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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真理的标准是实践，更是时间。苏联现代化的历史告诉人们，违背经济和社会发展潮流的力量无论多么普遍，多么强大，都不可能长久。在衡量一种现代化方式是否成功时，不能只看几项指标，集中力量办的几件大事，更应该看这些措施是否惠及百姓，是否具有可持续性，是否在推动社会向自由王国前进。 苏联剧变的根子主要在于其以党代政、党国不分的政治体制 苏联现代化进程中最大的问题是迷信国家的力量而忽视了民众的创造性力量，人民成了国家计划的工具，没有任何自主性而言，这也注定了苏联式现代化道路行不通。“1922年成立了苏联，确立了苏联宪法。在宪法中明确规定，各共和国拥有民族自决权。在实际过程中，现代化的矢量要求国家的民主化，而苏联政府却把权力牢牢地抓在自己手里；现代化要求各共和国有独立发展的空间，而帝国矢量却在朝着超级大国的方向发展；实际上，各个共和国都在苏联时代获得了工业的、社会的和文化上的发展，已经形成了获得了民族独立的经济条件，这就是国家现代化过程对帝国的结果的瓦解过程，当这个帝国的结构还在起作用、还没有把权力下放给各个共和国的时候，就形成了一种内在的矛盾。在理论上讲，它就是现代化过程和帝国结构上的矛盾。一旦经济上的统一性丧失、共产党失去政权，马上就会形成独立的意愿和事实。实际上国家的领导人已经看到了这个矛盾，但是他们既没有意愿、也缺乏手段来解决这个矛盾，因而造成了苏联的解体，而苏联本来可以在不解体的情况下来解决这个矛盾。”（2004年11月24日，俄罗斯科学院乌拉尔分院副院长，俄罗斯科学院历史及考古研究所所长维尼阿明·瓦西里耶维奇·阿列克谢耶夫在黑龙江社会科学院的演讲。）这两段论述从政治经济体制和国家体制层面上说明了苏联剧变的重要原因，其根子主要在于其以党代政、党国不分的政治体制。 社会主义本应开辟一条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避免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给民众带来的痛苦。做到这一点的重要条件就是让广大民众能够监督和制约权力机关。马克思赞赏巴黎公社使国家政权“由高踞于社会之上的机关变成完全服从这个社会的机关”。恩格斯在研究工人政权与工人群众的关系时强调：取得政权的工人阶级为了不再失去自己的统治，“一方面应当铲除全部旧的、一直被利用来反对工人阶级的压迫机器，另一方面还应当保证本身能够防范自己的代表和官吏，即宣布他们可以毫无例外地可以随时撤换”。他们强调的是防范国家政权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从社会公仆变成社会的主人。苏共则是通过官员的特权公开追求特殊利益，民众对官员没有任何监督与制约的权利，由此导致苏联脱离民众需要的现代化战略长期得不到纠正，民众把政权当成异己的力量，在公开反抗难以进行的情况下，通过消极怠工进行消极抵抗。从中不难理解为什么苏联的经济增长呈现出来的是逐年下降的曲线。 苏国家和社会职能的倒置，国家承担起了社会的职能，社会不能独立自主地解决一些本来应该由社会解决的问题 对于苏联这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又处于资本主义包围的国家来说，为了保障国家安全，在推进国家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客观上需要加强国家政权的建设。但是，苏共在加强政权建设时，由于没有基本的民主观念，而走上了专制的道路。苏联没有权力划分，没有权力制衡，一切权力都集中于一个中心，集中到各级党的机关手中。苏共实行的是等级制官僚的管理体制，最高领导人处于监督之外。“其结果是我们的社会不仅遇到了来自斯大林的全面专制，而且遇到了他的个人迷信。这样的权力体制在各级权力结构中实际上产生了大大小小的个人迷信。各级领导人被认为是掌握了能预见未来的特殊天赋才能的人，有能力作出惟一正确的决定，表达人民群众内心的希望和要求”。（安德兰尼克·米格拉尼扬：《俄罗斯现代化与公民社会》，第36页。）苏共党内没有正常的民主体制和民主生活，最高领导人决定一切，而且最高领导人的产生也没有一定的程序，没有政权从一个人的手中自然移交到另一个人手中的正常程序。一旦当上了最高领导人，就变成了万能的上帝。 俄国公民社会不发达，无产阶级政权建立后，由于迅速发展经济和防卫内外敌人的压力，导致国家权力增大，加之民众的文化教育水平落后，大多数居民缺乏政治文化，出现了国家和社会职能的倒置，国家承担起了社会的职能，社会不能独立自主地解决一些本来应该由社会解决的问题。苏联本应该随着公民文化水平的提高培育公民社会，减少国家的干预，但他们并没有做这一工作。 斯大林靠最大限度地动员一切力量，靠国家以及从上面下达计划、命令、指示的中央集权，靠个人对国家意志的绝对服从来进行国家的工业化建设；赫鲁晓夫不再搞人人自危的大镇压，在意识形态上有所放松，但依然迷信国家的力量，经济建设的方法与斯大林并无二致，他同样认为自己是超凡脱俗的人物，是发号施令者，开垦荒地、合并集体农庄、推广玉米等违背科学的措施的消极影响深远；勃列日涅夫“纠正”了赫鲁晓夫对党的新闻检查的削弱，重新恢复了斯大林主义。但勃列日涅夫面对的情况与其前任有所不同，许多人认识到靠国家力量和个人对国家意志的绝对服从来保证发展所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同时也具有不可持续性。共产党本身也在发生变化，党员队伍扩大到1900万人，成了一个群众性政党，一半以上的党员受过中等以上的教育，他们有了自己的判断力，以前用以动员民众的高尚目标不再具有吸引力，人们不能再容忍付出艰苦劳动是徒劳的。客观形势要求勃列日涅夫寻找新的方法和途径，改变僵硬的计划经济和单一的公有制。但勃列日涅夫没有这样的见识与魄力，表面上的繁荣掩盖了长期积累的矛盾，苏联再次错过了科技革命的时机，错失了改变现代化方式的良机。 对于任何一种探索和试验来说，成功的关键就在于不断地、适时地进行改革，改革才有出路，不改革就没有出路。 历史发展的过程和逻辑表明，人类在20世纪初期和中期选择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的对于后工业化国家和不发达国家来说，当他们开始考虑如何走向现代化的时候，传统的资本主义道路似乎已经走不通了：一方面，地理大发现、奴隶贸易等构成早期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外部条件已经不复存在，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国家对世界资源的掠夺和竞争也不允许新的强大对手出现。于是，俄国人按照马克思主义学说开辟的社会主义道路为人们提供了另外一种选择。特别是当30年代初美国和西方正陷入经济大萧条的恐慌之中时，斯大林的工业化成就展示出一片新的天地。这种发展前景，对于那些正在寻找国家出路的社会精英，当然是有吸引力的。 但是，人们没有看到，苏联的现代化道路具有先天性缺陷和固有的结构性弊病。所谓先天性缺陷，就是历史上沙皇们在实现俄国现代化时形成的一些弊端——强制性的行政手段和动员机制，片面工业化和富国强兵的单一追求，以及国家及其领导人的特殊作用，等等。所谓固有的结构性弊病，是说当列宁试图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和蓝图设计新的现代化发展模式时，俄国的社会结构和生产力水平完全不符合马克思所预定的条件。于是，“军事共产主义”的模式就成为一种社会主义的畸形早产儿。而列宁倡导的新经济政策，不过是在“补资本主义的课”，是要通过国家资本主义方式迂回地走向社会主义道路。对于后进国家，这也许是一条可以走得通的道路。但是，斯大林改变了苏联现代化的发展方向。权力斗争的需要，以及布尔什维克党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理解和迷信，使得斯大林造就出一个在很大程度上回归“军事共产主义”的新的模式。在斯大林模式中，俄国传统现代化的弊端毫无例外地都有所体现和发展，只不过是罩上了一层社会主义的光环。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斯大林模式的问题就已经暴露无遗。战争改变了当时的国际体系，也为苏联修正自己的发展道路提供了机遇。对此，斯大林不是没有看到。然而，为了维持个人的专制统治，斯大林不得不在原有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而且越走越远，并在其势力范围内全面地推行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斯大林去世后，历史再次为苏联提供了改弦更张的机遇。赫鲁晓夫等一代苏联新领导人试图抓住这次机遇，实现对苏联现代化道路的改革。但是，在苏联党内固有的保守势力和外部（主要是中国）强大的反对力量的合击下，赫鲁晓夫的改革归于失败。此后，以勃列日涅夫为代表的传统势力把斯大林模式推向极端，终于导致苏联这条社会主义航船驶入了死胡同。当苏联满身创伤的社会主义肌体已经病入膏肓的时候，戈尔巴乔夫试图下重药开刀治疗，结果病人就死在了手术台上。 在俄国历史上，一个时代结束了。从实现现代化的角度看，苏联历史的启示告诫人们，人类社会发展的目标是同一的、一致的，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可能有不同的道路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有其历史必然性，但是当这种发展偏离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目标时，唯一的办法就是及时进行调整和改革；对于任何一种探索和试验来说，成功的关键就在于不断地、适时地进行改革，改革才有出路，不改革就没有出路。 作者：中共中央党校 左凤荣；华东师范大学 沈志华 来源: 《上海社会科学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