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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会 北宋宰辅的出身与入仕途径分析 陈国灿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北宋时期的宰辅，就家庭背景而言，总体上可分为官宦之家、富裕之家和贫寒之家三大类。出身官宦之家的宰辅在北宋历朝宰辅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具体又可分为父为前朝中央官员、父为本朝中央官员、祖上曾为中央官员、出身地方官员家庭、有亲属为官五种情况。其中有不少父子、祖孙、兄弟等先后入朝执政的宰辅世家。出身富裕之家的宰辅有相当部分也来自官宦之家，出身富裕平民之家的宰辅数量不多。来自贫寒之家的宰辅为数不少，较富裕家庭出身的宰辅明显要多。 虽然北宋选拔官员的途径包括科举取士、学校考选、门荫恩补、流外、进纳、军功、在职官员推荐等，但宰辅大多经由科举入仕。即便最初由其他途径入仕，也往往要参加科举，获取进士身份。据不完全统计，整个北宋，先后有宰相72人(几次登相位者按1人计)，进士出身者为63人，占总数的87.5％。 北宋宰辅出身和入仕途径的上述特点，是与宋廷实行“重文轻武”的统治政策和完善的科举制度密切相关。它既反映了官僚队伍的来源趋于广泛和多样化，也从一个侧面表明北宋政权的统治基础和方式较前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此基础上，官僚队伍的派系之争由以往地望家族集团间的冲突转变为不同政见集团间的利益分歧。 民族英雄文天祥在中国社会史上的地位 ——兼论天水一朝造就的士人精神 舒仁辉 温瀛 杭州师范学院历史系 民族英雄文天祥最好地反映了宋代文明政治和科举制度的社会价值。在南宋王朝不复存在的背景下，文天祥不愿为元朝所用而英勇就义，既有坚定的个人信念，也是宋代士人“以天下为己任”政治主体意识的自然表现。从杨家将到文天祥，宋代出现众多精忠报国的典型，反映出宋代实行文明政治所取得的明显社会效果。宋代长期坚持崇文国策和“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治国理念，提倡科举，给予七人极大的政治参与空间和优越的生活待遇，读书人不论门第高低都能凭才学进入国家的领导层。因而士人多感激国家的知遇之恩，负有强烈的责任意识。 文天祥的背后有很深的传统文化背景，他受到以孔孟思想为代表的儒家文化深刻影响，更受到当地先贤的形象教育。他念念不忘自己是大宋的状元、宰相，特别珍惜国家赋予的荣誉，承担报答国家的义务。他所体现的士之精神更鲜明、更全面，更有代表意义。因此，他对后世的巨大影响更具有社会意义。以文天祥为代表的士之形象，被后世政权树为士大夫的楷模；文天祥“舍生取义”的选择更成为社会普遍认同的浩然正气，逐渐成为以士人为主流的全民人生价值标准；其勇敢精神融入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激励着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坚决抵抗外来侵略。 宋朝的“乡举里选” 吴铮强浙江大学历史研究所 在宋朝的科举改革中，“三舍法”等学校取士政策是以“乡举里选”名义展开的，但这种政策与“乡举里选”的本意背道而驰。围绕着加强或限制皇权的问题，宋廷形成了反对或要求“乡举里选”两种意见。苏轼看透专制政权的实质，认为权力集于皇帝一人之手，科举制度与此适应，“乡举里选”断不能行。但同时也有不少士人试图推动科举制度向真正意义上的“乡举里选”靠拢，这其实是地方社会要求限制皇权的一种呼声。宋人对宋代不能实行“乡举里选”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吕祖谦则认为其根本原因是错把学校看作一个“官司”，这种观点十分深刻。而朱熹从学校取士的现实弊端中，提出了学校教育与科举分途的观点，要求将理学思想纳入到科举考试的内容当中去。从“乡举里选”的论争到“科举理学化”方案的提出，是宋代君主专制背景下士人争取政治权力的一种努力，也是国家与社会之间权力博弈的一种结果。 宋初外戚将门陈州宛丘符氏考论 何冠环 香港理工大学 五代至宋初的陈州宛丘(今河南准阳县)符氏将门，自后唐的符存审起家，到其子符彦卿封王建藩，五代时期之大半，符氏不仅是声名显赫的将门，遗因后周世宗先后娶符彦卿两女为后，又拥有外戚身份．入宋后，在宋太祖一朝，以前朝外戚及强藩之嫌，符氏多数时间为太祖所忌而不获重用。然而，被太祖培养为继承人的皇弟赵光义(即宋太宗)，在后周世宗时娶符彦卿第六女为妻，故符氏又拥有『准外戚』的身份。虽然符皇后在太宗即位前一年已死，但并不妨碍符氏在太宗朝恢复为戚里之家。太宗除重用藩邸旧臣外。也比太祖更喜用外戚武将统军作战．在太宗、真宗两朝，符彦卿两子、第三代的符昭愿和符昭寿都颇受重用，先后领军出战和镇守大藩。但其才具有限，并未建立功勋、重振家声。仁宗朝以后， 符氏除第五代的符惟忠外，再未见出色人物，这个在五代至宋初一度显赫的外戚将门，走上衰落之路。关于宛丘符氏的事迹，杨果教授早在1992年即为符彦卿写过一篇深入浅出的传记。另外，研究家族历史的学者也注意到陈州符氏这个名门。2005年胡坤教授发表了以符彦卿与周世宗及宋太祖朝政治为核心课题的专论(符氏家族与宋初政治)。本文即在杨文及胡文的研究基础上，参考其它史籍有关记载，考论宛丘符氏将门在整个北宋的事迹。 论北宋太平兴国五年进士的家世与仕途 徐红 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 宋朝科举考试制度的渐趋完善使出身于各个阶层的读书人均有机会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僚阶层，官员的选拔开始与其家世发生脱离。但宋初太平兴国五年(980)进士的情况似乎表明，家世与官员选拔仍然保持着一定程度的联系，不过这种联系已与魏晋之时世家大族控制选官完全不同，家世背景更多的是为他们的后代提供较好的教育条件和人际环境。本文所论太平兴国五年的进+，出身于高级官员家庭的人数不仅大大减少，而且在仕途的升迁上并不顺利；反而是出身于中下级官员家庭和寒素家庭的读书人开始在科举考试中迅速崛起，并占据了官僚阶层的绝大部分。尤其是中下级官员家庭出身的进士，他们的家庭均十分重视文翰，并注重对子弟的文化教育：同时，他们的祖、父一般均有一定的官职，在官场上摸爬滚打总结出来的经验和教训势必也会渗透到子孙后代的日常教育中，这些均使他们在以后的官宦生涯中受益非浅，并使他们成为对宋朝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产生重要影响的一群人。 宋代的祈吉巫术及其表现形式 范荧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陈江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 中国民间巫术在其传承、演进过程中的一项重要特点是，原始巫术与原始崇拜的互相渗透与结合，祈禳性巫术即为其主要表现形式。祈吉以避凶，攘灾以趋吉，本是同类巫术的两个方面，但宋代以来，以祈求吉祥为目的的巫术活动在民间尤为盛行，以至成为城乡中最常见的民俗事象之一。两宋时期，除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及一些封闭的乡村仍有攻击、毒害他人的“黑巫术”外，大部分地区更流行为自己和家人祈吉求祥的“白巫术”，民间巫术的这一变化，实与当时的社会文化条件密切相关。其一，为加强集权统治，朝廷屡下禁巫令，从而对群体性、攻击性的巫术活动起了一定抑制作用。其二，随着认识水平的提高，士人阶层和城镇居民对巫术行为中极端愚昧、荒诞的部分多持排斥态度。其三，佛、道二教的深入民间，遂使其崇拜仪式对巫术的施行方式产生重要影响。其四，城市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兴起，使人们的日常生活出现显著变化，追求现实世界的幸福美满逐渐成为民俗心理的主流，这对巫术活动的演化方向也具有不可忽视的制约作用。宋代祈吉巫术的施行方式多种多样，其基本特点是散在地渗透于人们日常生活和人生仪礼的诸多环节之中。除以祈求、祷告的形式求取“吉祥”之外，民间还盛行使用吉祥语和吉祥物，期以实现自己的美好愿望。尽管在后世的传承中，人们习以“民俗”来看待，而淡忘其原初之本意，但仔细分析，不难发现其中的“交感巫术”原理和语言、文字、灵物崇拜的含义。 浅析宋代家训的和谐因子 宋东侠青海师范大学历史系 传统家训在调适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时，主要是论述父子、兄弟、夫妇“六亲”之间的关系。本文主要以袁采《袁氏世范》、司马光《司马氏书仪》、《温公家范》、刘清之《戒子通录》、朱熹《朱子家训》等为例，重点分析宋代家训在协调“六亲”关系中所表现出的和谐因素。 l、在父子关系上，强调父慈子孝，长少有序。即如朱熹言“父之所贵者，慈也；子之所贵者，孝也”。父子是家庭中的纵向关系，是传统社会中保持家族延续、发展的重要纽带。因而子辈须绝对服从、孝顺父辈就成为最根本的家庭道德规范。但值得指出的是，也有不少家训同时提出了“父慈”的要求，要家长在不失权威的条件下，对子女家人宽以待之。否则，父不慈则子可能不孝，于己于家均不利。同时，朱熹《家训》还强调“孝”是真心实意的孝，是子女为报答父母养育之恩而真诚情愿地付出。 2、在夫妻关系上，强调夫义妇顺，相敬如宾。“夫之所贵者，和也；妇之所贵者，柔也”。夫妻关系是家庭关系中第一组横向关系，是家庭的核心与基石，要求夫妻关系要和睦。夫和妇柔是夫妻相爱的关键。 3、在兄弟关系上，强调兄友弟恭，兄弟僖僖。“兄之所贵者，友也；弟之所贵者，恭也”。“兄不友则弟不恭”。兄弟是在夫妻关系中衍生而来的第二组横向关系。宋代家训很强调兄友弟恭的伦理原则，认为兄弟不和，不利于家族的兴旺发达。朱熹《家训》强调兄弟之间要友爱。“友”“恭”是兄弟姐妹之间团结的根基。 张栻后代考析 蔡东洲西华师范大学 张栻的后嗣在专制时代就是朝廷和地方官府关注的问题。然因宋末局势的动荡和文献记载的分歧，张栻的后嗣在当时就已变得模糊不清了，加上明清张姓家族对张栻的追宗认祖使这一问题更加复杂混乱。民国《绵竹县志》编修者作《紫岩张氏》谱系表，对此进行梳理，但疏谬众多。今人论著虽有涉及，但未曾对历史文献、方志谱牒矛盾而混乱的记载加以辨析。本文通过对张栻后嗣的梳理和考析，认为历史文献中关于“有后”、“无后”的记载都有其事实依据。朱熹《右文殿修撰张公神道碑》和杨万里《张左司传》关于张栻“绝嗣”的记载，盖指张栻没有嫡传子嗣，并非无后人：《宋史》之《度宗纪》和《文天祥》关于张栻“有后”的记载，盖指犹子焕、炳等，并非亲生嫡传；清代多种《张氏家谱》关于张栻“后代”的排列，盖追宗认祖所致，不足为信。 宋末元初吴兴士人社会初探 近藤一成早稻田大学 宋代，以州为单位实行科举的初次考试一解试。这是这一时代特有的制度。由于礼部试以上并不按地域选拔合格者，因而造成了最终科举合格者的地区差异。而出人意料的是，作为经济、文化发达地区的江南，虽然在宋代之后文人学者辈出，被称为文化荟萃之处，但是在宋代，总的说来科举合格的人数并不多。 考察科举的地区特点，如果不关注科举合格者的绝对数量，而是关注不同时期科举合格人数的变化，那么南宋时期，包括江南在内的东南地区、特别是两浙(浙东·浙西)，以及福建两路诸州的科举人数变化类型可以分为以下三种：递增、持平、递减。其中，递增的典型是沿海地区的明州和温州；递减的典型是江南地区的常州和湖州。前者被认为是东南地区中相较而言新开发的前沿地区，后者则被认为是已开发的发达地区。由此可推断，科举合格人数的这两种变化趋势是相互关联的。那么，南宋时代，经济文化发达地区的科举合格人数日益减少的原因何在?由此又产生了怎样的地域特点?本文将以南宋时的湖州为例，探讨这些问题。 南宋末至元初，身为宋朝宗室却在元朝为臣的元代表性文人·政治家赵孟颊，以及出生于宋朝下级官员家庭、自身却以宋朝遗臣自居的“爱国词人”周密，两者都是湖州人。两人虽境况迥异，但终其一生都交往频繁。本文将从湖州的地域文化的视角，来探讨“贰臣”与“忠臣”间的交往情况。 晚宋士大夫奢靡之风述论 喻学忠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文博学院 士风是历史研究的重要领域，晚宋士大夫奢靡之风是晚宋士风的一个重要内容，它有多种表现，上至宰相，下至普通士人，都表现出奢靡的风尚，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风气。形成奢靡之风的主要原因有：皇帝生活奢靡，形成诱导之势；皇帝对士大夫奢靡的纵容；政治腐败促进了奢靡之风；十大夫道德沦丧。最后阐明奢靡之风对晚宋政局造成了严重影响与危害：助长了晚宋政治腐败；毒害了整个社会风气；造成晚宋士大夫不能倚仗：加剧晚宋的经济危机。 宋代家庭中的奁产纠纷－以母亲为中心 高楠云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宋代社会中，大多数母亲独立掌控自己的奁产，她们生前对奁产的处置一般不会引发家庭矛盾。母亲去世后，其奁产的性质发生了变化。所以，家庭成员常常因奁产的分配而涉讼， 姻亲之间也有为此对簿公堂者。与以往判案相比，因当事人关系多元化，案情情节的复杂化，且没有具体的法律条文可为依据，故执法过程中更易渗入个人情感，其判决更具随意性和灵活性，突显出天理、国法、人情综合运用的特征。 疫病流行的时空分布与宋代社会的变迁 韩毅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宋代是中国古代疫病频发的时期，无论从发生频率、时空分布，或者疫病种类、社会反应层面，都有一种不同于前代的特征，显示出两宋时期中国古代国家在疫病的认识和应对方面具有相当的组织能力和活力。那么，宋代疫病的时空分布、发生频率如何?它的时间和地域布局是否与宋代社会的变迁有着密切的关系? 两宋都城消防问题研究 陈欣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 宋代经济与文化处于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项盛时期，其城市管理制度也走上了一个新的台阶。面对全社会恶性火灾连绵发生、后果严重的具体情况，统治阶层开始思索一整套完备的防火、灭火体系。本文试从宋代都城所发生的大型火灾案例出发，对导致城市频繁灾情的原因作初步探索归纳，同时也阐述了宋朝的防火制度及其对后世消防工作的影响。 以道自任，社稷为重 ——文天祥古典爱国主义思想述论 郭学信 山东聊城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文天祥之所以能被列为仁人志士的伟人之列，乃是由于其叙事本体充满了以“正气未亡人未息”为精神支柱的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和爱国主义的高尚情操： 一、法天不息，自强兴国。这是文天祥古典爱国主义思想最具特色的内容。这一思想是建立在他的“天地与道同一不息”为中心的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基础之上的。正是从自强不息这个宇宙的根本法则出发，文天祥针对南宋理宗朝的弊政，提出了改革不息、自强兴国的理论。 二、“以人民社稷为重”。文天祥在继承孟子“民贵君轻”思想的基础上，基于“民心必无变，宗社必无危”的认识，提出了“以人民社稷为重”的思想，把人民和社稷看作是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爱民与爱国是统一的。他认为作为一个君子，决不能只注重内心道德的修养，而不追求外在事功；圣贤应以心忧天下的情怀去关心、爱护人民。 三、成仁取义，崇尚气节。文天祥承继和发展了中华民族的正气精神，认为客观物质世界就是在正气战胜邪气的斗争中不断向前发展的。这一法则表现于自然、社会中是如此，体现在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人身上亦是如此，所以他指出，具有正气品格者，就会“常也由其道，变也不失其节”。文天祥在抗元实践中凸显出来的斗争不息精神和成仁取义的浩然正气，就是这种精神的体现。 《钓鱼城的历史与文化》摘要 刘道平重庆市合川钓鱼城管理处 本书2006年7月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宋蒙(元)钓鱼城之战的历史背景、36年抗战经过，钓鱼城保卫战的历史地位、世界意义、人物评价，并从多角度、多层面详尽地记述了钓鱼城古战场的历史遗存、景观特色、保护开发建设成就以及学术研究、旅游发展等内容。全书共分八章，在第一章中突出了钓鱼台、钓鱼山与钓鱼城的唯一性；在第二章中突出了钓鱼城保卫战的历史地位及作用，并在大事年表中，综合各家史料，正确记述了所发生的事件和年代，纠正了有的出版物中把公元1231年西和州(甘肃和县)发生的事，拉扯到四川合州等诸多史实错误。对钓鱼城36年抗战，首次划分为四个时期；在第四章中对钓鱼城古战场的摩崖石刻及碑记，首次作了准确全录介绍；在第五章中，从全新的角度，记述了钓鱼城的保护、规划、开发建设与管理，特别是保护开发建设大事记，是翔实独有的文献资料；第六章钓鱼城的历史研究与著述，也是迄今为止首次作了全面介绍；第七章钓鱼城的诗词、楹联集录，就作者见闻所及，首次作了全录介绍，可谓广博丰富；第八章记述名人与钓鱼城、钓鱼城的旅游发展概况及未来展望等。全书约30万字，有历史景观图片200余幅，附有古今人名索引1190余人。图文并茂，资料详实，是迄今为止，最为丰富、准确、完整的一部钓鱼城历史读物。 关于廉洁学术风气的刍议 那楚格民盟一． 所谓廉洁的学术风气。一般来讲，“廉洁”是一个社会所提倡和认可的行为，而廉洁的学术 风气由是指学术界在其社会活动中，遵守公认的社会规范，在社会群体中逐渐被认同的以廉洁 为导向的认知模式和行为模式。二．廉洁的学术风气之社会功能。1．有利于拒腐倡廉观念的形成：2．有利于社会监督；3．有利于遏制 学术腐败蔓延。三．加强廉洁的学术风气建设。力戒学术权力化、学术市场化(商品化)倾向。 宋代峒丁的组织与运用 刘馨珺 台湾嘉义大学史地学系 [峒丁』在《宋史》中，是指广西左、右两江，邕、钦两州的溪洞乡兵。就广义而言，本文认为峒丁是由西南溪蛮少数民族构成的地方武力，主要分布于湖南、湖北及广西一带。宋朝对诸蛮的管理政策，从基层衙门开发控制地方的程度，概分为生、熟二类，其中生蛮是距离州县堡寨较远，且不属王化者，所居之地称为『生界』，而缴纳赋役的州县百姓是为『省民』，在生界与内地之间，则杂居着熟户、山徭与峒丁。北宋以来，官方逐渐加强对峒丁的教阅训练，迄蒙古南侵时，南宋遗曾运用大批的峒丁对抗蒙军。 宋朝将徭洞的归附者称为归明人，为了有效控制少数民族的社会，除了建置州县、征收赋役与订定管束法规外，还有两顼政策，一是封赐溪峒酋长归明官职，二是组织峒丁成为可用的乡兵。自北宋神宗朝(1068－1085)以后，地方官团结聚集峒丁数量达十余万以上，峒丁的管理法条增多，相关问题也随之浮现。 本文以『峒丁』为研究核心，问题焦点是：一、厘清峒丁的定义。二、峒丁的来源，包括峒酋的出身及峒丁的分布。三、峒丁的训练教阅、赏罚与管理。四、峒丁的功迹，包括两宋峒丁在抵御交趾、平乱、勤王和抗蒙的战绩，以及支持修建城池和军需运补等工作。藉由探讨『峒丁』的过程中，更清楚宋代边区的地域扩展与社会活动，并思考宋代官方对于特殊地区的控制能力。 蒙元时期汉人世侯文化素质之探讨 符海朝河南安阳师范学院历史系 蒙元时期以史天泽、张柔、董氏兄弟为代表的汉人世侯，其初兴之时，在其综合素质中，武人特质最为明显，这种特质当然非常有利于他们在金末剧烈的动荡环境中攻城掠地，发展自己的势力；蒙古统治者开初也正是看到了他们这股可以利用的武力；但是对于当时急需保护的汉文化而言，和蒙古贵族最为接近的汉人世侯，如果不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质，一方面自身的对汉文化危机的认识没有一种行将灭亡的感受，另一方面也不利于他们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劝说蒙古贵族保护汉文化。 汉人世侯通过和北方儒士们的长时期的频频接触以及个人的主观努力，其文化素质较之初兴时期逐渐提高，增添了一些士大夫独有的文化气息，有的喜欢文学、史学、医学和艺术，有的能说国语(蒙古语)，有的喜欢藏书，有的资助儒士们出书，不再仅仅是一介武夫，这种综合素质的变化，将使他们在战争中，更少地受蒙古族军人滥杀之风的影响，更多地重视人的生命和文化的保护，从而也更有利于他们利用自己的有利位置，向蒙古权贵宣仁“汉法”的优越性所在。以前蒙古史学界多未对此问题作过探讨，本文拟对此问题作一番分析，求教于对此问题感兴趣的同人。 宋代士大夫家庭蓄妾现象之估量 程郁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陈鹏的《中国婚姻史稿》谓“一般士大夫虽亦家有伎妾，已不若前代远甚，从正史及笔记来看，宋诸名臣蓄妾并非个别现象。从司马光为亡妻所作传看，则无论康儿是否庶出，司马光家中的确蓄有妾室。在以女性为墓主的墓志铭中，女主人的“不嫉妒”“善待妾媵”，更作为士人贤妻的重要善迹，往往见于文字。这类的记事一般不见于男性的墓志铭，这当然和女性的角色有关，而也间接说明，妻妾之矛盾正是家庭的主要矛盾，如何待妾也就成为衡量妻“贤”与否之标准。而尤为男性士人所称道的贤妻，更不惜拿出自己的奁产来主动为丈夫纳妾。有些士人仕途未必亨达，家业未必富有，却也妻妾双全。这类家庭子女数都不多，看来蓄妾主要为了生子续祀。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一些家庭夫妻都很年轻，而家中已有妾的存在，甚至有先纳妾再娶妻者。有些墓志铭虽未明载其家媵妾的存在，但不少墓主子女成群，而且其年龄相差很大，不少近于两代人，笔者仅根据文集数种，即找到不少多子女家庭，这样的家庭很可能是妻妾并存的。 宋代城镇雇工分布的主要行业述略 刘树友渭南师范学院历史与文化传播系 宋代雇工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曾广泛分布于当时社会的各个行业和各个领域。本文立足城镇的生产、商业、生活服务及文化教育四大行业，着力探讨了宋代城镇主要行业雇工的形态。 金世宗、章宗时期政风士风刍议 关树东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 金朝的社会风气实际在号称盛世的世宗、章宗时期已趋败坏。民风自不待言。就政风而言，当时相对仁厚，但也有苛刻的一面。其次崇礼教，重文治，重儒贱吏。世宗时选官以德才兼备为标准，用人重德行成为一时风气，且吏治尚严。而铨选循资守格，官员多墨守成规，不思上进，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不举贤、不直言，依违苟且成风。章宗时，“廉升”与荐举制逐渐导致官场的奔竞之风。奔竞之风又助长苟且之风。世宗注意遏制女真贵族的骄横之风，章宗则采取纵容态度。世宗章宗时士大夫逐渐从熙宗党狱、海陵王虐杀的阴影振作起来，不少士大夫遂以天下为己任，尚气节，敢言敢为。世宗时学风、士风相对淳厚，章宗时学风文风渐趋衰陋，士风有失醇正。章宗时士大夫甄别君子、小人之风成为打击朋党的诱因。而党狱对士风的消极影响很大。 《大藏经》在两宋民间社会刊刻、流传考 曹刚华华东师大历史系 两宋时期《大藏经》在民间流传甚广，地方寺院、私人刊印者屡屡皆是。笔者爬梳宋人文集、宋元地方志，搜集史料，从刊行方式和流传范围考察，以进一步了解《大藏经》在两宋民间社会流传的情况。 宋代“富民“阶层的崛起及其历史意义 林文勋云南大学中国经济史研究所唐宋时期，在社会生产力大发展的基础上，财富力量崛起。随之而来，形成了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富民”阶层。这个阶层，既占有大量的社会财富，同时又拥有良好的文化教育，有别于汉唐时期的“豪门士族”。“富民”阶层一经崛起，迅速成为社会的中间层和稳定层，它极大地推动了契约租佃关系的发展，在乡村社会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发展推动力，并引起了国家乡村控制方式的变化与调整，从而使唐宋社会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发生巨大的变革。这种变革，最终促成了唐宋以来“富民社会”的形成和发展。所以，从本质上来讲，中国中唐以来的社会，就是一个“富民社会”。 宋代城郭的坊区制度 包伟民浙江大学 城市是人类不同于乡村的一种聚居形式，在城市形成的初期，国家多采用与乡村相似的方法来管理城市。随着城市的进一步成长，更多地展现其与乡村相异的特性，国家也必然会制订出一整套适应城市特点的行政制度来管理它们。历代城市发展水平不同，时有进步，其对城市的行政管理因此形成一种新的体制。学界早已关注此一论题，上世纪30年代，日本学者加藤繁在开创性的《宋代都市的发展》一文中，首先提出了传统封闭性的坊制崩溃的论点。此后，除有不少中外学者在各自关于唐宋城市的论著中涉及这一论题，更有学者专文探讨，代表性的有陈振《略论宋代城市行政制度的演变——从厢坊制到隅坊(巷)制》等。尽管如此，由于史料发掘不足以及文献解读差异等原因，关于宋代城市行政管理制度的讨论还存在不少空间，可供发挥。故草成此文，分坊役、坊额、郊坊、别称四部分，略述己见。结论以为，坊作为城郭基层行政管理单位，迄南宋末年未改。 四、文化 南宋时期书院与理学结合的内在原因探析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 肖永明 南宋时期，书院与理学形成了密切结合。一般认为宋代理学学者以书院作为理学研究传播的基地，乃是在一定社会政治情势之下的被动选择。但是，宋代理学并非总是处于受禁罢、排斥的状态，并非全然没有机会在官学机构中传播。理学最终与书院结合的内在原因可以从几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从理学家的官学教育实践及其反思看理学教育理念与官学教育的不相容性。官学教育受到追名逐利风气的污染与腐蚀，以“明道”、“为己之学”为鹄的、强调义利理欲之辨的理学在精神气质与价值取向上与之形成了巨大反差。二、理学理论特点与书院对自主性的强调的内在契合。理学强调个人的生命体认与内在证悟，强调发挥主体能动性、道德自觉性的特点， 与书院重视个人自主性的教育方式颇为契合。三、书院可以为理学提供良好的传播环境。理学所要传播的，主要不是具体的知识而是一种道德追求、价值取向，希望学者所获得的是精神境界的提升、信仰的确立、道德品质的形成。这一目标的实现，不能仅依赖一般的传播方式，还须在此之外营造出特别的传播情境。在这方面，书院以独特的自然和人文环境表现出独特的优势。 “道统”之辩——再论“朱陈之辩”——答方如金、姜鹏两先生汤勤福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所 “免死之计”确是“朱陈之辩”的起因之一。双方论辩不是朱熹“率先发难”的，而是陈亮积极、主动地邀请朱熹参与的。论辩并不是陈亮“企图建立双方的共同语言”。双方论辩虽涉及“义利王霸”问题，但核心是“道统”问题，即孔孟之道由谁来继承。 《吕嘉问＜与元翰札＞考释》 杨倩描河北省社会科学院信息中心 吕嘉问行书《与元翰札》(从文体看，此文不应称《与元翰札》，而应称为《与元翰启》)为水墨纸本、册页片，北京翰海公司1997年春季拍卖会从纽约征集到，故宫博物院以71．5万元购得收藏。 本文对此启作于何时以及文中所涉及到的吕嘉问仕履、“元翰”及“至完”、“小子”、“庭幃”诸人的相关情况以及其写作年代、历史背景等问题进行了考释，认为：该启的写作时间可以确定为绍圣三年七月二十日。启中所涉及的关于吕嘉问从知襄州到知郓州这一段仕履，可补史籍之缺。“元翰”为华申甫表字，“至完”为邹浩表字，“小子”为吕嘉问之子吕安中，但“庭幃”尚不知是谁人表字。 该启涉及了吕嘉问与华申甫、邹浩等人的关系，加之吕嘉问无文集传世，因此这封书札不仅具有文物价值，而且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黄庭坚夔州路遗迹考述 张邦炜卢俊勇 四川师范大学历史系 北宋文豪黄庭坚生平事迹不乏传奇色彩，让人惊叹、动情乃至愤懑之处甚多，颇具可渲染性。如今各地争相发展旅游业，黄庭坚理所当然地被视为旅游文化资源，作为开发挖掘对象。宋哲宗绍圣年间，黄庭坚因文字得罪，远贬巴蜀达6年之久，留下大量遗迹。笔者拟对这些遗迹作较为系统的清理，或可为巴蜀地区开发旅游文化资源提供某些参考。黄庭坚在巴蜀地区居住和途经的地方，北宋时分属夔州、梓州、成都府三路。受篇幅限制，本文仅涉及夔州路。夔州路的不少地方都有黄庭坚的遗迹，但毕竟以其初贬地黔州及路经地涪州、万州三地为主。本文主要考述了黔州开元寺、绿阴轩，涪州钩深堂、朋乐堂，万州岑公洞、七贤堂等近20处黄庭坚遗迹。错漏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各位多多指教。 胡三省宋史观探微 虞云国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胡三省以其《通鉴注》一书足以使其跻身于中国古代史学大家而毫无愧色。陈垣作《通鉴胡注表微》，第一次凸现了胡三省作为史学家在思想层面上的巨大价值。身历宋元易代的大变局，胡三省也理所当然地对宋代兴亡史寄托着特别的关注。对此，《表微》已有抉发，但限于著述体例，陈垣自然没有必要将与宋代史事有关的胡注全部纳入其著作。本文试图以胡注中直接提及宋辽夏金史事的内容为中心，对其宋史观进行再探讨。 在两宋大格局问题上，胡三省对燕云地区的丧失与契丹、西夏的崛起，以及因此引起的历史大势的走向，表达了深刻的见解。在北宋统一问题上，他看到五代十国战乱割据的历史表象下所深藏的民众渴求统一趋势，指出了统一乃大势所趋。对宋朝制度，他肯定了对中央制度与地方政权的分权制约，对重视言官，发展科举，弘扬文教等做法也予肯定，但对选官、和籴等弊病则予以抨击。在南宋政局问题上，他认为因高宗初年坐失恢复良机，画江保守东南即成定局；对南宋晚期史，他认为四川保卫战堪称成功，襄阳之役则是关键性失败，而社会奢靡腐败，君主昏庸暗弱，贾似道措置失当，遂使亡国之辱不可避免。胡三省以一个爱国史家的良知与睿智，在《通鉴注》里展开其历史观。他的宋史观，虽因注释体例的限制，不无支离破碎，但仍是有启发意义的。 毕仲衍《中书备对》目录的发现及其意义 马玉臣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北宋毕仲衍所修的《中书备对》今已散佚，传世的一些文献尚存其中少数内容。文津阁本《西台集》中收有一篇题名为《毕仲衍(上编次官制卷目稿札子)》的奏折。据考证，它是毕仲衍进呈《中书备对》时所上的奏折，与元丰新官制无关。其中的“卷目”，正是《中书备对》的目录。这个目录的发现，对考证此书的卷数、了解该书的内容和辑佚这部残存文献有重要作用。 无尽老人碑与张商英的愿力观 陈灼 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 无尽老人碑在大足石刻北山佛湾，摩崖，刻于绍兴年间。前之录文多有误，以致不能完览。无尽老人即张商英，张商英在宋徽宗朝两度为相但时间甚短，虽迭遭打击却也过得逸乐悠闲。其时朝廷的宗教政策发生着嬗变，以至发展到宋徽宗下诏“革佛为道”。自号无尽居士的张商英自然会注意并思考，其愿力最大的观点当形成于这一时期，且由“老僧”刻于大足北山，在四川影响很大。“老僧”极有可能是豫或两湖某地的一个僧人，北宋末期来到大足住岩北山。碑存“老僧”语录诗句，王恩洋评曰：“有破有立，随说随扫，随唱随护，机枢甚密。” 宋代“讲史”与史学的社会化 李传印邓锐华中科技大学历史研究所 中国传统史学的旨趣为资治鉴戒，这种功能定位使传统史学属于“贵族”学问，远离大众，脱离活泼的现实生活。宋代民间出现了“讲史”。这种独特的史学形式使史学走出深宫大院，深入到市井乡里，读者队伍也从官僚士大夫扩大到人民大众。虽然传统史学的主体始终没有脱帝王将相、圣贤英烈的窠臼，但“讲史”使史学从神谕、资政到教化民众，史学的功能在逐步社会化。 宋代“讲史”对史学社会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六个方面：一是形式的社会化；二是内容的通俗化；三是对象的大众化；四是从“名山”事业、载“道”之器转向商业化；五是传播手段的艺术化；六是教育方式生活化。 史学作为对人类既往生活的追忆和反思，其所反映的人们的历史生存境遇与现代人的生存境遇应当是相通的。“讲史”把史学以通俗的形式直接面向更广泛的社会群体，让处在不同社会地位的人都可以从既往的人类生活经验中汲取现实生活的借鉴和指导因素。史学在社会上获得广泛的受众之后，可以使基本历史知识得到普及、有助于史学平民品格的养成。同时，“讲史”也使史学在面向社会大众的种种教育和文化传播活动中发挥更广泛的作用。 司马光《书仪》与《朱子家礼》之比较 安国楼郑州大学历史学院 北宋司马光的《书仪》和南宋朱熹的《朱子家礼》，是对后世影响较大的居家礼仪规范著作。这两者既有紧密的联系和继承性，又有较多区别。在礼仪环节上，后者沿用和继承了前者，但《书仪》显得繁琐，尽管司马光已经作了从俗从简，却仍有不少礼仪对普通民众生活而言并不适用，这便是朱熹再编《家礼》的一个动因，其礼仪规范也更趋简练；在思想性上，两者都注重继承传统，又与时通变，试图建立符合时代需要的居家礼范。司马光《书仪》礼节条目繁多，却也贯穿着继承传统、与时通变的基本思想。朱熹称赞这部书，就是因为司马光的礼仪规范在古今结合方面做得比较好。但也认为此书有不完备之处。所以，在思想性上，朱熹所编《家礼》与司马光是一致的，只是他把尊祖敬宗之类的礼仪提到首卷的“通礼”篇，认为这是居家生活、倡导世风的根本，也是人生情感、家族凝聚之需要，应放在第一要位。其余许多礼仪环节，仍是沿用或裁取司马光《书仪》的内容。同时，朱熹所编《家礼》也做了与现实结合的变通。说明《朱子家礼》是在司马光《书仪》基础上的重新改编本，更注重务实顺俗。结合世俗风情，兼采诸家之长，又简明扼要，纲目明晰，是一部较为实用的居家礼仪规范。尽管这部未定书稿还存在不少缺陷，但就像他集大成的理学思想一样，这部《家礼》作为居家礼仪的标准，在元明清各代家族中广为流传，并产生了久远的影响。 《营造法式》艺术设计思想研究 邹其昌 武汉理工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 《营造法式》是中国传统建筑设计理论真正成熟的标识。判断一门学科或理论体系是否真正成熟，至少有三个衡量的指标：一、是否确立了专门研究对象；二、是否形成专门研究者群体并积累了相当的研究成果：三、是否已经建立了特有的范畴体系。由这三个方面来看，就第一条来说，《营造法式》专门研究对象十分确定，是完全符合标准的。第二条，《营造法式》上承《易》《礼》体系，下续唐宋建筑理论如喻浩《木经》的成就，李诫认为他编修《营造法式》是集当时建筑理论和实践之众力并能够“还行于世”。所以他在《看详》中说：“内四十九篇，二百八十三条，系于经史等群书中检寻考究。至或制度与经传相合，或一物而数名各异，已于前项逐门看详立文外，其三百八篇，三千二百七十二条，系自来工作相传，并是经久可以行用之法，与诸作谙会经历造作工匠详悉讲究规矩，比较诸作利害，随物之大小，有增减之法。”由此也可见出，《营造法式》不是李诫个人的成就而是以李诫为代表的那个时代的重大成就，是以李诫为核心的集体智慧的结晶，仅就稀少的相关记载可知，就有喻浩的《木经》，宋哲宗元祜年间的《营造法式》以及大量失传的论著和不知名的建筑家。很显然《营造法式》只是当时许许多多建筑理论研究积累的最具代表性之一，完全符合第二条的要求。那么第三条，《营造法式》做得更为出色。“六大范畴”是《营造法式》理论体系的重要体现。 由礼转理抑或以礼合理：宋儒论学行道的旨趣与路径 何俊 浙江大学宋学研究中心 “汉儒多言礼，宋儒多言理。”本文试析唐宋思想中的这一转型，以窥宋儒论学行道的旨趣与路径。 一、宋学初兴的理论化与内倾化诉求及其制约。礼学至宋初已衰，宋学初兴中的思想反省与文化自觉，以及庆历新政以整顿吏治为入手，使宋儒论学行道具有理论化与内在化的诉求，但这种诉求受到了以世俗社会为归宿的预设前提的制约。 二、熙丰新法的义理依据与礼理的一贯。至王安石时代，思想反省与文化自觉已转化为国家制度革弊布新的要求，《周礼》得到重视，理与礼求其贯通。但荆公新学对于“理”的认识未能得到认同，并因熙丰变法的失败与宋室南渡而被否定。 三、理学一脉的礼学及其旨趣与路径。理学家们对王氏礼学的否定最初停留在随荆公脚跟转的水平，至朱熹始刷新。朱熹以他的《仪礼经传通解》呈现了他以社会基层改造为本的旨趣与路径，从而区别于包括王安石在内的前辈们以政治上层改革为本的精神与方法，既展现了理学一脉在礼学上的成就，更使宋儒论学行道言礼而求理、将社会秩序建立在理性与人文的基础上的真精神得到彰显。 《新安志》志源考述 肖建新安徽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 南宋罗愿的《新安志》，是在南北朝以后地记、图经，尤其北宋大中祥符《新图经》的基础上修撰而成的。它继承地记、图经的地理记载的传统，又逐渐超越地记、图经的局限，特别是增扩历史文化的内容，主要是增加和强化历史沿革、人文历史以及物产税赋等方面的内容。这也是方志发展和演变中“层积”或“累积”的结果。当然，这不是一种简单的堆积，而是一个扬弃的过程，使我国古代方志走向成型和成熟，或者说，《新安志》也因此成为我国古代方志转折的重要标志。 黄庭坚与安徽的缘分 杨国宜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 黄庭坚与安徽的缘分。主要是：一、山水缘。从号称“山谷”的缘由谈起，历叙其元丰三年(1080)授吉州太和知县，赴任途中所经安徽各地，写下三十多首诗歌，对安徽的山山水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二、书画缘。黄庭坚与舒州的“龙眠三李”——李公麟、李德素、李元中，和皖南的“文房四宝”关系密切，《山谷集》中留下了许多有关的诗文。 三、亲友缘。山谷的不少亲友也与安徽有着密切的关系：两位舅父曾于该地任官。大诗人梅尧臣的妻兄之子谢景初，是山谷的岳父。他与赵氏宗室“宣州子弟”也颇有交往。好友或在安徽任官，或为安徽人，《山谷集》中有许多诗文表明他们之间友谊的深厚。 山谷对安徽的风土人情非常熟悉，很想到安徽安家、任职。特别值得记述的是，北宋后期党争不已，山谷屡遭贬谪，经常在皖江上下行走，在芜湖、当涂等地多有停留，留下了更多令人难忘的遗迹。徽宗即位，山谷“乞去太平州或无为军一处任职。”幸得批准知太平州(当涂)，子崇宁元年(1102)六月初到任，但仅仅过了九天，他再次被免官。七月“复系舟大云仓达观台下”。大云仓在枞阳，达观台是山谷早年建议当地绅士修建的。 山谷在大云仓达观台与家人亲友会面后，便溯江而上进入湖北，与安徽的缘分也就结束了。 虞集佚文一则 王茂华 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 文章对元人虞集的一则佚文，即《大元故奉国上将军行中书省参知政事、广东道宣慰使、都元帅刘公神道碑铭》加以整理。并对相关人物刘整特别是他在宋(蒙)元战争中的活动与作用予以概括。认为该神道碑的存世，不但对书法史，而且对宋元史特别是宋(蒙)元战争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至治二年，虞集应承务郎常州路同知无锡州事刘威的邀请为其父刘垓撰写了《大元故奉国上将军、行中书省参知政事、广东道宣慰使、都元帅刘公神道碑铭》。碑铭现藏上海博物馆，卷后有项元汴、高士奇、张照等题跋及藏印，曾经孙尔准、潘延龄、伍元蕙、潘仕成、顾公雄等收藏。查《道园学古录》及《道园遗稿》并无收录此文。 刘垓之父刘整，曾担任泸州兼潼川安抚副使．宋理宗景定二年(中统二年)六月，率部归降元朝。熟悉宋朝沿江防务的刘整向忽必烈建言，促使元军对其以往攻宋军事战略进行调整，制定了先取襄樊，实施中间突破，浮汉入江，直趋临安的方略。此外，其训练水军的建议被忽必烈采纳，为成功平宋打下基础。此神道碑碑文有助于了解将领投降如何影响双方力量的对比变化、双方战斗意志的消长、双方在战争中的胜负等，特别是为了解降将及其亲属在新政权中的活动、境遇提供了有力而鲜活的左证。 “天人二分”与北宋科技高峰 吕变庭 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 一般认为，在古代，中国与西方科技发展的思想背景是不同的，西方为“天人二分”，中国则为“天人合一”。但这种楚汉式的分界实际上并不完全符合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实际。当我们比较深入地去考察北宋科技高峰形成的思想背景时，不难发现“天人二分”和“天人合一”两种方法论始终是交替存在的，并各自对北宋科技发展起着积极的历史作用。本文主要围绕着“天人二分”与北宋科技高峰的关系，提出“天人二分”是成就北宋科技高峰的基本动力之一的观点。而“理”本身则是“天人二分”和“天人合一”这两种既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因素的集合体，如二程说：“有道有理，天人一也，更不分别。”然程颐又说：“天人所为，各自有分。”二程的这种思想矛盾恰好说明北宋科技发展不仅是“一天人”(二程语)的结果，而且更是“二天人”的产物。在一般方法论上讲，矛盾是客观事物发展的动力，同样，“天人二分”与“天人合一”的矛盾则是北宋科技发展的基本动力。当然，由于“天人二分”思想在中国古代展开的还不够充分，因而它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北宋科技的理论创新，也就是说，北宋的“天人二分”多停留在生活实践的水平，而没有上升到理论思维的高度。所以，北宋“天人二分”观念缺乏逻辑学的强有力支持，应是造成北宋科技始终没有跳出中国古代“经验型思维”魔圈的主要原因。 北宋名臣佚简考释 方健苏州市对口扶贫协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本文对新发现的北宋叶清臣等八位名臣的书翰真迹(人各一通)分别释文，并对作者生平、手札之内容、受信人等情况予以考释，对今人如《全宋诗》等相关阙误予以订补。作为文献辑伏补遗并及考证的一种尝试，也是文史互证的探索。并对宋人小传的撰写模式略抒己见。 今存海峡两岸的宋人书简真迹不过数百件，北宋人手简则尤为罕见、珍稀。今刊布的八件手迹中，仅范祖禹《公休帖》已见《大观录》等书著录，但其已脱误五字，遂致不可卒读。其余七件皆《全宋文》失收之佚文，其史料价值不言而喻。 因为字数与篇幅的限制，考释的内容详略殊异，大致前五简稍详，后三简基本上只有释文，考释部文万余字已割舍，当容另文再作讨论。窃以为：考证或考据，乃治史者必备之基本素质，在信息时代提供的资料越来越丰富的今日，尤有大加倡导之必要。 有关《永嘉先生八面锋》的几个问题 辛更儒黑龙江大学文学院 《永嘉先生八面锋》一书，明清以来的传本皆题为陈傅良撰。但同时也有人对此颇有疑义。《四库全书总目》此书提要认为陈作“并无显证”，肯定其为宋人所著，“答策之用，非欲著书，故不署名耳”。本文通过追溯源流，指出此书系南宋孝宗淳熙改元以后坊间杂取诸家科举之文编辑而成，今日所能考知的同时代人尚有王十朋、程大昌、吕祖谦、王质、杨万里、张震、陈谦等。因而它是流行于考生间的一部应试参考书，同当时的同类书籍并无二致。后你任意夸大此书，把它说成是“济世之策”、“治国方略”都是错误的。 宋代宝顶山石窟“异体字”调查与自造字原因的探讨邓之金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 宝顶山石窟，位于重庆市大足县东北面15公里，开凿于南宋淳熙至淳祐年间，以大佛湾、小佛湾为中心，四周五里古道旁凿结界像13处，这些造像构成了宝项山石窟辉煌的艺术宝库。1961年，国务院公布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宝顶山石窟，由大足名僧赵智风主持建造，规模宏大，布局严密，主题鲜明，各龛窟图旁刻佛教经文、或经目、或偈语、或颂词等铭文。在镌刻的经、偈、颂等铭文中发现许多“异体字”，为历代碑刻罕见。这批“异体字”是我国石窟艺术史上的一种艺彩，具有重要的历史与学术研究价值。 宝顶山石窟“异体字”的存在情况，大佛湾76字，小佛湾lOl字，结界像28字。赵智凤造一大批新字的原因，过去未有学者论及，现在此粗略谈一点探讨。智凤承持柳本尊佛教密宗金刚部瑜伽教派，他在宝项山尽毕生精力创造一座佛教密宗道场，宣扬密宗教派。同时还把其师柳本尊及自己作一代祖师一并弘扬，柳本尊为中国佛教密宗第六祖，赵智凤为第七祖。赵智凤根据汉字会意、象形等造字法，标新立异，自造新字，以示一代祖师所传。智风自造新字还有效武则天造字之意，武则天移唐祚，改称“武周”，造作新字19个，这是武则天为了庶保可久之基。赵智凤自造新字，其意标榜是一代祖师所造，使该教派流传千古的标记。 星占、历法与宋夏关系 韦兵四川大学历史系 天文历法在宋与西夏的军事冲突、交聘往来中起着重要作用。颁正布朔、观天测象的天文历法知识，在古代世界是作为“天授”权力资格的象征，是拥有天命的一种证明。宋夏对这一稀缺资源充满了竞争，谁拥有了这一资源谁就有资格认为自己是天命所归；相反，若丧失了这一资源就被认为是被天命抛弃。天文历法之争的背后实际上是宋夏两国君主的天命之争。同时，星占观念认为异常天象是上天通过天变显示的对军事策略的态度，并预示了战争的胜负，这引起双方在军事决策中对天象的高度重视，从而对宋夏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 宋夏双方的军事决策层都在一定程度上相信占星术，相信天象预示了战争的进程和结果，所以天象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双方的军事策略和军事部署。大臣们借天象来发表对宋夏军事的看法，当然，他们对天象的解读既有谨遵星占书的笃信，更多的恐怕是借天象来为他们自己的观点服务。 颁定历法实际就是取得建立时间坐标的权力，接受赐历就表明承认这种时间坐标，所有的活动也随之纳入这种时间体系中。王朝向周边国家的历法颁赐实际上是制定统一的时间标准，这既是文化认同的基础，也是华夏文明圈朝贡体制的基础。西夏与宋之间，是否奉宋正朔是成为衡量二者问关系的一个指标，服则奉正朔，叛则不奉正朔。 总之，星占观念和历法颁赐对宋夏关系产生了较大影响，是宋夏关系中一个重要的侧面。 朱熹与《大学》 来可泓上海大学 朱熹(1130－1200)是程朱理学集大成者，他作《四书章句集注》时，对《大学》特别关注，认为《大学》一书，简明扼要、提纲挈领地概括了儒学经典的精髓。 一、熹《大学》等书中，寻绎出一个自孔子、曾子、孟子至二程(程颢、程颐)朱熹的道统，并俨然视为嫡传，从而完成代圣人立言的目的。 二、朱熹从《大学》入手，继承二程意思，采而辑之，补其缺略，完成孑L孟之学全面向程朱理学的转变。朱熹把《大学》开头七节合为一章，认为是“经”，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以后十章，朱熹认为是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朱熹认为旧本有“脱简”、“错简”，根据二程所定，更考之经文，有所移动、补写。朱熹动手补写“格物致知”章。全面渗透了朱熹的理学思想，使《大学》起了质的变化。 三、词斟句酌，注释《大学》，完成程朱理学向孔孟之学的全面渗透。 从朱熹注《大学》来看，无一不在申述自己的哲学观点。把这些观点分散在《大学》之中，无疑是向大学的每章、每节、每句渗透，变孔孟之学为程朱理学。 北宋理学五子的理学体系问题 姜锡东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 与支离破碎的经文注疏不同，许多宋代学者”自出义理”，在学术理论体系的创建方面获较大成就。在传统理学史上的北宋理学五子中，周敦颐的理学体系集中体现于他创作的《太极图。易说》和《易通》中，但特系不太完整。张栽的理学体系，主要显示在由他提供书稿、由他指导、其弟子在他逝世后编定的《正蒙》一书中，较有系统性。二程影响最大，但二程本人并未撰写专门反映其理学体系的专著，及门弟子也未总结其师的理学体系：南宋著名学者张栻分类整理编成的《河南程氏粹言》，首次表彰出二程的理学体系，但并不能完全表达二程之原义。邵雍是宋代最有创造性、自成一个宏大体系的奇特思想家，其理学体系集中体现于他写的《皇极经世书》(比较来看，文津阁 四库全书本最为可靠)。主动自觉创建理学体系者(如周、邵)，著述的前后矛盾之处较少；“他定体系”类著作(如二程)，前后抵牾之处较多。张子及其《正蒙》介于二者之间。要科学深入地研讨宋代理学史，必须高度重视理学家的原有理学体系。 宋人汉史学述论 燕永成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所 随着北宋官府对前三史的校订刊行，新的刊误之作的相继面世，两宋学者对两汉史的探究兴盛一时。 为配合朝廷校书活动而展开的北宋汉史学，其著述以校订辩误为主。约自北宋后期始，也出现了如《两汉博闻》等少数解释、改编类论著。 南宋学者虽承袭北宋研治汉史的学风，但除校勘辨误之外，许多史著更加偏重明辨史事，甚至议论史事。如《两汉刊误补遗》、《西汉年纪》及《班马异同》等。除以上注重考论结合的史著外，南宋还涌现出许多专门评议前三史乃至整个汉代史的论著。其中如《习学记言》、《黄氏日钞》等，均有专篇评论前三史。他如吕祖谦、朱熹和王应麟等诸多名家也对前三史有所评论。同时，如《两汉笔记》和《两汉博议》等，则专评整个两汉史。 宋人的汉史研究并未局限于以上范围，伴随着宋人对汉制的崇慕等因素，南宋学者对两汉典制的研究则更为突出。除北宋的《西汉诏令》外，南宋则有《东汉诏令》、《两汉诏令》及《汉制考》等等。宋人之所以热衷于汉史研究，则与印刷术发展、宋初以来疑古思潮影响、浙东学派注重研究汉唐制度，以及官方直接推动与时人爱好等多重因素有关。宋人汉史学实开明清补史派和考史派先河，又开评论《史记》之风气。此外，传今的宋刊本汉史著述，对后世研究两汉史提供了资料依据。 庆元钟考略 胡 宁 蔡东洲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四川达州人民公园内现存放着庆元年间铸造的巨型铁钟——“庆元钟”。庆元钟形制古朴，体量巨大，通高2.4l米，底口周长4.95米，上铸铭文1480字，保存基本完好，颇有学术研究价值。因此，自清以来就受到学者们的关注，然至今尚无此钟铭文的完整著录和准确介绍。本文全录其铭文，并就此钟的由来、价值等相关问题进行了论述。钟铭前lO列系马景修撰写的铭文，后76列为诸佛菩萨称谓，铸造工匠、功德人员及州县官员’的姓名。铭文反映了庆元年间的朝廷政局，提供了宋朝达州及通川县官员的设置情况和地方宗教管理的诸多信息，并且纠正了地方史志的一些错误记载。 北宋的道教崇奉与赦法之滥 朱云鹏河北衡水学院继续教育部 宋代赦法之滥是目前史学界所公认。实际上，早在北宋时，一些有识之士 已看到这一点。真宗时，江南提点刑狱、太常博士范应辰、仁宗时，知谏院范镇、司马光都指出其时的赦既多且滥，已起不到其应有的作用。考察这种情况的出现，与宋真宗时的崇道不无关系。 宋代赦法本有规定，大体来说应是三年一赦。但自太祖开始，就没有很好的执行。考太祖一朝，其在位的十七年间，共赦14次，这中间还包括了平定各个割据政权时的四次赦，如不计这特殊情况，大体是两年一赦。太宗在位二十年，共赦13次，除去平定割据政权的两次赦之外，大体也是两年一赦。真宗崇道之前的咸平、景德计十一年间， 赦十三次，达到了一年一次。而在崇道的大中祥符九年之中，为崇道而赦者就达十次之多，其总赦数至十八次，合每年两赦。天禧年间亦如是。以后神宗、哲宗时期肆赦的比例也大体在两年三赦至一年两赦间。在重视“家法”的北宋时期，后继者仍依祖宗故事行所谓的“善政”，大赦不断。在这里我们看到这种一年两赦、甚或一年三赦的“故事”，不是来自于太祖，也不是来自于太宗，而是来自于真宗，是真宗的崇道开一年数赦之端，可以说宋真宗是北宋赦法之滥的“始作俑者”。 李焘塑建的宋仁宗形象 畲慧婷 香港大学中文系 中外学者研究以宋代君主为题的研究不在少数，可是有关宋仁宗的专著目前仅见黄燕生撰、列入《宋帝列传》系列的《宋仁宗 宋英宗》一书。自《宋史》以来，学者一方面肯定仁宗是仁厚之君，另一方面又视仁宗为因循守旧、对外苟且求和、不思振作之主。但他们在探讨仁宗朝的事件或人物时，又不时对仁宗的评价提出新见。这显示学界对仁宗的个人形象相对模糊，而仅能藉跟仁宗相关的事件和人物，为仁宗定下因人、因时甚或因地而不同的评价。两宋君臣对宋仁宗的评价虽时有更变，却大体以称誉为主。两宋的当代史着和朝野士人的诗文为仁宗塑造的各式形象，将其历史面貌、地位和价值正面化应是最主要的原因。本文将探讨李焘史着对宋仁宗的评价，并从中说明仁宗的历史地位。 《新五代史》注文研究初探 张明华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新五代史》的注文较为集中在本纪部分，主要是对本纪正文书写笔法和内容的解释，其内容包括对五代皇帝、政权性质、礼乐制度、少数民族风俗礼仪、战争以及历史人物的褒贬等。注文还体现出文字简短，忠实正文立场和观点，对正文史料没有任何更正和补充等特点。 上海古籍标点《东京梦华录》本证误 伊永文黑龙江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戏曲与宋金研究中心 《东京梦华录》自南宋淳熙丁未刊行以来，均未进行大规模标校，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国学大师邓之诚为此书作注时方才用句号略旖一过，此本于1959年出版，但并未受到高度关注。此后，六十年代初，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的新式标点本出版，引起学术界重视。此后，研究者皆以此为标准本，连研究该书的日本汉学家亦以此本为准，更使相当多的专家随之而误。笔者对此本之错误作一整理，以呈方家。 官箴与《戒石铭》 张希清北京大学 中国古代保存下来大量被称之为“官箴”的著作。在这些官箴中，流传范围最广的莫过于《戒石铭》。所谓《戒石铭》，是指宋太宗赵炅(939-997)所颁布的从蜀后主孟昶(919-965)所颁《令箴》中摘录的一则告诫监司守令的铭文。 宋太宗究竟何时颁布《戒石铭》于郡县，有待进一步考证。而宋高宗于绍兴二年(1132)六月癸巳(四日)颁布《戒石铭》于郡县则是毫无疑义的。北宋《戒石铭》碑的内容，大概有“御制戒石铭”及“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共二十一字，其型制则不甚了了。南宋的《戒石铭》，可见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湖南道县《戒石铭》碑的拓片。 《戒石铭》虽然只有十六字，但却有极为丰富的内涵。一、从蜀后主孟昶《令箴》到宋太宗《戒石铭》，词简理尽，遂成王言。二、《戒石铭》的颁布是为了维护赵宋王朝的统治。三、《戒石铭》体现了“以民为本”的治国思想。首先，官员赖以为生的俸禄，都是民众用血汗换来的，是“民”养活了“官”。因此，“官”要为“民”服务。其次，警告“官”不要欺压“民”。“下民”是容易虐待的，但是苍天在上，却是难以欺骗的。欺压百姓，必将遭到“天谴”，“天理”难容。五、监司守令务求为良吏，民受其赐，国家之利实多。宋太宗、宋高宗先后两次颁布《戒石铭》，对宋代以至后世，应该说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相当多的官员以此作为座右铭，不忘戒惧，力求为良吏。 《戒石铭》不但在两宋颁布于州县，刻诸庭石，置之坐右，而且一直流传到金元明清。中国古代十分注重官德教育。《戒石铭》从宋初到清末，流传了九百多年，是我国古代政治文化中一个值得十分注意和深入研究的现象。(附图五幅) 宋朝士大夫的仁义观 一为纪念文天祥诞辰七百七十周年而作 王德毅 台湾大学 宋朝的大忠臣文天祥(一二三六至一二八二)在从容就义的前夕，特亲书绝笔自赞，系之于衣带间，其词云：『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圣贤教人明仁义，知廉耻，并终身坚守不变。《易经》谓：『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不仁不义之徒是无法立于天地之间的。 宋代士大夫重视儒术，讲求政治清平，民生安乐，而治乱安危的关键人物是君主，故曰：『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主好学，多与经筵官相接，究明圣人经旨，以前代兴亡治乱为鉴，进而亲贤臣，远小人，行仁政，收民心，必然天下大治，国祚久长。北宋名儒司马光、程颐、范祖禹等，任侍读或侍讲，皆劝皇上正君心，法祖宗．仁宗时，翰林侍讲学士李淑所修成的《三朝宝训》，便成为皇上御经筵时必读的宝典。南宋理学家朱熹、真德秀为侍讲、侍读，力劝皇上先正心、诚意，则君道正而天下治，一切都在人君一念之间。宋儒认为仁是一切道德的总称，包有四端和五常，绝不能用博爱二字来解释仁，而仁与义又不能分开。虽说『仁者爱人』，但先要明爱之理，意谓爱的正当与否，要在断之以义。朱熹释仁谓『仁者心之德、爱之理』，最为切当。父母抚育子女是仁，而身教、言教或鞭打也是仁，此即爱切责严之义。他们不是坐而言，而亦起而行，为亲族创义田、义庄，以帮助贫困的族人免于饥寒，为乡人创义仓和义学，又有义冢、义役，皆为社会福利。宋廷亦极留心灾荒救济，深得人民爱戴。其立国虽不能纯于仁义，而未尝不慕义勉仁，得享三百二十年国祚，其效若是。 论两宋科举制中的免解法 穆朝庆河南社会科学院历史所 在以往的宋史研究著述中，台湾学者金中枢的《北宋科举制度研究续》及日本学者荒木敏一的《宋代科举制度研究》，对免解法均略有论述，但把免解法作为专题深入探讨的文章尚未见之。 此文将免解法的兴一废一兴的沿变过程略加考释，对免解的条件加以分类。重点是对免解法的社会政治功能进行了界定。笔者认为：免解法的实施与特奏名制有异曲同工之效。籍此更加彰显了科举制在笼络士子方面的特殊功能。在免解法实施之前，士子通过解试获得的解额，仅是参加省试的必备条件，通过省试及殿试的两级考试，才可获得科举的资证。因此解额的含金量还很有限。而在免解法实施之后，士子只要通过解试，即使没有通过省试或殿试，也可在规定的免解条件内，不再参加解试，而直接参加省试。其积极意义在于科举为士子跻身官僚阶层提供了更多的机遇，扩大了政权的政治基础，同时刺激了教育的发展。其消极面主要是促成了冗官的严重化，加重了政府的财政负担。 宋代科举研究文献资料论述 龚延明浙江大学古籍所 宋代科举比唐代更为发达，却没有基础性的文献资料。关于两宋的科举方面的资料，可分为直接和间接两大类。直接的史料是指宋人或宋以后编撰的有关科举制的文献，计有《宋会要辑稿》中的“选举”部分，《宋史》中《选举志》，《太平治迹统类》第28卷“祖宗科举取人”，《文献通考》中的《选举》等，南宋时佚名撰《宋状元及第图》，(明)朱希召《宋历科状元录》，《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宋宝祐登科录》，《咸淳七年同年小录》(不全)；间接史料指分散在编年史籍中的有关科举史料，有：《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皇宋十朝纲要》，《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两朝纲目备要》等；第三为类书类资料：《古今图书集成》、《玉海》等；第四为登科人资料：首先是传记类，包括《宋史》列传，《通志》中的《氏族略》，(宋)章定《名贤氏族言行类》，(明)凌迪知《万姓统谱》，(宋)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集》，《东都事略》，《隆平集》，《宋史翼》，《宋元学案》，《宋诗纪事》，《元祜党人传》，宋人文集、诗集、笔记，《宋元方志丛刊》方志中的进士题名录等。 “内圣”还是“外王”? ——重新解析王安石讲学金陵的学术建构 杨天保广西玉林师范学院 北宋王安石讲学金陵(今南京)时，其经学理念仍朝“内圣”方向深进。读《诗》治《书》，皆见道德心性。特别是他创新“礼乐之学”，更弥补了前期“王学”在本体论上的诸多不足。同时，他继续坚持早年“为己之学”的立场，内求诸身；且精求义理，重析“仁”、“礼”，以内统外，完成了力主“内圣”的“金陵王学”。它与后世学者批判的对象——一种极富“外王”指向性的“三经新学”，大有分别。 双重视野下的宋代音乐史料及其研究 ——美国学者卞.赵如兰 《Song Dynasty Musical Sources and Their Interpretation》述评美国宋代音乐史研究著名学者，哈佛大学赵如兰教授在1967年出版了关于中国宋代音乐史料研究的专著《Song Dynasty Musical Sources and Their Interpretion》，在次年获得了美国音乐界OttoKiukeldey奖，引起美国音乐学界对宋代音乐研究的极大关注。这部专著为美国各界学者对宋代音乐的研究提供了一面镜子，反映出文化社会以及中国音乐研究的理论尺度，于现在，仍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赵先生的这部著作，几乎包含了对1967年以前所知宋代音乐历史研究资料及成果的介绍和探讨。赵先生兼具深厚的传统国学研究背景和西方汉学与音乐学教育背景。在Interpretation一书中，赵先生选择了一个摆脱文化、国家等因素的研究视角，既以中国传统国学的角度客观地介绍音乐史料，同时又运用当时国际音乐学术研究的方式诠释音乐材料。正是这种独特的跨文化的学术视角，使汉学与音乐学的研究，在美国60年代以至今日仍具有很高的价值。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