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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本文对苏联军事的状况以及1991年8月19日至21日的事件进行了回顾，并指出导致苏联及其军事解体的一些因素。在本人看来，其中三个主要因素在于：体制改革、新思想/军事政策以及苏联军队内部腐败的不断累积。 体制改革最初是为了应对巨大的军事预算，而这些预算主要分配给了重工业。面对苏联人民在生产消费品、保持教育水平、健康和其他社会产品方面的要求日益提高，分配给重工业的巨大预算被视为是一项负担。戈尔巴乔夫和他的支持者希望削减军事支出并转向民用品。然而，这却遭到了那些在军工部门和重工业机械生产部门享有利益的人的抵制。为了克服这一困境，戈尔巴乔夫诉诸于政治改革和开放。然而，当戈尔巴乔夫获得了非俄罗斯共和国的支持后，这一切却失去了控制，那些非俄罗斯共和国最终诉求于旨在分裂的民族主义者和市场改革的支持者，其中很多人寻求恢复资本主义。 新思想主张在国际阶级斗争、团结一致和军事政策方面改变外交政策。在克服了军事和苏联共产党的反对并单方面采取裁军以向西方资本主义领导人展示决心后，戈尔巴乔夫最终得以从高级军事领导人那里获得了军事政策，并转变为一种在苏联边境的防御姿态并远离社会主义联盟。 军队内部不断积累的腐败情况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显现，并在八十年代末期迅速恶化。概况来说，军队内部的腐败迹象表现在高级军官的腐败、初级军官的背叛以及士兵兵营中的严酷、甚至残忍的生活。这些都因为阿富汗十年战争而加剧，在阿富汗战争期间，军队中出现了更多的社会问题。高级军官、初级军官和应招士兵之间的等级关系损害了军队的凝聚力，这一点体现在苏联在体制改革、新思想和开放方面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分歧。 这三个因素影响了军事效率，一些高级军官对军队的可靠性产生了怀疑。体制改革并没有极大的影响到军工部门，却在非俄罗斯共和国和军队内部的国籍问题上产生了重大影响。随着共和国中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开始要求分离以及共和国的分裂，他们提出要求要么结束征兵制要么让被征召的士兵只服务于其祖国的民兵组织。在军衔制度下，对非斯拉夫少数名族的歧视引发了更大的分裂，其部分原因在于部队对一些共和国的干预，另有部分原因在于大多数共和国要求军事独立。新思想，特别是戈尔巴乔夫对军事政策的修改，迅速减少了苏联在东欧的军事人员和部队，从而导致华约成员以及苏联的崩溃。由于缺少安排退伍军人的相关设施，因此几乎未经多少计划的军队缩减和复员行动变得更加恶化。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军人大肆盗窃和销售武器和设备以获取基本的生活必需品，并且开小差和擅离职守的军人也陡然上升。 最高指挥部意识到，军队的分裂以及低级别部队不断恶化的状况将会导致联邦军队的崩溃并且许多低级别军官和部队的可靠性都受到了怀疑。结果导致紧急状态委员会最高指挥部在镇压由叶利钦领导的反革命方面犹豫不决，并且白宫于1991年向苏联摊牌。这得到了当时的国防部长亚佐夫的支持，亚佐夫取消对叶利钦的监禁并取消对叶利钦数十万支持者的打击，其中包括白宫方面的一些军事部队和阿富汗战争老兵。亚佐夫在空军、海军和战略导弹部队司令员的推动下采取了行动，这些司令员都害怕苏联发生内战。 1991年8月19日早晨，苏联国防部长亚佐夫命令苏联武装部队处于战备警戒状态。两个小时之内，由党、政府和经济以及军事和内部安全官员组成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宣布，总统戈尔巴乔夫患病，由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根据紧急状态规定进行控制。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首先推动签署了联邦条约，从而授予各共和国更大的自主权，同时也导致苏联经济状况继续恶化。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做出的若干个决议完全没有提及保留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状态或苏联共产党。 当天晚些时候，当时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已于一年前退出苏联共产党）通过俄罗斯高级苏维埃大楼（白宫）发出请求和法令。叶利钦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及其决定违反了法律，并且违反宪法，要求得到俄罗斯人民的支持并催促举行总罢工。多达七万莫斯科居民响应叶利钦的号召，向白宫进军。 同时，军事卡车、装甲运兵车和坦克开始在城市内巡逻并向白宫进发。途中遭遇了市民搭起的路障，使许多部队不得不返回。当时坦克包围了白宫，但仍允许人们聚集，人们和部队士兵友善的进行着交往，并向部队军人提供食品和饮料。一位上校向人群说，他们未得到任何命令因此不会向人民开枪。似乎是为了向人们确认这个说法，叶利钦爬上了塔曼旅110号坦克，并催促人民反对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 在白宫，陆军总上校Konstantin Kobets接受命令进行防御。参加了阿富汗战争的苏联军队老兵组织对白宫进行防御，从内到外得到一些内部安全部队和莫斯科警察的协助。下午早些时候，少将Alexander Lebed为叶利钦带来了陆军总上校、空军伞兵部队司令Pavel Grachev的消息，告知叶利钦伞兵Riazin团将会开往白宫进行防御。Lebed和Grachev都被人们认为是阿富汗战争的英雄。当天晚上，Lebed率领他的部队乘坐装甲车开往白宫，车上悬挂着俄罗斯三色旗，而不是苏联国旗。（Grachev命令他在第二天撤回军队）。 8月20日下午，同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有关的军事和安全领导人制定计划打算在凌晨三点对白宫发起攻击并利用伞兵和内部安全部队逮捕叶利钦。傍晚降临之前，二千名军人和平民被组织起来，武力保卫白宫，成千上万的人同他们站在一起以示支持。然而，在午夜时分，上将Grachev拒绝命令伞兵发起攻击，后来航空元帅Yevgeni Shaposhnikov告诉内部部队司令，如果他攻击白宫，那么空军将会轰炸内部安全部总部。克格勃部队的司令员们也都拒绝发出命令并保持中立。8月21日凌晨1-2点，国防部亚佐夫取消了攻击计划，担心造成大规模流血事件并引发苏联全面内战。 在当天上午九点举行的军事执行管理委员会会议上，在空军、海军和战略导弹部队司令官的敦促下，亚佐夫签署命令要求部队返回其永久基地，而几个小时之前部队已经开始返回基地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现在已无法继续行使命令，实际上，苏联国防部随着它的关键机构--苏联武装部队一同瓦解。 军队未能镇压反革命的因素 导致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失败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包括计划及其实施不当、对积极公众和军事支持不切实际的期望以及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不称职和犹豫不决等。本文重点探讨导致这一过程发生军事行动的一些经济、政治和军事因素。 苏联武装部队，像所有其他部队一样，反映了社会内部或者更具体的说，苏联共产党内部的矛盾。我们将看到军队内部的体制改革、新思想和不断积累的问题。这三个因素存在辩证关系，并以出乎最初预想的方式结束。 一、体制改革 在俄国，国家工业和军队从十九世纪便开始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在沙皇时代，贵族认为资本主义将会使工业脱离其控制，并将其置于私人手中，在不断利用军队进行征服和管辖边疆地区的压力下，由沙皇国家控制扩充了军事工业，这也是俄国第一个国有工业。在苏联时代，特别是由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外部威胁，这种关系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得以发展。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随着资本主义矛盾升级及其对苏联的军事威胁，同苏联军队相关的生产量占重工业产量的35-40%。最出色的科学家、工程师和设计师都受雇于该工业，并且生产了技术上最先进和可靠的产品。 的确，我们可以毫不夸张的说，苏联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便采用了"战争经济"的运行方式。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早期和八十年代的"萧条期"，人们意识到社会产品和消费品十分短缺，特别是考虑到苏联人民不断增长的需求。从布里兹涅夫开始，戈尔巴乔夫并不是第一个意识到这一点的领导人。 军事生产带来的负担导致预算紧张，这促使戈尔巴乔夫提出经济转型（体制改革）。然而，军事生产上的变革使那些利益既得者感到忧虑：比如重工业的管理者、认为社会主义可以带来重工业生产增长的思想家、始终强调在数量上获得"更多"的军方以及其他人。 为了解决这些利益冲突，由戈尔巴乔夫领导的改革派最终将重点放在政治改革上，以战胜反对派，并获得苏联共产党和苏联公众的支持。戈尔巴乔夫开始实施开放政策，批判当时的经济实践。然而这一切却失去了控制，并被那些国家部门中的人所利用，这些人不仅希望推行市场改革，而且希望以"合作企业"为幌子废除国家对经济的控制以支持资本主义的发展。无论如何，实践中的体制改革不仅没能稳定国家经济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却起到了反作用。军工部门反对将军事工业转型为民用品的体制改革，因此这一改革的实施实际上非常有限。1991年，军事工业已经变得几乎同1985年时一样强大。 二、新思想 新思想涉及到外交政策。本人认为，巨大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变化影响了军事的状况和战斗力。戈尔巴乔夫相信，只有在建立起基于"共同安全"而非阶级斗争的国际关系的情况下，体制改革才能够实施，即使这有利于资本主义国家安全。这不仅导致意识形态方面的改变，同时导致单方面对苏联军事的裁军，虽然其标榜的口号是"共同军控措施"。正是在这一点上，戈尔巴乔夫的公民党支持者同军队在军事政策控制方面产生了冲突。 苏联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政策是所有军事活动的基础。它决定了未来战争来源于特定的外交政策；战略，军事运行方式和策略；武装部队的种类，社会组成，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必要的武器种类及其用途等。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军事争论促成了基于军事政策发起攻势的思想。如果共产主义是一种国际斗争，那么它必须具有一种积极攻击的态势。在军事术语中，这意味着不仅要避免敌人入侵苏联，而且要把战火燃烧在进攻者的资本主义大本营，对其予以歼灭并同被解放国家的工人阶级建立新的社会主义国家。 因此，反帝国主义战争和阶级战争形成了联盟。苏联进攻理念的结果包括：伞兵部队的先驱性发展，机动化民兵，用于深入敌后的移动坦克攻击部队，利用飞机向陆地部队提供支持，以及提出广泛全面的作战理论。其中大部分都是由尼古拉斯耶维奇·图哈切夫斯基（伟大的苏联战略家之一）及其跟随者提出。 在斯大林时期，军事政策成为了党领导者的专门领域，以致军事政策都带有鲜明的个人风格。斯大林要么尝试对军队进行微调，或者，当其在二战中授权前线指挥官时，他仍然是军队命令的最终裁决者，因此，军事的成功与失败可能在斯大林的家门口已经决定。 斯大林的遗产"战争的五个永恒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二战经历-特别是斯大林将"意外"因素轻描淡写为一种暂时的、次要的插曲，而不是永恒的因素-然而在其去世之前的几个月内，这一思想遭到了军队中一些人的攻击。这也可看作是核战争来临之前对军事理论的重新分析，同时也是一种旨在恢复由军队控制军事政策的尝试。 赫鲁晓夫扭转了这一过程，并根据其基于核威慑的"和平共处"战略重新控制了军事政策。考虑到核战争带来的共同自杀结果，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的战争被认为是不可避免的，虽然资本主义固有的战争趋势并没有出现。只有"核武器"才能制止帝国主义国家侵犯苏联及其社会主义盟国，然而在社会主义集团之外，资本主义国家仍可能发动小型的有限战争。而能够阻止资本主义发动这种战争的方式就是在世界范围内获得平衡，并在这些国家内开展工人阶级和国家解放运动。 赫鲁晓夫创建了战略导弹部队作为军队的精英部队，并希望裁减军队的规模， 甚至希望回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列宁主义地方民兵部队的形式。不用说，对于赫鲁晓夫在军事政策以及一些具体情况如地方民兵部队而不是大型、随时可进行攻击的传统部队方面的强硬控制，军队中的许多人并不喜欢。赫鲁晓夫的想法听起来更像是一种防御政策，而不是进攻型的军事政策。 勃列日涅夫试图同赫鲁晓夫的奇怪政策保持距离并安抚军队，因此以"稳定干部"的口号将军队政策的控制权交还给最高指挥部。这导致对党员的监督更少，总政治部（苏联共产党在军队中的部门）内党纪松散，不能清除大量不胜任的军官，并造成军队内部产生很多新问题，或使原有问题更加恶化，这些内容将在第三部分加以叙述。 随着军事政策更多的掌握在最高指挥部手中，对赫鲁晓夫提出的"防御式"共同威慑政策的修改获得了更多的注意。据信，美国可能使用突然核打击，以削弱苏联的核应对能力。因此，苏联要求建立更强大的核战争能力和传统部队，并辅以战术性核战争武器。因此，核武器和常规进攻能力相结合便成为了重点发展方向。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勃列日涅夫的军备控制计划遭到了军队的反对，并设法阻碍反对力量，以重新获取对军事政策的控制。 然而，军事政策仍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在很大程度上仍然由军队控制，直到戈尔巴乔夫出现时才有所改变。由于外交政策和军事政策联系紧密，因此，如果戈尔巴乔夫想要改变其中之一便必须同时对另一个方面加以修改。为了按照预期削减军队开支，戈尔巴乔夫要求：1）裁军数百万军队，以获得更小规模的传统军队，2）依赖高科技武器，3）在苏联边境而不是华约成员国的边境开展边境防御，从而让华约成员国自行抵抗帝国主义。 戈尔巴乔夫的政策绝对不是要战胜攻击者并帮助工人阶级获得权力或帮助民族解放运动。戈尔巴乔夫的政策的目的正如他本人所描述的是一种"必要而可靠的自给自足"或"充分防御"。这的确是一种防御型军事政策，并且同自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一直推行的进攻政策相悖。戈尔巴乔夫两次伤害了部队：首先，接管对军队政策的控制；其次，改变原则。我相信，这便是导致苏联军队和国家解体一系列问题的原因。 三、军队内部不断累积的腐败现象 1985年，苏联军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军队：将近六百万现役军人和二千五百万后备军人。其组织和组成是1917年10月革命以来一系列变革的结果。马克思和恩格斯倡导"工人民兵型"军队，而不是"兵营型"资本主义军队。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经历了多个阶段：从民兵到兵营，再到民兵和兵营相结合，并最终确立了二战后的征兵制，即80%有限服役应招士兵和20%常规军或职业军人，以便可以进行深度裁军并迅速动员。 然而，这种构成的三个特点导致了严重问题，并最终于1990年失效：（1）高级军官腐败；（2）初级军官不满；（3）应招士兵兵营内艰苦甚至残忍的生活。 a）高级军官：苏联军队设有一种头重脚轻的军官组织--特别是在高级军官当中，这种军官组织极度庞大、等级森严并腐朽老化。同时，其组成严重不成比例，基本都是俄国人（例如，1990年，97%的军官是俄国人，其他则由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组成）。到1980年，军队中的四分之一（一百三十万人）由军官组成，而每530名士兵中便有一名军官。其中有四个原因：（1）头五十年普通士兵受教育水平低，需要更多的军官予以弥补；（2）缺少职业未授衔军官，需要更多的军官执行未授衔军官的工作；（3）大量的将军在许多军事学院教学；（4）二战之后，更多的将军在退休年龄之后仍在服役，并且在很多情况下执行的是低级别军官应执行的任务（例如，由将军负责军事基地体育俱乐部）。 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腐败现象在军官当中已非常普遍，更不用说机会主义和追求名利。例如，部队被当作免费劳动力建造和维护军官的别墅、地产、狩猎场和疗养院，这不仅令部队军人感到厌恶，而且给了他们一个机会了解其上级的腐败行为。使用甚至出售军事设施和设备以谋私利，这种情况绝非罕见。有时，极其严重的案件会提交中央委员会秘书处，但腐败军官不会受到什么严肃处理，而且案件情况也被掩盖，以免损害苏联军队的声誉。 b）初级军官：在初级军官当中，许多人对其职业怀有复杂的感情：一方面，同同等教育水平的平民相比，他们在经济上待遇更好；另一方面，这些军官不得不工作更长的时间，而获得的休假却更少（每个月仅有三天）。许多年轻军官对高级军官的腐败行为、部队恶劣的生活和工作条件感到非常失望，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条件甚至不如普通百姓。因此，高级军官和初级军官之间产生了裂痕。初级军官在戈尔巴乔夫时期是构成军队改革派的主要力量，这一点并非偶然。其中一些服务于最高苏维埃，大多数为政治官员，他们通过提议提倡回归地区民兵形式。 c）应招士兵和征募/合同士兵：大约85%是二年应招士兵，后来在预备队中一直服役到五十岁。同时，他们构成了未授衔军官的80%以上，留给职业未授衔军官的空间非常小，因此初级军官不得不在其部队中执行本应由未授衔军官执行的工作。报酬仅为每月7-8美元，伙食质量很差，兵营生活严酷，无论在身体上还是心理上都无法获得健康。其中许多人缩短了他们的军事训练时间，而每年去从事农业收割工作。 非斯拉夫少数民族的数量不断增长，在技术部门（如导弹、海军）的代表不足，而在地面部队中确高出限额人数，特别是在建筑、铁路和其他涉及重体力劳动的支持部门。这种分派模式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缺乏流畅的俄语交流水平。中亚和高加索部队之间的冲突，以及同俄罗斯军队之间的冲突，特别是在阿富汗战争期间，时而导致种族暴乱，造成严重的身体伤害甚至死亡。少数民族常常团结起来，或者来自同一个家乡的士兵团结在一起。由于少数民族常常被挑选出来进行不当管教或额外工作等，并且其所占比例很小，因此他们团结在一起既是为了语言交流方便，同时也是为了自我保护。有时，会导致针对斯拉夫应招士兵的报复。 不当管教（管制新兵），或者说二年应招士兵对第一年应招士兵的身体虐待已经成为严重的问题。直到1967年征兵法减少了大多数三年或两年应招士兵的服役时间后，这种情况变得更加习以为常并且普遍存在。第二年应招士兵，特别是军士，是兵营中的掌控者，他们殴打第一年应招士兵，并将其当作自己的仆人对待。初级军官常常失去对兵营生活的控制；而职业未授衔军官和准尉军官忙于其他事物而无暇有效监督兵营。80%的暴力犯罪都和不当管教或针对不当管教的报复行为有关。 毒品问题在驻阿富汗部队中非常严重，而这些军人在返回苏联后又帮助传播毒品文化。1987年，五百万年轻人尝试过毒品，五十万人染上毒瘾，在阿富汗战争老兵中这种情况却不成比例。在阿富汗，69%的部队尝试过大麻，22%尝试过海洛因，11%尝试过迷幻药。 军队顶层的腐败现象扩散到普通士兵当中。例如，士兵可能看到指挥军团的军官从事农场，销售部分产品并侵吞收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应招士兵盗窃或出售设备、武器、军装、汽油、零部件等现象在部队当中非常猖獗（例如，2840名士兵因出售武器给阿富汗人而遭到起诉，而这仅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已）。 高级军官、初级军官和应招士兵之间的阶层化使军队的政治凝聚力产生了裂痕。军队变得软弱而无法作为独立的政治--意识形态力量而行事，MPA和克格勃成为仅有的守纪部队，无法将军队凝聚在一起。然而，苏联共产党/MPA本身也在体制改革、新思想和开放方面分成不同的政治-意识形态集团，而这在紧急情况下也无济于事，特别是在1991年8月。 以上因素对军队战斗力的影响 体制改革、新思想/军事政策和不断积累的军队问题，这些因素共同而非单独的阻碍了部队应对反革命的效果。我在这里不讨论研究苏联及其部队灭亡的学者们已经提到的问题，仅对一些我认为更重要的影响加以说明。 体制改革，虽然没有对军工部门造成很大影响，但的确对军队产生了其他负面效果。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是民族问题。戈尔巴乔夫政治支持的主要基础之一是旨在寻求为苏联共和国获得更大权力的运动。为了安抚这些支持者，戈尔巴乔夫做出了更多的让步，因此，这稳固了民族主义分裂运动。而戈尔巴乔夫在应对这些分离运动方面的古怪反应，使他的支持者也逐渐远离。 苏联军队介入哈萨克斯坦（1986年）、格鲁吉亚（1989年）、阿塞拜疆（1990年）、立陶宛（1991年）。民族冲突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和阿布哈兹（1988年）、中亚费尔干纳盆地（1989年）以及其他地方中蔓延。这些对于军队来说都是一种伤害，在这些冲突中许多苏联市民被杀害或受伤，同时恶化了民族主义者的感情并在苏联媒体中形成了一种负面的军队形象。也许，同样重要的是来自共和国的少数民族军队开始变得愤愤不平，从而影响了他们的可靠性和战斗力。军官集团意识到，苏联共和国的分离意味着苏联军队的分裂，同时也意识到必须防止这样的情况发生。然而，伞兵部队等精英部队中的许多初级军官已经被用于镇压民族主义运动，要么士气低落，要么对其角色怀有复杂矛盾的情绪。 联邦的分裂开始导致非俄罗斯共和国大规模抵制军队征兵，特别是在波罗的海和高加索地区。民族主义者希望废除征兵制，或者如果继续实行征兵制，那么他们将只为共和国和其他地方民兵服役，而不再为苏联军队服役。从1989年开始，除了四个非俄罗斯共和国之外，所有苏联共和国都颁布法律阻止征兵制或者阻止应征士兵在其共和国以外的地方服役。 两个因素促成了上述情况：（1）戈尔巴乔夫摇摆不定的反应（例如，从严厉镇压到犹豫不决的军队介入措施，而戈尔巴乔夫却把这归咎于他人）；（2）在那些受影响的人眼里，戈尔巴乔夫为了实施体制改革而在意识形态上的变革降低了苏联对其共和国的合理统治。国内的改革和开放政策要求使用军队来将共和国中的政治力量纳入其中。另一方面，在外交和军事政策方面，当东欧国家受到反革命威胁时，"新思想"导致苏联拒绝动用其军队。所有这一切使得军队的少数名族对苏联的稳定性产生了疑问；这些被认为是，在外国"兄弟社会主义国家"中，苏联军队无所作为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之间的矛盾；以及在其"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军队的有所作为同民族主义者之间的矛盾。 新思想--特别是戈尔巴乔夫对军事政策的变革时苏联开始在东欧和苏联部分地区裁减军队数量和武器。实际上，一些分析家指出，在裁减军队和武器同军队分裂方面存在着相对清晰的界限。在1985至1990年期间，军队从530万减少至399万，到1992年，俄罗斯军队减少至272万。同之前的裁军不同，这次裁军更加缺乏计划性以及对具体实施的管理。实际上，军队花费了更多的时间试图拖延，而不是执行裁军计划。裁军导致了三个方面的分裂：（1）最初，单边裁军50万，之后，根据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苏联在东欧和西部大部分地区裁减了大部分的军队和武器。从而导致华约组织的瓦解。（2）由于回国部队军队公开化，公众对征兵制以及军队严酷生活条件的负面反应。（3）意料之外迅速扩大的对征兵制的抵制，使得遣散的军队无法更替。例如，到1990年，七个共和国没有履行其征兵配额：如亚美尼亚7.5%以及吉尔吉斯89.5%的应招士兵就任。1991年，在整个苏联内，仅有50%报到就任，而其他人则采用某些合法或非法形式的对征兵进行抵制，有几个共和国仅派出合格人选中的20-30%。所有上述三个因素彼此影响，以致到1991年，分裂达到了高级阶段，军队的政治可靠性开始受到一些高级军官的公开质疑。 混乱、腐败和分裂主要发生在低级别机构中，而不是高级指挥阶层。然而，当苏联东部边境地区军队的军官将大部分设备和武器出售给本地民族主义准军事组织时， 那里的军队的确已经瓦解，同时，由于盗窃以及无法获得新的应招士兵，无法获得新的补给。某些地面部队的人员配置仅为10-15%，他们出售设备和武器以换取食品和其他生活必需品。这在驻高加索、中亚和波罗的海的部队中尤甚。这类短缺仅在1989年就导致了110个供应不足的部门解体。许多空军和防空部队也开始运行不畅。海军部队由于缺少人员和技术支持开始恶化，以致战舰因生锈而无法继续航行。此外，意外情况，特别是国外核潜艇，急剧上升。战略导弹部队经历了人员和物资短缺的困境。克格勃边境部队和内务部部队的人员配备和补给情况较好，因此直到1991年8月才最终瓦解。 情况恶化的最后一个表现是军人开小差。从1989年到1991年，在上层中开小差的数量达到数千人，而擅离职守比例则达到数以万计。 这便是新思想裁军政策的后果。这一结果的原因在于，一方面，戈尔巴乔夫在东欧地区大规模的单方面裁军；另一方面，高级指挥官拖延和抵制这一政策的时间太迟了。这次裁军并非是经过计划的有组织的裁军，相反，裁军来的如此突然以致他们没有准备好，无法对其加以控制。遣散回苏联的部队找到了新的出路，而军官及其家人则尤其受到了严重打击。实际上，许多高级军官认为戈尔巴乔夫宣传的新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夸大的，无法立即予以实施。例如，在1988年，国防部亚佐夫说道，戈尔巴乔夫的新思想口号旨在隔离帝国主义者并分裂苏联的敌人。而戈尔巴乔夫于1988年下半年便开始推行国防委员会单方面裁军，从东欧撤出50000军队，六个坦克旅，数千大炮和数百战机，还有更大规模的裁军行动不久将在苏联边境展开，这一切让人感到震惊。而这些裁军都是以新军事政策的名义实施的，即"合理和可靠的充分防御"、"从军备经济转向裁军经济"、以及将大部分国防工业转为民用生产。 在这一过程中，值得注意的是，MPA上层和中层中许多人反对戈尔巴乔夫并支持其反对者，而这主要由李加契夫领导。自从戈尔巴乔夫打算降低党的领导作用开始，他便不得不通过破坏党军联系（即MPA）而降低军队的政治性。在意识形态上，戈尔巴乔夫试图通过放弃国际阶级斗争和团结一致的思想（军队扮演着关键作用，同时这也是无产阶级军队的基本原理）以削弱这种联系。 然而，戈尔巴乔夫在寻求MPA同意方面没有取得什么进展，实际上，在这方面，MPA是苏联共产党最有弹性的部门。在1990年第二十八届苏联共产党大会上，由军队支持的党派几乎要驱逐戈尔巴乔夫，但最终未取得成功。因此，最高军事领导人更加希望避免苏联分裂而保持军队的统一。可以说，1991年8月高级MPA和国防部司令部为保持联邦的统一而做出了最后努力。然而，本文指出，由于上述原因及其对军队的影响，苏联军队在1991年之前无法胜任其角色。高级军官腐败透顶，充斥着妄想发迹者和机会主义者。许多人由于对结果的不确定性而犹豫不决。初级军官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都发生了分裂，并且同将军疏远。应征士兵并不可靠，尤其是20%的应征士兵来自少数民族共和国。 无论如何，部队都已经处于混乱不堪的状态。1991年，军队在人民心中的威望很低。党、军队和社会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产生了严重分裂，以致即使考虑到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计划不周，高级指挥官所说的如果白宫发生大规模屠杀民众则会导致苏联内战，这一预测可能是正确的。想象一下，苏联境内数十个车臣这样的国家同时发起行动将会怎样，尤其是考虑到苏联军队不断恶化的状况。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军事成员以及空军、海军和战略导弹部队最高指挥部内部的分裂和摇摆不定导致犹豫不决以及对成功的怀疑。当时，保持社会主义制度是部队的原则，而大规模内战的威胁及其引发的后果则带来了更大的威胁。 上述诸多描述对于苏联历史是独一无二的，特别是各个时期的情况。然而，社会主义国家仍然可以学到很多并加以运用，特别是在国家和军队政策以及如何防止军队变得不可靠和腐败方面。编写本文的目的即在于此。 主要参考书目来源 Allison, Roy, 编辑，《苏联国防政策的激进改革》（伦敦，麦克米伦学术和专业出版公司，1992年） Avidar, Yosef，《苏联共产党和军队》（耶路撒冷：Magnes出版社，希伯来大学，1983年） Barany, Zolton，《民主崩溃和俄国军队的衰退》（新泽西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7年） Bonnell, Victoria E., Ann Cooper, Gregory Freidin, 编辑，《处于障碍面前的俄国--见证1991年8月政变》（纽约：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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