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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下午好。今天的话题不一定有那么强的故事性，而且时间的跨度比较大，我会从60多年前一直说到现在，有可能说得不够全面，我讲完以后大家还可以继续交流。 我们今天讲的主题是中国民主党派的变迁。在切入主题之前，我首先，想对党这个词做一点分析。我想我们这几十年来所理解的政党，和通常使用的党派概念略有不同。如果按照政治学解释，党派或者说是政党，应有独立的政治主张、自己的组织机构和独立的经费来源，而且应有自己的代表性，就是说它代表了某些社会阶层和利益集团的共同利益。它要为这部分人说话，争取他们的权利。比照这个概念，以今天看来，现有的各民主党派就不具备这些明显特征。但是他们曾经不是这样，这是我对政党的一个初步观察。再说说这个党字，党字的繁体字是“尚＋黑”，《论语》版本中的注释是“相助匿非曰党”，也就是互相帮助做坏事，而且是不公开地进行。所以在古汉语里党这个词，含有贬义，不像我们今天理解的党是那么伟大。但是我们也不能说，这个党字完全没有中性的意思。古人对党字也有很多解释，比如“君子群而不党”，就是说在一起结党的人，可能就不是君子，这里多少还有点贬义的意味。当然也有“乡党”这个词，这个词就比较中性，表示居住的比较近，现在陕西方言里可能还有乡党这个词的存在。如果单就汉语概念，贬义居多。如，“党同伐异”、“结党营私”等等，这些都是对党字贬义的解释。 现在，再来分析中国近代的政党。中国近代的政党，在我看来有浓厚的会党成份，不符合现代意义上的政党特征。追溯以往，中国历史上的政治结社大体上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农民结社。就是以秘密结社的方式反抗官府，有些还带有明显的宗教色彩，这种组织往往成为农民暴动的策划者和组织者；另一种是知识分子结社。这种形式在历史上可以看到很多。比如，东汉党人就是知识分子结社，组织形式比较松散，相互间有一定的共同政治主张，也有自己的一些政治目标，试图推翻宦官政治的。唐代也有清流党，再往后像宋代也有所谓元祐党人，到了明代就更多了，如东林党以及后来的复社，都属于知识分子结社这种类型。明代的这种结社，在明亡之时，出现重新组合的趋势，就是说知识分子同农民民间会社的融合。这个融合是什么呢？那时的民族矛盾，是反清复明。知识分子不见得有那么多枪杆子，没有武装力量。像黄宗羲、顾炎武、朱舜水、傅青主，这些大知识分子实际上就是在民间搞秘密结社，也就是我们后来所说的会党，即三合会、洪门这些秘密团体的由来。知识分子参与其间，同民间反清势力的结合，从事反对清王朝统治的活动，这是一种新的组合形式。原有的那种农民的秘密结社还继续存在，比如白莲教。白莲教从辽代到清代持续活动了很长时间，它们还带有一种民间的秘密宗教的色彩。清嘉庆年间的林清、李文成起义，实际上就是白莲教的支脉。还有像义和团，它也有白莲教的血统。源于明末清初的洪门，后来在太平天国运动中也能看到它们的影子。太平天国虽然借助了西方宗教的形式，但在组织形式上，甚至同天地会（洪门各流派，对外均称天地会）保持非常密切的联系。民国著名的清史学家萧一山先生曾经论述过这些问题，他认为，白莲教演变成了义和团，天地会演变成了革命党。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清末反清革命，包括同盟会的组成，也是采用知识分子同民间秘密结社的融合方式。这种方式很有趣，你看结成同盟会的这几个团体，比如兴中会是湖南的，它的背景是洪门，还有哥老会也被同盟会的反清势力结合了。从这种组织形式来看，此后演变成近代政党的时候还带有相当浓厚的会党色彩。会党色彩是指组织方式是家长制，它是有山门的，而且在这山门里另有山头，分成不同的各派。在它的内部有比较严密的组织纪律，也有帮规。如果违反帮规，就通过严格的措施处置内部叛徒。以这一套办法观察近代的政党，你就会发现这些东西全都承袭下来了。政党内部也有严密的组织，也有残酷斗争，存在着无情打击。对外又很团结，内部的事务按本帮的帮规处理，外人不得插手。 现在让我们反思这套组织形式。国民党成立的时候，又加入一个东西，就是列宁式政党的组织形式。这种形式同西方政党那种比较松散的结构不同。比如在美国，这一届登记选民，我登记共和党，下一届我觉得民主党好，就说我是民主党，它没有严格的程序，也不用宣誓，组织很松散。但是国民党形成的时候不是这样，既承袭了原来中国传统会党的这套组织形式，又以俄为师，接受了列宁的这一套，对自己的政党进行规范。在这一点上，国共两党都是一样的，都是列宁式政党。所以，我们观察国共两党，就会发现他们有很多相同的地方。当然，这个话题扯的比较远了。再回过头来说民主党派。 民主党派这种色彩相对淡点，比较接近西方政党。民主党派在主张上普遍采用西方的，推行民主宪政，要求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民主党派是从民国初年开始形成的。在第一届国会召开的时候就出现了很多政党，这些政党有的就延续下来。现在大家已经不太注意的一个叫国社党（国家社会党），它的领导人是张君劢，后来改称民社党（民主社会党）。民社党由国社党和海外的“民主宪政党”合并而成，1946年8月15日成立于上海，自称“以民主方法实现民主社会主义的国家”为宗旨。他们在血脉上是相同的，都是由原来主张君主立宪发展来的。还有一些政党，像五四时期的所谓“少年中国学会”这些人，他们后来发展成青年党，但不是全部，因为少年中国学会此后也走向分化。曾琦、左舜生、李璜曾经创办《醒狮周报》杂志，大体上就是这个系统的人，后来他们组成了青年党。再晚一些，又产生了我们看到的农工民主党，又叫第三党。第三党派是怎么形成的？它是在大革命接近失败、国共即将分裂的背景下，由部分脱离中共的人士和一些国民党左派组合而成，政治主张既不赞成国民党，也不赞同共产党，是为第三党。其当时的主要领导人是谭平山，谭平山是一个兼跨国共两党的人物，虽然他是共产党员，但脱离了共产党。谭平山之后的主持者就是邓演达，后来被蒋介石杀害，其后的领导人是章伯钧。虽然这部分人既不赞成国民党，也不赞成共产党，但他们还忠于一些在国共合作时期社会改造的理念，比较接近社会主义，与现在国外的社会民主党的主张相似，所不同的是他们也搞武装斗争。还有一些政党因为非常多，我不能尽述。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政党就是致公党。它实际来源于洪门。在国父孙中山先生在美洲华侨中串联闹革命的时候，他曾是美洲洪门致公堂的红棍。所谓红棍，就是帮会执法者，职掌惩罚。孙中山本身是革命家，但有些著作认为孙先生也是黑社会人物，我们现在看很多革命家可能都是来自黑社会，都会搞恐怖活动，至少在那个年代是这样。意大利的烧炭党，性质上也是秘密会社，不过它有政治主张，不像如今的黑手党，只以谋取经济利益为目标。中国洪门这一系也是如此，它也干一些非法的事，但它有一个反清复明的主张。因此，在这个前提下，孙中山把他们团结起来，共同推翻满清王朝。 致公党创始人是陈炯明，孙中山同陈炯明反目后，陈炯明就创建了致公党，目的是团结海内外的袍泽实现他们的政治主张。陈炯明与孙中山不同，孙中山主张武力统一，而陈炯明主张联省自治，所谓“联省自治”就相当于联邦制的国体形式。致公党会党色彩比较浓厚，与其他的知识分子政党有所不同。我现在已经说了几个党，有些在历史长河中消失了，或者到了海外。下面，我们就谈谈还继续存在的政党情况。这就要从抗战时期说起。 现在最主要的一个民主党派就是民盟。它是由“三党三派”组成的，三党就是刚才讲的，一个青年党、一个民社党、一个第三党。三派是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派、黄炎培的职业教育社派和沈钧儒的救国会派。救国会派形成于抗战爆发前，于1935年底成立。这个“三党三派”在抗战爆发以后都参加了国民参政会。他们的领导人有很多都是国民参政员。这些人希望在国共两党之外形成一个第三势力来制衡国共两党，所以，他们在1939年就有了一个组合，一些主要的国民参政员和少数无党派参政员发起创建了“统一建国同志会”，“统一建国同志会”后来又发展成“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最后发展成“民主同盟”。这是现有的民主党派里一个主要党派的来源，它的成分主要是一些崇尚西方民主理念的知识分子，他们希望能够在国共两党之间起到制衡作用，并推动中国走向民主宪政。在抗战时期，曾经有过两次民主宪政运动，这两次运动的发起都与第三势力党派有着很大关系。 在抗战行将结束之时，政治家们都在思考中国未来走向的问题。蒋介石让陶希圣给他写了一本《中国之命运》，陶希圣在书中提出了一套中国未来的建设规划。当然，张君劢先生对中国未来宪政规划也做出了很大贡献，他早年追随梁启超从事立宪活动，是政闻社的骨干人物。自上世纪30年代起，他又先后组建或参与组建中国国家社会党、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和中国民主社会党，参加过两次民主宪政运动，做过国防参议会参议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以及1946年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并主持起草了《中华民国宪法》。 当时，中共也面临一个问题。按照美国的设想，战后国民党政府不能实行一党专政，要成立多党的联合政府。这是美国方面对蒋介石提出的要求。这个要求涉及到共产党军队怎样处理的问题。对此，国民党提出收编中共军队，在政府安排职位，在中国搞民主政治的对策。共产党不会轻言放弃，它几次濒临绝境，在抗战的缝隙中恢复壮大，现在却把军队交出，这对共产党来说是件很难的事情。作为回应，中共把实行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作为交出军队的条件。这个条件与所谓的第三势力的主张是一致的，共产党把第三势力对于国家未来改造的方案全盘接过来，而且视为道义的大旗高高举起，是一个很高明的办法。收编军队可以，但要开放政权，我提出的各种要求必须达到。在此背景下，1945年7月，黄炎培、褚辅成、章伯钧、冷遹、傅斯年、左舜生等六位参政员访问了延安。所谓“窑洞对”，就是毛泽东在这个时候做的表态。黄炎培问毛泽东：“怎么能摆脱中国王朝更迭的周期律？”毛泽东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一条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这句话让人听来甚是动心。民主党派或第三势力与中共的蜜月由此开始。在此前，作为在野党，他们之间有合作，有支持，但共产党有军队，说话腰杆子比较硬，民主党派有文化，说话也会有人听。这种相互合作，对打破国民党一党专政局面，是件好事。 时至抗战胜利，政治民主化的呼声变得异常强烈。因此，在抗战胜利后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国内掀起了一次组党热潮，什么人都想组个党，就像文革中大家拉个战斗队似的，有成百上千个的小团体纷纷登场。这其中就有后来的几个民主党派出现：一个是民主建国会，主要成分是民族资产阶级，还有一些与他们有关系的知识分子参与其中，领导人有黄炎培、章乃器、胡厥文。民主建国会的政治主张有一个比较有特色的地方，他们不但提出人民民主权力、军队国家化，由于多为搞经济出身，还提出了经济民主的要求；还有一个民主党派也是在那时产生的，就是民主促进会；后来还出现一个九三学社。这些政党至今还存在，他们都是在抗战胜利后的短暂时间内出现的。 还有一个重要的民主党派——民革，它在历史上有很复杂的成分。大体由三部分人组成，也可以说是四部分人，均来自国民党内的反蒋势力。一派是汪系的改组派和其后所谓福建人民政府、福建事变出现的一批人，有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和蒋光鼐，他们都是两广人物，在国民党内被称为粤派。他们曾有一个共同领袖，就是胡汉民。比较间接且属于更早的精神领袖，也可以把汪精卫列入其中，只是汪精卫后来变了道；另一派就是三民主义同志会；还有王昆仑、许宝驹这批人。这三部分人在国共分裂、内战爆发的背景下，大概在1946年左右组建了一个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这个过程我可能讲得比较长，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活跃在当今政治舞台上的这些演员就是在那时一个一个登场的。出现最晚的，当属台湾民主自治同盟，领导人是谢雪红。谢雪红为台湾共产党创始人，也是二二八起义的领导者，其身份应该是中共秘密党员。因为，我曾看过她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后，中央有一个开除她党籍的文件。 现在大体将八个民主党派的产生过程作了介绍。在1946年7月，国共内战爆发后，中国政治生活的一次重新组合开始了。第三势力希望在国共两党之间起到制约平衡作用，他们既反对内战，对国共两党均持批评态度，又想调停内战，反对国共两党自相残杀。但是民主党派做这件事情，国共两党都很不高兴，只是对他们不得不敷衍应付。其实， 国共两党都希望能吃掉对方，但为了做好能彻底吃掉的充分准备，就需要有这么一个第三方出来拉架，在拉架之中争取时间、准备条件。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党派在内战爆发前调停了很长时间，国共两党在那个阶段既需要他们，又都厌烦他们。到内战真正爆发的时候，第三势力自身开始分裂。国民政府搞了一个国民大会，搞制宪，颁布中华民国宪法。一部分人本来就是宪政主义者，同时他们还认为国民政府是正统的，是合法的政府，就参加了国大。青年党和国社党由此从民盟分裂出去。因为国民党当时说也要搞宪政，他们觉得好像应该参加，况且会得到政府职位，在政治上有诱惑力。 对于剩下的民主党派，国民党采取只要不同我合作，我就强行解散的策略。1947年，国民党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在国民党的压迫下，民盟解散。以民盟解散为标志，第三势力已经分裂，一部分人跟国民党走了，一部分人跟共产党走了。在民盟解散不久，章伯钧、沈钧儒等人到了香港，宣布国民党的勒令解散之举也是非法的，这个解散法令不成立，就把民盟总部设到香港。据一些民盟老人回忆，由于国民党过分压迫民盟，在中间势力中有一部分人，如黄炎培、张澜、罗隆基还希望保持第三者的身份，最后导致他们做第三者也做不成，结果推到了共产党这边。共产党是什么态度呢？在现在看到的资料中，有一封1947年毛泽东写给苏共的信，他的观点就是在中国革命胜利后，中共之外的政党都应该退出政治舞台。后来，斯大林在1948年给他写了回信，不同意毛泽东的观点。斯大林认为，这些党派在历史上曾经发挥作用，将来得成立联合政府，还要跟他们合作。斯大林的一锤定音决定了今后这六十年的中国政治格局。但现在有些学者提出质疑，认为这信的内容是米高扬披露的，对这封信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我觉得这信有很高的可信度。你可以看到，从1947年开始到十年之后，民主党派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这同毛泽东的心态比较契合。 内战打到1948年，中国政治再次开始洗牌。中共提出了“五一口号”，就是准备召开一次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它有别于抗战结束时召开的旧政协。结束国民党的法统，重新成立一个新政权。“五一口号”得到了驻在香港的原中间势力党派的支持，他们联合发表了响应中共口号的声明。民主党派那时已经被挤到香港，在国民党统治地区，他们的活动很是艰难。此时，共产党向他们伸出手来，于是大家就在中共地下组织的安排下，分批进入东北解放区，并组织他们参观解放区的新气象，这使他们很受感动。这部分人陆续到达后，国共战争还在继续，从1948年一直待到1949年，中间这段时间，这些人就在那里等，等着把这个仗打完了，他们才好开会。这个等待十分漫长，他们中的一些人显得非常着急。我曾跟一些人聊过他们在那段时期的生活，他们无所事事，有的人就外出买古董、买古书，反正没有正经事干。到了1949年，他们开始忙碌起来，因为真的要开新政协了。这个时候，中共对他们又是什么态度呢？统战部对民主党派有一个分析，就是我们看到的一个“新政协的阵营”文件谈到的这个问题，文件中分析了未来新政协各个党派的安排及其领导人的政治态度。将他们按照一个一个党派，分成左中右，对若干主要领导人对中共所持的政治倾向和政治态度作了详尽的阐述。 此外，我们还有一个观察角度，1949年7月，刘少奇访问了苏联，他向斯大林请教，中共真的要当家了，应该怎么当这个家？他在给苏共中央斯大林的报告中说，政协筹备会已经组成，共有筹备委员134名，其中中共党员43人，与中共保持绝对一致的进步人士48人，中间人士43人，其中中间偏右的有12人，在进步人士中，有15个秘密党员，中共可以保证对政协筹备委员会的绝对领导；在筹备会中另外设立常务委员会，有委员21人，同样可以保证我党的领导地位，就是说，这是一件很有把握的事情。让我们再看看“新政协的阵营”文件对民主党派的分析。 对民盟的分析。在民盟中央委员11人中右派分子占居多数，左派分子仅有两个。但其总部及各地区的实际领导权已逐渐转移到进步分子手里。民盟组织内部主要由人民救国会、农工民主党与无党派人士组成，三者左中右都有。文件认为，沈钧儒、史良、胡愈之领导的救国会系左派，是可以依靠的力量；同时认为，农工民主党上层右派分子居多。文件还谈到章伯钧，认为章伯钧有江湖政客习气，在党内实行家长制统治，常以民主同盟的名义发展自己的党派，即所谓的农工党，他的举动引起同盟内部的强烈不满。章伯钧过去一贯企图在国共两党对立下争取第三方的地位，他同民盟中的右派分子打成一片，又与一些地方实力派保持联系，鉴于同我党关系较为紧密，仍可作为中共争取的对象。 民盟领袖除沈钧儒和章伯钧之外，尚有张澜、黄炎培、张东荪、罗隆基四人。他们在民盟群众中的威信虽已降低，但仍是右派和中间派的中心人物，张澜与西南地方势力向来有联系；罗隆基是亲美分子，主张在联合政府中容许反对派的存在；张东荪企图做民盟主席，他拉拢张澜、黄炎培、罗隆基等人，排斥沈钧儒、史良以至章伯钧。以上，就是当时中共中央统战部对民盟上层情况的一个剖析。 中共想达到什么目的呢？中共认为，民主同盟应该而且可能成为各个被压迫阶级的联盟，但需改组中央常委，容许共产党员存在，把民主同盟建成以进步分子为主导的组织。但这并不容易，难以一蹴而就。中共希望逐步改造民盟组织，扶植进步分子。在对民革的分析中，中共认为，李济深及其亲信组织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本身想取蒋介石的法统而代之，本质上还是国民党，只是想取代蒋介石而已。他们都是受蒋介石排挤的地方实力派和失去地盘乃至尚有地盘的代表人物。其秘密党员（不是指中共秘密党员，而是指国民党系统中的民革秘密党员，其中有一些还是民革的秘密中委）中虽然有不少进步分子，但这些进步分子只能在里面起号召和牵制作用，没有取得实权。何香凝、柳亚子、谭平山等元老也只相信李济深，但他们尚未取得领导权。在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以李济深为首的右派集团主张，以三民主义为建国最高原则，而不愿采用新民主主义，企图组织资产阶级右翼形成反对派，以防中共控制，并主张保留蒋党起义部队编制，以图收集残余力量，联络地方军阀，策动地方武装，从而培植势力、满足其夺取领导权的要求。这也是在1949年报告中对民革的分析。报告认为，像谭平山、王昆仑领导的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是比较进步的。我们知道，谭平山原来是中共党员，王昆仑是中共秘密党员。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也是民革的一支，是以李济深、蔡廷锴为中心的封建性小集团。 另外，报告还提到民建。报告认为，其下层中有不少小资产阶级进步分子以及革命知识分子，但尚不能起到决定作用，政治倾向一般代表产业界自由资产阶级的要求。黄炎培和章乃器为他们的代表人物。章乃器、施存统（施复亮）曾经公开地主张中间路线与改良主义。章乃器比施存统来得更坚决。他说，在国共两条路线之外，他自己要造第三条道路。在他们进入解放区后，言论见解才有若干改变。报告对民建的分析比较悲观，认为将来只能以右派并力争中派居多，虽然不排除有个别进步分子在代表团之中，但不可能单单依靠他们发挥积极作用，总体上看，对民建的改造比较困难。 中共认为民盟比较重要，但在成分上不够理想，需要扶植左派，团结中间派，再对其组织加以改造。而对于民革，中共认为比较棘手，民革对国民党的遗产继承的太多，需要慎重处理。对于民建，中共也觉得不宜马上就让左派分子掌握权力。 报告对致公党的分析比较有趣。认为致公党是陈炯明的势力，李济深有可能是这个党的秘密主席，致公党实际上支持李济深的政治主张，而且该党带有浓厚的封建性质，其组成分子主要为封建官僚和下层小部分流氓无产者。总的来说，中共的长期目标就是扶植左派、逐步孤立和取代右派。报告对民主党派中，哪些是为中共所喜欢、哪些不喜欢、哪些是有问题的人物进行了列举。在若干年后发生的那个政治事件中的一些目标人物，在这个报告中已经出现。 现在，回到新政协会议的召开。新政协最主要的成果就是通过了一个大宪章式的文件----至今还能看到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我曾对共同纲领全文内做了一次检索，发现检索结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这句话，出现的只有“工人阶级领导”这个词组。在性质上，共同纲领是一个所谓的新民主主义纲领，基本承袭了联合政府的传统框架。联合政府就是由国内各阶层、各党派的代表，通过政治协商成立的政府组织形式。斯大林同中共领导人谈话强调，你们现在是联合政府。因此，从这个纲领框架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的政府阵营看，可以确信当时成立的的确是一个联合政府。这在政府组成上也能体现出来。当时，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差不多有一半都是党外人士；在中央人民政府六个人副主席中，有三个是非中共人士；在政务院有两个副总理，黄炎培和郭沫若都是非中共人士；在政府政务委员和部长这一级，大概有20个人是非中共人物。时至如今，国务院只有两名党外人士当了部长，但在那个时候的人数比现在多的多。 在共和国刚成立的时候，中央政府被称为人民政府委员会（后来随着54宪法的颁布，组织形式改变了，整个政治格局发生了变化，演变成人大常委会）。对此，刘少奇曾对斯大林作过解释，他说这个中央政府主席团与内阁的关系是，主席团是集体的总统，内阁是中央人民政府的执行机关，服从主席团的领导。在那个时候，中央人民政府大概有几十个委员，这几十个委员就是总统的集合，政务院就是内阁的执行机关，要服从主席团的领导。 在这个框架下安排了许多的党外人士，对于这样的安排，中共党内有很多不满的情绪：觉得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反革命。国民党起义将领都能当部长，我们干革命干了这么多年怎么让他们当。对此，薄一波在回忆录中有一个回答，安排民主人士好处很多。第一，可以赚人。民主党派非党人物有当副主席、部长、司令员的，朝野有人，国民党会不打自垮；第二，可以赚来四万万人民，赚来土地改革；第三，可以赚个社会主义，就是和平过渡的社会主义。这是当时对党内不满情绪的回应。 在新政协召开之前，各民主党派内部也存在很多矛盾。这个矛盾它自身解决不了，只有由中共来解决。实际上，中共在解决各民主党派内部矛盾中扮演着仲裁者的角色。谁可以上，谁不可以上，都由统战部决定。黄炎培日记有一些记载，他谈到比如民建内部某某人，统战部提出让他当政协代表，大家表示反对。但潘汉年坚持，大家越是反对，潘汉年越是坚持，结果大家只好同意作罢。在研究讨论民主党派人士到政府任职的时候，各党派彼此竞争，党派同党派之间竞争，党派内部也存在竞争。对于这种状况，最终由中共来仲裁、来解决。 新政协成立后，我们看到，民主党派发生很多的变化。一个是它的组织开始变化。当时，与会的除了中共与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以外，还有十一个党派单位，此后，为什么变成八个，缺了三个？我刚才讲过，三个之中有两个并到民革，一个是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还有一个是国民党民主促进会；最后一个是救国会，被宣布解散，其成员都在民盟里，而且掌握了民盟的领导权。 还有一个说法，就是中共认为民主党派太多了，想合并一下，于是就打算把民主促进会、九三学社、农工党、救国会合并到民盟；把致公党并到民革；最后仅保留民革、民盟、民建几个党派。当然像台盟合并不了。曾经有过这个计划。后来据说毛泽东觉得党派多一些，对外形象好看，还是不变了吧。但有的已经被宣布解散，没有办法挽回（比如救国会被解散），到抗美援朝时期，各民主党派声明支持中国出兵朝鲜，没了救国会的声援，毛泽东感觉有些后悔。这是后来发生的事情。 伴随着各民主党派组织的重新组合，对其内部的调整也逐渐开始。我们知道，民主党派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主张军队国家化。而在各党派之中有很多的旧军人，民革里有原国民党起义将领，农工党也同国民党军队系统有些关系，策动过国民党军队起义；民盟成员也有做兵运工作的。在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不久，大概在1950年，李维汉宣布，中共已同各民主党派达成了协议，即民主党派不能在军队、军事机关、军事院校等军工单位发展成员。 后来，中共又将这个范围作了进一步扩大，扩展到情报机关、驻外使领馆、少数民族地区。韩战爆发后，铁路实行军管，又将铁路系统纳入其中。以后，这些禁区有的逐渐放开，在铁路和少数民族地区可以发展成员。最近，军方发言人谈到要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各民主党派不能在人民解放军中发展成员。综上所述，民主党派有一个发展方向的限定，哪些领域可以发展，哪些不能发展，先把不能发展的确定下来，然后再确定哪些可以发展。 这个规定延续到现在，决定了各民主党派的分工和成员的分布。民革主要集中在原国民党军政人员这一群体；民盟主要是高级知识分子这一块；农工党也算是知识分子集中之处，但侧重医药卫生界；民建面向原工商业者；台盟当然要吸纳台湾省籍人士；民进主要在教育领域。这种分工和党员的分布，在民主党派内部戏称为防区制，这是我的防区，那是你的防区，不能越雷池一步。 下一步就是开展对人事的改造，一些中共党员被安排进各民主党派抓组织工作，同时，吸收一些民主党派成员参加中国共产党，这也是改变民主党派成分的一个有效办法。 在50年代初期，民主党派还是有一定发展的，在1949年，民主党派的人数也就是两万多人。此后，中共做出扶植各民主党派，特别是扶植民盟、民革和民建发展的决定。扶植结果，对民主党派有一个好处就是成员增多，对中共也有一个好处，就是它改变了原来民主党派的组织成分。 1952年6月，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加强民主党派工作的决定，要求着重吸收各党派所联系的阶级阶层中有代表性的中上层人物。民建和民盟逐渐实行了这个方针。“截止目前，民主党派在国内的党员有32000多人，加上民盟、民革和致公党在国外的党员10000多人，总计40000多人”。 关于民主党派经费问题，这个事情很有意思。民主党派本属自筹经费，任何一个政党的资金来源于其成员缴纳的党费，有的还向社会争取募集。这是世界各国政党通行的惯例，但在我国从50年代开始就变成由国库支出。原民盟财务委员会主任周鲸文（此人于1956年跑到香港）。据他在回忆录中记载，在开始的头两年，我拿着单子到财政部去领，领取的是民盟全国系统的开支，再由我分发民盟在各地支部。以后，变成只领取民盟中央的份额，各地支部则到当地财政领取。在这样的经费管理体制之下，使各民主党派在政治和经济上的独立性不复存在，逐渐沦为政权的附庸。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在1956年做了一个工作报告，他说八个民主党派在省市级的组织，全国共有371个，干部有2516人，平均每个组织只有6个多人，他们要求调干部常常遇到很多困难，“有的地方干部生活待遇偏低，民主党派经费开支为数很少，八个民主党派总部的开支数1955年结算为73万多元，1956年预算为124万多元，有些地方民主党派的办公费不够开支，政治活动和业务活动的招待费不能报销。办公地方既小又坏，交通工具得不到解决。”这是李维汉在他的报告中讲到的问题。 总之，从1949年到1956年间，民主党派发生了很多变化。它的成员增加了，但它的组织成分改变了，它的经费由独立自筹和党内捐助改由国库开支，变成了政权的附属机关。同时，党员的发展领域也受到严格的限制。 更大的变化来自1954年宪法的颁布，政府格局重新做了调整。一方面，中央人民政府被撤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取代了原中央人民政府的职能，把政务院改为国务院。另一个就是，位置安排上有了很大的变化。原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和副总理的党外人士改任人大副委员长，他们不再是副总理或副主席。1953年，刘少奇访问苏联，就将来中国怎么进行选举和制宪，请教过斯大林。斯大林说：“你们现在的政府是联合政府，就不能只由一党负责，而应当由各党派共同负责。你们很难做到保密，如果通过人民选举，共产党员当选占大多数，你们就可以组织一党的政府。各党派在选举中如落选了，你们不应当使统一战线破裂，你们应当继续在经济上同他们合作。”这是斯大林的指教，也就是说，他们在那时已经预见到后来发生的一些变化。 还有一个重大变化就是政协的地位变了。1954年宪法颁布以后，政协通过的共同纲领是一个大宪章式的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合法性就来自共同纲领，但到1954年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后，政协变成了一个统一战线组织，也就是只是一个咨询机构，不再具有立法和监察的权力。此后，政协的主要功能就是学习，政协还成立了一个学习委员会。 民主党派有了这么多变化，对当时政策的制定并不是没有影响，它的影响力还是存在的，他们同中共有一致的地方，也有不同之处。比如，在一边倒问题上，民主党派就与中共有不同想法。为此，毛泽东写了《别了！司徒雷登》这篇文章，在文章中，他不只针对司徒雷登，而且针对民主党派和这些自由知识分子。还有一个比较著名的代表人物就是张东荪，他主张同美国和苏联都要保持关系，后来说他出卖情报给美国特务，就受到了整肃。同美苏保持同等距离的观点，在当时的民主党派中间很普遍。再比如，对出兵朝鲜这个问题，民主党派大都持有反对意见，对土改、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民主党派也时有批评。梁漱溟同毛泽东的那次争论，争论的焦点就在于统购统销问题。统战部曾提出，希望民建组织改变上层分子成分，以中小资本家为基础的建议，遭到了章乃器的反对，章乃器认为以中小为基础，代表性不够。这个反对意见后来好像被统战部接受了。 历次的政治运动对民主党派成员大有冲击。李济深家就发生过这个事，他家来了两个客人，军警就把他家给包围了，并抓走了那两个客人。这件事发生在镇反时期，李济深很是愤怒，意思是打狗也得看主人，是我请来的客人，你们不打招呼直接从我家抓走，他十分不满。民建很多成员在三反五反中受到冲击，据记载，上海经常发生跳楼自杀事件，被称为空降部队。最著名的自杀人物有卢作孚、冼冠生，此二人的自杀在中共中央引起震动。一些民族资本家认为，三反五反之所以刹车，同他们自杀有很大的关系。 我大体上把1957年以前一些民主党派的变化讲述了一遍。下面我讲一下：为什么后来民主党派会变成了改造对象？这个问题源自于1956年国家实行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推行公私合营政策。公私合营完成后，毛泽东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成就，他开始了下一步的规划，这个规划包含着对民主党派的进一步改造。1956年，国内外发生了很多大的事件。在国内，完成了对资改造，国内矛盾比较尖锐，各种事端增多，曾发生一万多人上街游行罢工的事情；在国外，由于对斯大林批判的秘密报告引发了波匈事件。在这一年中，中国知识界对政府的批评增多，在下半年表现得更加突出。 据李维汉回忆录记载，以章乃器、章伯钧为代表，他们向中共提出了尖锐地批评，批评内容涉及党派关系等政治生活的方方方面。章伯钧提出，监督应该有宪法保障，民主党派可以在人大设议会党团，对政府部门应拥有质询权，有权单独向中外记者发表主张，政府部门和政协对民主党派所提建议应当认真处理，不得敷衍。前段时间，我写了一篇文章考证了两院制提法的由来，两院制提法确实由章伯钧提出，但据章伯钧回忆，那是应刘少奇的要求而提的。后来，我查阅了当时中央统战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该报告提交后，1956年12月中共中央下达指示，指示认为，政协确实起着类似上议院的作用，这说明关于两院制（政协作为上议院，人大作为下议院的体制）的讨论在那一年已经开始，也就是，上议院有监督权，立法权归人大，监督权归政协。时至今天，这个体制也还没有实现。此外，毛泽东在统战部的报告上写有批示，其大意是，在1957年夏季我们要专门召开一次会议研究这方面的问题。此后，我们知道在1957年的夏季都发生了什么事情。 当时，党内也存在一些矛盾，主要是反冒进。因此，毛泽东的权威在八大上受到了严峻挑战。八大建议把毛泽东思想从党章中删除，预设一个名誉主席的位置。此后，毛泽东多次提出，他不任党主席而当名誉主席，后来他提出两个主席都不想当。隔了一些日子，他又说：“我仍存在，维系人民的个人威信不会因不连任而有所减损”。他表示不排除在“卫国战争一类重大事件”出现时再度出任国家主席的可能，但坚持要求“从一九五八年起让我暂时摆脱此任务，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重要问题（例如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以中共主席或政治局委员资格，在必要时，我仍可以做主题报告）。”总之就是中共主席他不再辞去。在此中间，他有几个反复。 刚才，我讲到的这些情况，就使我们比较容易理解在1957年反右斗争后，民主党派变成改造对象的背景。由于时间的关系，1957年整风我就不谈了。 1958年7月18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印发了改造民主党派五年工作纲要。纲要指出，民主党派“对我党和政府说来基本上是半反对派”。这是在反右后对民主党派所下的定义。“但是除了右派分子以外，这种矛盾一般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因此，“民主党派作为资产阶级政治代表的地位和作用已日渐削弱。作为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工具，他们在这一方面对我党的辅助作用不是削弱了，而是日益增强了”。纲要还制订了具体的组织整顿的步骤方法，以实现“壮大左派，团结中间，孤立右派”的目标。在此前说争取右派，而在1958年就变成了孤立右派，政策变化之大，超出人们的想象。此后，党外民主被消灭，1959年庐山会议使党内民主也趋于消失。虽然后来发生了一次七千人大会，但很快毛泽东又重提阶级斗争，发动了一场文革运动。文革期间，民主党派活动停止，十年间，民主党派被冷藏起来。 到了邓小平时代，民主党派再次登上政治舞台，但已饱尽沧桑。历经多年改造坎坷，部分老迈的民主党派人士还保持着原来的风格。在三峡工程问题上，我们可以看到对三峡工程提出质疑的，主要是民主党派人士和党外的专家。在89政治风波，我查阅了当时的报纸，好像有四个民主党派领导人写信给中共中央，要求理性处理学潮问题。随后，又有十几个人大常委联名写信提出对学潮问题，要理性处理的建议。民主党派在此时试图充当调停人的角色。学潮很快过去，他们就前往部队慰问。到1989年底，中央出台了一个文件，第一次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民主党派是参政党的提法。在此之前，有关民主党派的定位很是模糊，民主党派始终认为自己是执政党之一。但1989年这个文件出来以后，民主党派的名份改为了参政党。从40年代开始到1949年成立的联合政府，它什么时候结束，我们不知道，但在这个文件中可以看出，联合政府的概念从此消失。 再说说民主党派的现状。目前，我认为存在八个方面的问题。在1949年后，各民主党派纷纷宣布以共同纲领取代本党政治纲领，所以他们没有独立的政治主张。执政党已经宣称自己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先进的文化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民主党派却认为自己没有特殊利益，这是当今民主党派的最大特点；新党员入党动机比较功利，对本党的历史传统缺乏认识；在社会看来，如果不打算要实权的职务，只图个名声，那么加入民主党派谋取名誉性职务是条捷径；民主党派现有65万党员，在组织发展上当然同7千万党员没法相比，但它的发展领域依然不能超出限定的范围；在提拔干部之时，按照副职晋升规律，就是说我是一个副处长，不会被提升为正处长，但可能被提升为副局长的跳跃提升方式，虽然有所改变，但他们在就任后，不知怎样同中共副职相处的问题较为普遍；交叉党员（既有共产党员身份又有民主党派的身份）较多；干部培训制度存在缺陷，必须通过社会主义学院学习，结业后才能安排到新的岗位。这点同中共党校相似，缺乏特殊性。 现在谈一下交叉党员的问题。根据我们查到的资料，像民盟的丁石荪、台盟原主席张克辉、现任致公党中央主席罗豪才、九三学社中央主席韩启德都是中共党员， 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既是民建成员，也是中共党员。像原九三学社中央主席许德珩，他是1979年加入中共的。很著名的例子就是荣毅仁，他于1985年加入中共。在民进网站上有一个反映民进内部有4.8%交叉党员的帖子，后来这个内容被删除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人事机关化。民主党派现在被纳入公务员系列，人员经费由国库支出。各民主党派基本都有一家属于自己的公司，可以创收赚利润。 我们可以看到，从利益的角度，民主党派同执政党的利益是非常一致的，但它的监督作用不到位的问题非常突出。我感觉有时还不如媒体监督作用，更不如互联网的监督作用。造成监督作用不到位的深层次原因也在于利益的高度一致，利益的高度一致，可以做到长期共存、荣辱与共，但由于执政地位不同，所以在互相监督、肝胆相照上，比较难以到位。当然我们观察到，胡锦涛总书记上任后，他对民主党派的身段同其前任不太一样，确实多次提到民主党派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我们还可以看到，很多姿态是提升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影响，也看到今年有党外人士出任政府部长。总的说，现在的政治生活似乎变得更加需要民主党派这个角色。 现在，让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回顾。在早期，民主党派曾作为中共的盟友，是联合政府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员。然而，到50年代，特别是1957年以后，民主党派的地位迅速下降，在政治生活中变成被改造的对象。历经十年的文革，民主党派重新在政治舞台上露面，曾经一度好像也起点作用，但很快被规范为参政党，而从胡总书记这届开始，确实以实际行动在提升民主党派的作用。我觉得，中共对民主党派的改造是成功的，把它变成了一个驯服工具。这是一个成功，同时也是一种示范。在把同盟者变成一个听话的仆从后，同盟者就不会对你进行有效的监督和提出善意的建议。曾几何，它积极谏言，提反对意见，但这些在我们现实政治生活中已是看不到的景象，现在基本做的是搞调研、写提案。在监督方面，我们确实没有看到太多的表现。早期的民主党派人士高举反对一党专政、推行民主宪政大旗，励精图治，孜孜以求，努力实现开启民智、富民强国的理想，但现在的民主党派离他们先驱的政治理想已经非常遥远。我的结论是，到目前为止，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民主党派同以农民会党为色彩的党派结成的同盟，其结果必然是前者被后者所改造。我们有一种党文化，但我们不见得有现代意义的政党。我们现有的民主党派，将应具备的政党基本属性抛脱干净，沦为政权的配套部分、一个附属机关。或者说是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大特色，直接说法就是政治花瓶。实际上，这对执政党而言不是一件好事，执政党只能独自面对改革和政治生活中的内外压力，它不再有一个缓冲力量折冲其间。对民主党派而言也是如此，随着市场经济复兴，国人权利意识的唤醒，许多知识分子参与维权活动，而我们却见不到民主党派成员的身影。当我们热烈讨论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也没有看到民主党派有什么有特色的进言，包括在民主社会主义这一类讨论，亦看不到民主党派的发言。我觉得民主党派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经过中共多年的改造已被大大削弱。 可能中共领导人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并有意识地提升民主党派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但这一切是否来得及，还是一个未知数。 交流提问部分 提问1：请您分析一下1957年反右运动发生的原因。 章立凡：我也一直在研究你说的这个问题。我在几年前写过一篇文章，分析毛泽东发动反右的动机。从文字记载角度，一种是李维汉的说法，不是引蛇出洞，是因为原来就想整风，由于形势发生变化，才临时转为反右；一种是李慎之的说法，就是早有预谋，引蛇出洞。我觉得应该从党内和党外两个层面作一说明和论证，一个是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对毛泽东产生了后任领导人否定前任领导人的刺激；另一个是匈牙利事件反对派夺取权力的刺激，这两个都是毛泽东极为担心的事。我刚才讲过，毛泽东在1956年在党内遭遇了非常大的困难。周恩来和刘少奇都反对他的冒进政策。在政治局、在决策层，毛泽东属于少数派。而到八大的时候，预设了名誉主席位置，对他而言则预示着一种隐退的未来前途，毛泽东的性格不会甘心这种状况，他必须找出一种东西，来挽回这个局面。他的做法就是沿用延安整风的老办法。我们今天回顾延安整风，通过整风，整倒了王明，整服了周恩来。毛发动整风应该有这层意思，那么怎么发动呢？他习惯于要找一个能量大的东西，这个东西就是大鸣大放，我想这是他的一个短期目标，还有一个目标就是改造民主党派，这是一个长期目标。建国时，这个目标可能就存在，只不过时机尚未成熟。有个短期目标就是他要恢复权威，这是近在眼前的事情。这两个心理因素促使他先发动整风，然后急转为反右。反右的后果，一个是整肃了民主党派，另一个是整肃了党内的反对派。1957年，反右结束，他很快就在党内反右倾，清算反冒进，甚至于想让柯庆施取代周恩来。于是，周恩来在历次会议上不断地做检讨，这些我们看得很清楚。他把他的主导权又夺回来了，而且他还有能力发动一次大跃进。重树党内权威、改造民主党派两个目标他都已经达到。 提问2：章诒和女士《往事并不如烟》里有一对子，就是在文革结束后的“长期共存？荣幸，荣幸；互相监督？岂敢，岂敢。”我想问一下，对于中国未来的民主格局，或者政党格局，现在的民主政党有没有希望摆脱花瓶的地位？并且我个人感觉能不能出现平民政党，就是老百姓也能组党，有没有这种希望？ 章立凡：这你得问执政党，我肯定没法回答你。 提问3：刚才谈了很多民主党派。我想问一下从历史上讲民主党派这个概念是怎么提出来的？ 章立凡：民主党派这个概念的提出应该说可能是在1948年左右。那个时候提出来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召开一次新的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那时，民主党派正式作为一个政治名词而出现。在此前，我们一般说第三方面，或者中间党派。我想民主党派这个概念严格地说，出现在国共内战爆发后，到中共提出“五一口号”这个阶段。同共产党合作的这些政党，参加了1949年新政权的政党，我们从政治名词上把它叫民主党派。在那以前就随便叫了，称中间势力、中间道路，等等。现在官方大体上也这么规范的。至于说民主党派目前是不是还算实至名归，这个就要具体分析了。 提问4：还有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就是如果今天的执政党给民主党派一个比较宽松自由的发展空间。同时，取消国库对民主党派经济上的支持。根据您的判断现在的民主党派有没有这勇气或者胆略来承担？ 章立凡：这个问题你得去问他们。因为它已经被改造这么多年，你现在突然让它独立，我想可能会出现相当多的问题。 提问5：刚才您说到胡锦涛上任之后，对民主党派政治生活中的作用逐渐重视。后来又说不知道还来得及来不及。我想您能不能就这个“来得及来不及”稍微展开说说？另外一个就是刚才那位朋友说到的，共产党今后如何对待国内的这些政党？我觉得今后在中国民主化的道路上的作用可能已经是历史的成绩了。如果今后我们中国有一天实现了民主，那么我们可以在博物馆中看到。但是，会不会有新的立足中国本土的民主党派，或者像孙中山先生那时在海外，按照新的理念可以对中国未来的民主发展起到作用政党存在呢？ 章立凡：我在18年前曾经有过一次发言，是在统战部召开的讨论多党合作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我说，多党合作的前途好像不如多党竞争，以中共为例，最有活力的时期是它在野的时期，执政后，它可能面临着政权逐渐官僚化的问题。我们看到商业存在竞争，政治也是如此。缺乏了竞争，政党的特性和活力可能都会消失。我也曾经说过，国共两党都曾经认同三民主义，而且我感觉好像在民族主义这个问题上，两党的主张基本相同；在民生主义上，当时的台湾已走到前面；但是，在民权主义方面，都有需要改进的地方。在那个时候，我就认为，是否可以让国民党以某种形式到大陆活动，这也是一个统一的台阶，不要把它限定在台湾省这个范围。台湾不许你去，但你可以让它过来。如果它愿意在某个省份有所活动，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统一。这是我1989年初在座谈会上的想法。十八年过去了，有些东西我们也多少看到一点，国民党真到大陆来了。而有些我们还没有看到，至于说将来能有什么样的局面出现，这个很难说。我在网络上看到有一些人自称是大陆的国民党员，但其合法性如何，我不清楚。现在，政府只承认八个民主党派。所以，你这问题我也只能回答到这个程度。 提问6：我想问章老师一个关于政治哲学的问题。就是刚才您在讲座中，基本上把民主党派从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到逐渐被中共驯化成国家机器一部分的历史梳理了一遍。但是我在想，在1949年建国后这么一个过程当中，作为民主党派的领导人，这些成员他们自身虽然是在中共外在的压力和压迫下导致民主的挫败，但他们自己对于这个选择，他们应当承担什么政治责任？国家的命运变成这样，我觉得各个民主党派也有自己的一种责任，应该反思反省。 章立凡：你说的很好，我对党派政治一直抱着一点我自己的偏见。我觉得好像中国这个党派政治最终变成一种利益上的分配。这也是一种传统。封建时代靠武力打了天下，天下变成一个战利品，由新的执政者来分配。那么政党政治或者说民主政治好像不应该这样，但是中国的党派政治确实有很多会党政治的成分存在。我对于党派政治有种比较悲观的看法，我们看台湾的党争，我也觉得他们好像不是以这个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为前提，而是以党派利益为前提。所以很多事情没有是非。没有是非的党派之争就不是正当竞争，而是不正当竞争。这种情况是否在世界各国都存在，我想可能就有一个制度设计的问题。也许你的政治制度设计好一些，这样的东西就能避免。当然还有文化问题，这必须说到我们中国人的国民性，有很多很恶劣的东西。这不是今天的话题，但我确实对政党政治有很悲观的看法。很多年前，有一个澳大利亚学者问我，你看中国的民主党派能否在未来的民主生活中起到作用？对此，我的回答很悲观。 至于你说反省，我想有些人是做了反思的。我也看到一些文字上的记载。但是大部分人好像没什么。现在的人当然也谈不上反思，因为本来就不是他们搞的。所以你说反思这个想法，我很赞同，但你说的反省我见到的很少。 提问7：当年民主党派选择了共产党的原因和初衷到底是什么？当时民主党派的领导，跟民主党派里的个人选择中共，那是个人的看法，有些知识分子对共产党做出一个判断离开了，但更多的是留下来了。这个留下来的原因是什么？或者因为您是亲身经历了您父亲的事情，您是否可以对这个看法谈谈？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使得他们留下来，选择同共产党合作？他们也跟国民党合作过，我们现在看，同国民党合作的空间比和共产党合作的空间要大得多，这个选择的原因是什么？ 章立凡：我父亲到大陆的时候，我母亲还在香港。父亲晚年时，我母亲曾经问他，现在都落到了这个地步，你把我叫回来究竟为什么？说这话的时候是在文革时期。我父亲说了这么一段话，“我以为他们真的要搞民主了”。当时，父亲给母亲写信，说你快来，解放区这里好的不得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共产党领导确实好。当然，这是我父亲个人的感受，那时他从内心觉得共产党人在治理国家和实行民主方面的确很有建树。但有的人可能不像他那么天真。我前段写过一篇谈陈铭枢的文章。陈铭枢对民主党派里的许多人不满，他认为这些人是争名猎位，为了利益而来。实际上我们也看到，在西方民主制度下，每次大选结束也有分赃现象的发生。当然，我不能拿这个作类比，但是在当时，民主党派参加新政权，也希望能在新政权中占有一席之地。这是个现实利益的考量。为什么有些中间党派随国民党走了，参加了国大？青年党说的就很直白，坦言“给我官做”。张君劢也说过，我这个党要存在，不能不参加国大。至于这些民主党派会做这样的选择，确实为形势所迫。民盟和民革本来就是国民党的反对派，因此，国民党对他们就有了比较多的压迫，这两个主要政党在那种形势下无从选择。我父亲个人在香港与其他民主党派一同做了表态，响应“五一口号”。民建是持观望态度的，对“五一口号”响应最晚。而留在上海的这部分人，特别是黄炎培他们看到败局已定，才迟迟做出动作。政治这个东西有时显得比较肮脏，不一定全部体现理想主义，有很多现实的利益在其间。我最近经常也看点台湾的政治报道，更是加深了我这方面的感觉。 本文根据演讲录音整理，演讲人审定。 文字整理：陈源 张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