机会展示。《国语》作者便适时地创造出这种称为“语”的历史编纂形式，将这些珍贵的内容记载下来，传之后世。 三、《国语》历史叙事的成就 《国语》在历史叙事上有很高的技巧，与其着重叙述“邦国成败，嘉言善语”的内容相配合。历史叙事的突出成就，是《国语》成为先秦史学名著的又一重要价值所在。具体而言有四项：“记言”与“记事”紧密结合；恰当运用对比手法；多方位、多层面展现历史进程的复杂性、生动性；显示“纪事本末”是历史叙事的重要方法，提供了成功范式。 (一)“记言”与“记事”紧密结合 《国语》以着重记言为其特色，但作为一部史书，它又为“史为记事之书”这一根本性质所制约。作者在历史编纂上的高度技巧，首先就在于做到极恰当地将“记言”与“记事”二者紧密结合起来，因而成为一部名著。这一叙事特点在以上论及的内容中都有所体现，这里再举出若干手法高明的例证。 陈国地处中原，当北方的晋、南方的楚强盛时，陈国当政者灵公却是一个不问国政、昏乱淫僻的君主，致使境内生产凋敝，民不堪命。《国语·周语中》载：周卿士单襄公奉使聘楚，由宋国路过陈国，所见皆是混乱衰败的景象，成熟的庄稼抛洒在野外，谷场上扬晒收藏的工作没有做完，民众却被征发去修夏家之台。王朝使者至境，陈灵公却不按礼节相见，竟与孔宁、仪行父一同往夏姬家淫乱。作者描述单襄公亲眼所见陈国政务废弛、秩序混乱的情景： 火朝觌矣，(注：心星晨见，为夏正十月。)道茀不可行，(注：草秽塞路为茀。)候不在疆，(注：候，候人。掌送迎宾客者。疆，境也。)司空不视涂，(注：司空，掌道路者。)泽不陂，(注：陂，障也。)川不梁，(注：梁，渠梁也。)野有庾积，(注：此庾露积谷也。)场功未毕，道无列树，(注：古者列树以表道，且为城守之用。)垦田若蓻，(按，草多生貌为蓻。)膳宰不致饩，司里不授馆，国无寄寓，县无施舍，(注：宾客负任之处也。)民将筑台于夏氏。(23) 单襄公归来，即向周定王报告陈国的衰败凋敝状况，他说：“今陈国，火朝觌矣，而道路若塞，野场若弃，泽不陂障，川无舟梁，是废先王之教也。”进而贬斥陈灵公君臣之所作所为，是“弃先王之法制”，“蔑先王之官”，“犯先王之令”(24)。并预言陈灵公必遭大祸。果然不出二年，陈灵公被杀。次年，楚国入陈。这一则记载，把“记事”与“记言”紧密结合起来，史实的叙述令人触目惊心，阐发的道理中肯深刻，表达了《国语》作者对昏乱君主的严厉谴责，对民众苦难的深切同情，文字不长，却构成出色的篇章。 又如，《晋语四》写晋公子重耳出亡至齐，因贪恋安逸生活，不愿离开齐国。齐姜与重耳的随从子犯等人商量，先把重耳灌醉，然后用车载走。“醒，以戈逐子犯，曰：‘若无所济，吾食舅氏之肉，其知餍乎！’舅犯走，且对曰：‘若无所济，余未知死所，谁能与豺狼争食？若克有成，公子无亦晋之柔嘉，是以甘食。偃之肉腥臊，将焉用之？’遂行。”(25)通过两人的对话，写出当日重耳胸无大志，害怕过艰难生活，更写出他周围的谋臣、随从的一片忠心，为漫长的流亡生活增添情趣，加强叙述的生动性，而重耳也正是在这样的磨炼中逐步成熟起来。 《国语》中有的记载，看似孤立叙述一事，实际上是为后面记载其他史实埋下伏笔，作好铺垫，前后有很密切的联系。《晋语五》载：“范文子暮退于朝，武子(文子之父)曰：‘何暮也？’对曰：‘有秦客度辞于朝，(注：廋，隐也。谓以隐伏谲诡之言问于朝也。音搜。)大夫莫之能对也，吾知三焉。’武子怒曰：‘大夫非不能也，让父兄也。尔僮子，而三掩人于朝。吾不在晋国，亡无日矣。’击之以杖，折其委笄。(注：委，委貌冠。笄，簪也。)”(26)若单独阅读这则记载，会认为只是讲述范武子教子甚严而已。再读下面一则：“靡笄之役，郤献子师胜而返，范文子后入。武子曰：‘燮乎，女亦知吾望尔也乎？’对曰：‘夫师，郤子之师也，其事臧。若先，则恐国人之属耳目于我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27)即可明白，范文子在战场上作战勇敢，立功归国时却低调处事，表现谦让。有此一段，则前面记载其父杖击教训他好自表露、不知谦抑的价值也就清楚地显示出来，正因为严父对其关心、切责，范文子才成长为有用之材。 (二)恰当运用对比手法 《国语》叙事，有意识地做到将相关的人物、事件作对照，凸现其不同特点，或不同人物的行为、性格、心理，并借此揭示出深层内涵。晋文公重耳能得人心，晋惠公夷吾不受国人拥戴，对此，《国语》作者是用对比手法来刻画的。《晋语二》载：晋献公卒，时重耳在狄，夷吾在梁。秦穆公因秦、晋之好，极盼早日结束晋国的混乱局面，故想通过考察，判断二公子谁更应该得到秦国的帮助。于是派公子絷分别向重耳、夷吾吊丧，作者通过公子絷的观察，表现二人一个仁厚、诚实，一个虚假、贪鄙，品质、行为大不相同。公子絷向秦穆公一一作了禀报，秦穆公乃得出结论：“吾与公子重耳，重耳仁。再拜不稽首，不役为后也。起而哭，爱其父也。退而不私，不役于利也。”(28)虽然当时因重耳真心不愿因父丧而侥幸得国，立为国君的条件尚不成熟，故先立夷吾，但重耳最终胜利返国，成为一代贤君，证明秦穆公的考察和判断完全正确。 秦、晋韩之役，无论是战前两国的政治状况，还是战场上两军的对垒，都巧妙地运用了两相对照的手法，因而写得层次分明，并向读者揭示出深层次的内涵。战前，晋国先发生饥荒，秦穆公急晋民众之急，立即运粮过河，向晋赈灾。次年，秦国也遭饥灾，晋惠公却忘善背德，坐视不救。晋惠公六年，秦国获得丰收，粮食、军用充足。为讨伐晋惠公背信弃义、恩将仇报，秦举兵伐晋。晋惠公率师迎击，阵前用占卜决定选何人为公车戎右，卜兆显示用庆郑为吉兆。惠公不满意庆郑主张运粮赈秦灾，战前又指责晋国所为违背道德，因此不用他为戎右。韩简为惠公次车。惠公令韩简瞭望秦军，韩简向惠公报告说，“师少于我，斗士众”，“以君之出也处己，(注：己，秦也。处己，在梁依秦。)入也烦己，(注：为秦所立。)饥食其糴，三施而无报，故来。今又击之，秦莫不愠，晋莫不怠，斗士是故众”。极力写秦国在道义上占了上风，因此士气高昂，晋军却因在道义上应受谴责，“三施而无报”，士卒懈怠疲沓。秦穆公在阵前对晋国使者历数晋君之罪：“杀其内主，背其外赂，彼塞我施，若无天乎？若云有天， 吾必胜之！”秦晋两军对阵，一方是师出有名，理直气壮，一方是各存歧见，号令不一，至此，战役的高潮出现了：“君(秦穆公)揖大夫就车，君鼓而进之。晋师溃，戎马泞而止。公号庆郑曰：‘载我！’庆郑曰：‘忘善而背德，又废吉卜，何我之载？郑之车不足以辱君避也！’梁由靡御韩简，辂秦公，将止之，庆郑曰：‘释来救君！’亦不克救，遂止于秦。(注：止，获也，为秦所获。)”(29)整个战役记述生动紧凑，议论更为精彩。尤其是通过对比双方的行为和议论的手法，揭示出政治上得道或失道，君臣上下能否同心同德，是决定战场上胜败的根本原因。 不但同卷中的记载可以作对比，不同卷中密切关联的事件、人物，也可以作对比叙述，这样做同样有利于揭示历史进程中的实质内涵，并增强历史著作的感染力。《吴语》和《越语》，都是记载春秋晚期吴越争霸这段历史，事件本来密切相关，《国语》作者在客观叙述史实的基础上，有意识对吴为何由胜利走向失败，越为何能够在失败中崛起并最后灭吴的盛衰变化原因进行对照。而作者尤为着重的，是吴王夫差和越王勾践如何对待身边大臣的谏议，因两人态度悬殊不同，最后结局便完全相异。当勾践遭到大败，退保于会稽山上，处于危厄之际，亲切地称呼身边大臣及国人为“我父兄昆弟及国子姓”，要求大家献出计谋，共同商议退吴兵、复越国的办法。大夫种献计，应向吴王卑词求和，勾践“执其手而与之谋”，完全采纳，由此演出了越国“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最终反败为胜的活剧。而夫差则因胜越而自恃强大，决定北上中原显其声威。在此紧急关头，伍子胥痛切进谏，要夫差以史为鉴，讲了楚灵王自恃强大，饰非拒谏，连年对陈、蔡、吴、越征伐，造成民众痛苦不堪，最后众叛亲离，自缢于沟壑的历史教训。他警告如果大举伐齐，越人将乘虚攻吴，到时就后悔莫及了。但夫差严责伍子胥年已老而“扰乱百度，以妖孽吴”，致使伍子胥愤而自杀！(30)《国语》作者详细记述勾践与夫差对臣下谏议截然不同的态度及其后果，目的是要说明国君是否开明纳谏、集中臣下的正确意见付诸实现，实为国家成败之关键这一深刻道理。作者为了强调此层意思，便将伍子胥如何忠诚进谏、提出正确的策略，作为《吴语》全篇的主线。至其篇末，在记载了一系列曲折复杂的事件之后，特意作了交待：“夫差将死，使人说于子胥，曰：‘使死者无知，则已矣。若其有知，吾何面目以见员也！’遂自杀。”同时作者又正面作了评论，说：越王勾践之能最终取胜，乃在于“唯能下其群臣，以集其谋故也”(31)。堪称画龙点睛之笔，意味深长。 (三)多方位、多层面展现历史进程的复杂性、生动性 夫差北上伐齐，又至黄池与晋争盟主地位，越人乘虚袭吴，后方告急。吴乃决计向晋挑战，迫晋同意由吴主盟，以求远道退兵回吴。若以成败论英雄，吴北上之役是造成其最终败亡之由，且其时，“边遽乃至，以越乱告”，夫差不得已决定仓卒退兵。从表象看，似乎此役无足轻重，不必多费笔墨。《国语》作者却不视此为仓皇脱身前的一番故意造作，虚写几笔带过，而是绘声绘色郑重记载。原因何在？其一，吴北上主盟，是春秋晚期政局的一件大事。《春秋经》以特殊的笔法记载这一事件：“(哀公十三年，夏)公会诸侯及吴子于黄池。”(32)吴以往被视为“蛮夷”之邦，现在称为“吴子”，承认其提高了文明程度，地位与前已大不相同，因而与华夏各诸侯国同样对待；并且与晋一同作为诸侯各国之首，其意义非同小可。专讲“微言大义”的《春秋公羊传》，更对此大书特书，阐发吴主盟的意义：“公会晋侯及吴子于黄池。吴何以称子？吴主会也。吴主会则曷为先言晋侯？不与夷狄之主中国也。其言及吴子何？会两伯之辞也。不与夷狄之主中国则曷为会两伯之辞言之？重吴也。曷为重吴？吴在是，则天下诸侯莫敢不至也。”(33)强调《春秋经》的记载是“重吴”，吴北上取得盟主的地位，诸侯莫敢不至，因而有利于“诸夏”局面的稳定。所以，夫差北上主盟，在吴、越争锋的活剧中似乎是一段插曲，而从春秋史的全局来看，却是重要事件，不能等闲视之。其二，再现客观历史进程的复杂性。春秋晚期吴国的历史，实则包括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吴越争锋，吴因先胜越而骄奢，最后反被越国打败。又一个层面，是吴国已能够北上中原，与晋国争诸侯盟主的地位。与春秋初年吴国偏处江南被视为蛮夷之地相比，显示出历史的巨大进步，是经过春秋时期一二百年间吴国经济、文化发展的结果，反映出中原文化向心力的增强，华夏文化范围大大扩展，中国境内各族的文化认同向前推进了。《国语》作者对此恰恰没有作简单化处理，没有因为关注吴越两国的恩怨胜败，而忽视吴国争取扮演诸侯盟主角色的努力。这样做，凸现了多角度、多层面再现客观历史的原则，而且写得场面广阔，很有声势。 作者写道：吴王夫差“乃起师北征。阙为深沟，通于商、鲁之间，北属之沂，西属之济，以会晋公午于黄池”。吴人从长江北扬州附近开凿出一条通向宋、鲁的水道，将长江、淮水连接起来，水路可直接通到河南中部，这正证明吴国国力的强大。正当吴在黄池会上与晋人争长未显定局之时，吴的后方传来越王勾践乘虚攻入姑苏的坏消息。夫差恐惧，向诸大夫问计：现国内危急，我道路遥远，如今之计，是不举行会盟迅速赶回吴国，还是放弃主盟的希望，让晋国居先？王孙雒回答说：两种办法都不好。无会而归，沿路将要遭到齐、宋、徐等国夹击，会而先晋，等于我劳师千里一无所得，越国攻袭的坏消息传播开来，吴国士卒会发生反叛。所以，“必会而先之”。王孙雒进一步出主意：“今夕必挑战，必广民心，请王厉士，以奋其朋势”，取得盟主地位，在诸侯各国有体面，就可以安全返回吴国。(34) 作者进而写出吴军争当盟主的声势：吴王连夜秣马食士，整肃队伍，分中军、左军、右军，百人为行，十行一旌，十旌一将军。“万人以为方陈，皆白常、白旂、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王亲秉钺，载白旗以中陈而立。左军亦如之，皆赤常、赤旟、丹甲、朱羽之矰，望之如火。右军亦如之，皆玄常、玄旗、黑甲、乌羽之矰，望之如墨。”“三军皆哗釦以振旅，其声动天地。晋师大骇不出。”在两军紧张对垒的气氛中，又添加一意外情节，晋军派出的阵前通使者董褐觑出吴王神色异常。他报告晋军主帅赵鞅：“臣观吴王之色，类有大忧，小则嬖妾、嫡子死，不则国有大难，大则越入吴。将毒，不可与战，主其许之先，无以待危。”于是晋定公同意由吴主盟，“吴公先歃，晋侯亚之”(35)。既盟之后，吴军立即退兵回国。我们以今日的眼光审视，导致“黄池之会”出现戏剧性场面，是因为有两条线索在起作用，一是吴国确有相当强大的国力，“北上而忧中国”，敢于争取盟主的地位，一是越军乘虚攻入吴的都城，本来占据优势的吴军转为劣势。《国语》作者确实做到恰当地把握住这两条线索，多角度、多层面地记述历史，值得称道。在作者笔下，吴、晋、越各方力量相交错，事件的发展紧张起伏，扣人心弦，因而为后人留下了春秋晚期历史曲折变化的一页。(36) 又一典型例证，是《晋语一》、《晋语二》用大量篇幅集中叙述的“骊姬之难”。它所牵涉时间长，范围广，前后相关的人物除晋献公、骊姬、太子申生、重耳、夷吾、奚齐、子圉五位公子外，还有卿大夫里克、丕郑、荀息、狐突、士蒍和优人施等，错综复杂。由于这场祸难不但造成晋国长期政局混乱，而且因“尽逐群公子”而造成春秋时期“公族失势，九卿擅权”的特殊国情。《国语》作者精心地组织材料，同时运用多角度、多层面叙事方法再现历史进程的复杂性，表明有关晋国国政的一场大阴谋正一步步发展，大祸将作。作者选取了三个角度观察和叙事，使人读之惊心动魄。一是骊姬阴险狠毒，她为实现废掉太子申生、立己之子奚齐为太子的目的，不择手段地阴谋陷害，编造种种谎言，表面上又假装亲近太子。献公则日中其谗言，对申生的猜忌和迫害步步加深。二是生性仁厚的申生不正视骊姬一手制造的阴谋，他为忠于君父的观念所束缚，因此一步步走向绝境。三是卿大夫丕郑、里克、狐突等人，或分析骊姬设下的阴谋，预言事态的发展，或恐危及自身而装出不偏不倚的姿态，或怕卷入危险而杜门不出，更形成危机重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叙述如此复杂的事件，却能从容不迫地展开，像一部史诗式的复杂交响乐作品，有意识地反复“再现主题”，突出主线，清楚地交代事态的发展。《晋语一》第六则至第九则，通过记载一连串险恶事件充分证明，骊姬引起的晋国内乱未有尽头，太子申生将罹大祸。在头绪纷繁的叙述中，作者在关键之处一再点明，“骊姬既远大子，乃生之言，太子由是得罪”；“大子遂行，克霍而反，谗言弥兴”；“申生胜敌而反，谗言作于中”；“果战，败狄于稷桑而反，谗言益起”：有意地反复再现“主题”，说明骊姬一再使用阴险狡诈的手段，使太子申生愈加陷入危险的处境之中。五年之后，太子申生终于被迫自缢，重耳、夷吾也受谮出逃，“尽逐群公子，乃立奚齐”，“国无公族焉”(37)。 过程曲折、头绪纷繁的事件，是对史家叙事能力的极大考验。《国语》作者对于如同吴北上争霸主和“骊姬之难”这样复杂的事件，却能有条不紊地做到多角度、多层面叙述，这无疑为提高中国历史叙事水平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四)提供了“纪事本末法”叙事的成功范式 《国语》以“记言”为特点，似乎与“纪事本末”叙事方法关系不大。其实不然。它的不少篇章是专记一个重要事件，并且做到完整地记载事件之始末，提供了用“纪事本末法”叙事的成功范式。 “纪事本末体”作为一种比较定型的史书体裁，是从南宋袁枢撰成《通鉴纪事本末》开始的。在此之前并无以“纪事本末”命名的史书，这就容易使人造成一种错觉：用“纪事本末”的方法著史只是在南宋以后才受到史家重视，而在此之前并不受关注，毋需多作讨论。其实，“纪事本末体”与“纪事本末法”二者是既有密切关联，又有着不同内涵的概念，在袁枢撰成《通鉴纪事本末》之前，“纪事本末”的叙事方法早就为史家所运用。道理是很清楚的：“历史”本来就包涵时间、事件、人物这些基本要素，三者又是密切关联、不能割裂的。史家撰史，可以选择从时间先后(年代)，或人物活动的角度来撰写，成为编年体或纪传体史书，但因为他写的是“历史”，所以其中必然就有“纪事”的成分，即叙述事件的原因、经过、高潮、结局。“事件”既然是“历史”的基本要素，那么，自从有历史著作始，其中就必然有“纪事”的内容、方法和地位。《尚书》是我国最早出现的史籍，其中的《金縢》、《顾命》就是明显运用“纪事本末”方法的名篇，章学诚甚至推崇为“体圆用神”，“神明变化”(38)，是史家著史的典范。以后，《左传》中也有成功的运用，如记载晋公子重耳出亡十九年，就是典型的篇章，同时《国语》一书也提供了用此方法写史的成功范式。再往后，包括《史记》、《汉书》、《通鉴》在内的史学名著，其中都不能缺少这种叙事方法的运用。因此，我们应当建立起一种新的看法：“纪事本末”作为一种基本的历史叙事方法，它起源甚早，经历漫长，它被不同时代、不同风格的史家所运用，因而推动中国史学波澜壮阔向前发展，对于其中的成就、特点和规律，我们要认真地总结。这不仅是全面总结中国历史编纂学历程所需要，也是更加深入一步探讨和总结古代史学名著成就所需要。(39) 为何说《国语》“提供了用‘纪事本末法’叙事的成功范式”呢？我们可对其中《齐语》、《郑语》、《吴语》、《越语》诸篇作一分析。这四篇，尽管记载贤士大夫的嘉言善语很突出，而从记事的角度考察，又都是集中记载一事，完整地写出事件的发生、经过、高潮、结局，都写得始末完备，层次清楚，章法分明，的确提供了如何用“纪事本末法”反映客观历史的成功范式。《齐语》一篇，写的是“齐桓公称霸”，记事完整，线索分明。按事情始末的发展，写了五个大的层次：(一)桓公、鲍叔设计迎管仲回齐，对他优礼有加。(二)管仲相桓公，实行富国强兵的办法。其中包括：三其国而五其鄙，四民无使杂处；制国为二十一乡；实行富民政策，相地而衰征，使赋敛合理；作内政以寄军令等。(三)齐桓公主持霸政、一匡天下的功绩， 征伐强暴，捍御中原的安定局面。因而得到王室嘉奖，天子致胙于桓公，桓公下拜再受命。(四)齐桓公扶助弱小的功绩，立僖公以成鲁，狄攻邢、卫，桓公筑城，安置邢、卫之民，对各诸侯国重礼施利。(五)最后总结齐桓公霸业的成功及所重用管仲等大臣之力。《郑语》也是完整记事，它记述周卿士郑桓公友与周史伯的一席谈，可加个题目为“史伯与郑桓公论西周晚年政局”。内容为按照郑桓公所关心的问题，史伯作回答，分析政治局势，预测今后走向。篇末交代了其后三年，幽王为西戎所杀，周败亡，以及平王之末，秦、晋、齐、楚代兴的史实，正如韦昭所说：“其后卒如史伯之言。”(40)以此有力照应全篇，体现了纪事本末体“搴事之成，以后于其萌；提事之微，以先于其明”(41)的典型叙事手法。 《吴语》和《越语》的内容都是写吴先败越，越在惨痛的失败中吸取教训、立誓报复，最后攻灭吴国这段历史，但作者笔下所载却并不雷同，而是各具特色，各有深刻的感染力，那么其成功的奥妙何在？就在于恰当运用“纪事本末”的叙事手法，首先选取好记载的角度，然后原原本本写出事情产生、发展、演变的来龙去脉，把握其重点，运用匠心将其凸显出来。《吴语》堪称是吴越争锋、胜败兴灭的全景图，以吴为主，而涉及双方的政治决策、军事部署、社会状况等方面。记述的主旨，是总结夫差骄奢拒谏，而最终失去曾经的强大、国亡身死的过程和教训。《越语》则可称为勾践刻苦自励、在失败中奋起的特写画，集中地记述勾践与越国民众举国上下同心，誓死报仇，最后灭吴。作为《国语》全书压卷之篇章，《吴语》铺陈终始，场面广阔，《越语》文字紧凑，重点突出。两篇的共同特点则是，气势宏大，线索清楚，状写生动，曲折尽致，又都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和警醒的力量，因而千百年来成为人们传诵的名篇。 要之，《齐语》、《郑语》、《吴语》、《越语》诸篇，比起《尚书》初步具有“纪事本末法”的创意和《左传》以编年见长、兼采“纪事本末法”作为补充而言，《国语》上述各篇的记载显示出更加成熟的技巧，确为后人提供了运用“纪事本末法”叙事的成功范式。这也是《国语》对推进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发展的重要贡献。 四、《国语》的历史地位 探讨《国语》历史叙事的成功，其意义并不限于评价《国语》本身，而能有助于回答史学史上一个重要的问题：孔子修《春秋》，是中国第一部“史事”、“史文”、“史义”三者具备、并有系统组织的历史著作。但其内容十分简略，记载春秋时期242年史事，全书只有16500字。书中绝大部分只用四五字或七八字记载一件史事，因此被称为只列出“简单事目”。但是到了西汉武帝时代，却产生了司马迁所撰《史记》这样气魄宏伟的成熟巨著，全书由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构成，130卷，总共62.5万字，不但组织成熟，而且叙事生动、可信、传神，因而被历代史家视为著史之楷模，清代史家赵翼更称司马迁“创为全史”，为著史之“极则”(42)。中国史学由如彼之简略，到如此之宏伟瑰丽，中间应有可观的中间环节。以往学者对《左传》的编纂成就关注略多一些，认为它在推进编年体史书的发展，以及在写战争场面、写外交辞令上颇有成就，但由于对《国语》的探讨和评价远远不够，故而对于这一必要的中间环节未能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现在我们通过从历史编纂角度对《国语》深入探讨，即能得出一系列新的认识。《国语》内容丰富，规模可观。它按春秋列国的国别记载，首列《周语》3卷，以下是《鲁语》、《齐语》、《晋语》、《郑语》、《楚语》，记载中原各国史事占据主要部分，齐、晋、楚三大国尤为记载的重点，最后以《吴语》、《越语》记载春秋末期后起的吴、越两国(秦国史料缺乏未单独设卷记载)。白寿彝先生认为：《国语》“编纂的次序是按周跟鲁齐晋郑的关系、诸夏跟蛮夷的关系来安排的。这还是孔子一派的尊周思想的表现。但这书突破了春秋时期各国国史的限制，而以周和鲁齐等七国的历史汇合在一起”(43)。故此，从历史记载规模和编纂格局看，它既符合记载全中国范围历史的要求，又显示出中国人历来重视全国统一局面的形成和巩固的文化传统。《国语》在历史叙事上多方面的成就，正与其蕴涵的丰富内容和宝贵的思想价值相表里、相辉映，因而形成由《春秋》的肇始阶段到《史记》的成熟阶段之中间环节。 明代著名史家王世贞对《国语》大为褒扬，说：“其所著记，盖列国辞命载书训诫谏说之辞也。商略帝王，包括宇宙，该治乱，迹善败，按籍而索之，斑斑详窍，奚翅二百四十年之行事，其论古今天道人事备矣。即寥寥数语，靡不悉张弛之义，畅彼我之怀，极组织之工，鼓陶铸之巧，学者稍稍掇拾芬艳，犹足以文藻群流，黼黻当代，信文章之巨丽也。”(44)他从《国语》记载古代历史资料之丰富，总结国家治乱兴衰教训之中肯、深刻，以及说理之畅达、组织之精妙、文采的华美三个方面，给了很高的评价。《国语》的成就对后世史学有深远的影响，概括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为西汉史学之高峰突起准备了条件，贾谊的出色史论，司马迁的杰作《史记》都直接继承了《国语》的成就。《史记》记载春秋时期的史实，所依据的即为《国语》和《左传》，“世家”的设立，也直接受到《国语》分列国记载的影响。二是创设的“记言”为主的体例和高度成就，直接影响了《史记》、《汉书》及其他史书中有意识地将名君贤臣、卓识之士的有价值论议，大量采入史著之中，成为中国史学的特色之一。唐代吴兢著《贞观政要》，更是直接仿效《国语》记载“邦国成败，嘉言善语”，而成为名著。三是，因《国语》分国记载体裁的影响而产生了一批史著，《史通·六家》篇特别作为“国语家”论列，计有《战国策》、孔衍《春秋后语》、司马彪《九州春秋》等书。四是，《国语》叙事之技巧、文采之华茂，成为后世许多史家揣摩效法的对象。(45)唐柳宗元是最突出的例证。他著有《非国语·序》，对于《国语》中记载神怪之说有尖锐的批评，但他对其叙事和文采却极为推崇，说：“左氏《国语》，其文深闳杰异，固世之所耽嗜而不已也。”(46)他自己为文即以《国语》为法，故清刘熙载《艺概》卷一《文概》谓：“柳州作《非国语》，而文学《国语》。”(47)诚为确有见地之论。柳宗元又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讲其为文经验：“参之《国语》以博其趣。”(48)可见《国语》的文章手法对其影响之大。 综上所论，我们从先秦史学发展的视角对《国语》作全面的考察，就能有说服力地对其历史地位重新作出评价。《国语》一书，不是编纂《左传》剩余的材料抄辑而成，也不是依附《左传》之书，以前有过的“春秋内外传”之说并不符合实际，它是一部有独立思想价值和编纂特色的史学名著。《国语》所记载的是西周末年和春秋时期在历史发展上有重要影响的事件，并对之进行深刻的总结。它有进步的历史观，对于国家的盛衰、社会的变迁等，能从人的活动来考察和评价，摆脱鬼神观、命定论的束缚，表现出尊重客观实际和符合理性的倾向，为后人提供了许多宝贵的历史鉴戒。《国语》以记载春秋时期贤士大夫的嘉言善语为特色，成功地创设了“记言”为主的史书体裁，在中国史学上具有独特的风采。书中所载言论内容丰富，包括预见成败、分析形势，讲论典制礼法、伦理观念和道德要求，讲论古史传说和哲学思想，反映了春秋时期旧的社会组织瓦解、各诸侯国交往频繁过程中文化思想的勃兴，承载着古代中华民族高度的智慧。《国语》历史叙事有很高的技巧，成功地将“记言”与“记事”相结合，以对比手法叙述事件、刻画人物，揭示出历史的深刻内涵，多角度、多层面反映客观历史进程的复杂性，并且提供了“纪事本末法”叙述历史的范式。《国语》的成就，进一步证明中华民族有发达的历史意识，古代史官掌握丰富史料，史家在历史编纂上有很高才华，因而能撰成这样一部出色的史学名著。战国初年撰成的《左传》、《国语》两部重要史著，就为中国史学将要产生更加成熟的巨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①《汉书》卷六二《司马迁传》，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62年，第2735页。 ②沈长云《〈国语〉编撰考》一文说：“看来，只有晋国的后代——韩赵魏三晋之人编辑《国语》的可能性最大。”见氏著《上古史探研》，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332页。 ③参见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下)，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855页。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中则将“《左传》《国语》之成书年代”一并讨论，云：“《左传》《国语》皆述晋灭智伯事，《国语》述越灭吴事，事皆在孔子卒后二十余年，则其成书最早亦后于孔子作《春秋》约三十年矣……故先辈或以《左传》为战国初期作品，上距孔子卒百年前后，吾颇信之。”(《饮冰室合集》专集之72，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56—57页)夏经林则认为应成书于战国中期，他说：“《国语》的成书，应当晚于越王无疆的被杀之年；应当早于战国晚期成书的《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诸书，早于秦攻破楚郢都之年，即当在战国中期，具体说是公元前329年-公元前278年之间。”见其《论〈国语〉的编撰》(《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4期)。又，沈长云在《〈国语〉编撰考》文中提出，《国语·晋语四》中有“唐叔之世，将如商数，今未半也”的话，预见晋国之亡，这已是公元前376年，即战国中期的事。又《鲁语》中提到的“三公六卿”，也属战国晚期人的构想。这些都是《国语》成书不能早于战国晚期之证。此说也可参考。沈文中也说：“《国语》非成于一时一人之手。”据此，则与《国语》成书于战国前期，但在流传过程中也有后人附益的部分之说，也并无大的矛盾。 ④除上引沈长云文外，还有李坤《〈国语〉的编撰》，《史学史研究》1988年第4期；王树民《〈国语〉的作者和编者》，载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夏经林《论〈国语〉的编撰》。 ⑤白寿彝：《国语散论》，《人民日报》1962年10月16日，第5版。 ⑥[吴]韦昭：《国语解叙》，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第594页。 ⑦[清]朱彝尊：《经义考》，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1073页。 ⑧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周语上》，第1—3、9页。 ⑨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周语上》，第11页。 ⑩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周语上》，第13—14页。 (11)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周语上》，第15—16、21页。 (12)康有为：《新学伪经考·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年，第428页。 (13)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齐语》，第219、222—224页。 (14)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齐语》，第232—237页。 (15)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齐语》，第238—239页。 (16)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齐语》，第241页。 (17)黎翔凤：《管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425页。 (18)黎翔凤：《管子校注》，第440页。 (19)罗根泽(《管子探源》，北京，中华书局，1931年)、李学勤(《〈齐语〉与〈小匡〉》，《管子学刊》1987年第1期)均认为《国语·齐语》早于《管子·小匡》。故夏经林《论〈国语〉的编撰》文中谓：“笔者以为《齐语》早于《管子·小匡》应有定论。” (20)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晋语四》，第349—350页。 (21)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晋语四》，第363—364页。 (22)参见拙作《〈国语〉：“记言”史书的成功创设及其丰富内涵》，《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12年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135—154页。 (23)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周语中》，第61—62页。 (24)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周语中》，第66、68—69页。 (25)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晋语四》，第326页。 (26)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晋语五》，第381页。 (27)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晋语五》，第382—383页。 (28)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晋语二》，第297页。 (29)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晋语三》，第309、310—311页。 (30)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越语上》，第567—573页；《国语集解·吴语》，第541—545页。 (31)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吴语》，第561—562页。 (32)《春秋左传正义》哀公十三年，《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0年，第2171页。 (33)《春秋公羊传注疏》哀公十三年，《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0年，第2351—2352页。 (34)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吴语》，第545—547页。 (35)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吴语》，第548—550、551、553页。 (36)相比之下，《左传》对黄池之会记载甚为简略。兹引以作对照：“(哀公十三年)夏六月丙子，越子伐吴，为二隧……丁亥，入吴。吴人告败于王。王恶其闻也，自刭七人于幕下。”“秋七月辛丑盟。吴、晋争先。吴人曰：‘于周室，我为长。’晋人曰：‘于姬姓，我为伯。’赵鞅呼司马寅曰：‘日旰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长幼必可知也。’对曰：‘请姑视之。’反曰：‘肉食者无墨。今吴王有墨，国胜乎？大子死乎？且夷德轻，不忍久，请少待之。’乃先晋人。”相比之下，《国语·吴语》中叙述的几个重要情节，《左传》皆缺载。如：勾践命将率师沿海溯淮以绝吴路；吴、晋争长未成，两军对峙，“边遽乃至，以越乱告”，吴王惧而合大夫而谋，吴王与王孙雒各提出方案，最后决定“必会而先之”；吴王急欲先晋而主盟，昏乃戒，令秣马食士，陈王卒百人，以为徹行百行，分成中军、左军、右军，各为万人方阵，如火如荼；晋派董褐到吴军阵前传话，董褐观察到“吴王之色类有大忧”，“将毒，不可与战”，乃许吴先主盟；双方谈判商定，称“吴伯”不称“吴王”，吴公先歃，晋侯亚之；吴王既会，越闻愈章，吴仓促退师。以上内容，《吴语》记载甚详，且叙述生动，场面广阔。两相对照，《左传》所载大为逊色。《吴语》所载优胜的原因，一是材料占有多，组织有匠心，二是对于吴北上主盟的意义有足够的重视。 (37)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晋语一》，第262、264、267、270、278、280—281页。 (38)[清]章学诚著，刘公纯标点：《文史通义·内篇一·书教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56年，第15页。 (39)南宋袁枢撰成《通鉴纪事本末》之后，明清两代史家撰著纪事本末体史书蔚成风气，其中《明史纪事本末》、《圣武记》等书尤为著名。至20世纪初，夏曾佑撰成《中国古代史》，标志着将传统史学的纪事本末体糅合到新型的章节体史书之中。 (40)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郑语》，第464页。 (41)[宋]杨万里：《通鉴纪事本末叙》，[宋]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1页。 (42)[清]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劄记》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3页。 (43)白寿彝：《中国史学史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28页。 (44)[清]朱彝尊：《经义考》卷二○九引，第1072页。 (45)参阅聂石樵《先秦两汉文学史》(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300页。 (46)[唐]柳宗元：《柳河东集》卷四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746页。 (47)[清]刘熙载著，王气中笺注：《艺概》卷一《文概》，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9页。 (48)[唐]柳宗元：《柳河东集》卷三四，第543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