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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叶利钦时期经济转型的评价问题，在俄罗斯国内与在国际社会一直都存在不同的看法。否定叶利钦时期俄罗斯经济转型的一个基本观点是，把俄罗斯经济大幅下降完全归结为激进式的“休克疗法”。这样，很长一个时期，在国内的一些论著中，经常看到的是以下公式化的结论——由于叶利钦推行“休克疗法”的转型政策，导致俄罗斯出现严重经济危机和经济大幅度的下降。这似乎成了不可讨论的公理。长期以来，笔者在求索叶利钦时期出现经济转型危机原因的研究过程中发现，这一时期产生经济转型危机的原因非常复杂，决不能仅仅只归结为“休克疗法”一个因素。 从三个视角考察 叶利钦执政8年期间，有一批与他长期共事的亲信，也出现了一些对他持坚决反对态度的人，还有一些与他共过事后又被解职的人。各种代表性人物对叶利钦的评论自然是不相同的，有时还截然相反。 作为总统助理的萨塔罗夫等人说：“鲍·叶利钦的名字曾经是俄罗斯社会独特的政治分界线和定音器。关于他，人们曾经在家庭、在街头巷尾、在工作场所争论不休。对于一个人来讲什么更为珍贵呢？是排几小时的队凭票得到一根价值两卢布的香肠，还是获得自由的空气？对于一部分人来讲，这位俄罗斯第一位总统是希望和确保永远告别过去的象征；对另一部分人来讲，他是民族灾难、国家解体、被极权制度驯服的千百万人悲剧的化身。”（[俄]格·萨塔罗夫等著、刘增训等译：《叶利钦时代》，东方出版社2002年版，第2—3页） 就是说，评价叶利钦时期的体制转型面临着这样的矛盾：相当一部分俄罗斯民众不想回到过去，人们珍惜来之不易的政治、思想与经济自由，不愿意得而复失。摧毁了高度集权的斯大林体制，人不再是“螺丝钉”，经济自由给人们创造了广阔的活动空间与施展才能空间；而同时，相当一部分俄罗斯人，在转型过程中丧失了很多，生活十分困难。 不少人认为，叶利钦在执政时期，所做的最重要的和成功的一件事是，摧垮了斯大林体制的基础。在1992—1994年，基本上摧毁了指令性的集中计划经济管理体制。至于摧垮之后建设什么样的资本主义制度，对叶利钦为代表的当时的民主派来说，考虑得很少。换言之，他们对转型的起点是清楚的，这就是斯大林——苏联式的社会主义，而转型终点模糊不清，最后会造成什么后果也了解甚少。所以，叶利钦转型时期采取的一些重要政策，都是围绕摧垮旧体制和巩固权力而进行的。 在叶利钦时期任总理8个月的普里马科夫对叶利钦作总体评价时说：“虽然叶利钦有过错，也有失误，但我认为，他仍然是一位伟大的具有悲剧色彩的人物，他毋庸置疑地将被载入史册。”在对叶利钦时期转型的评价时说：“这个时期无疑产生了一个主要结果——积累了大规模的、多方面的变革潜力，已经不会回到苏联式的经济国家和社会管理模式，不会回到旧的国际关系实践。” 对叶利钦时期经济转型的基本评价，应该从以下三个视角加以考察。 一、与制度变迁结合起来考察 上世纪90年代初启动的俄罗斯经济转型，是与制度变迁同时进行的，或者说它是整个制度变迁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时俄罗斯新的执政者要通过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改掉在斯大林时期建立起来的、已失去发展动力和人们信任的苏联模式。因此，当时俄罗斯需要确定十分明确的制度改革目标，即在政治上建立民主体制和在经济上建立市场体制。对这个转型的大方向持什么态度是评价叶利钦时期与以后时期转型的基本出发点。 叶利钦在俄罗斯之所以能执掌政权8个年头，主要原因就是他在俄罗斯推行了大的转轨。这8年的转型有进展也有失误甚至严重错误，民众对他往往徘徊在希望与失望之间。 从国内来讲，俄罗斯是一个面临着十分艰巨与复杂改革任务的转型国家。在1999年的最后一天，叶利钦在辞职讲话中说：“我已经完成了我一生的主要任务。俄罗斯将永远不会再回到过去，俄罗斯将永远向前迈进。”这里讲的主要任务，就是指的8年来的制度性的转型、冲垮了苏联时期传统的政治与经济体制模式，形成了新的政治与经济体制模式的框架。 二、与政治体制变革联系起来考察 既然经济转型是俄罗斯制度变迁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我们不能只从纯经济角度分析经济转型中的得失，而必须把政治与经济体制的变革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叶利钦执政8年，通过政治体制的改革，使一党垄断、党政融合、议行合一、高度集权、缺乏民主等为特征的斯大林式的政治体制不复存在，过渡到了以总统设置、多党制议会民主、三权分立、自由选举等为特征的政治体制模式。这对作为苏联继承国的俄罗斯来讲，是政治体制的一个质的变化，它有利于克服那种高度集权、缺乏民主的政治体制所存在的种种严重弊端，使广大俄罗斯人民得到在苏联时期不可能得到的民主与自由。也正是这个原因，在俄所形成的政治体制框架已为其国内多数政党与多数民众接受，使这种转轨方向变得不可逆转，恢复苏联时期那种政治体制已不再可能。 当然，我们讲俄罗斯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并不忽视俄罗斯形成的新的政治体制有着严重的局限性与不完善之处。俄罗斯尚未成为一个现代的民主社会与民主国家，这主要表现在：一是俄总统权力过大，在很多方面实行的是“总统集权制”，不少重大政策的决定是由叶利钦个人作出，因此，往往带有叶利钦独裁的性质。（叶利钦的独裁与斯大林时期的独裁有着很大区别，前者更多的是着眼为了控制各种权力机关，不是针对广大民众，尽量给予民众民主自由；后者是对所有不同政见者加以镇压，直至在肉体上加以消灭）虽然在转轨初期的特定条件下，“总统集权制”有其积极作用，如能较快结束俄“双重政权”局面，在稳定政局中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但“总统集权制”也有明显的负面效应，难以使政府和议会充分发挥作用，严重影响三权分立体制的实施，容易出现决策失误，这也是导致俄政局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叶利钦在8年里，撤换了7个总理，9个财长，6个内务部长和3个外交部长。）二是政党政治很不成熟，政党过多，1999年12月俄议会选举获准登记的党派就有26个。在议会占多数的党派无权组阁，政党的作用受到制约。这样，使政党在决定国家重大方针政策方面难以发挥作用。三是俄公民在实现自己民主权力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很多民主权尚难享用。 三、从经济转轨本身来考察 从经济转轨本身来看，俄很快就冲垮了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模式，1996年形成了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主要表现在： 通过私有化，打破了国家对经济的垄断，形成私营、个体、集体、合资、股份制与国有经济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多元化格局。俄罗斯的一些政要还认为，通过私有化较顺利地实现了其政治目标：一是铲除了计划经济体制的经济基础，使经济体制转轨朝向市场经济体制模式变得不可逆转；二是培育与形成了一个新的社会阶层，成为新社会制度的社会基础的政治保证。 这个时期还构建了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宏观调控体制：在银行体制方面，俄建立了以中央银行为主体、商业银行与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二级银行体制。通过立法，明确了中央银行的独立地位，实行利率市场化。在财税体制方面，俄通过改革使国家财政向社会共同财政转化，缩小财政范围。在外汇管理方面，由一开始实行的自由化转向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确立了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方向。逐步放弃国家包揽一切的做法，实现社会保障的资金来源多元化；在处理社会公平与效率的相互关系问题上，重点由过上的公平而忽视效率转向效率兼顾公平。 在经济建设法规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制定了大量的法规。 但同时应该看到，叶利钦时期形成的市场经济框架是极其不成熟的。由于俄罗斯市场是在苏联经济的行政命令体制崩溃过程中产生的，产生于强大的国家体制削弱与瓦解过程中，所以，国家调节市场的能力很差。加上在市场形成过程中，充满着政治斗争，使得市场经济运作中出现无序、混乱、经济犯罪和影子经济。 叶利钦时期的经济体制转型，从制度建设来看，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从经济发展来看，改革是不成功的。不仅没有达到振兴经济的目标，还使经济出现了严重的转型危机。对此，博戈莫洛夫说，“在政治方面，这个时代推动了我们前进，但是，在经济方面，我们走的是一条通向灾难的道路”。（[俄]O·T·博戈莫洛夫著、张驶译：《俄罗斯的过渡年代》，辽宁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3—114页） 出现严重经济转型危机的原因 长期来，笔者一直不同意把俄出现严重的经济转型危机仅仅归结为“休克疗法”的这个结论。我认为，叶利钦时期俄罗斯出现严重的经济转型危机是各种因素作用的结果，因此，必须历史地、全面地分析，切忌简单化。普京在《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一文中，关于回答这个问题时写道：“目前我国经济和社会所遇到的困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继承了苏联式的经济所付出的代价。要知道，在改革开始之前我们没有其他经济。我们不得不在完全不同的基础上，而且有着笨重和畸形结构的体制中实施市场机制。这不能不对改革进程产生影响。”“苏维埃政权没有使国家繁荣，社会昌盛，人民自由。用意识形态化的方式搞经济导致我国远远地落后于发达国家。无论承认这一点有多么痛苦，但是我们将近70年都在一条死胡同里发展，这条道路偏离了人类文明的康庄大道。”我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去研究俄经济转型危机如此严重、时间如此之长的原因。 首先，俄罗斯是苏联的继承国。俄罗斯经济继承了苏联经济，两者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导致俄经济转型危机的因素中，不少是苏联时期留下来的。旧体制、不合理的经济结构与落后的经济增长方式等惯性作用在短期内不可能消除。在转型过程中新旧体制的磨擦、矛盾与冲突比任何一个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国家要尖锐和严重。 苏联历次改革未取得成功，潜在的危机因素越来越多。到了20世纪70年代，苏联经济已处于停滞状态。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失败使苏联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苏联经济的负增长在1990年已出现，到1991年GDP下降13％，而实行“休克疗法”的第一年 (1992年)，GDP下降幅度是14.5％，比1991年也并不大多少。 苏联经济结构严重畸形，军工部门过于庞大，80％的工业与军工有关，这严重制约了俄罗斯经济的发展。冷战结束后，世界军火市场大大萎缩，军工生产处于减产和停产状，庞大的军工企业进行所有制改造与向市场经济转型，要比民用企业难得多。政府订货一减少，军工企业便陷入困境。 苏联时期的经济处于半封闭状态，60％左右的对外经贸是与经互会成员国进行。1991年经互会解散，导致俄与经互会国家的贸易锐减。与此同时，俄罗斯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难以扩大与西方国家的经济关系。 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长达75年苏联历史留给人们头脑中的“印迹”，一时难以抹去，与新体制也难以很快合拍。 这里还应指出的是，在叶利钦时期国际市场能源产品价格一直处于低位徘徊，每桶石油只有十多美元，这对能源出口依赖很高的俄罗斯来说，对其经济产生的不利影响是十分明显的。 其次， 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了一些矛盾与失误。一类是俄罗斯实行快速向市场经济过渡而所采取的措施本身所含有的内在矛盾；一类是转型过程中出现的政策失误。 快速地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目标是要稳定经济，但为此而采取的措施往往与目标相矛盾。俄罗斯在转型起步阶段，其经济处于深刻危机状态，原来的经济结构严重畸形，市场供求关系极不平衡。这种情况下，客观上要求政府加强对经济的干预，有时还需要采取一定的行政手段。但快速地、大范围地放开价格，实行经济自由化，一般会使政府的间接调控和行政干预的作用大大减弱，甚至根本不起作用，这样，不仅达不到稳定经济的目标，反而使经济更加混乱和动荡不定。 俄罗斯在转型头几年，经济危机与财政危机一直并存。从客观上讲，要遏制生产下降，稳定经济，就要求增加投资，放松银根，而解决财政赤字问题和控制通胀，又必须压缩支出，减少国家投资和紧缩信贷，这与稳定经济、促进生产的发展又相矛盾。 原苏联与东欧各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垄断程度高，如原苏联，40％的工业产品受垄断控制的。在垄断没有打破的情况下放开价格，很难达到刺激生产的目的。往往会出现由国家垄断价格变成某部门、某地区甚至某个大企业的垄断价格，难以形成市场竞争环境。 打破对外经济关系垄断制，向国际市场全面开放，是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重要外部条件，但这会立即面临激烈的竞争，而俄罗斯的生产设备只有16％能承受住竞争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加速对外开放的宏观改革措施与保护及促进本国企业发展的微观改革措施难以协调。 这些矛盾往往会拖延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速度，使社会经济的动荡与痛苦变成一个慢性和长期的过程。 在政策失误上，首先是放弃了国家对经济的调控，这在俄罗斯转型头几年表现得尤为突出。当时盖达尔主张，应该采取措施，以最快的速度在俄形成自我调节和自我组织的市场经济，国家应最大限度地离开市场经济。1994年3月，俄罗斯对专家就国家对经济的作用问题进行了调查，受调查的专家中，认为“国家对经济的调节力度过于软弱”的占57％。 过度的、无区别的紧缩政策恶化了宏观经济环境，还危及企业的基本生存条件。俄罗斯在实行经济自由化特别是价格自由化过程中，为了抑制通胀，需要实行紧缩财政、货币政策，但俄罗斯没有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部门实行适度紧缩，而是全面紧缩，不加区分，结果造成投资大幅下降，1995年俄罗斯投资总额仅为1990年的25％。过度紧缩政策还导致三角债大量增加，并出现经济货币化大幅度下降与严重的支付危机。 软性预算控制措施与软弱无力的行政控制手段，是俄罗斯长期解决不了财政问题的重要原因。IMF出版的《金融与发展》季刊1999年6月号，盖达尔写了一篇文章，总结俄罗斯危机给转轨国家带来的教训。他认为俄罗斯改革中最重要的一个失误是：“软性预算控制措施与软性或不存在的行政管理限制灾难性地融合在一起”。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软性预算措施是与硬性的行政管理措施共存的。由于每个企业都是某个庞大的统治集团的一部分，因此国家牢牢控制着经理的任用，还要确保这些经理完成赋予他们的任务，企业经理人员完全处于集权化的政治控制体系中，他们必须循规蹈矩。虽也有掠取企业财富的犯罪行为，但受到限制。而当这种集权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崩溃之后，对企业经理人员的行政控制也就瓦解了。这样，造成的结果是，每年的税收计划往往只能完成50％左右，而大量的财政支出压不下来，财政危机不断加深。 俄在转型初期，原设想只要沿着西方认同的改革方向发展，与社会主义决裂，就可获得西方大量资金。实践证明，西方的经济援助不仅数量有限并有苛刻的政治条件，援助的目的是为西方国家自身的安全利益服务的，即要使俄长期处于弱而不乱状态。经过几年后，俄罗斯对此才有较为清醒的认识。 市场经济要求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在俄经济转型过程中的相当一个时期未能实现。转型一开始，由于盖达尔坚持实行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因此，在社会与分配领域，他坚持的政策是：国家只负责保护社会上最贫困的那部分居民。这样，在废除苏联原有的社会保障体制同时，并未采取有效的社会公正政策来遏制各阶层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据俄罗斯统计资料，10％的富有阶层的收入与10％的最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差距在1991年为4.5倍，1992年为8倍，1993年为11倍，1993年与1994年上升到14倍左右，1999年的第二季度升至14.7倍。 另外，很长一个时期，俄罗斯政局的不稳也是阻碍经济转轨和经济正常运行的重要因素。向市场经济过渡要求有一个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法制建设必须要跟上。俄罗斯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开始阶段，经济过渡与政治过渡之间存在严重的脱节和不协调。1993年10月叶利钦炮打白宫以及政府的不断更迭，不仅反映出政治体制的不成熟、不稳定及不定型，还反映出各种职能机构之间缺乏协调机制，失控现象十分严重。在这样的条件下，俄罗斯难以形成一个在实际中能贯彻执行的经济纲领，从而也就导致经济运行处于混乱、无序的状态。复杂的动荡不定的政局，一场接一场的政治风波，使得俄罗斯经济变得更加脆弱，更加扑朔迷离。 最后一点，在苏联时期，经济理论在意识形态的重压下，对市场经济理论主要是批判，对现代市场经济理论根本不熟悉，因此，在快速向市场经济转轨时，就会将市场经济理论不顾俄罗斯具体条件而盲目运用到经济改革中。正如俄罗斯科学院经济学部在对十年经济转轨进行反思时提出的：“不能把改革失败的全部过失归咎于俄罗斯当今的改革派。不管情愿与否，必须承认，改革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在经济学对于改革的总体理论准备不足”。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来源: 经济观察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