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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路遥教授，尊敬的张海鹏会长，各位前辈师长，各位同辈： 大会组委会指定我来做总结性的发言，我很惶恐。对我来说，要完成这样的任务，可能不会比当年义和团要想战胜八国联军更轻松。很多学者在自己的报告和评论的时候，喜欢说只是抛砖引玉，对义和团没有研究，他们那种谦虚的真实性是值得怀疑的，他们可能就是要等待别人的表扬，要让人家感到惊叹，他们没有研究都可以那样，就像有的女士喜欢说“我老了”，其实是在等着你表扬，最希望表扬的是说她年轻，而不是漂亮，当然，两者都能得到就更好。许多学者的所谓抛砖引玉，对我来说只是抛玉引砖，我不是专门研究义和团事件的研究者，很紧张，现在我的砖来了。 老实说，凡是参加国际性的学术研讨会，我都会有一些自然的紧张，而且还会愧疚，因为我们这一代中国学者都是背毛主席语录长大的，我的外语就特别差，不敢开口，像我的朋友陶飞亚教授那样很流利地用英语对话的就很少，而且我还是毛主席的同乡，我还不会讲北方的那种普通话，我都不能保证全部湖南人都能听懂，湖南也很复杂。所以，对我来说，用语言来表达，无论是普通话，还是外语，都是“内忧外患”。 出席这样庄重的国际研讨会，我自己的学术准备也不充分，这也是我要表示歉意的。这次到山大出席盛会之前，我还在新疆，受有关部委的委托，考察新疆地区的民族关系与多元文化的一些真相，这就同近代史、同义和团问题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顶多只能让一个本土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者在走近去年七五事件、九三事件真相的时候，隐隐约约地把这些暴力事件同相关的国内国际因素和110年前的更加复杂，更加激烈，更加震撼人间的事件牵强附会地联系起来，然后不断地发出我个人的追问：我们的国家，我的同胞为什么会如此多灾多难，西方工业文明的理性、物质主义、西方模式的现代化和现代性带给这个古老的国家和多元国族一些新的观念、理念和物质享受的同时，还有什么？我们自己的毛病又是什么？我确实准备得不充分，平时读书也很少，但是，既然是大会组委会的指定，尤其是我们尊敬的路遥教授下命令，我就不敢抗旨了，只能继续背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定，不怕牺牲”，因为作为中国的后辈，我们只能遵循规矩，在路遥教授、张海鹏教授面前，我们永远是听话的孩子，虽然我也做了二十多年的父亲了。 对我来说，本次研讨会像十年前的义和团百年国际研讨会一样，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本次研讨会有来自德国、英国、俄国、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台湾及中国大陆的90多位学者参与讨论，提交的论文57篇，其中既有对有关教门、教派、教会、教案的重新梳理，或者教区之间的比较研究，也有对慈禧、奕劻、李秉衡、袁世凯、伍廷芳等重要人物乃至某些不被关注却有研究价值的晋昌、方苏雅等地方角色的审视；既有对清朝统治阶级的派别与群体对象的追问，也有对德国、美国等国的军队乃至八国联军整体行动和暴力的考察；既有对义和团事件的前因后果与社会影响的宏观梳理，也有对档案文献、报刊资料的专题介绍以及国外某些重要论著的评论。 我本来想统计一下各类的篇数，但没有来得及。要把这些论文全部看一遍，一天半的时间肯定不够。昨天晚上的那个为开幕式准备的丰盛晚宴，我和几位师友今天还在回味，没想到现在就要闭幕了，会期真短，要看完这些论文，并且要消化它就更难，没有一个月几个月的时间是不行的，有些还无法看到原文，但我又不得不说，大会和分场报告中都有很多精当的评论，我都同意他们的评论意见，现在我确认一下，我的评论就很轻松了，尤其是主席台上还坐着几位著名的中外学者，他们还将作自由发言，明天上海的研讨会还将继续，还会评论。 通过简短的阅读和听取论文报告，个人以为，本次研讨会给我的印象，有三个方面相对较深，请各位分享和纠正。 第一个，旧题新作，不无新见。个人以为，新题新作不难，旧题新作不容易，它不仅需要资料的积累，而且还需要资料的挖掘，还需要强烈的问题意识，还要超出公安干警抓坏蛋的那种智慧和耐心，还需要超越自我，超越别人也许不难，超越自我是不容易的。本次研讨会我们可以高兴地看到有好几篇论文已经超越自我，对个人初次的成果进行了修正或者补充，83岁的前辈路遥教授对普济、李来忠、王觉一等人的重新研究，就为后学树立了严谨与超越的典范，还有他不仅以史学为职业，还以它为志业的一种精神境界。孔祥吉教授关于奕劻和慈禧之间的真实关系，还有李秉衡的多种做法，还有慈禧给日本侵略军授勋这样的细节和片段，虽然作为学术论文来讲可能还可以再完善，在论证方面再补充，但是他的论文不仅篇幅大，它的有效信息量也特别大，这不仅对于义和团事件的研究，而且对于整个晚清史研究，我估计都可以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的影响。 第二个印象，资料多元、视野开阔。很多的论文都体现了这一方面，国外的学者和部分国内的学者都是这样。今年我也参加过四个叫做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会议，像这样的资料多元、信息量，我今年还是第一次看到，有些学者除了汉语资料的收集，还根据自己的外语强势，利用外文资料来重现历史的面相，选题本身就具有创新价值，其中孙立新先生他的《德国新教传教士——论义和团运动爆发的原因》，还有年轻的学者姚斌先生，他的《拳民形象在美国》，昨天我听了他的报告，尽管有些学者提出一些可以讨论的问题，但是他对资料的整理、把握、解读，尤其是解读的心态，他作为一名年轻的学者，特别让我感到敬佩。德国资深的中德关系史与军事史专家弗莱堡大学的马丁先生根据弗莱堡的军事档案、私人日记还有士兵之间的书信资料，对第一、第二海军营从航海过程到到达到北京以后的施暴过程与细节，便于中国学者了解更多的资料来源以及不同文化背景之下解释的多元，还有包括威廉二世的炮舰政策。除了中外的档案，还有报刊资料的充分利用，除了中国的报刊，还有欧美的报刊，除了一个国家的报刊，有的学者还同时使用两个国家的报刊，其中我想提一下的就是英国学者Klein，他的论文中分析了欧洲的两个左翼报纸，德国的《前进报》和法国的《震旦报》，关于八国联军入华的报道，作者公正地指出：两份报纸对于入侵中国都持批判的立场，但是如果说他们对于义和拳和其它中国人抱有同情的话，那也是很微小的部分，他们对中国民众的兴趣是不稳定的，报刊编辑更关注的是维护西方的道德操守，这是这位英国学者提出的。他还进一步说，这两份报纸并不是主动地对中国发生的事情做出反应，相反的，他们内嵌于（they were embedded）已经建立起来的话语体系中，这些话语体系依据场合被触发，而且作者还指出，通过对两份报纸的比较，可以看出两份报纸具有高度的相似，无论是在谈论的话题——报道是什么，还是谈论的方式——如何报道，都有相似性，但是，相似性并不等于完全相同。作者再继续追问，还注意到了两报纸之间存在的某些差异，部分原因可以归于各自国家政治体系中存在的两个社会主义政党的不同立场，他这样的分析力度和视野，我个人很敬佩，包括他的学术中立的态度，学术中立的立场。说到视野开阔，东京外国语大学佐藤公彦教授的论文，他虽然没有参加会议，但是，他的论文提要我也看得很认真，他以《中俄密约》之后列强瓜分中国作为切入口，他解读义和团时期中国社会瓜分危机的冲击，包括对中国知识分子、官方、地方社会以及经济、军事等各种势力在争夺的全方位的影响。不仅仅是义和团，只是在反抗西方列强瓜分和侵略的时候，义和团表现最为突出，所以他强调，我们要看到义和团运动真相的多层面，要在资料上下功夫。我对他的论文稍微有点不同看法，就是湖南贺金声的所谓起兵，佐藤先生沿用中国学者的说法，说他打出的是“大汉灭洋军”，或者叫“大汉佑民灭洋军”的旗号，这个说法是不可靠的，这个提法是贺金声的儿子在辛亥革命成功以后，把“大汉”两个字加进去的，革命成功了，如果叫“大汉”的话，那就是反清，他就可以成为革命烈士的后代。而贺金声遇难时，他才三岁，我看过缉拿贺金声的全宗档案，都没有“大汉”之类的记载，所以我们对回忆录，包括亲属的回忆，一定要小心。说到视野开阔，还有像王成勉教授关于美国第十五军团从源和流两个层面做的大会报告，可以帮助我们从静态的就事论事的层面变为历史长时段的考察，丰富我们关于中美关系史的美好记忆，当然还有残酷的记忆。 第三个印象就是，本次研讨会具有和而不同的君子之风，由于义和团运动前后中国与世界历史的复杂性，讨论义和团运动要达到和而不同的境界其实是不太容易的。本次研讨会既不是一潭死水，装模作样，也不是唇枪舌剑，有伤和气，在前辈的率领之后，在同辈的诚心参与之下，有很多场合是可圈可点的，既有德国弗莱堡大学马丁教授关于德军恶行的日常生活、心理人性化的诠释，也有部分中国学者关于诠释程度的疑问，我个人也有类似的感触 ，我觉得，任何事情都是有原因的，但是未必有原因的就是合理的。本次研讨会既有茅海建教授关于召见单出处的追问，也有孔祥吉教授除了清史网站资料之外，还来不急找原件对照的这样诚恳的一种交代，还有路遥教授与周育民教授两代中国学者之间真诚的学术对话。君子之风就是学者之风，不是党同伐异的朋党之风。我记得，十年前的研讨会也非常成功，而且盛况空前，但是，如果从和的层面来看，本次研讨会有所超越，那次就有生气的，而且还吵架了，这次没有。也许由于世界一体化和全球化的趋势，包括对多元文化与多元学术话语的不同了解和理解，这些状况会越来越好。但是，并不是说那次研讨会就不成功，当时非常成功，我记得张海鹏会长当时也来指导了。我觉得，这种和而不同的风格，对我们后辈也会受到影响。小时候，我也读过老舍的《济南的冬天》，我相信借助本次研讨会的友好气氛，今年济南的冬天可能更加响晴，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齐州，我们可以期待。 各位学者，我也参加过其它主题的研讨会，在有的研讨会上，很多人就不断地感叹，某某话题研究的差不多了，快要无话可说了。我欣喜地看到，关于本次研讨会，关于义和团的研究，无论是这一次，还是十年前的那次，还是台湾辅仁大学陈方中教授2004年在香港和中文大学联合主办的基督教与义和团运动的国际研讨会，还没有一个与会学者有这样的满足感，这也许既说明义和团事件的复杂面相和解释空间的广阔，也反映了研究义和团运动的学者在学术创新上的一种自觉和自信。个人以为，这些特点都值得发扬，还期待我们一起来努力。 感谢本次研讨会，让我个人更加确信我平时在研习过程中萌发的四点所谓学术理念：第一，事实评判比价值评判更重要；第二，历史的过程比历史的结果更重要；第三，论据比论点更重要；第四，研究心态比研究手段更重要。为此，对于义和团研究和整个近代史研究，我有两份期待，请各位指教。 第一， 就研究手段而言，多种文字资料的收集与运用还需要加强。我特别赞同马丁教授在大会开幕式致辞时强调的，由于历史很复杂，任何单个国家、单个文字、单个民族的研究和解释都会是片面的。 第二份期待，就研究对象而言，包括义和团研究史在内的政治史研究的难度被我们低估了，有的学者特别是我们中国国内的学者以为政治史的研究已经差不多了，要转向其它领域。其实，包括义和团事件在内的政治史研究不仅很重要，而且不会过时，是我们低估了研究的难度，其中包括中外文献、档案资料的重新收集和整理，外文阅读能力的提高，历史资料的真假、主次的清理，历史场景复杂性的解读、提炼，都要坐冷板凳，并不容易，我们做学者的往往都是书生谈兵，我们并没有历史主体那么多的政治理念与政治阅历，还有那么复杂的人脉，都是非常有难度的。我们只能拭目以待，一起努力，谢谢各位！ 2010年10月19日于山东大学 （山东大学会务组根据录音整理，经本人审阅。演讲人郭世佑系中国政法大学历史研究所所长，山东大学兼职教授。） 原载中国义和团研究会等编《义和团研究通讯》总第46期，2010年12月；转载上海《文景》总第71期，2010年12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