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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内亚视角下的近代观 西起伏尔加河，东至兴安岭的广大地区草原、沙漠和森林地带，在横贯世界最大大陆的地理政治和军事历史，以及技术、宗教和物质文化的传播上，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丹尼斯•塞诺指出，中央欧亚是一个迥然不同于大陆边缘地带的独特的文化区。塞诺使用“内亚”一词，这是因为在整个的中央欧亚历史中，欧洲部分的权重远远不能与内陆亚洲的部分相比，内亚的北亚、蒙古高原及中亚才是中央欧亚历史的主要舞台，因此“内亚”有时候就等同于“中央欧亚”概念。1将“内亚研究”或“欧亚研究”、“中亚研究”视为同义语。2如果从汉文史籍中看，“西域”一词表达的地理范围与内亚有相当大的重合部分，在国内则称为“西域研究”。3由于内亚并无固定的地理范围，本文界定的“中亚”大致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写的《中亚文明史》范围为准。4 内亚研究重新占据学术史的重要地位，需要感谢一批对东方学进行反思的社会科学家。1970年代，欧美一批内亚研究学者开始从重视语言文献考据的东方学研究转向以问题为导向的社会科学领域——“中国研究”。掌握了20种语言文字哈佛大学中亚史教授傅礼初（Joseph Fletcher）成为这一转型的代表人物。他深受当时布罗代尔“总体史”和施坚雅“区域研究”的影响。1973年，他完成《整体史（Integrative History）：早期近代的平行现象与相互联系（1500—1800）》，这部著作标志着内亚研究开始进入到社会科学整体观思考当中。这篇文章在傅氏去世后第二年（1985年）才得以发表，傅礼初认为1500-1800年前近代时期全球都出现了七种“平行性”现象：一，人口增长；二，时代节奏的加快；三，区域性城市的增多；四，城市新兴阶层的崛起；五，宗教改革运动的发生；六，乡村农民运动的高涨；七，游牧化的退潮。通过这些“平行”现象之间的相互“联系”，他总结出定居化是“欧亚世界”进入“早期近代”的最重要标志，从而抛弃了“海洋史观”下的近代分期。同时，他也完成了从西方汉学家到社会科学家的角色转换。5“在20世纪70年代，Joseph Fletcher 教授开始勉励专家们，采取一种更全面的方式来研究内亚历史。但是直至90年代中期，世界历史学家才开始将内亚看作欧亚大陆历史和史前时期中的一个重要单位。”6在傅礼初看来，清朝在“内亚世界”的表现完全不同于“海洋世界”。 坚持“内亚史观”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是主张“蒙古世界体系”的日本学者杉山正明，“在18世纪后半以后的清朝，动不动就被认为是受到‘西方冲击’影响的衰老大国。然而这是从‘海洋世界’看到的印象。……清朝在‘陆地世界’方面还是一个刚成年没多久的巨型帝国。”7傅礼初、杉山正明均强调清朝在“陆地世界”具有内亚面向的观点，并把清朝置于内亚世界史的一员，既反对以清朝为中心的世界史，也反对以海洋为中心的世界史观。 他们不仅挑战了费正清提出的“中国的世界秩序”，也挑战了柯文的“中国中心观”。费氏所设想的中国为中心等级制的外交关系是一种具有同心圆结构的“三圈”，第一圈为汉字圈，第二圈是内亚圈，第三圈是外圈。其实这预设了一个中国化（儒家化）程度自中心向外递减的过程。其中内亚圈是由亚洲内陆游牧或半游牧民族的属国和从属部落构成，他们不仅在种族和文化上异于中国，而且处于中国文化区以外或边缘。他认为，游牧民族在文明程度上一直远逊于中国。8而柯文的“中国中心观”则主要设定在以长城以内的汉人地区为中心。 坚持“内亚史观”的学者只要举出一条理由就能颠覆费正清过于重视汉人而忽视游牧者的观点。游牧者足以征服广大的欧亚地区，如蒙古成为“世界征服者”，而明朝却不能做到这一点。正如司徒琳所提示的，大多数人仅从“外欧亚”的某一个文明中心(如中国)的视角，来研究这一广漠地区，或仅将重点放在一个特别的时期或民族群体上。9“新清史”大多在欧亚史的视角下关注清朝的内亚性，倡导“走向以清为中心”。柯文认为，“清中心”和“满洲中心”论者不是说满洲人不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而是说从汉人的角度看满洲人所扮演的角色，其实与欧洲中心观并无二致。同时他也承认自己的“中国中心观”中存在一个理论缺陷，有关非汉人群体的研究，也是“中国中心观”的分析方法表现较弱的一个范畴。10 回到内亚为中心的历史观成为北美“新清史”学派的一个重要理论支点。而另一个理论支点则是来源于拉铁摩尔。一方面，拉铁摩尔以“长城过渡地带”置于理解中国历史发展的关键性地位，在名著《中国亚洲内陆边疆》一书中，恢复草原游牧民的历史主体性，改变了单纯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叙述，而是代之以“华夷平等”、“华夷互动”的视角去总结草原、农区与过渡地带的历史,并把“过渡地带”视为理解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关键所在。11不过，另一方面，拉铁摩尔也提出了中国国家建构中的两个问题： 第一，中国亚洲内陆边疆由满洲、蒙古、新疆和西藏构成，这四个巨大的地理空间具有不同于农业生态区的结构，可以视为是一种草原的变形。由此，这些区域合成了内亚“板块”：“从满洲多样的地理环境，到新疆的草原和沙漠，以及西藏的寒冷高原，在这之间诞生了蒙古草原历史的一种变形的社会。这种改变的形势是受到蒙古情势的影响，也受中国势力的影响，这种势力虽然各地不同，大体上却是一样的。”12 第二，拉铁摩尔提出了清帝国合法性的继承权问题，并从地缘政治的立场明确表达了“边疆地位未定论”。“西藏、新疆与蒙古和中国本部一起曾构成了大清帝国的一部分。清廷被推翻后，中国人有相当的权利来继承前朝的属地。可是在另一方面，有一种说法也颇有道理，即清廷不过是这帝国各部之间唯一的联系而已，清廷既遭推翻，各族人民有权走他自己的道路。”13 无论是拉铁摩尔还是傅礼初、杉山正明，都清楚表达了清朝作为一个内亚帝国与“中国”的影像并不重叠。米华健在《嘉峪关外：1759-1864年新疆的经济、民族和清帝国》一书中所绘出的清帝国不是费正清的“同心圆模式”，而是一个多中心的汉、满、蒙、回、藏的并列结构——清朝是一个多元化的帝国。14 这种多元化帝国的历史构成了今天中国国家建构的困境,杜赞奇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清帝国是一个多重的、多元结构的组合，在对待不同族群时有一种特殊的模式，由于这种历史遗产，它不能被撕裂开来，生造出某种特殊的民族国家身份。”15这种观点实际也代表了“新清史”隐含的政治指向。 对于“新清史”片面强调“内亚观”的倾向已经引起学界的诸多讨论。“虽然中国历史中的所有时期都有内亚因素的参与，但存在强弱轻重的差别。……十六国北朝、辽、金、西夏、元、清朝，当然是内亚性最强烈的时期，但秦、汉、唐、宋、明这些时代里，内亚性也一直存在，甚至有的时候还相当重要。同时，即使在内亚性最为强烈的那些王朝，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内，内亚性也有着不均匀的分布。”16内亚性并非之于中国性呈现对立的面向，内亚性之于中国史实际是常态化的现象。 “‘西域’史既是中国史的一部分，又是中亚史的一部分，要全面、透彻地理解中国史和中亚史都不能不研究‘西域’史。”17正确指明了“三史”之间的关系，“西域史”作为中国史与中亚史重置部分，需要以一种交叉的眼光予以观察。否则，就容易陷入到简单化的内亚史观或中原史观中。18马戎教授指出，由于历史惯性，“部族国家”在向“民族国家”转型时很容易转型为“族群的‘民族’模式”。19从内亚的情况看，并非是“历史惯性”的左右，而是地缘政治使然。 二、内亚近代转向、民族主义与国家建构 在“新清史”的视角下，内亚近代史的转向发生在17世纪到18世纪中叶。准噶尔部控制天山南北，在西起巴尔喀什湖，北越阿尔泰山，东到吐鲁番，西南至楚河、塔拉斯河的广大地区，建立史上最后的游牧帝国。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欧亚历史发生重大转折，即从传统的南北关系（游牧民与定居民的关系）改变为新的南北格局(清朝与俄国定居国家对峙下的南北格局)。持这类观点的学者认为，1757年清朝击败准噶尔汗国这一事件具有分水岭般的世界历史意义。如巴菲尔德指出，“对准噶尔的征服终结了草原的历史。在这之后，内陆亚洲的冲突将出现在两个依旧存在的定居力量：俄国和中国之间。持续两千年之久的争斗就此告终”20。濮德培认为，“一个强大、独立的蒙古游牧政权在草原的消灭，是一个世界历史性的事件。草原地区的切分意味着一个流动、自由往来、征战和边界变动的时代的结束，同时也意味着蒙古人的分裂、分散和消灭——他们现在散布于从伏尔加河到中国北部的广大地区，是在欧亚大陆发生的最广的非自愿人群散布之一” 21。 在这一视角下，米华健重新解读了1777年土尔扈特部东迁中国这一事件，是因为他们受到了来自欧亚大陆中部重建新的、宏大的草原—农耕帝国的竞争的冲击。从俄罗斯帝国逃脱到清帝国的版图上，成为大清臣民获得优待的同时，土尔扈特却丧失了再次迁徙的自由，因为这种自由将会破坏两大帝国清与俄罗斯的日益稳固的边界。由此，内亚历史转变为两大定居国家的南北关系——俄国与清朝的对峙，不仅终结了蒙古体系的世界史，而且也终结了影响内亚历史发展变迁数千年之久游牧-定居的南北结构。中亚民族塑造的力量也不再是游牧民和定居民的利益格局的再分配了。22米华健指出，土尔扈特迁入清朝的这一事件，标志着欧亚大陆中部“历史的终结”，同时也是新型的“多民族”辽阔帝国的开端，后者的形成将塑造中国、俄罗斯、中亚及内亚民族主义的发展。23 随着西方海国的殖民探险，世界的地理轮廓逐渐清晰，俄国与英国为争夺世界霸权，在欧亚大陆多个战略要地进行势力争夺，其中内亚是争夺最为激烈的地区之一。内亚的“多民族”的形成已经不再由草原-绿洲结构所决定，而是开始由地缘政治时代下的英-俄为主导国际格局所决定，这或许比强调清朝与俄国对峙作为近代化的开端更为合理。“19世纪下半叶是中亚历史的一个分水岭……蒙古帝国解体以后，直至18世纪末，部分地区甚至到19世纪，在辽阔的中亚地区，各个独立的政治体内部发展着不同的政治与文化形态；一个新的时代随即拉开序幕并导致许多的变化。由于汇集了重大的地缘政治与经济利益，该地区显著的地缘政治地位变得非常重要。”24 首先，化“鞑靼”为“中亚”——海洋地缘政治体系取代蒙古内亚体系。 “从18世纪晚期及19世纪，世界上的主要强国开始意识到控制、甚或占有中亚的重要性，所有的主要参与者（英国、俄国，某种程度上还有中国）都确立了各自对该地区的认识体系。”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标志是，“在西方的史籍中，‘中亚’一词开始取代‘鞑靼’地区，随着它在俄语、英语、法语及其他语言的译文中大量使用，‘中亚’的提法在19世纪后半期已被广泛接受”。 由此，“一种崭新且全面的地缘政治形势在广阔的中亚地区发展确立。”25中亚其地缘政治的意义已经不单纯在内陆，而是指向了海洋——英属印度——英俄“大博弈”的焦点。去中亚的“鞑靼”化标签，标志着西方国家作为这一地区的征服者，以西方为中心的地缘政治体系取代了蒙古体系。其次，西方重建中亚的历史编年体系，将其纳入西方的知识视野。“对19世纪后半叶中亚国家或国家结构的历史研究，受到了源于本地区内外不同编史传统的双重影响——一方面是俄国、英国和中国，另一方面是布哈拉、希瓦、浩罕、哈萨克、阿富汗与伊朗。在中亚拥有利益的各个强国发展了各不相同的认知传统，丰富的文献资料与前一时期（16与17世纪）有着明显的不同，那时的文献资源还是以当地资源为主，因为中亚未来的征服者当时对中亚地区仍知之甚少或是一无所知。”26以西方为中心发展出来的东方学对于内亚进行了重新的知识分类， 以语言学、体质人类学、考古学、历史学为中心“新学科”体系重新诠释内亚，这也导致了东方主义的滥觞，开始重新命名当地人，如天山南路的绿洲民原称为“萨尔特”，俄国突厥语学家认为他们讲述的是古代“回鹘语”，以此为标准，将“萨尔特”改为“维吾尔族”。类似这样的情况，在中亚比比皆是，知识的转换以及地缘政治的影响，促使了民族主义的诞生与传播。 第三，跨界民族认同问题。最为重要的是内亚各汗国被俄国兼并后，面临一个崭新事物——划界问题。作为草原-绿洲政权为中心的中亚各汗国并未有清晰的疆界，只有在西方体系下的主权国家才划分边界。清朝实行的是朝贡体系，只有“边疆”而无“边界”。清朝与俄国先后签订了尼布楚条约（1689年）、布连斯奇条约（1727年）以后，在签署条约的过程中，确定了“约定边界”的准则，俄国与清朝作为两个平等的主权国家确定了清朝与俄国的东段与中段的边界，下一步就是西段的边界了。俄国通过《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以及《中俄伊犁条约》的签订，将清朝管辖的大约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割走；另一方面，通过条约体系，在国际法层面上承认了清朝作为一个对等的主权国家的地位。 游牧民本可以在内亚草原上自由迁徙，但是划界的结果是游牧民被分在不同的国家，如柯尔克孜、塔吉克、哈萨克等，他们本没有固定的边界概念，成为俄属哈萨克和中属哈萨克人后，他们必须建构其对所在国家的忠诚，一是放弃游牧生活定居化，在本国的疆界里活动；二是接受国民教育，将身份转化为俄国人或是中国人。这就在俄国与清朝之间产生了一个新问题：跨界民族问题。由于其双重的身份认同和部落关系结构，游牧人既可以是俄国或中国人，但同时他们还有另外一个身份，俄侨和中侨。本来是一个民族内部的问题，却变成了外交问题，而且长期困扰着国际关系；另一方面，这种内亚式互通的内部社会交往与文化联系，却不容易被国际体系切断，使得一方的政治认同很快会传播到另一方当中。由此产生了另一个问题，就是“忠诚争夺”——意识形态的问题。 在日益严重的西方压力之下，内亚原来的国家-社会体系面对地缘政治、主权国家划界、民族分类等外界的冲击，从不同层面的回应中可以发现内亚地区在国家建构中的复杂面向：首先，在条约体系下“化边疆为边界”，体现为主权的争夺，自然在国家层面的反应是最为激烈；其次，从帝国到国家的转化，会有利益的重组过程，包括内部划界，原来游牧民、绿洲民中的商人、头人、知识分子以及宗教集团利益调整较大，他们的反应同样敏感；第三，对于大多数普通民众而言，通过游牧-农耕民利益再分配进行族群身份转换的历史结束了，在新的国家体系下他们不得不逐步接受新的民族身份。“作为对强加于他们的新的统治体系的全球性回应，穆斯林社会都接受了伊斯兰改革的思想,但该思想在不同地区(伊朗、英属印度、俄属亚洲、中国新疆)却发展出极为不同的内容，由此导致了在不同形势中的政治参与。”27 从国家层面看，地缘政治的关键在于保持双方的势力均衡，从18 世纪中叶清朝统一天山南北，清俄双方基本保持战略均势对等。随着俄国的工业化程度加快，双方的均势逐步发生转移。自从清朝与俄国签署边界条约开始（1854 年《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地缘均势开始倒向俄国。自从俄国修筑中亚铁路后，双方的“均势”就更复不存了。边界问题、外交问题、跨界民族问题、忠诚归属问题无不与地缘均势绑在一起。俄国以及后来的苏联占据地缘优势的结果正如拉铁摩尔在20 世纪30 年代所指出的，“汉人在中亚统治的结束（指杨增新被暗杀后）代表着旧式绿洲崛兴循环的完成。但是，继之而起的并不是原来那种草原崛兴的反循环，而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统一现象。其规模比过去历史上的任何循环都要大，并影响到草原、绿洲和中国内地。……因为苏联势力之进入蒙古、新疆及中国内地不是凭武力进入，而是由受其影响的民众所引入的”28。 与俄国、苏联关系中的地缘劣势的问题在2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倒逼和困扰着晚清、民国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边疆建构。 三、中国与俄（苏）地缘关系中的“新疆”体制 清朝征服准噶尔汗国后，在中亚与俄国进行对峙。乾嘉时期，清朝实行的是一种内亚-中原的混合体制。在天山北路准噶尔的故地进行屯垦实边，建立城市，实行中原管理模式下的府县以及村镇系统，使得内部疆域均质化、定居化程度大为提高。东疆回部实行盟旗制，天山南路回部保持土司制，满、蒙、锡伯、索伦等在伊犁、惠远城实行八旗驻防，郡县-土司-军府体制是整个新疆行政建制的历史基础。通过伊犁将军在惠远驻节和实施军政管理，现代新疆行政疆域轮廓已经大致形成。 1884年清朝在新疆建立行省是一个重大事件，标志着在失去中亚的大片土地后，清朝采取不退却的立场，“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卫京师”代表了清朝的地缘政治思想。虽然清朝挫败了俄国、英国的“大竞争”中试图扶持阿古柏的举动，对于条约体系的认知，已经使得清朝不得不加强在新疆的集权和代表性，乾嘉时期新疆的多元社会，群体关系呈高度复杂状态，管理制度难于统一筹划。清代满族朝廷以国家政府的身份，在新疆错综复杂的内外局面下由“边地而郡县”，进一步增强了疆域的均质化过程，也就是增强了地方的国家属性，这是宣示主权的一个标志。“新疆建省”——疆域均质化实际上确立了国际公认的主权国家边界，这是一个地缘政治的后果，成为近代中国国家建构的先声。同时，也可以视为乾嘉时期在天山北路推行郡县制的延续与推广。 清朝是被动进入“万国公法”的体系，虽然已经具有主权国家的形式，但是清朝是依托“帝国”形态进入这一体系的。一方面，疆域均质化需要管理体制均质化，也就需要文化均质化；在建省以后，清朝在天山南北推行以儒家文化为中心的“文化认同”29，另一方面，儒家文化的本质是皇帝认同，并不是国民认同。这一后果在辛亥革命爆发，清帝退位后充分反映出来，国家建构不充分面临了三大问题。 第一，辛亥革命爆发导致维系清朝各部的皇权象征——清帝退位。中华民国是否有权继承其合法地位（“拉铁摩尔之问”）。在大多数新疆回部居民仍以内亚式的“皇帝效忠”为认同之核心，建立以效忠于中华民国的国家认同之紧迫性不言而喻。 第二，面对中亚穆斯林地区传来的革新主义（既有民族主义，也有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列宁的民族自决和解放理论，包括从内地传入的“新学”，民族主义思潮进入新疆。特别是“一战”后期，俄国爆发“十月革命”以及以后在中亚建立若干民族加盟共和国，并以此输出革命，使得民族主义在中亚高涨。新疆督军杨增新只能消极的严防死守，“现俄人许俄属缠（苏俄称‘乌孜别克族’）、布（苏俄称‘吉尔吉斯族’）各族以回教独立特权……该党所倡之回教独立问题，不分国界，实大有影响于新疆。留疆回教各种族，占人口十之八九，且与俄边境种族姻娅来往，将来俄属回族独立，既成潮所激，殊觉危险。……而目前最当严防者，唯此回教独立问题。”随着杨被刺杀，防止民族主义渗透的努力终归无济于事。 第三，“一战”后的英国、苏俄、德国、日本在欧亚大陆的多方博弈并未结束，而且越演越烈。而民国中央政府却积弱积贫，无暇顾及新疆。俄国支持外蒙独立，新疆也岌岌可危，恰好此时发生“十月革命”，俄国自身不暇，这场危机暂时得以缓解。但地缘实力的不均衡状态在苏联局势稳定后，就继续发酵。苏俄在新疆的影响长期而深入。第一，盛世才在新疆作为苏联政治方面的代理人；第二，苏联的经济力量基本控制了新疆的商业命脉；第三，苏联势力直接还深入到意识形态领域，在唯一的高校——新疆学院，采取以“马列为内容，以民族为形式”进行民族主义教育；第四，苏联在盛世才反苏投向重庆时，为保证新疆不被亲英美的重庆政府控制，影响其内亚的地缘政治地位，苏联直接支持了“三区革命”。30 “三区革命”的武装力量中有中国部分逃苏人员组成的两个大队，苏方甚至直接派遣红军官兵参战，苏联军事顾问所在地在伊宁市的代号为“1号房子”、“2号房子”。31 1949 年，“三区革命”作为中国革命的一部分，“三区政权”也成为新疆人民政权的一部分。1955 年新疆撤省改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32也是苏联影响下的“三区革命”的一个直接后果。1958 年，苏联与中共开始出现分歧最终导致双方关系破裂，新疆依然是苏联的一张“地缘牌”。1962 年，“伊塔事件”发生时，大量的边民在苏侨的带领下越境而去，暴露了外逃边民中的祖国观念严重混乱和淡薄。中苏关系破裂后，新疆方面开始与苏联进行切割，增强“祖国认同”，宣传“新疆自古以来就是我们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33“伊塔事件”之后，加强对少数民族爱祖国的宣传教育, 使之理解新疆伊犁是祖国的领土, 维族和哈族等民族是祖国的少数民族之一, 不是苏联人, 宣传祖国的伟大和做中国人的光荣。34 自伊塔事件后，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新疆的经济面貌发生重大改变，乌鲁木齐已经成为中亚第一大城市，与晚清、民国时期的积贫积弱，不可同日而语。苏联解体后，中国终于获得了内亚地缘上的均势，但是随着中亚国家纷纷独立，这一问题显得更加尖锐起来。显然主权国家是国家建构的第一步，中国在内陆边疆地区的民族国家建构深受地缘政治和中亚问题交织在一起的影响，使得边疆问题陷入到某种困境。消除以往地缘政治留下的历史影响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以史为鉴，把眼光投向内亚，拿出胸怀，或可找到新的思路。 结 论 综上所述，中国的内亚其实没有经过一个内生发育的民族主义过程，“民族”概念侧重于解放、平等的政治意义。从内亚的前现代社会到现代社会转型当中，并没有现代性的培育过程，反映出其先天不足，反而是保留了大量的前现代社会特征，观察中国“民族国家”建构不能离开内亚视角。 第一，中国自己的现代国家模式，并不随西方的“民族国家”亦步亦趋。马戎教授指出，多部族帝国形态向“民族国家”转换有两条道路：一是“多民族国家”，每个民族都有独立的政治身份；二是“多族群国家”，只有一个国民身份，部族特色表现在“文化”方面。但是从内亚史的视角看，从清帝国的“臣民”身份转变为“国民”身份，是没有经历过“民族国家”的建构阶段，民族主义是通过地缘政治竞争和传播来解决，并没有出现一个内生发展的成熟过程。 第二，在内亚地缘政治环境下，中国的现代民族国家建设复杂而艰辛。西方的“民族国家”建构中的核心是民族自决，从俄国和苏联在中亚的实践经验看，民族主义切割了内亚的地域文明与历史传统，形成新的族群边界和政治，造成无数新的问题和隐患。英国、俄国还扶持“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的两股势力渗透新疆；而苏联继承了俄国的地缘政治遗产，支持伊犁“三区革命”并大力输出民族主义，争取基层民众站在“三区”和苏联一方，身份认同成为苏联操纵新疆问题的工具。不少学者以及国民政府都认识到地缘政治给边疆带来的危机，也意识到建构国民身份认同的重要性，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 另一方面，民族国家建构时，由苏联内亚传入的民族主义却在事实上切割边界。苏联解体后，中亚五国独立。马戎教授提示“国民身份”缺失带来的风险，但是仅构建一个单一的国民身份替代不了这种历史和现实的复杂性。这一地缘政治的后果对国家建构的影响还将继续持续。 第三，在内亚与中原交汇中的时空不同步特征中的国家建构，需要尊重历史遗产和经验。内亚式的多元平等的协商化机制和重视地方要素，对于清朝在边疆的成功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边疆各民族身份认同中夹杂了大量前现代的认同因素， 如绿洲民和游牧民的身份感还是非常厚重。因此，基于深厚的本土环境下生成的内亚历史文化传统，包括政治利益诉求，有着对话和协商的传统，这也需要调整及恢复内亚视角。“民族”概念并不足以涵盖内亚与中原交汇的时空不均衡性特征。当前中国正在实现国家—社会的现代化转型，费孝通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已经包含有如何构建中国自身现代国家模式的思考，这一问题直到今天依然是知识界面对的挑战。 注释： 1、 “内亚”概念的说明：1954 年，丹尼斯•塞诺撰写了论文《论中央欧亚》，更是系统地检讨了这一学科的历史、方法和问题，使这一概念逐渐流行起来。中央欧亚概念超越了语言、人种和经济生产方式的分类局限，把欧亚大陆的内陆部分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塞诺在主编的《剑桥早期内亚史》所写的“导言”中，他明确地宣称该书的研究对象在空间上就是中央欧亚，之所以用“内亚”这个名称，只是因为它比起“中央欧亚”来不那么笨重，但同时也不那么准确。罗新：《译者前言》，收入（美）丹尼斯•塞诺著，北京大学历史系民族史教研室译：《丹尼斯•塞诺内亚研究文选》，中华书局，2006 年。 2、 1982年10月，著名的中亚史学者、北京大学历史系张广达先生应邀到新疆大学讲学，对中亚史研究的基本文献做了介绍，以讲学内容整理成的文章中首次介绍了“Eurasia”——欧亚草原一词，欧亚草原的中部通称中亚，中亚有时也被称作内陆亚洲或高地亚洲。张广达：《研究中亚史地的入门书和参考书》，《新疆大学学报》，1983年第3期。 3、 如唐代广义的“西域”指敦煌以西、天山南北、中亚、西亚地区；在不同时代的汉文典籍中，广义和狭义的“西域”所指的地域范围与意义是不一样的。参见杨建新：《“西域”辨正》，《新疆大学学报》1981 年第1 期；魏长洪、管守新：《西域界说史评》，《新疆大学学报》，2004 年第1 期。 4、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义的“中亚”地理范围大致是：今阿富汗、中国西部、东北伊朗、蒙古、巴基斯坦以及（前苏联）诸中亚共和国境内的各个地区。参见《中亚文明史(第一卷)》，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年, 第368页。 5、 参见钟焓：《傅礼初傅礼初在西方内亚史研究中的位置及影响》，《民族史研究》第六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2 年。 6、（美）司徒琳著，范威译：《世界史及清初中国的内亚因素——美国学术界的一些观点和问题》，《满学研究》第五辑，民族出版社2000 年12 月版。 7、（日）杉山正明著、黄美蓉译：《游牧民的世界史》，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14 年4 月，第30 页。 8、 参见（美）费正清著，杜继东译：《中国的世界秩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3页。 9、（美）司徒琳著，范威译：《世界史及清初中国的内亚因素——美国学术界的一些观点和问题》，《满学研究》第五辑，民族出版社2000 年12 月版。 10、（美）柯文著，林同奇译：《变动中的中国历史研究视角》，见《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华书局，2004 年（增订本）版。 11、 参见（美）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第4 期。 12、（美）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的内陆亚洲边疆》，2005 年版，第37 页。此处承蒙复旦大学姚大力教授提示。 13、（美）拉铁摩尔著，曹未风翻译：《亚洲的决策》，商务印书馆，1962 年，第96 页。 14、 Beyond the Pass: Economy, Ethnicity, and the Empire in Qing Central Asia 1759-1864 15、（美）杜赞奇：历史意识与国族认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年2 月，第74 页。 16、罗新：《内亚视角的北朝史》，收入刘卫主编《中国历史学评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114 页。 17、余太山主编：《西域通史》，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 年，前言，第2 页。 18、笔者使用“内亚视角”是“西域”、“中国”、“中亚”三者复合的视角；与“新清史”表达的“内亚视角”意义不同。 19、 马戎：《现代国家观念的出现和国家形态的演进》，《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2 年第2 期。 20、（美）巴菲尔德著，袁剑译：《危险的边疆》，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 年，第380 页。 21、（美）濮德培（Peter C. Perdue）. "Boundaries, Maps, and Movement; Chinese, Russian, and Mongolian Empires in Early Modem Central Eurasia”《边界、地图和运动:早期现代中亚的中国、俄国和蒙古帝国》，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国际历史评论》20.2 . June 1998): 263。 22、如蒙古入侵是中亚史上最重大事件之一。其结果是原先的诸突厥部族(如葛逻禄、突骑施、炽侯、样磨、古里等)和哈拉契丹、乃蛮、克烈等部消失了，而月即别(乌兹别克)、哈萨克等形成了。这实际经历了又一次民族、部族分解重新组合的过程。中亚民族进程本质上是游牧民和定居民在政治、经济权益上的不断再分配。潘志平、王智娟：《鸟瞰中亚宗教、民族之历史与现状：兼评亨廷顿文明模式》，《西北民族研究》，1994年第2期。 23、（美）米华健：《清的形成、蒙古的遗产及现代早期欧亚大陆中部的“历史的终结”》，收入（美）司徒琳主编，赵世瑜等译：《世界时间与东亚时间中的明清变迁》下卷，三联书店，2009 年，第140-141 页。 24、（伊朗）C.阿德尔主编，吴强、许勤华译： 《中亚文明史》第6 卷，走向现代文明（19 世纪中叶至20 世纪末），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2013 年版，第7 页。 25、《中亚文明史》第6 卷，第8 页。 26、《中亚文明史》第6 卷，第8 页。 27、 《中亚文明史》第 6 卷，第25 页。 28、（美）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2005 年，第127 页。 29、清朝推行儒家教育，一方面为了“化彼殊俗同我华风”，另一方面也是让新疆普通百姓能直接领会政府政令精神，不致出现此前“汉回彼此扞格不入，官民隔阂，政令难通”的不利局面。左宗棠率军进疆平叛后，广设义塾，教授汉、回、维吾尔族儿童学习汉文，刊发讲授《千字文》、《三字经》、《百家姓》、《孝经》、《小学》、《六经》、《杂字》、《四字韵语》、《诗经》、《论语》、《孟子》等经典，教习幼童临摹汉字。参见陈跃：《晚清新疆与台湾建省之比较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3 年第3 期。 30、参见厉声：《哈萨克斯坦及其与中国新疆的关系（15 世纪-20 世纪中期）》，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4 年，第364-365页。 31、 参见厉声：《哈萨克斯坦及其与中国新疆的关系（15 世纪-20 世纪中期）》，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4 年，第364-365页。 32、保留“新疆”这个被一部分维吾尔族干部视为“汉族符号”的地域概念，实际上是对清朝建省保全国土的体认，坚持国家统一性优先；而在新疆后加入“维吾尔自治区”的名称，是对苏式民族主义的认可。此处讨论见：1955年2 月28 日，《新疆分局关于新疆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名称问题的报告》，《新疆工作文献选编（1949-2010）》，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 年9 月，第121 页。 33、张东月：《关于新疆历史的几个问题》，《民族研究》，1959 年第3 期。这是文章的开篇语。 34、参见李丹慧：《新疆苏联侨民问题的历史考察：1945-1965》，《历史研究》，2003 年第2 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