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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洋，德国弗赖堡大学国家与法哲学研究所博士生 引言 德国法学教授 Ingo Müller在1987年出版了《可怕的法律人——我们司法系统尚未克服的过去（Furchtbare Juristen -die unbewältigte Vergangenheit unserer Justiz）》一书，中译名《恐怖的法官——纳粹时期的司法》，由中国政法大学在2000年出版。该书不论是在法律界圈内圈外都非常畅销，Müller因此书大获成功而于1988年5月被授予奧西茨基当代史与政治奖（Carl-von-Ossietzky-Preis für Zeitgeschichte und Politik）。然而相比于中译本和国内相关书评中对过去角度的关注：即纳粹时期司法人员为何及如何自甘堕落、与纳粹同流合污的的着重探讨；该书更为关注的更是一个当代视角——亦体现在原文的副标题中：即“尚未克服”上。曾效忠于纳粹旗下的第三帝国精英们摇身一变，又再度掌握了战后新成立的联邦德国的国家机器，这一事实直接阻碍了对他们在纳粹期间所犯下的罪行的彻底清算，作家Wolfgang Schorlau认为曾任纳粹法官的Hans Filbinger正是这类“延续型”精英的典型代表。 一、剧作家和纳粹法官 德国著名剧作家Rolf Hochhuth于60年代后积极投身政治，为德国的“道德革新”四处奔走，积极与各类纳粹残余进行斗争。Rolf Hochhuth于1978年2月17日在德国《时代周刊（Die Zeit）》上预告发表了自己的纪实小说《Eine Liebe in Deutschland》的部分章节，有意无意中点燃了一场关于时任巴符州州长Hans Filbinger曾作为纳粹海军军事法庭法官的过去的讨论，揭开了震惊德国舆论界的“Filbinger丑闻”的序幕。文中提到，Filbinger作为“希特勒的法官”在战争行将结束时还继续用纳粹法律迫害一名德国水兵，直呼其为“可怕的法官”。Müller此书的标题正是取自Hochhuth对Filbinger的这一称呼。Filbinger随后对该剧作家提起诉讼，然而斯图加特州法院不畏权贵，根据对言论自由的保护原则判决该作家有权称Filbinger为“可怕的法官”。“可怕的法官”一词迅速成为1978年的流行词，德国报刊媒体纷纷跟风炒作种种“可怕的医生”、“可怕的官员”、“可怕的教师”等等概念，不一而足。  图1 德国《明镜周刊》以“幽灵法官Filbinger”对其进行报道 Filbinger承认曾担任纳粹海军军事法庭法官，但辩解称他当法官期间并未判处任何人死刑，更放言自认并无过失：“过去是合法的东西，在现在也不能算非法！（Was damals rechtens war, kann heute nicht Unrecht sein!）”。这句话被《明镜周刊》于 1978年5月15日作为报道的标题引用。此言一出，激起众怒。当时的德国社民党（SPD）分区主席和巴符州议会反对党领袖 Erhard Eppler怒斥其是“病态地自我正确，不知自省为何物”。Müller在书中就此直言不讳地评论道：这种对第三帝国期间毫无人性的司法的所谓“合法性”的坚持态度，在纳粹乃至战后的很多德国法律人相当普遍，这些“延续型”法官们内心对新法治国的诸多原则本能地持抗拒态度。 1978年夏天，Filbinger在海军军事法庭供职时参与判处他人死刑的档案逐个浮出水面。在媒体的穷追猛打下，他嗫嚅着称这个案件是自己疏忽遗忘了。这一经不起推敲的说辞更进一步将他自己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此言当真，则他的工作能力和道德品质都应被怀疑，连对他人的死刑判决也可忘记，可谓草菅人命、冷酷无情；此言为假，则Filbinger就是在蓄意隐瞒事实、欺骗公众。未几，他很快成为所在的基督教民主联盟（CDU）的弃子，被迫于八月辞去一切职务，从此彻底告别政坛。Hochtuch根据此事在次年写成了三幕剧《法律人（Juristen）》。此后三十年间，Filbinger一直致力于去除自己身上“可怕的法官”这一污名，甚至将自己的下台归罪于东德特务机构Stasi的阴谋，但至死也未能得逞。 2003年弗赖堡大教堂为庆祝Hans Filbinger的九十大寿特地举办了一次感恩礼拜活动，左翼抗议者亦不甘示弱，在教堂对面的历史商贸大厅举行示威。手举标语“过去是不正义的东西，在现在也不能算合法（Was damals Unrecht war, kann heute nicht Recht sein）”。 剧作家Rolf Hochtuch生于1931年4月1日，而Hans Filbinger则以9高龄死于2007年4月1日；这同于愚人节的一生一死之间，是否冥冥间有所寓意，着实令人唏嘘。 二、弗赖堡城和纳粹法官 Filbinger出生于巴登的曼海姆城，笃信天主教，随身的一本圣经被他的评注写得密密麻麻，是个传统而严格的人，自认是一名“老巴登人”，闲暇时爱好登山。Filbinger在1933年到1936年间为“德意志纳粹青年团”成员，1937年在同属巴登的弗赖堡城加入纳粹党，1937——1945年间为一个名叫NS-Rechtswacherbund的纳粹组织的成员。后来，他自称加入纳粹党不过是为了自己的前程着想。  图2 Filbinger的纳粹党员证  图3 Filbinger在弗赖堡所填的加入纳粹党申请书 彼时的他在弗赖堡大学攻读法学，还曾参加倡导“秩序自由主义（Ordoliberalismus）”、对战后德国经济奇迹有深远影响的著名的经济学“弗赖堡学派”的奠基人Walter Eucken于1934年的研讨课“经济秩序中的法律（Recht der Wirtschaftsordnung）”，颇深教授赏识。在弗赖堡的求学期间，他加入了当地天主教知识分子的小圈子，并且和圈中多人成为好友、过从甚密。政客Günther Oettinger由此宣称，Filbinger青年时代深受基督教自由主义的“弗赖堡精神（dem Geist von Freiburg）”的熏陶，并终身忠实于这一精神。 1940年Filbinger自愿报名参加海军，1943年被派遣至当时已被纳粹占领的挪威担任海军军事法庭法官，前后参与数百起案件。战后他回到弗赖堡，此时的弗赖堡城已被盟军轰炸得几成废墟，更被法国派军占领。他先是在弗赖堡大学谋职，后当起律师，加入了基督教民主联盟，由此平步青云，而他在纳粹时代的过去无人知晓。1952年他被基督教民主联盟举荐在弗赖堡市议会担任议员，据称在设在斯图加特（属施瓦本地区）的州政府面前成功捍卫了弗赖堡所在的南巴登地区的利益。 虽同属巴符州，巴登人与施瓦本人矛盾重重，巴登独立的呼声在当地群众心中一直颇有人气。1970年时任巴符州州长的Filbinger为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所谓的“巴登问题（Badenfrage）”，在本州举行了一次全民公投，结果超八成州民投票支持目前的巴登-符腾堡联合，独立之事遂不再议。  图4 当时巴符州全民公投的宣传海报 三、核电站、农民和纳粹法官 1970年代初，巴符州政府计划在巴塞尔至曼海姆的莱茵河谷地全面推行工业化，为保证配套供电，并首先开始在位于莱茵河左岸的法国阿尔萨斯地区的Fessenheim修建核电站，民众抗议无果，该核电站距弗赖堡城仅约二十公里，开车半小时可达，一直是附近民众的恐慌和憎恨之物，法国政府已宣布将在2018年底关闭该核电站。 1972年九月，政府宣布位于莱茵河右岸的德国境内也要兴建一所核电站，选址在Kaiserstuhl的Breisach，此消息一出，Kaiserstuhl的农民和葡萄农们纷纷赶往当地游行抗议。超过六万当地居民联署的反对在Breisach修建核电站的联名信被提交给弗赖堡市议会，并成功导致政府选址Breisach的计划被迫流产。然而农民们没有高兴太久，就再度被广播里传来的新闻激怒了：政府一计不成，又生一计，这次选址在位于北Kaierstuhl的Wyhl。Wyhl的村民们纷纷行动起来，自发地向大众宣传核电站的种种危害，和支持核电站的供电公司展开舆论战。1974年四月，位于弗赖堡北边的Emmendingen市政府很快收到超过九万当地居民联署的反对在Wyhl修建核电站的联名信。然而政客和企业老板们无视居民的抗议，一意孤行地在1974年7月向Wyhl居民宣布了修建核电站的计划。此外还宣布要在Sasbach正对面的法国一侧Marckolsheim修建化工厂。这一形势促使德国和法国的环保主义者迅速联合起来，21个分布在巴登和阿尔萨斯的民间环保组织间联合成立了一个国际委员会，9月联合进行了对Marckolsheim的工地的占领行动，成功阻止了化工厂的修建，该事件还成为德法人民间友谊的象征，为留纪念，一所“友谊之屋”在当地被建立起来。 巴登游吟诗人Walter Mossmann由此创作了一首民歌《莱茵河上的哨兵（Die Wacht Am Rhein）》，脍炙人口，传唱至今： Im Elsass und in Baden war lange große Not Da schossen wir für uns're Herr'n im Krieg einander tot - Jetzt kämpfen wir für uns selber in Whyl und Merckolsheim Wir halten hier gemeinsam eine andere Wacht am Rhein! 在阿尔萨斯和巴登间历来局势紧张 为统治者们我们在战争中互相射死对方 但是现在我们在Wyhl和Merckolsheim为了自己而战 我们齐心合力，成为莱茵河上的另一种哨兵！ ……  图5 反对在Wyhl修建核电站的海报和抗议人群 1974年12月， Kaiserstuhl愤怒的农民和葡萄酒农们约700多人，浩浩荡荡地前往向州政府所在地斯图加特，要求向州经济部长Eberle当面表达反对修建核电站的诉求。然而农民们在雨中苦等了三个小时，才等来一名州政府的代表象征性地和农民们客气了一番，根本毫无解决问题的诚意，令不少原本是基督教民主联盟忠实选民的村民深感失望。官僚们又试图用为村民提供就业机会、允诺给村子修建游泳池等好处来引诱村民们同意修建，同时极力打压排斥当地的民间环保组织。当地居民们遂于1975年1月就此事向弗赖堡行政法院提起诉讼。 州长Filbinger拒不妥协，而且公然宣布核电站将于五年内完工发电。1975年2月17日，Wyhl核电站开工建设，第二天工地就被当地居民们占领。清晨，警察赶来清场，用警犬和高压水枪、甚至是强行拖拉乃至于暴力殴打的方法驱赶在场的民众。受采访的当地抗议民众们不少纷纷落泪，质疑一个民主政府为何对普通民众采取如此的暴力手段。南巴登的农民和葡萄酒农们愤怒了，冲突进一步激化，附近弗赖堡大学的大学生们也纷纷赶来增援农民们，迅速聚集了两万八千多人，和警察隔着铁丝网对峙。Kaiserstuhl的农民们浩浩荡荡地开着拖拉机再度占领了工地，附近的民众们纷纷自发箪食壶浆地来看望工地上的抗议者们。州长Filbinger闻讯大怒，怒骂当地的抗议者全都是“左翼极端分子”。在Kaiserstuhl的Kiechlinsbergen的一家名叫Zur Stube的小酒馆里，八百多名抗议者包围了Filbinger，他被迫灰溜溜地从小门溜走。  图6 Filbinger在Kiechlinsbergen被抗议者团团围住 Walter Mossmann为纪念这次反核电站的示威活动创作了诸多民谣中，《对核电站说不！拉格泰姆（Der KKW Nein! Rag）》一曲中他用嘲讽的语气唱道： Beim Frühstück sitzen drei Kapitalisten Und ein Ministerpräsident Ein Atomspezialist und ein hoher Polizist Und ein Typ vom DGB, der pennt! Die paar Herrn hätten gern Das Volk am Zügel, stumm und als Stimmvieh - Sie verwandeln Energie in Profit, aber wir Verwandelt unsern Hass in Energie! 三个资本家坐在一起吃早饭 还有一位州长 一位核能专家和一位高级警官 还有德国联合公会的一个家伙，打着瞌睡 这些先生们想要 把人民绑上缰绳，成为沉默的绵羊只知唯唯诺诺 他们只知把力量花在逐利上 而我们则把仇恨化为力量！ ……  图7 Walter Mossmann为抗议群众现场演唱自己创作的民谣 此后，该案件在弗赖堡行政法院和曼海姆行政法院间回来反复，最终核电站的修建计划不了了之，Kaiserstuhl的农民们赢得了最后的胜利。经这一事件，当地形成了重视保护生态环境的传统，开始着重发展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弗赖堡成为德国领先的“绿色能源”城市，弗赖堡大学的生态研究学院得以发展壮大。Wyln运动（Wyln Bewegung）甚至改变了德国的政治版图，1979年在巴符州组建了第一个绿党（Die Grünen）州联合会，一年后绿党正式成为全国性政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Wyln的反核电站抗议运动乃是绿党诞生的摇篮。  图8 绿党反对核能的宣传图片 四、恐怖分子和纳粹法官 1966年，Filbinger当选为巴符州州长，当时基督教民主联盟和社会民主党组成大联合共同执政。他领导下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在巴符州以恪守义务，忠实，团结等德意志传统价值观的捍卫者自居。Filbinger和Wilhelm Hahn一同领导了对巴符州教育系统的一系列改革，鼓吹 “勇于教育 （Mut zur Erziehung）”，称当时在各地受到支持的重视互动、反权威独断的新教育理念是“错误的意识形态”。他还曾邀请以演唱《德意志高于一切》成名的歌手Heino在中小学中向孩子们普及传统的德国歌曲。 然而放眼望去，六十年代，是朋克、性解放、全球左翼学生运动如火如荼的年代，是西德社会价值观发生深远和剧烈的转变的时代。年轻人们激烈地否定所谓的“建制派（Establishment）”，宣扬后物质主义文化，如环保、公民参与、公民自决和男女平等。Filbinger轻蔑地将这些他眼中的魑魅魍魉通通贬低为“不知羞耻和道德为何物的放荡生活方式（Libernage）”，利用这些新风潮在老一辈人中引起的恐慌，提出要在我们的土地上坚决反对作为时代精神的马克思主义，同时在公务员队伍中开除所谓的“极左分子”。1969——1970年的竞选中，Filbinger所在的基督教民主联盟抛弃所谓的大联合，提出了“要自由而不是社会主义（Freiheit gegen Sozialismus）”的竞选口号，将昔日的伙伴社会民主党作为政敌进行大肆攻击，抹黑该党领导人Eppler。功夫不负有心人，1970年的大选中基督教民主联盟大获全胜。 至此，Filbinger奠定了自己作为顽固保守派代表的形象，也迅速成为战后出生的新一代德国年轻人，特别是所谓的“68一代”的眼中钉。在他们眼中，Filbinger正是一个老纳粹，是典型社会学意义上“33一代（战犯一代）”的代表，出生于1903-1915年间，对魏玛共和国毫无忠诚可言，历经纳粹兴起和希特勒掌权，服务过纳粹政权而从未真正自我反省，反而继续在战后的新德国官运亨通：所以他会本能地反对一切解放，反对一切我们这些新一代人所支持的。 七十年代初，西德兴起左翼恐怖主义团体“红色旅（RAF）”，主张暴力对抗政府，在西德境内制造了多起暴力流血事件。一时间，风声鹤唳，巴符州政府大规模提高治安警戒级别，警察配备了冲锋枪，还组建了专门的反恐小队。州长Filbinger被讽刺为“言必称法律与秩序的人（law and oder man）”，和很多其他政客一同上了RAF的黑名单。1974年RAF的头目被逮捕并拘禁在其家乡斯图加特守备森严的Stammheim监狱中。  图9 左翼极端分子在巴登号召暴力对抗政府 RAF为营救被捕的同伙，发动了代号“77年攻势（Offensive 77）”的系统恐怖活动，因这些恐怖活动大部分集中发生在1977年9月和10月之间，又被称为“德国之秋（Deutscher Herbst）”，成为联邦德国历史上最大的危机之一。 1977年4月7日，联邦德国总检察长Siegfried Buback遇害。1977年9月5日，Filbinger的好友之一、联邦德国雇主联合会主席 Hanns-Martin Schleyer（纳粹时期曾为冲锋队头目）被RAF绑架。RAF以其性命要挟政府释放被关押的成员无果，遂杀之。1977年10月13日，与RAF乃是盟友关系的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阵线（PFLP）组织劫持了Landshut号飞机并杀害机长，史称“汉萨航空181号班机劫机事件”。  图 10 Hanns-Martin Schleyer被RAF绑架并关押 联邦德国总理施密特（Helmut Schmidt）顶住RAF的压力，坚决不向恐怖分子低头。营救行动无果，1977年10月18日， 被囚禁的RAF成员在狱中用其律师偷偷藏在书中带入的手枪自杀，消息一出，震惊全国，被称为Stammheim监狱的死亡之夜（Todesnacht von Stammheim）。  图11 《明镜周刊》关于Stammheim监狱的死亡之夜的报道 五、小丑政客和纳粹法官 2007年4月11日，时任巴符州州长，和Filbinger同属基督教民主联盟的政客Günther Oettinger在弗赖堡大教堂所举办的Filbinger追悼会上为他致悼词，称：“Hans Filbinger不是纳粹分子，正相反，他是纳粹政权的反对者。他不过是和其他数百万德国民众一样，无力抵抗政权的强迫。我们这些后来人在评判那时的士兵们时，不应遗忘他们乃是活在一个残暴而恶劣的独裁政权下”，“没有人因Filbinger的判决而丧生，他当时所作出的判决其实是被迫的，他本人既没有决定的权力，也没有决定的自由。”Oettinger接着又用Filbinger的天主教信仰作为依据来论证其必然是纳粹反对者，称其内心始终坚守着基督教自由主义精神。 这种赤裸裸地为纳粹法官翻案的行为迅速激怒了德国舆论。次日，来自巴符州的社会民主党主席Claudia Roth激烈批判Oettinger的言论，称这是右翼极端主义的表现，任何试图为Filbinger在纳粹期间行径翻案的图谋都决不会得逞。传奇人物、历史学家Beate Klarsfeld称，巴符州的历任州长们似乎形成了某种歪曲纳粹历史的传统，并要求总理默克尔就此事作出解释（这名女历史学家曾在1968年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大会上当众赏了时任联邦总理和曾任巴符州州长的Kurt-Georg Kiesinger一耳光，并怒骂其为“纳粹！”，一时名震全国）。Oettinger的悼词发表两天后，剧作家Hochtuch在《南德意志报》以《骗子》为题撰文，怒骂Oettinger是在厚颜无耻地歪曲事实。  图12 德媒体讽刺Oettinger欲给纳粹洗白的漫画 联邦档案馆里的记录清楚表明，Hans Filbinger作为海军军事法庭检察官时，曾负责起诉并要求判处水兵Walter Gröger死刑；他还是行刑当场下令开枪的监督执行对Gröger枪决的“监斩官”。Gröger被枪决后不到两个月，战争就结束了。历史学家研究认为，参考类似案件的处理，Filbinger完全有不申请死刑的裁量空间，死刑是其自己的决定，并非被迫。此后联邦档案馆中又发现了更多Filbinger作为法官判处他人死刑的记录。 然而Filbinger却终生否认自己拥有可以改变结局的能力，也从未向Gröger的家人致歉。直到2002年，根据《关于取消纳粹期间非法刑事判决的法律（Gesetz zur Aufhebung nationalsozialistischer Unrechtsurteile in der Strafrechtspflege）》，Walter Gröger终于冤魂得雪，其因作为逃兵所获的死刑判决被撤销。Hochtuch称Filbinger为“施虐狂式的纳粹战犯”。 就Oettinger的悼词内容，德国犹太社会中心委员会向总理默克尔提出批评，要求Oettinger辞职和道歉。被处死刑的士兵Gröger的妹妹Ursula Galke也表示震惊和愤怒。 然而Oettinger反而发表了一封公开信，称自己之前的言论是真诚和直白的，也收到了很多赞许之声，不会收回。不少基督教民主联盟的顽固派党内大佬如Gerhard Mayer-Vorfelder也发声支持Oettinger。Filbinger在巴符州当年的内阁成员不少已成为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党内中坚，这股势力自然不可小觑，其中最著名的要数现任德国财政部长Wolfgang Schäuble。 总理默克尔在4月13日公开发声，称已和Oettinger就此事通了电话并要求其对Hans Filbinger在纳粹期间的责任进行批判，特别是要考虑受害者和相关者的感受。次日Oettinger终于转变态度，对纳粹司法系统的受害者道歉，并在16日表示收回自己之前关于Filbinger的言论。 Günther Oettinger此人堪称德国政坛的一名丑角，多次因其荒谬言论引发争论。在出任欧盟财政委员后依然不改轻浮作风，公然用涉嫌种族歧视的“眯缝眼”字眼来称呼中国人，将在布鲁塞尔的中国代表团成为描述成“头发上好像抹了黑鞋油”。他还多次呼吁立法抵制中国企业对欧洲公司的收购活动。 Filbinger辞世后，其长女Susanne在书房偶然间发现了父亲留下的数本私人日记，并就此写了一本书，题为《并非白纸一张（Kein weißes Blatt）》，书中坦承，自己认为父亲并不是纳粹政权的抵抗者，而是作为纳粹不公正的司法系统的一部分，父亲确实在纳粹期间所为不义，并且自己不理解，父亲为何从未就此公开道歉。此书首先在Filbinger的子女间就引发了纷争，并导致出版社一再推迟出版日期，最终于2013年面世。  图13 Filbinger长女所写的《并非白纸一张》一书的封面 参考文献 [1] Chronik des Widerstandes gegen das geplante Atomkraftwerk in Wyhl | Startseite | Geschichte[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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