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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功秦:激进改革路径的苦果——苏联改革失败二十年后的反思

http://www.newdu.com 2017-11-10 爱思想 萧功秦 参加讨论

    激进改革导向歧路
    苏联解体已经二十年了,苏联改革的教训问题一直令人深思。有人认为,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是抛弃了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恶果。然而,如果从苏联改革的历史过程来看,就会发现,苏联改革失败而中国改革成功,其关键原因在于,前者采取了错误的激进改革路径。后者则相反。具体地说,苏联的改革者从一开始在改革思路上就贯穿了两个错误的原则,一是在政治上放弃了执政党对全局的可控制能力,而直接引进西方式的多元政治,二是在经济上直接采取一步到位的市场经济休克疗法。以这两个错误原则为基础的激进的改革模式,恰恰是改革失败的根本原因。
    必须承认,在西方行之有效的政治多元化和市场经济,是西方历史与社会文化综合条件相互作用后的产物,它们还受到诸多西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因素的支持,才得以对社会生活起到有效整合的功能。然而,当非西方国家的改革者们意识到本国制度的缺陷而奋起改革时,却受到一种想当然的观念的支配。改革者们以为,只要把这些现成的制度搬过来,代替传统的计划经济与一党政治,一切问题就会迎刃而解。我们可以把这种观念称之为“制度决定论”,这种教条式的“制度决定论”思潮,在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初期,在政治家与知识分子中十分普遍。在这些国家,包括政治家、知识分子与学者,不可能去了解西方特定的制度得以有效运作的如此复杂的历史背景,支持性的社会条件,以及其他相互依存的因素。
    改革派既然认为,西方的政治与经济制度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性制度,是完全可以照搬并取得实效的。那么,改革的阻力就来自那些反对这样做的“党内和社会上的保守派”,因此笃信西方制度万能的苏联激进改革派,就倾向于认为,只要联合要求改革的民众去打击保守派,一切就可大功告成。这种激进思路,在政治上产生的结果就是改革派和保守派的对峙。
    其次,在经济上,改革派既然认为,市场制度只须以革命手段搬过来,就可以发挥作用,自然就选择了激进的休克疗法,这就是所谓的“五百天计划”。这个政策的设计者认为,经过休克疗法,在一两年间建立新的体制,此后投资增加,经济发展,一切问题都会得到解决。休克疗法的支持者普遍认为经济改革必须一步到位,相关方案的设计者沙塔林当时有一个生动的比喻,他说“因为一个人不能两次趟过同一条河流,所以应该一步到位。”由此可见,他们不是根据这种改革方案被社会接受的可能性,而是根据激进方案的“必要性”来决定改革路径的。其所以错误,可以用另一个生动的比喻来表达:“飞机不可能在飞行途中换发动机。”
    当时苏联政策的设计者对多元政治、市场经济等制度的背景考虑较少,认为搬过来就能解决问题,思想上十分乐观。至于可能性,考虑得就比较少。这其实就是一种制度决定论。
    二十年来苦果难咽
    正是这种“西方制度决定论”指导下的苏联改革,引发了巨大的问题,并导致了改革的失败。一些主张改革的人在苏联解体十年后说:“苏联的改革模式已被证明失败,戈尔巴乔夫时代的苏联比后来的俄罗斯要好得多。”他还说,戈尔巴乔夫留给俄罗斯三个遗产:一是苏联的崩溃;二是无节制的通货膨胀;三是80%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几百万人流浪。
    叶利钦在戈尔巴乔夫之后领导了苏联和俄罗斯的后续改革,他本人后来也有反思。在辞去总统职位前一天,叶利钦在演说中表示,为了避免终生后悔,他要告诉民众他对改革的反思:
    “我要求你们的原谅。原谅我们分享的许多梦想没实现这个事实。原谅本来似乎对我们很简单的事情,结果却困难得使人痛苦这一事实。对于那些相信我们以举手投足之劳,就可以从灰暗、停滞的极权过去,一跃而进入光明、富裕、文明的未来的人,我要求他们原谅我不再为他们的这种希望进行辩护。我自己相信过这点,即举手之劳就可以克服任何屏障。结果发现我在一些事情上太天真了。在某些地方,问题看来非常复杂。”
    戈尔巴乔夫的转变最有意思。在苏联崩溃后不久,戈尔巴乔夫曾表示他终生的目标是推翻极权制度,消灭对人民实行专制的独裁制度。但到2000年时,戈尔巴乔夫有一个大转变,他向一位中国记者表示,对于中国来说,苏联改革中有一个值得警惕的教训,加强党和国家对改革进程的领导,是所有问题的重中之重。戈尔巴乔夫痛定思痛,并不是要回到极权主义的过去,但他认识到一个可控制局面的政治权威,比如苏共的领导,在转型过程中是重中之重。这是他在苏联改革失败之后的体会。
    当然,苏东剧变之后二十年间,采取政治与经济休克疗法的苏东各国,其遭遇各有不同。受休克疗法打击最大的,是苏联在亚洲的各加盟共和国;其次是俄罗斯,而东欧各国恢复经济后的发展情况相对较好。这与各国内部的重新整合有关,根据整合和转型的成果,我们大致可以把前苏东国家分为三种类型。
    相比较而言,东欧各国转型损失较小。这些国家在历史上本来就有公民社会与民主传统,政治上的一党执政结束后,原有的民主文化和政治传统重新被激活,并承担起整合社会的功能。同时由于这些国家处于欧洲,在欧洲联盟的强大影响与支持下,总体转型还是比较顺利的。
    俄罗斯渐渐回归到总统集权的威权政治模式,在总统制下,依靠普京个人的威望与魅力,重新建立了强人政治。经过一盘散沙的大乱之后,民众愿意牺牲一些自由,来换取安全与稳定。加上民族主义的兴起,这种强人政治也建立了新的合法性基础。尽管如此,俄罗斯目前还面临着巨大的困难。
    最可悲的,是苏联在亚洲地区的各加盟共和国。这些国家既没有东欧各国历史上的民主传统,没有公民社会和中产阶级来支持政治转型,又没有普京式的超凡魅力型领袖。国家对社会的整合陷入极大的困境,旧的体制已经崩溃,新的多元政治又无法建立起来。在苏联解体之后,亚洲各加盟共和国就陷入长期的脱序状态。颜色革命泛滥,政府走马灯式地更换,成为这些国家的通病。
    为什么只有这类国家不断爆发颜色革命,而俄国与东欧国家则得以避免?这可以从政治学角度来分析,正如前面所分析的,这类国家是一种弱势国家与弱势社会相结合的“双弱结构”,政府无法和各社会阶层、集团妥协合作,因而没有执行能力,不能带动经济增长,而权力又缺乏社会有效监督,因而极易导致弥散性腐败。这种情况下,民众普遍不满是必然的,于是在野的政治反对派可以轻易利用这种社会不满,在国外势力的资金支持下,迅速地通过选战或其他手段上台。一旦反对派上台组织新政府后,在同样的“双弱结构”下,又再次陷入了同样的怪圈。于是颜色革命此起彼伏,恶性循环,民粹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泛滥。这是落后国家模仿西方制度的一个可悲教训。可以说,颜色革命恰恰是不成熟的激进改革的“因果报应”。
    综上所述,如果苏联当时不是戈尔巴乔夫这样的政治浪漫主义者执政,而是由更有权威,更富有经验的政治家领导,始终保持执政党在改革过程中的权威,保证对改革进程的可控制能力,将会有完全不同的结果。正因为如此,与其在意识形态上空洞地指责戈尔巴乔夫“出卖了苏共”,不如实事求是地分析苏联激进的改革路径与方针的失误。
    中苏改革的路径对比
    同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走的就是另一条改革道路。中国从前期的社会主义制度中继承了许多政治资源,在改革中用于推动市场经济发展。这种改革模式的整合能力很强,形成了巨大的发展优势。中国的改革起因于“文化大革命”之后的拨乱反正,推动者是复出的老一辈政治家,相对于戈尔巴乔夫领导的苏联改革有以下几个优势。
    首先,老一辈政治家在长期革命岁月中积累了巨大的威望,丰富的人脉关系与体制内的经验资源,这些都是戈尔巴乔夫根本不具备的。其次,在老一辈政治家的支持下,稳健改革派始终掌握着强大的政治资源,一方面打击保守派,另一方面打击体制外的激进派,并使两者在政治上边缘化。在这种“中派”独大,两极被边缘化的政治格局下,改革者可以从容、主动地进行大难度的结构改革,而不会受到两极强烈的挑战与威胁。这些都是中国改革成功的原因。
    但在苏联的改革中,缺乏的恰恰是这种处于中间地位的稳健改革派。随着改革深入,戈尔巴乔夫代表的中间派逐渐被逼向边缘。其原因是,戈尔巴乔夫等人虽然掌握了苏共的组织资源,还是要和激进派结盟才能抗衡保守派。在这种改革的“中左联盟”中,由于“非激变才能成功”的话语权,不可避免地落到比中间派更激进的叶利钦一派手中。叶利钦更激进,比中间派更能吸引公众,作为中间派的戈尔巴乔夫为了避免边缘化,就必须跟风迎合民众。然而,中间派在这方面永远不可能赶上激进派,因为后者掌握了话语优势却又不是当政者,不必承担激进的后果,反而可以用向公众空头许诺的方式来获得支持。中间派陷入被动,不得不越来越走向激进,以寻找公众支持。最后戈尔巴乔夫饮鸩止渴,提出“不留历史空白点”,这就意味着将苏共的历史真相全部揭开。在改革未见实效的情况下,这一做法必然危及执政党的威信与政治合法性,进而引起意识形态混乱和政治崩溃。在这种比赛激进的竞争中,利加乔夫这些党内保守派首先被边缘化,处于中间的戈尔巴乔夫主流派也跟着被拖垮,叶利钦遥遥领先,始终掌握着主动权。在这种危机下,保守派孤注一掷,发动八一九事变,但为时己晚,不仅无法挽回局面,还进一步加快了苏联的解体。此后俄罗斯等国历经经济衰退、政治动荡。
    回顾苏联改革的历史,有几点教训值得后人汲取。首先,是在确定改革的基本思路时,不能将一步到位的“制度决定论”拿来当改革的指导方针。其次,处于左右两极中间的执政者,要始终掌握强大的政治资源,保持改革的动力的同时,防止两极势力的冲击,并保持对变革进程的控制能力,而不是相反。戈尔巴乔夫领导的苏联改革,在这两方面都有很负面的教训。
    美国崛起对我们最大的启示,我称之为包容性崛起。中国要崛起就要实现三大包容:一是包容自己的对手;二是包容其他国家;三是包容时代发展的需要。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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