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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56年初，金日成依次消灭了“南方派”，排挤了“延安派”和“苏联派”，而使以他本人为首的“游击队派”占据了绝对优势。他一方面不遗余力地塑造其个人英明领袖和国民父亲的形象，另一方面不失时机地提出“主体”思想，以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重新诠释了共产主义。 关键词：金日成 朝鲜劳动党 中朝关系 苏朝关系 “主体”思想 在当今的国际社会，像北朝鲜这样的世袭家族统治体制已经极为罕见。人们自然希望了解这一现象的背景和原因，而首先需要厘清的是，金日成究竟是如何走上权力顶峰，在北朝鲜建立起不可动摇且能世代相传的统治地位。有关这个问题，开拓性的研究应属美籍韩裔学者徐大肃关于金日成的专著{1}。此外，韩国自1960年代以来出版了大量回忆录，以及以口述史料和朝鲜公开出版物为主要依据的相关著作，但囿于当时的条件，基本没有使用档案文献，很多说法和判断难以取信{2}。冷战结束后，随着俄罗斯和东欧国家档案的解密，这一领域的研究有了新进展，重点在于从苏朝关系的角度进行阐释{3}。但迄今为止，这方面的学术研究还存在两个明显的缺憾：一是近年来披露的一批重要俄国档案较少得到利用，特别是关于1956年9月中苏共同干预朝鲜事务的文件;二是较少涉及中国因素{4}。事实上，在1950年代对北朝鲜影响最大的国家，已从苏联转到了中国。 笔者在写作中朝关系史的过程中，收集了大量俄国和中国的相关档案文献，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仔细梳理，大体勾画出金日成自1949年开始亲政到1958年独掌党政军大权的历史过程{5}。本文主要论述金日成走向权力顶峰的第一步：在党内排除异己力量的过程。 1948年底苏军全部撤出北朝鲜时，把权力交给了作为核心领导人的金日成，但苏军协助他组建的朝鲜劳动党(简称劳动党)则是由许多派别联合而成的{6}。这个党里主要有金日成领导的出身东北抗联部队的“游击队派”(满洲派)，以朴宪永为核心的“南方派”(南朝鲜劳动党〔南劳党〕派)，以金枓奉和武亭为首的“延安派”，还有虽未形成派别但以许嘉谊(许哥而)为代表人物的苏籍朝鲜人(一般称“苏联派”或“莫斯科派”)，而原来曾存在的国内其他派别(如“甲山派”等)在劳动党成立时基本上已销声匿迹。这几个主要派别的干部之间，背景差别甚大。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游击队派来自苏联远东和中国东北，延安派来自中国西北和华北，苏联派来自苏联中亚，而南方派则来自朝鲜半岛南部地区。他们有着不同的经历和出身：游击队派主要是农民，延安派大多是军人，苏联派主要是文职人员，南方派则以职业革命家较多。他们甚至连语言习惯也有所不同：延安派比较熟悉中文，苏联派更愿意讲俄文，游击队派和南方派虽都用朝鲜语，但也有南北之别。 这样一些人集合在一起，又没有一个大家公认的领袖人物，再加上朝鲜共产党派系斗争的传统，很难想象他们能够拧成一股绳{7}。1950年9月，美军成功登陆仁川导致的军事失败，使得金日成的威信和影响力大为降低，其领导地位也受到各方面的挑战。金要在党内和国内取得绝对统治地位，树立起个人的绝对权威，就必须逐一消灭这些派别。 一 朴宪永和南方派全军覆没 在劳动党内真正具有能力可以向金日成领袖地位提出挑战的，只有朴宪永及其南劳党，但最缺少国外背景的也是这些人。朴在苏联接受教育，出身共产国际东方书记处，又在日本投降后最早重建朝鲜共产党，的确被莫斯科看重，甚至一度考虑让他成为核心人物。但是朝鲜南北分裂的局面导致朴的势力和影响大不如前，最后被迫逃往北方，只能寄人篱下，凭借其个人影响和威望，屈居劳动党第二把手。南方派的目标很清楚，就是要取代金日成在朝鲜的领导地位，金发动的韩战遭到失败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对于金来说，朴是最危险的人物，但由于其没有后台，因此也是最容易对付的派别。于是，金在党内清除异己就先拿朴和南方派开刀了。 从档案文献可以看出，金日成与朴宪永之间的分歧早就存在。如1949年9月，苏共中央政治局否定了金进攻南方的“瓮津半岛作战计划”。10月4日，苏联大使向朝鲜领导人传达莫斯科的旨意时，金勉强接受，无奈地说了一声“好吧”，而朴则讲得比较明确：“这是正确的，我们需要更广泛地在南方开展游击运动。”{8}又如翌年9月美国军队在仁川成功登陆后，中国明确向朝鲜和苏联表示，可以出兵援助朝鲜。在9月20日劳动党政治局会议上讨论是否邀请中国出兵时，金看到苏联大使还是像以前一样对这个问题不置可否，知道斯大林当时还没有这种意愿，便发言说中国军队来了也解决不了问题。当时会议上所有人都随声附和，只有朴坚持应该立即请中国出兵{9}。 金日成和朴宪永的分歧随着战事失利以及中国出兵后金的军事指挥权被剥夺而加剧，并且逐步公开化。1951年7月两韩停战谈判开始以后，金愈来愈倾向于尽快停战，以便恢复北方的秩序和经济建设。在8月14日平壤庆祝朝鲜解放六周年的群众大会上，金反复谈到停战的必要性，在讲话中不断反问：“为什么不能同意他们〔美国人〕的建议呢?”、“为什么不能同意停战的建议呢?”{10}这话实际上就是冲着朴说的。朴和南劳党一派完全不能接受停战，因为他们的家乡和根基都在南方。在金讲演后一个月，9月15日，朴在接见来访的越南代表团时强调说：“朝鲜人民要继续英勇奋斗，一直到在我们土地上把美帝国主义侵略者全部消灭并彻底驱逐出去。”1952年1月25日，朴又在平壤召开的全国农民积极份子大会上发表演说：“任何国家的人民为了自己的主权和独立都不能不进行流血战争，如果不对侵略者展开有系统的抵抗斗争，那就只能成为奴隶，走为侵略者服务的一条路了。因此，为了取得胜利，我们要不怕任何牺牲，从现在开始计划展开持久战。”{11}所谓“持久战”，是毛泽东和斯大林的想法，而金心里是不愿意接受的。 到1952年夏天，金日成要求停战的心情更加急迫，他甚至要求中国接受美国的停战条件，不要在战俘的问题上纠缠不休，还向斯大林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最后，斯大林在莫斯科接见了在停战问题上意见对立且相持不下的中朝双方代表，包括周恩来、彭德怀、高岗和金日成等人，并表明了支持毛泽东的看法{12}。金垂头丧气地回到平壤后，却听到朴宪永显然是支持苏联和中国立场的演说。在1952年11月发表的纪念“十月革命”三十五周年的报告中，朴号召朝鲜人民“要充分地将自己武装起来”，“同美帝国主义的斗争今后要长期地激烈地进行下去”。不仅如此，在讲述朝鲜抗日独立运动时，朴一再强调朝鲜共产党的“主导作用”，而对金的影响却只字未提，甚至没有提到他的名字{13}。朴是朝鲜共产党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而金那时连党员都不是。朴敢于如此公开地与金唱对台戏，一方面是根本没把金看在眼里，另一方面显然也是希望依靠莫斯科和北京向金施加压力。面对如此明显的蔑视和挑战，金决心痛下杀手。 1952年12月15日，金日成在劳动党第五次中央全会作报告，提出了与宗派主义残余势力作坚决斗争的问题。报告不无所指地列举了一系列宗派主义残余的表现，要求所有党员都必须加强党性，“对党无限忠诚”，并提高警惕，严密监视宗派份子，使他们在党内“寸步难行”{14}。在大造舆论的同时，金指使苏籍朝鲜干部朴昌玉秘密调查南劳党干部的宗派倾向和不满情绪，开始收集和制造朴宪永一派的罪证材料{15}。1953年3月16日和4月12日，一批南方派干部突然陆续被捕。7月30日，即《朝鲜停战协定》签订后第三天，根据朝鲜刑法第二十五条，以叛国罪对南劳党李承烨等十二人提起公诉。8月3日，最高裁判所开庭审理，6日审判结束。被控犯罪人的罪名有三项：为美国进行间谍活动、疯狂破坏和镇压南朝鲜民主人士和革命力量、试图以武力颠覆共和国政府。被判刑的还有文化宣传省副相赵一明、朝苏文化协会中央副委员长林和、京畿道人民委员会委员长朴胜源、劳动党中央联络部部长裴哲以及副部长尹淳达等。起诉书详细列举了犯罪“事实”，结果十人被判处死刑，二人被判处十二和十五年有期徒刑{16}。此外，8月5至9日，劳动党召开二届六中全会，宣布了以李为首的反党叛国间谍集团的罪状，并通过决议，撤销反党叛国份子、破坏暗害份子、宗派份子朴宪永、朱宁河、张时雨等七人的中央委员职务，开除出党;撤销权五稷的中央候补委员职务，开除出党;撤销具载洙等四人的中央委员职务{17}。至此，南劳党一派几乎被一网打尽。但金为了彻底铲除南方派的势力及其影响，还必须致朴于死地。 李承烨是追随朴宪永的南劳党骨干，1949年9月南、北劳动党合并时，朴当选为中央副委员长，李当选为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1950年12月，李晋升为劳动党中央书记处第二书记{18}。“李承烨反党叛国间谍集团事件”无疑是整肃朴的先声和铺垫，当时对于被判处死刑的人没有立即行刑，就是为了罗织朴的罪名。不过，要彻底消灭像朴这样颇有名望的老一代革命家，并非易事。1953年11月，金日成访华期间在与毛泽东谈话时曾问道，关于朴叛变的证据并不充分，如何处理为好。毛回答说，朴是个文人，不像贝利亚(Л. П. Берия)杀了很多人，如果将来证明他不是反革命，可以恢复名誉;如果确实是反革命，关起来就是了，但“无论如何不能杀掉”。后来苏联得知此事，也通过国家安全委员会在朝鲜的顾问向金提出建议，不要杀朴{19}。但过了两年多，朴还是在1955年12月3日被起诉，罪名与李等人完全一样。12月15日上午对朴进行审判，晚上8点就宣读了判决：死刑。朴拒绝了为其指定的律师，在审判中也承认了所有强加的罪名，只是对发动政变一事坚持并不知情，但愿意为其属下的行为负责{20}。 在劳动党内的几个派别中，南方派是最抱团的，朴宪永的凝聚力也比较强，尤其是在占领南朝鲜的几个月里，势力大有增长。李承烨就是重组南劳党的总负责人，并兼任汉城市市长，还在那里创建了政治学院，培养干部和游击队指挥员，甚至招募武装力量。因此，很多韩国学者认为指控他们的罪名大都是无中生有，但组织推翻金日成的行动很可能是存在的，尽管起诉书中叙述的详细计划令人难以置信{21}。不过，南方派的行动并没有得到其他各派的支持，金反而利用了苏籍朝鲜人来对付朴。南方派的覆灭为金扫除了通向权力顶峰的最大障碍，但最高人民议会主席团批准朴的死刑判决被推迟执行了{22}--原因很简单，金还需要用他的证词来扳倒其他派系的领导人。 二 延安派和苏联派受到排挤 延安派的情况最有意思。他们当中有很多非常出众的干部，资历深、能力强。金枓奉、崔昌益、韩斌、李相朝有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而武亭、朴一禹、金雄、方虎山都是能征善战的军事干部。但是从整体的角度看，实力却显得十分薄弱，他们之间缺乏紧密的联系，各行其是。如延安派主要干部回国后，金枓奉重建朝鲜独立同盟时，武亭和崔昌益都没有参加，而是加入了北朝鲜共产党。后来延安派组建新民党，崔昌益转过来任副委员长，而作为第三书记的武亭仍留在共产党北方分局{23}。 金枓奉是延安派的第一号人物，早年加入朝鲜共产党，后弃政从学，1942年被中共请到延安，当了朝鲜独立同盟主席。但此人没有政治抱负，为人小心谨慎，与世无争。毛泽东和米高扬(А. И. Микоян)议论起来，都认为他是个“好人”，“有学问”，“政治上很稳当”。他回国后曾想到中国走一走，但金日成不同意，就没有成行{24}。金枓奉充其量算是延安派的一个精神领袖，在政治上没有发挥实际作用，金日成对他也不在意。对金日成构成直接威胁的主要是其他军事干部。 第二号人物武亭就不同了，为人脾气暴躁，争强好胜，是一个不好对付的人。武亭资格很老，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红军长征，后来担任朝鲜义勇军司令。1941年10月，延安召开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他的画像与毛泽东的画像一同挂在主席台上{25}。显然，如果得到中国在背后的支持，武亭会是金日成最具威胁性的对手。因此，在中国出兵朝鲜以后，金首先找借口除掉的就是这个人。1950年12月21至23日，劳动党在江界召开二届三中全会。金在会上严厉地批评党政军各级干部，说他们对帝国主义干涉的困难估计不足，在敌人攻势面前失去指挥能力，擅离职守，纪律涣散。会议对一大批“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进行了处分，或撤职查办，或开除出党。武亭便在其中，不仅被撤销了第二军团司令官的职务，还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金在会上指责他在保卫平壤作战中指挥失职，防守不力{26}。关键问题并不在于金委过于人，把失败的责任推给下属(如与武亭一起被撤职的还有金的游击队战友金一、崔光、林春秋，以及苏联派的金烈，国内派的许成泽、朴光熙等)，而是不久以后，这些人几乎都官复原职或再次获任用，只有武亭一人彻底成了“老百姓”{27}。其后，在彭德怀以个人名义要求下，武亭赴中国治疗胃病，但1951年6月又被金召回，不久便去世了{28}。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后，金日成对延安派军事干部的确加强了戒心和防范{29}。其他几个重要的延安派军事干部虽未被撤职，但也调离了重要岗位。如方虎山因在作战方案上主张采用中国解放军的打法，与金意见不合，于是被撤销军团长一职，改任军事学院院长。又如金雄虽升任民族保卫省副相，但实权被剥夺，其人民军前线司令部司令官的职务由金光侠接替，中朝联合司令部副司令员的职务也改由崔庸健接替{30}。 剩下一个比较麻烦的人物就是朴一禹。朴与中共的关系极为密切，曾作为正式代表(王巍)出席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在大会发言。这一点本来是他的优势，金日成请求中国出兵援助的亲笔信就是朴送到北京的，后来到沈阳催促中国尽快发兵的也是他，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后担任两军之间联络官的还是他。但是，中朝联合司令部成立后，朴以内阁内务相的职务兼任中朝联军的政治委员，整天和彭德怀在一起，就令金感到不安了。1951年3月，金先设立了社会安全省，把原来内务省的核心业务分离出来。随后在1952年10月又改任朴为递信相，进一步削弱他的权力{31}。金给朴保留内阁职位，完全是因为朴在军队中的威望太高，同时也顾及到他与中方的密切关系{32}。但事情并没有完结。12月15日，在劳动党中央全会上，金以批判官僚主义为题，开始不点名地把矛头指向朴。金说官僚主义助长了部分人在工作中自高自大和虚饰、谄媚的倾向，甚至由于官僚主义的典型表现--个人英雄主义作怪，竟然出现了想以“自己的路线”代替党中央路线的现象{33}。不久以后，1953年2月5日，金便通知中朝联合司令部，朴被召回，其政治委员的工作由崔庸健兼管{34}。但是，朴继续与志愿军保持着联系，并通报消息。1954年朝鲜粮食短缺，因饥荒饿死几百人，朴把这个情况告诉了中方。金得到朴金哲(原甲山派干部)的密报后十分恼怒，对朴一禹破口大骂{35}。 金日成对朴一禹及其他延安派军事干部的公开批判是在1955年4月开始的。在4月1至4日召开的劳动党中央全会上，金使用激烈的言辞，点名批判了以朴一禹、金雄和方虎山为首的“前中共党员小集团”，说朴以“来自中国的代表自居”，拉帮结派，阴谋分裂党。朴声称自己是毛泽东委派到中朝联合司令部工作的，然其行为似乎不取决于朝鲜的军事指导方针，尤其是不取决于金。此外，金指责这个小集团还企图把苏联军事专家的工作和中国军事指挥作比较，以败坏苏联军事专家的名声{36}。尽管金在会上表示，“应该给朴一禹及其同伙提供最后一次放下武器，在工作中和观点上站到正确立场上来的机会”，但实际上，几个月后朴和金雄便被软禁起来，方虎山也遭到了清洗{37}。 八个月以后，金日成给了朴一禹最后一击。1955年12月2至3日召开的劳动党中央全会做出决议，将朴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并撤销其党籍。根据金在讲话中罗列的罪行，给朴确定的罪名是：“泄露党和国家的机密”，“对党和国家领导人进行诽谤”，在来自中国的干部中拉帮结派，与朴宪永、李承烨反党判国间谍集团建立“反党统一战线”，生活腐化，挥霍浪费，等等{38}。12月15日，朴正式被捕，金开始搜集他与朴宪永、李承烨集团勾结的证据，还让朴宪永出来作证;但后者只证实了一点：“朴一禹将朝鲜人民军在1950年向北方撤退看作是军队领导无能所造成的失败。”1956年3月，苏联驻朝大使向莫斯科报告了朴被捕的情况并指出，金日成尚未找到朴犯罪的任何证据{39}。同年5月，金日成在中央常务委员会会议上宣布，对朴调查的结果还无法确定其所犯罪行的具体内容{40}。尽管如此，延安派作为一个“派别”已遭到毁灭性打击，虽然还有一些政治干部(金枓奉、崔昌益等)以个人身份留在领导岗位。金排挤延安派干部的主要目的是要掌握军权。在中朝联合司令部成立、金被剥夺军事指挥权以后，他最担心的就是在朝鲜人民军中担任高级指挥官的延安派干部，因为他们与中方的关系太密切，很可能影响金对朝鲜军队的控制，甚至威胁到他的整个权力。朴等一批延安派干部的职务，后来大多被那些与中方较少接触的游击队派和苏联派干部接替了。 另一方面，苏联派干部都来自苏联不同的单位，相互之间过去也没有什么联系，其实根本说不上是一个派别，而且他们与南方派和延安派还有一个不同之处，即苏籍朝鲜干部从来没有成立过什么团体或政党。来到朝鲜以后，许嘉谊因名气大而成为苏联派的中心人物。许性情豪爽，为人固执，在苏联时当过州委书记，是第二代苏籍朝鲜人中最有名望的政治人物之一{41}。因此，在1946年8月北朝鲜劳动党成立时，许就担任了副委员长。1949年9月南、北劳动党合并时，又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42}，许在党内的排名仅次于金日成、金枓奉、朴宪永。许负责组织工作，他与金日成的分歧和矛盾也由此产生。 金日成对许嘉谊的不满主要在于党组织建设和发展的两个方面：第一，在美军登陆仁川而朝鲜人民军北撤时，很多党员把党证毁掉或藏起来，这成为后来许在重新恢复党组织时进行严厉惩罚的理由--很多人因为拿不出党证而被认为有通敌嫌疑。如受到处罚的党员中，有80至85%就仅仅是因为没有旧党证;第二，在发展新党员时，许按照苏联的做法，特别强调工人成份，而对大多数农民根本不放在眼里，如规定平安北道博川郡每月只给十七个农民党员的名额。金对此十分不满，并提出严厉批评，但许不以为然，阳奉阴违。在1951年11月1至4日召开的劳动党中央全会上，金集中批评了党在组织工作方面的问题，许因而被撤销中央书记的职务，降到农业省任副相。1952年初，金又派遣许去负责顺安水库的修复工程。性情高傲的许对此愤愤不平，遂对金的强迫征粮政策提出批评。两人之间的矛盾逐步激化{43}。在前述1953年8月5至9日劳动党二届六中全会揭露李承烨反党叛国间谍集团的同时，宣布了许自杀身亡的消息{44}。 金日成整肃许嘉谊主要还是针对个人行为，而非要清除来自苏联的干部，他甚至利用了苏籍朝鲜人之间的矛盾(如朴昌玉就对许嘉谊很不服气){45}。与对延安派的干部不同，就个人来讲，金当时对苏籍朝鲜干部并没有太大的不满。1951年11月中央全会宣布许被撤销党内职务时，为了安抚苏联派以及堵住苏联人的嘴，金安排接替许职务的还是苏籍朝鲜人：朴昌玉出任中央委员会书记、朴永彬出任中央委员会组织部部长。1953年8月，朴昌玉、朴永彬、金承化、南日等苏籍朝鲜人均成为新建立的中央常委会成员，而朴昌玉则成为五人政治委员会委员之一，排名第四。1954年3月，金为加强战后经济重建工作而改组了内阁，朴昌玉改任内阁副首相兼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长，朴永彬则被增补为政治委员会委员{46}。 然而，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劳动党内突然开展了一场针对苏籍朝鲜干部的大批判。对于金日成来说，权力必须集中。打击朴一禹等延安派干部，重点在于夺回军权，而扳倒许嘉谊则是要夺回组织和宣传领域的权力。朴昌玉和朴永彬接管的就是这两个方面的工作。但恰恰在这两方面，金与苏联派干部开始发生了分歧和冲突。 关于组织问题，第一次分歧发生在1955年4月。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党内在“个人崇拜”方面的宣传便逐步降温，并开始限制个人权力的膨胀。1955年1月马林科夫(Г. М. Маленксв)被撤销部长会议主席的理由之一，就是要贯彻集体领导的方针{47}。金日成当时就像斯大林和马林科夫一样，身兼党和政府的第一把手。聪明的金看到苏联的情况便想到了朝鲜，他必须精心安排，防患于未然。4月中央全会前，朴昌玉和金枓奉提出金日成工作量太大，可以考虑解除他的一些职务。金“高兴地”表示接受，但希望过一段时间再提出这个问题。与此同时，金在抗联老战友崔庸健主动申请辞去了民主党委员长的职务，接着在中央政治委员会讨论干部任用问题时，金就提出增补崔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委员会成员。这一建议让所有人都感到吃惊，朴昌玉和朴正爱公开表示反对，其他人沉默不语。实际上，除朴金哲外，所有委员都不同意。然而，金在不久后召开的4月中央全会上，还是提出了这个建议，并得到一致通过。崔进入政治委员会以后，金便在9月的政治委员会会议上主动提出要辞去首相的职务，并认为接替这一职务最合适的人选就是已经成为政治委员会委员的崔。朴昌玉、朴永彬和朴正爱又提出反对意见，主要理由是崔能力太差，不堪胜任。金的建议因遭到多数人反对而作罢。然而，在12月的中央全会上，在金的努力下，崔庸健和朴金哲双双成为劳动党中央副委员长。其实，金完全了解崔的能力。就在1955年1月，由于崔工作不力，金建议将朴昌玉调入由崔负责的国防问题委员会{48}。但只要一个人表现出忠诚，金就需要把他安排在关键岗位。此后，崔便成为金的副手，直到终老。1955年崔未能做成首相，而金对朴昌玉和朴永彬的信任大概也就此终结。在这种情况下，二朴大量提拔苏籍朝鲜干部，又对许嘉谊被指控为“人民的敌人”有看法，这自然就会引起金的反感和警惕。后来批判朴昌玉的主要罪状之一就是搞宗派活动，把自己的亲信安插到思想工作的重要岗位，如奇石福、郑律、郑东燮等人，而“这些人都是与他一起在苏联生活和学习过的老同学”{49}。 在宣传工作方面，朴昌玉和朴永彬的主要问题是对金日成的个人崇拜提出了不同意见，多次指出思想宣传方面存在过于突出个人的“方向性错误”。1955年2月朴永彬改任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职务后，曾在政治委员会会议上提出在出版物中应注意阐述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问题。金表示同意这个建议，朴信以为真，便在随后召开的劳动党中央工作会议上传达了金的指示。朴访苏回国后，根据和平共处的方针，提出在报刊上改变一下反美宣传的论调。金没有同意这个建议，但朴的助手已经在实际工作中贯彻了这种想法{50}。这些情况自然引起金的极大不满，后来二朴受到批判的另一个罪状就是“不允许党和人民向他们的领袖表达自己的感情和态度”{51}。 朴昌玉担任内阁副首相及国家计委会委员长以后，在经济工作领域又与金日成产生了分歧。1954年10至11月政治委员会讨论粮食收购的问题时，朴昌玉和朴永彬提出可以仿效苏联的通常做法，由消费合作社按照自愿的原则向农民收购，但金坚持必须制订征购计划和确定指标。1955年2月，中央常委会被迫取消强迫征购，并决定给予农民一定补偿，但错误的责任还是要国家计委会和农业省来承担。此外，朴昌玉及苏联派的理论工作者在国民经济计划投资比例方面，没有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而主张加快发展消费工作;在合作化运动中，反对大规模、高速度发展合作社，而提出应像苏联那样先实行机械化，这些都违背了金的旨意{52}。 于是，一场清洗以朴昌玉、朴永彬为首的苏籍朝鲜干部的政治运动随之开始{53}。 经过一个多月的准备，1955年12月2至3日召开了劳动党中央全会。尽管会议的主题是讨论农业问题和召开劳动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事宜，尽管宣布开除朴一禹党籍和进一步消除许嘉谊的影响是解决“组织问题”的主要目的，但全会也为批判苏籍朝鲜干部进行了充分的舆论准备。在关于组织问题的发言中，金日成先是全面攻击朴一禹和许嘉谊，后来却突然大讲特讲起文学工作中的错误倾向，点名批评朴永彬，指责他所领导的中央组织部延续许的工作作风，并用激烈的言辞，尖锐地指责奇石福、郑律、郑东燮等苏籍朝鲜干部，说他们吹捧与李承烨反党叛国间谍集团有瓜葛的南方派作家李俊泰等人，而贬低和排挤北方无产阶级文学家韩雪野、李箕永。金在讲话中反复发问：难道对来自苏联的朝鲜干部就不能批评吗?会议宣布免除朴永彬的中央宣传部部长职务，同时批准崔庸健和朴金哲为劳动党中央副委员长，林海为监察委员会委员长，韩相斗为中央组织部部长，李孝淳为中央干部部部长，李一卿为中央宣传部部长{54}。会后，金派南日去苏联使馆汇报，说这些苏籍朝鲜干部身居高位，脱离群众，自我封闭，与当地干部的矛盾已经激化。还说朴昌玉高高在上，作风粗暴，“许多干部开始憎恨他”，而朴永彬则是一个“卑鄙小人”。南日甚至暗示说奇石福、郑律、郑东燮等人有阴谋活动，似乎朴昌玉也牵涉其中{55}。 在一系列的铺垫工作完成以后，12月27日召开了劳动党中央全会扩大会议，出席者超过四百人。会议集中批判朴昌玉、朴永彬、奇石福等人在文学领域执行的“反党路线”，林海、韩雪野更声称掌握了这些苏籍朝鲜干部搞宗派活动的材料，金日成则在发言中具体地提到了十五个许嘉谊的追随者。会议根据金的提议，将朴昌玉开除出政治委员会，鉴于他在与朴宪永的斗争中表现不错，获保留中央委员和副首相职务，以观后效;将朴永彬开除出政治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将奇石福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委托监察委员会对奇石福、郑律等人的问题立案审查{56}。苏联派的主要干部至此也全部被清除出领导核心。 总之，到1955年12月底，在彻底地消灭了南方派、扳倒了延安派和苏联派的主要领导人物以后，金日成成功地把党、政、军大权逐一掌握到自己手中。但事情还没有结束。金以批判宗派主义为由，相继将来自南方的、中国的和苏联的主要领导干部打倒，而唯一没有受到冲击的就是多年追随他的游击队派干部，这不会不招来非议。为了稳定局面、争取人心，他必须对自己的这种行为做出合理、合法的解释。 三 金日成提出确立“主体”思想 金日成能够在政治斗争中节节胜利，当然离不开使用政治手腕。如上所述，他充分利用了党内个人之间的矛盾、各派之间的分歧，分化瓦解，各个击破。金经常亲自找被打击的对象谈话，一方面进行安抚，另一方面巧妙地把责任推给其他人。他甚至对打击对象也是区别对待，如在组织批判朴昌玉和朴永彬时，金就采取了威逼后者首先认罪，再集中力量打倒陷入孤立境地的前者的手段fr。金深谙此道，但并不仅仅如此，他是一个有政治智慧的人。他知道在劳动党内各派干部力量大体平衡的情况下，要想取得最高和全部权力，首先需要树立个人权威，让全党信服。 权威的建立是从讲述领袖生平和历史作用开始的。早在1946至1947年，金日成就曾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向新闻、文化和学术部门的工作人员详细介绍自己的生平，并直接要求他们创作与此相关的文章和作品fs。1952年4月15日在金四十岁生日之际，劳动党机关报《劳动新闻》增加特刊，刊登了《金日成将军传略》ft。朝鲜战争刚刚结束，朝鲜政府便派出“金日成元帅抗日战绩调查团”到中国东北收集金的相关资料gk。不久，金便成为朝鲜抗日斗争中最著名的甚至是唯一的英明领袖。他的出生地万景台和曾战斗过的普天堡分别建立了金日成纪念馆，朝鲜人民解放斗争博物馆也变成了以金日成命名的博物馆gl。1955年3月，电影院开始放映一部讴歌金伟大功绩的纪录片《金日成元帅在各地所领导的抗日游击斗争》。后来《劳动新闻》盛赞说，这部影片对劳动人民“了解革命传统具有巨大的教育意义”。在朝鲜的报刊上和课堂上，金成为“朝中两国的优秀儿女”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领导者;“作为天才的马列主义宣传家和反日游击斗争的组织者”，金“领导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者的斗争”;“朝鲜是被金日成所率领的游击队解放的”;在1950至1953年的“祖国解放战争”中，金也是“所有战役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所有胜利“都是金日成元帅英明领导的结果”gm。 于是，在朝鲜全国掀起了对金日成的个人崇拜。在报刊、电影、文学作品、教科书中，金的名字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很多大学、街道和广场都以他的名字命名;年轻的金被称为朝鲜人民的“父亲”;他随口说出的一句话都会成为党的口号，如“大米就是社会主义”或“纺织是艺术”之类。在很多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头脑中，“历史的主要推动力量都是领袖人物、党和政府的领导人”，因为在朝鲜，“一切问题都由金日成一人决断”。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很多人因对领袖不敬而身陷囹圄。有人因为用印有金画像的杂志封面包书皮而入狱五年，还有一名备受征粮之苦的农民指着金的画像说了一声：“您不了解人民的状况，只知道折磨人”，结果被判刑七年gn。金在劳动党和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已不可动摇，收拾党内反对派自然会马到功成。 然而这还不够。朴宪永、李承烨被打成反党叛国间谍集团，虽证据不足(甚至可能是捏造的)，但毕竟经过了法律程序，大家无话可说。而大批延安派干部和苏籍朝鲜干部被整肃的情况就不同了，他们究竟有什么罪过?难道仅仅因为与金日成意见不合或有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问题就被打倒?因此，要使全党信服，金不仅要占领舆论制高点、道德制高点，还必须掌握理论的制高点--这一点在崇尚意识形态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非常重要。也就是说，金必须证明这些人在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上犯有严重错误，背离或反对党的正确路线，因此他们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他们的行为都是反党行为。 1955年12月28日，即中央常委会宣布朴昌玉、朴永彬等一批苏籍朝鲜干部的错误并做出处理决定的第二天，金日成发表了关于宣传鼓动工作的长篇讲话，这篇讲话正式公布时定名为〈关于在思想工作中克服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确立主体〉{64}。正如有些学者注意到的，“主体”(Chuch‘e/Juche)这个名词并不是金发明的，而且在朝鲜的宣传中，很长一个时期并没有突出这一概念{65}。金再次提出“主体”的概念，是在1961年11月劳动党四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但也只是出现了一次{66}。1962年12月19日《劳动新闻》发表编辑部文章，纪念1952年12月五中全会的历史意义，重点介绍并解释了金的“主体”思想{67}。“主体”真正成为劳动党思想理论和政治路线的核心及代名词，并作为朝鲜党和国家的主导意识形态，已经是1970年代的事情了。 不过，无论如何应该看到，金日成的确在批判“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同时提出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即自主性。在斯大林主导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中，“国际主义”已成为经典，为各国共产党所接受。这个概念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普及，把苏联和苏联党的利益就是国际无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这一现象合理化了。国际主义的对立面是民族主义，凡是违背莫斯科旨意、侵害苏联利益的行为都被指责为“民族主义”。那时，没有一个国家的共产党敢于公开强调自己民族和国家的特点及利益。1948年铁托(Josip B. Tito)被革出教门的罪名就是“民族主义”，1949至1952年东欧各国共产党中的本土派干部遭到清洗，也被指责犯有“民族主义”错误，而中国共产党为了表明自己对斯大林路线的支持，早在1948年专门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就是〈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68}。如今，斯大林去世了，而苏共新领导人又在给个人崇拜降温，并提倡民主，减少对东欧国家的干预{69}。最具典型意义的事件恐怕就是苏联与南斯拉夫修复关系以及1955年5至6月赫鲁晓夫(Н. С. Хрущев)当面向铁托负荆请罪了{70}。金不失时机地提出“主体”或“自主”的思想，说明他不仅问题看得准，而且时机把握得好。这个问题的本质就是民族主义，就是要突出朝鲜民族的文化特征、历史传统及国家利益。而抓住这个问题，恰恰就找到了那些来自中国和苏联的朝鲜干部的致命弱点。 金日成在1955年12月的长篇讲话一开始就指出，“没有主体，这是思想工作中的最主要的缺点”，“没有很好地确立主体”，“这是严重的问题”。什么是“主体”?金明确地提出，“朝鲜革命，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工作的主体。因此，必须使一切思想工作服从朝鲜革命的利益。我们研究苏联共产党的历史、中国革命的历史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其目的是要正确地进行我国的革命。”在指出一系列忽视朝鲜历史、漠视朝鲜特点、一味模仿国外(尤其是苏联)的现象后，金严厉地点名批判了苏联派和延安派干部：“朴永彬访问苏联后回来说，苏联执行的是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方针，我们也应当放弃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口号。这种主张同革命的创造精神毫无共同之处。”“朴昌玉因为不研究我国的历史和我们的现实，所以在思想上和资产阶级的反动作家李泰俊勾结在一起了。……他在思想工作中所犯的罪过，是很严重的。”“在战争时期，许嘉谊、金载旭和朴一禹等人对军队内政治工作的方法问题进行了一场无聊的争吵。从苏联回来的人主张学苏联的方法，从中国回来的人则主张学中国的方法。他们彼此争吵不休，这个说苏联的方式好，那个说中国的方式好。这种争吵是毫无意义的。”金认为，“在工作中，重要的是领会革命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重要的是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加以运用。一定要按照苏联的方式去做的原则是不能成立的。尽管有些人说苏联的方式好，或者中国的方式好，可是现在不是已经到了应该创造出我们自己的方式的时候了吗?”“如果忽视我国的历史和我国人民的传统，不考虑我们的现实和我国人民的觉悟程度，而机械地搬用人家的经验，就会犯教条主义的错误，给革命事业带来巨大的损失。这不是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是忠于国际主义，相反地，是和它们背道而驰的。”{71} 最后，金日成针对国际共运的传统理论“国际主义”讲了一段话{72}： 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是不能分割的。要认识到：朝鲜的共产主义者热爱我们的国家，不但不违背工人阶级的国际主义，而且是和国际主义完全一致的。热爱朝鲜，就等于热爱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同样，热爱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就意味着热爱朝鲜。这是完全统一的。因为工人阶级的事业是没有国界的，我们的革命事业是世界工人阶级国际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各国工人阶级的唯一的最高目标是建设共产主义社会。如果说有差异，那只是有的国家走在前面，有的国家走在后面。 他的结论是：“真正的爱国主义者就是国际主义者，同样，真正的国际主义者就是爱国主义者。”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逻辑链条：“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国际主义”。于是，金的“主体”概念和“自主”思想便自然地纳入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而那些死抱着苏联或中国经验不放手的教条主义者和形式主义者，也就自然地变成了反马克思主义者。 正是做了充分的理论铺垫之后，1956年1月18日，劳动党中央常委会做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与文学和艺术领域里的反动资产阶级派别思想斗争〉的决议，正式公布了对朴昌玉、朴永彬、奇石福等人的处分决定，并发给全党各基层组织讨论。决议和金日成在会上的发言均指控这些人进行反党派别活动，有系统地反对党的政策，并把他们的错误与朴宪永、李承烨的反党叛国间谍集团联系在一起{73}。此时，金唯一担心的是苏联的反应，因为这些人毕竟是从苏联派遣回国的，而且还享有苏联国籍{74}。 为了释除苏联方面对于清洗苏籍朝鲜干部的疑虑，首先，金日成要让苏联人知道，针对苏籍朝鲜干部的过份行动与他本人无关。 通过经常与苏联使馆接触的朴义琓、金承化等苏籍朝鲜干部，苏联使馆得到的信息是，很多重要干部要求审查朴昌玉等人的问题，金“起先尽量顶住，后来才决定进行审查”;到发现有些干部(崔昌益、林海、韩相斗等)不能正确领会金在1955年12月中央全会扩大会议的讲话精神，错误地对待苏籍朝鲜干部以后，金日成才严厉地批评了他们{75}。其次，金对多数苏籍朝鲜干部采取了安抚政策。通过朴义琓之口，金让苏联人了解到，针对有些领导干部在对待苏籍朝鲜公民问题上的错误做法，他在政治委员会上建议召开苏籍朝鲜公民的专门会议和中央委员会干部会议，研究并解决问题。这些会议召开以后，情况已经有所好转{76}。 更重要的是，金日成要把处理这些苏籍朝鲜公民的事情合法化，也就是说，需要他们加入朝鲜国籍。于是，金向苏联政府提出了“解决关于各个时期从苏联回归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长期工作的苏籍朝鲜公民的国籍问题”。根据他的要求，1955年11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作出决定，允许苏联朝鲜公民取得朝鲜国籍或双重国籍{77}。这项工作顺利开展以后，金又明确告诉苏联大使，年轻人可以拥有双重国籍，但“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领导干部应该有朝鲜国籍”，这才是“问题重要意义的所在”。“至于那些犯了错误受到处分的苏籍朝鲜公民，他们最好留下来，在实际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78}。很显然，只要这些干部、特别是处于领导地位的干部有了朝鲜国籍，金就可以放心了{79}。 对于劳动党开展的对苏籍朝鲜干部的批判和处分，莫斯科虽有一些看法，但是基本上采取了容忍和温和的态度。档案文献显示，尽管苏联使馆和外交部认为，劳动党对朴昌玉、朴永彬等人所犯错误的指责“明显有些夸大其词”，企图把他们的错误与许嘉谊的问题联系起来，“令人怀疑”，在地方上对待苏籍朝鲜公民也有“过火行为”，甚至“出现了沙文主义倾向”，但基本看法还是承认这些干部犯有错误，劳动党对他们做出的组织结论“基本上是正确的”{80}。在苏籍朝鲜公民返回苏联的问题上，苏共中央根据国际部的意见指示驻朝使馆，处理这一问题的原则是：“犯有错误的人不得借口返回苏联逃避责任。这些人应该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当地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并取得人民的信任。”{81}笔者查阅大量俄国档案后形成的看法与俄罗斯著名朝鲜问题专家兰科夫(Andrei Lankov)的看法一样，即在大多数情况下，苏联官员面对前来反映情况或诉苦的苏籍朝鲜干部，只会作为被动的听众，尽量避免发表意见或提出建议，特别是绝对不在那些政治敏感的问题上表明态度{82}。究其原因，固然与使馆官员的谨慎处事原则有关，但主要问题恐怕还在于苏联既定的政策、方针。 值得注意的是，与苏朝关系相比，中朝关系的状况很不相同。目前可以看到的档案文献表明，朝鲜领导人与苏联使馆联系密切，经常汇报工作和听取意见，但却很少造访中国使馆。苏联使馆对朝鲜问题虽然采取不干预的方针，但对基本情况都了如指掌，且有自己的看法，而中国使馆却显得漠不关心，而且毫不知情。据苏联外交部的观察，中朝关系有些“不正常现象”。如“志愿军司令部坐落在离平壤几十公里的地方，居住条件很差，朝鲜领导同志也极少去那里”;在平壤的战争展览馆，十二个战绩展厅中只留一个给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而在其余的所有展厅中，朝鲜人民军的作战行动被解释成与中国人民志愿军无关;“金日成打算逐步解除在中国呆过的领导工作者在党和政府中的职务”等{83}。 在中国外交部的档案中，完全看不到使馆官员与朝鲜干部谈论朝鲜内部事务的记录。当然，也有可能这方面的文件尚未解密。不过，即使有也不会很多。据中国驻朝使馆的例行报告，自朝鲜战争结束以后，朝鲜党政军各机构纷纷来使馆联系的情况已经没有了。在一般外交礼仪上，中国官员享受的待遇与苏联相同，“比较特殊”，但就双方接触而言，都是正常的经济和文化交流业务，“朝方大的、急迫的要求不多”。以至于使馆在制订1956年的交际工作计划时特别提到，要“争取多认识〔内阁〕相以上的干部”{84}。从中国方面来说，对朝鲜的内部事务似乎也没有放在心上。例如，接近两年的时间中国驻朝使馆竟没有派驻大使：倪志亮1952年3月离任，直到1955年1月中国政府才任命潘自力为新大使{85}。中国使馆官员办事死板保守，工作欠缺主动性，调研工作“有名无实”，对朝鲜的整个情况缺乏了解，不能满足国内的“基本需要”，有些大事使馆人员甚至是看了《人民日报》才知道{86}。这里的问题当然不在于中国使馆工作人员缺少外交经验，遇事退避三舍，恐怕还是中国政府出于不干预朝鲜内政的基本立场而表现出来的冷淡。苏联副外长库尔久科夫(И. Ф. Курдюков)注意到，在朝鲜驻华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周恩来“几乎没有同朝鲜代表交谈过”。他认为，“中国同志对朝鲜人的行为很不满(尽管没有公开表达过)，但他们对朝鲜人表现得很克制。”{87}苏联人的观察很准确，实际情况就是这样。 总之，朝鲜战争结束以来，对于朝鲜的内部事务，苏联不干预，中国不关心，这是金日成能够在短短几年内逐个击败政治对手，扫除党内各派势力，将党政军大权揽于一身的外部因素。通过把南方派打成反党叛国间谍集团，撤销延安派主要干部的领导职务，开展对苏联派的大批判运动，到1956年初，金日成已经基本做到大权独揽。而在全党提出确立“主体”思想，使金日成抢占了意识形态制高点，由此不仅掌握了击败政治对手的思想工具，而且也为日后建立自己的思想和路线体系打下了理论基础。然而，金并非从此就踏上了政治坦途。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召开以后，在他通向权力顶峰的道路上又出现了新的波折。 注释 1 Dae-sook Suh， Kim Il Sung， The North Korean Leader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8). 2 参见北韩年鉴刊行委员会编：《北韩总鉴(1945-1968)》(首尔：共产圈问题研究所，1968);康仁德编：《北韩全书》，上卷(首尔：极东问题研究所，1974);林隐：《金日成正传》(首尔：沃村文化社，1989);韩国日报社编：《关于金日成的证言--俞成哲、李相朝所揭示的北韩政权实体》(首尔：韩国日报社出版局，1991);《中央日报》特别采访团：《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秘录》，上、下卷(首尔：中央日报社，1992、1993);金学俊：《北韩五十年》(首尔：斗山东亚出版社，1995);李钟奭：《朝鲜劳动党研究》(首尔：历史批评出版社，1997);黄长烨：《我所看见的历史真理--黄长烨回忆录》(首尔：宇宙出版社，1999)。 3 参见Andrei Lankov， From Stalin to Kim Il Sung： The Formation of North Korea， 1945-1960 (London： Hurst & Company， 2002); Balázs Szalontai， Kim Il Sung in the Khrushchev Era： Soviet-DPRK Relations and the Roots of North Korean Despotism， 1953-1964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下斗米伸夫：《莫斯科与金日成--冷战中的北朝鲜(1945-1961)》(东京：岩波书店，2006)，此书有俄文译本。 4 中国著名的中朝关系史专家杨昭全在香港出版的三卷本《金日成传》(香港：香港亚洲出版社，2010)大概是该领域唯一一本中文著作，其中使用了大量中文档案文献。但遗憾的是关于1950年代这段历史的叙述，运用的史料既不充分，也不规范。 5 由于篇幅限制，〈金日成走上权力顶峰〉按时间顺序分为五个专题：“在党内排除异己”;“八月事件”;“应对中苏共同干预”;“毛泽东转变对朝方针”;“志愿军撤离北朝鲜”。五篇文章陆续在《二十一世纪》双月刊(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上发表。 6 关于朝鲜劳动党组建及苏联移交权力的详细过程，参见沈志华：〈苏联与北朝鲜政权的建构(1945-1949)〉，《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5年第3期，页22-32。 7 关于朝鲜劳动党内各派的由来，参见沈志华：〈试论八十八旅与中苏朝三角关系--抗日战争期间国际反法西斯联盟一瞥〉，《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4期，页4-16;〈苏联与北朝鲜政权的建构(1945-1949)〉，页22-32。不过，这里需要声明，劳动党内这些派别的划分和称呼，都是研究者的习惯用语，笔者借用这些称呼只是为了行文方便。实际上，如果从是否有组织活动的角度看，除了南方派以外，所谓“延安派”、“苏联派”都称不上是一个“派别”，他们基本上都是个人行为，与原来朝鲜共产党内各派开展有组织活动的情况完全不同，与南方派的组成也有很大差别。延安派虽以1956年“八月事件”而为人熟知，但其实参与者并非都是来自中国的朝鲜干部。 8 什特科夫(Т. Ф. Штыков)致斯大林(Й. В. Сталин)电，1949年10月4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АПРФ)，ф.43， оп.1， д.346， л.59。 9 什特科夫致葛罗米柯(А. А. Громыко)电，1950年9月21日，俄罗斯联邦国防部中央档案馆(ЦАМОРФ)，ф.5， оп.918795， д.125， л.86-88。 10 金日成：〈在平壤市庆祝八.一五解放六周年大会上的报告〉(1951年8月14日)，载《金日成著作集》，第六卷(平壤：外国文出版社，1981)，页376-80。 11、13 金学俊著，张英译：《朝鲜五十七年史》(2005)，未刊，页214-15;216。 12 参见沈志华：〈试论朝鲜战争期间的中朝同盟关系〉，《历史教学问题》，2012年第1期，页4-16。 14 金日成：〈党在组织上和思想上的巩固是我们胜利的基础〉(1952年12月15日)，载《金日成著作集》，第七卷(平壤：外国文出版社，1981)，页358-61。后来出版的《朝鲜劳动党简史》证明，这些话就是针对朴宪永讲的。参见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党史研究所编：《朝鲜劳动党简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页359。 15 《北韩全书》，上卷，页259。 16 Dae-sook Suh， Kim Il Sung， 130-34. 17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二局编：《朝鲜劳动党历届中央全会概况》(1981)，未刊，页12-14。 18、42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编：《朝鲜革命资料》，第二辑(1951)，未刊，页46-48。 19、24 毛泽东接见苏共中央代表团谈话记录，1956年9月18日，未刊。 20 Dae-sook Suh， Kim Il Sung， 134-36. 关于审判朴宪永的详细经过和文件，参见金南植、沈之渊编著：《朴宪永路线批判》(首尔：图书世界出版社，1986)，页459-535。 21 Dae-sook Suh， Kim Il Sung， 128-30;金学俊：《朝鲜五十七年史》，页216-21。 22、39 彼得罗夫(А. М. Петров)给莫洛托夫(В. М. Молотов)的报告，1956年3月17日，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АВПРФ)，ф.5446， оп.98， д.721， л.203-204。 23 参见沈志华：〈苏联与北朝鲜政权的建构(1945-1949)〉，页22-32。 25 参见沈志华：〈同命相连：朝鲜共产党人融入中共的历史过程(1919-1936)〉，《社会科学战线》，2015年第2期，页68-85。 26 金日成：〈目前形势和当前任务〉(1950年12月21日)，载《金日成著作集》，第六卷，页169-71;《朝鲜革命资料》，第二辑，页46-48。在中文版著作集中，点名批评武亭的内容被删除了。这部分内容可以在早期出版的朝文本中看到。参见金日成：〈目前形势和当前任务〉(1950年12月21日)，载《金日成选集》，第三卷(平壤：朝鲜劳动党出版社，1954)，页139-40。 27 《朝鲜革命资料》，第二辑，页46-48;Dae-sook Suh， Kim Il Sung， 122-23;金学俊：《朝鲜五十七年史》，页201。 28 《中央日报》特别采访团：《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秘录》，上卷，页147;《金日成回忆录：与世纪同行》，第八册(平壤：外文出版社，1998)，页353;笔者采访金忠植记录，太原，2010年2月17日。金忠植1956年8月逃亡中国前任劳动党平壤市组织部部长。 29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后，金日成规定朝鲜干部不得私下与中国人接触。因为朴一禹经常向志愿军通报情况，徐辉与负责停战谈判的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过从甚密，金日成曾大发雷霆。笔者采访柴成文记录，北京，2000年9月12日;笔者采访金忠植记录。 30 笔者采访金忠植记录;Син Се Ра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борьба в руководстве КНДР в 1953-1956 гг.： причины и динамика//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No.3， 2009， c.124;徐龙男：〈延边籍朝鲜人民军退伍军人采访录〉，《冷战国际史研究》，第七辑(2008年冬季号)，页268;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三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页269。 31 金学俊：《朝鲜五十七年史》，页213;李钟奭：《北韩-中国关系(1945-2000)》(首尔：图书出版中心，2000)，页200。 32 彼得罗夫与朴.伊拉里翁.德米特里耶维奇(Пак Илларион Дмитриевич，苏籍朝鲜人，朴是姓氏)谈话纪要，1955年3月31日，俄罗斯国家当代史档案馆(РГАНИ，以下简称当代史档案馆)，ф.5， оп.28， д.314， л.192。 33 金日成：〈党在组织上和思想上的巩固是我们胜利的基础〉，页355-56。后来金日成点名批判朴一禹，使用的就是“个人英雄主义”这一类词。参见金日成：〈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现阶段党和国家工作中的几个问题〉(1955年4月4日)，载《金日成著作集》，第九卷(平壤：外国文出版社，1982)，页251-53。 34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三卷，页394。 35 笔者采访金忠植记录。后来朴一禹的罪名之一就是“里通外国”。 36 金日成：〈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现阶段党和国家工作中的几个问题〉，页247-54;彼得罗夫与朴.伊拉里翁.德米特里耶维奇谈话纪要，1955年4月5日，当代史档案馆，ф.5， оп.28， д.314， л.197。 37 彼得罗夫、比亚科夫(И. С. Бяков)与宋晋发谈话纪要，1955年4月6日，当代史档案馆，ф.5， оп.28， д.314， л.202-203;笔者采访金忠植记录;Andrei Lankov， Crisis in North Korea： The Failure of De-Stalinization， 1956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4)， 35-36。 38 朝鲜劳动党十二月中央全会关于朴一禹反党活动的决议，1955年12月3日，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ф.5446， оп.98， д.721， л.205-10;金日成在朝鲜劳动党十二月全会的讲话，1955年12月3日，当代史档案馆，ф.5， оп.28， д.411， л.22-42。 40 参见伊万诺夫(В. И. Иванов)日记，1956年5月18日，当代史档案馆，ф.5， оп.28， д.410， л.173-75。 41 《北韩总鉴(1945-1968)》，页173-74。 43 金日成：〈关于党组织在组织工作中的几个缺点〉(1951年11月1日)，载《金日成著作集》，第六卷，页415-21;金学俊：《朝鲜五十七年史》，页212-13;李钟奭：《北韩-中国关系(1945-2000)》，页200;《北韩总鉴(1945-1968)》，页173-74;Dae-sook Suh， Kim Il Sung， 124-25。 44 《朝鲜劳动党历届中央全会概况》，页12-14。关于许嘉谊的死因，目前还有很大争论。事实上，许多人相信许嘉谊是被暗杀的。参见Andrei Lankov， Crisis in North Korea， 17;李钟奭：《北韩-中国关系(1945-2000)》，页200;金学俊：《朝鲜五十七年史》，页213。但笔者以为，许嘉谊既已失势，又无组织活动，从逻辑上讲似乎没有必要再组织对他的暗杀。 45 Ланьков А. Н. Возникновение и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советской группировки”//Восmок， 2003， No.1， c.112. 46 《朝鲜劳动党历届中央全会概况》，页12-16;〈朝鲜劳动党中央三月全会 通过关于组织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1954年3月27日，第4版。 47 参见沈志华：〈苏共二十大、非斯大林化及其对中苏关系的影响--根据俄国最近披露的档案文献〉，《国际冷战史研究》，第一辑(2004年冬季号)，页28-70。 48 彼得罗夫、比亚科夫与宋晋发谈话纪要，1955年4月6日，当代史档案馆，ф.5， оп.28， д.314， л.200-207;菲拉托夫(С. Н. Филатов)与朴昌玉谈话纪要，1956年3月12日，当代史档案馆，ф.5， оп.28， д.410， л.73-85;伊万诺夫日记，1955年12月7日，当代史档案馆，ф.5， оп.28， д.412， л.6-20;菲拉托夫与朴永彬谈话纪要，1956年2月25日，当代史档案馆，ф.5， оп.28， д.412， л.75-83。 49 伊万诺夫日记，1955年12月29日，当代史档案馆，ф.5， оп.28， д.412， л.102-103;菲拉托夫与朴永彬谈话纪要，1956年2月25日。 50 鲁缅采夫(С. Румянцев)关于朝鲜劳动党情况的报告，1956年4月5日，当代史档案馆，ф.5， оп.28， д.410， л.57-67;菲拉托夫与朴永彬谈话纪要，1956年2月25日;伊万诺夫日记，1956年1月25日，当代史档案馆，ф.5， оп.28， д.412， л.122-26。 51 菲拉托夫与朴昌玉谈话纪要，1956年3月12日。 52 菲拉托夫与朴永彬谈话纪要，1956年2月25日;Син Се Ра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борьба в руководстве КНДР в 1953-1956 гг.， c.125-28。 53 “运动”这一说法，参见鲁缅采夫关于朝鲜劳动党情况的报告，1956年4月5日。 54 金日成在朝鲜劳动党十二月全会的讲话，1955年12月3日;萨姆索诺夫(Г. Е. Самсонов)关于朝鲜劳动党中央十二月全会的报告，1956年1月4日，当代史档案馆，ф.5， оп.28， д.411， л.14-19;《朝鲜劳动党历届中央全会概况》，页18-19;伊万诺夫日记，1955年12月4日，当代史档案馆，ф.5， оп.28， д.412， л.3-6。 55 伊万诺夫日记，1955年12月20、22日，当代史档案馆，ф.5， оп.28， д.412， л.94-99。 56 伊万诺夫日记，1955年12月29日;菲拉托夫与朴昌玉谈话纪要，1956年3月12日;菲拉托夫与朴永彬谈话纪要，1956年2月25日;萨姆索诺夫关于朝鲜劳动党中央十二月全会的报告，1956年1月4日，当代史档案馆，ф.5， оп.28， д.411， л.18-19。 57 菲拉托夫与朴永彬谈话纪要，1956年2月25日;菲拉托夫与金承化谈话纪要，1956年3月5日，当代史档案馆，ф.5， оп.28， д.412， л.128-32;菲拉托夫与朴昌玉谈话纪要，1956年3月12日。 58 比亚科夫与郑律谈话纪要，1956年4月5日，当代史档案馆，ф.5， оп.28， д.410， л.126-28。 59 《劳动新闻》，1952年4月15日特刊。参见冰蔚等译：《金日成将军传略》(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2)。中译本注明译自1952年4月10日《劳动新闻》特刊，有误。实际上，1952年4月10日《劳动新闻》只是发表了有关刊出《传略》的消息，而全文是在4月15日作为特刊发表的。 60 详见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17-00312-01、117-00312-03、117-00312-04等卷宗。 61 金学俊：《朝鲜五十七年史》，页215-16;比亚科夫与郑律谈话纪要，1956年4月5日。 62 鲁缅采夫关于朝鲜劳动党情况的报告，1956年4月5日;萨姆索诺夫与奇石福谈话纪要，1956年5月31日，当代史档案馆，ф.5， оп.28， д.410， л.199-223。 63 李相朝给朝鲜劳动党中央的信，1956年10月5日，当代史档案馆，ф.5， оп.28， д.410， л.233-95;鲁缅采夫关于朝鲜劳动党情况的报告，1956年4月5日。 64 由于该文的副标题是“对党的宣传鼓动工作人员的讲话”，很多研究者认为这是在一次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如Син Се Ра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борьба в руководстве КНДР в 1953-1956 гг.， c.128-29)。但是仔细查阅原文，金日成讲到他的听众都参加了“昨天的会议”，而朴昌玉对苏联使馆说，中央全会扩大会议在27至29日召开，参加者超过四百人(菲拉托夫与朴昌玉谈话纪要，1956年3月12日)。由此可以判断，这个讲话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发表的。 65、82 Andrei Lankov， Crisis in North Korea， 40-41; 20-21. 66 〈在朝鲜劳动党第四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扩大全会上 金日成同志作关于苏共二十二大的报告〉，《人民日报》，1961年12月1日，第3版。 67 参见〈朝《劳动新闻》纪念劳动党二届五中全会十周年〉，《人民日报》，1963年1月3日，第4版。黄长烨回忆了他在1961年与金日成讨论“主体”思想的经过。参见黄长烨：《我所看见的历史真理》，页133-40。 68 参见沈志华：《斯大林与铁托--苏南冲突的起因及其结果》(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Волокитина Т.В. и др. Москва и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Становление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режимов советского типа (1949-1953)：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2002， c.248-300;刘少奇：〈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东北日报》，1948年11月8日，第1版。 69 沈志华：〈一九五六年十月危机：中国的角色和影响--“波匈事件与中国”研究之一〉，《历史研究》，2005年第2期，页119-43。 70 详见卡德尔(Edvard Kardelj)著，李代军等译：《卡德尔回忆录(1944-1957)》(北京：新华出版社，1981)，页160-62;伍修权：《回忆与怀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页297。 71、72 金日成：〈关于在思想工作中克服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确立主体〉(1955年12月28日)，载《金日成著作集》，第九卷，页397-407;407-408。 73、76 菲拉托夫与朴义琓谈话纪要，1956年1月24日，当代史档案馆，ф.5， оп.28， д.412， л.66-69。 74 苏联外交部情报委员会的一份报告指出，到1956年初，共有196名苏籍朝鲜人在朝鲜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工作。参见鲁缅采夫关于朝鲜劳动党情况的报告，1956年4月5日。 75 菲拉托夫与朴义琓谈话纪要，1956年1月24日、2月21日，当代史档案馆，ф.5， оп.28， д.412， л.66-77;菲拉托夫与金承化谈话纪要，1956年3月5日。 77、81 维诺格拉多夫(И. Виноградов)和谢尔巴科夫(Л. А. Шербаков)给苏共中央的报告，1956年2月2日，当代史档案馆，ф.5， оп.28， д.412， л.63-65。 78 伊万诺夫日记，1956年1月13日，当代史档案馆，ф.5， оп.28， д.412， л.109-16。 79 截至1956年4月，向苏联使馆提出申请退出苏联国籍的共有96人(外加其家属95人)，表示希望拥有双重国籍的有27人。参见伊万诺夫日记，1956年4月10日，当代史档案馆，ф.5， оп.28， д.410， л.117-18。 80 萨姆索诺夫关于朝鲜劳动党中央十二月全会的报告，1956年1月4日，当代史档案馆，ф.5， оп.28， д.411， л.14-21;鲁缅采夫关于朝鲜劳动党情况的报告，1956年4月5日。 83 库尔久科夫(И. Ф. Курдюков)致波诺马廖夫(Б. Н. Пономарев)函，1955年4月7日，当代史档案馆，ф.5， оп.28， д.314， л.48-50;另参见伊万诺夫日记，1956年1月27至29日，当代史档案馆，ф.5， оп.28， д.412， л.126-27。关于战争纪念馆的说法是真实的，笔者2006年到平壤参观时专门去看过，情况依然如此。 84 驻朝使馆1954年工作总结，1955年1月，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18-00524-05，页62-68;驻朝使馆1956年交际工作计划，1956年3月21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17-00479-03，页10-12。 85 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页497。 86 驻朝使馆1954年工作总结，页62-68;驻朝使馆1954年交际工作总结，1955年3月23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17-00372-01，页3-5。 87 库尔久科夫致波诺马廖夫函，1955年4月7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