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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王家范说，“二十世纪上半叶讲中国通史讲得最好的是钱穆，二十世纪下半叶讲的最好的，当属兰州大学的赵俪生”。1980年代，在全国史学研讨会上，顾颉刚称赞赵俪生是“史学界的杨小楼”。赵俪生并不把自己看作流光溢彩的要角，他自称史学界的一朵“寒葩”。老伴高昭一对他的评价是：“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人文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对这样的人来说，是否位列“仙班”或许从来就不重要。 赵絪与丈夫感情笃深。丈夫去世时，她的悼词是元稹的诗“惟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丈夫去世三十余年后，提到他，七旬的赵絪仍以“夫君”称呼。她不曾料到的是，夫君离世带给她的痛苦，竟没有父母离世带给她的痛苦那样绵长和彻头彻尾。 “爱人的走是一种感情上的创痛。猛的一疼，过去也就过去了。老爹老娘在的时候，我照顾他们，焦头烂额。他们一走，把我‘闪’的……啥事也没有了，家也没有了。”赵絪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2006年和2007年，母亲高昭一、父亲赵俪生相继谢世。赵絪拿起笔，在孤灯下追忆父母的、自己的往昔岁月。2017年，父亲诞辰100周年之际，赵絪把积攒十年的忆往文章结集出版，书名《孤灯下的记忆》。 此前，赵俪生回忆录《篱槿堂自叙》删节本曾在1999年出版。2007年，《篱槿堂自叙》的全本和夫人高昭一的回忆录《回首忆当年》合为《赵俪生高昭一夫妇回忆录》出版。赵俪生的回忆录到他1959年他被“追认”为右派便戛然而止，高昭一的回忆录延续到晚年，但近事的叙述是粗线条的。赵絪忆往，尽量避开父母已述及的部分。两代人的回忆形成互文关系，父辈未及展开的部分，女儿的回忆给出一个侧影。 “译一部书，能救下人一条命” 1960年，“右派”赵俪生被西北师范学院下放到该校在河西走廊的山丹农场。谩骂、侮辱、扣粮、罚跪、罚饿饭三天……一一身受。那年夏天，祁连山山水中的冰块砍到他的腿上，左腿流血、化脓、肿胀，犹如一根粗棒。参加过“抗美援朝”的校医严华看到拖着伤腿的赵俪生在一盏如豆的小灯下看书，到场部据理力争：我们对战俘都讲人道主义，何况是犯了错误的自己人。因为这句话，赵俪生被蒙准住院十五天，出院后得享“老幼病残”待遇，回农场放马。马吃草的时候，人可以看书，可以学马的样子，在沟边寻摸“野食”，但吃完必须要去渠边把嘴洗刷干净，免得张嘴检查时，被说成“偷青掐黄”。 大饥荒的年代，甘肃是重灾区。在山丹农场，已经有三位书生毙命，赵俪生被内定为“第四号亡人”。18岁的二女儿赵纪为了给家里省下几斤粮票，去皋兰山挖野菜，不慎坠崖，肋骨穿透心脏。同情赵家遭遇的兰州大学校长江隆基通过省委给西北师大打电话，把赵俪生要回兰州。知情人议论：“女儿一命换回父亲一命”。 骷髅架子一样的赵俪生走进家门，险些被妻子当作流民推出去。在丧女的钝痛中，他翻来覆去看英文版的《王尔德全集》，之后动手翻译《道廉·格雷的画像》。事后他常跟人说，“译一部书，能救下人一条命。”——这是妻子高昭一的记忆。女儿赵絪记得，父亲人回了兰大，但家仍住在西北师大，两地相隔三十里路，他凌晨即起，“撒开大步向前行”，上完四节中国通史，再步行回家。省下两三角车钱，在路边买个烤洋芋或者煮玉米，边走边啃。 1966年，赵絪到北京投奔古生物学家周明镇。周明镇曾是赵俪生在山东大学的同事，两家子女是从小的玩伴，他希望赵絪和他们的孩子一起考美术学院。这个计划还没来得及实施，5月的一天，上小学的周家小妹带回同学的见闻，北京旧市委领导住的小楼漆黑一片，孩子们围着楼边拍巴掌边喊：“快坦白！块交代！”不久，周家所在的中科院小院里不时传出烧东西的味道。赵絪匆忙回家，一进兰大，看见自家住的那栋楼被大字报通体覆盖。夜色中，好像一座出大殡时糊的纸楼。 赵俪生是这座楼里被揪斗出来的第一人。他的第六感往往能在“运动”到来之前侦知到异常。1957年，“反右”山雨欲来，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赵俪生一边打报告给高教部申请“支边”，一边向学校“告假”，请求疗养。“他平时那么爱说话的人，他躲了。青岛的疗养院是警戒的，没有出入证进不去。”赵絪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敏锐的第六感并没有让赵俪生身免。到了1966年，他已经成了老“运动员”。该来的都来了，人反而冷静下来。开完批斗会，赵俪生回家会说：“闹着玩呢！他们那一套我都会，也都干过，不过不像他们闹得这么邪乎罢了。”他不怕挖化粪池、背面袋和拉架子车，也乐得替造反派抄大字报，他可以抄得又快又好，回家说：“今儿不累，抄了一天大字报，在赵俪生的名字上打了无数的红叉，枪毙了无数次。” 三女赵絪去张掖园艺场当农工之前，赵俪生在“终日挨斗，造反派会随时闯进来的情况下”，给她上了一堂关于张掖的历史、地理课，“他边画边讲，从汉武帝设河西四郡开始，说到甘肃之称实由甘州、肃州而来，现如今张掖这个称谓表明它是一个屯兵之地，一有战争，即可伸张腋下，那里有祁连雪山、黑河之源，有大片沼泽地、一望无际的苇塘，盛产大米……”赵絪奇怪何以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 母亲给她的是另一种教育。下乡不久，赵絪收到母亲的一封信：“你算什么？一个（挣）二十七元（工资）的农工，社会最底层，你有什么好怕的？自你二姐走后，我不希望我的任何一个孩子走到我前边。你是在要走这条道，你就不是我的女儿！你记住，神鬼怕恶人！你厉害一点，就没人惹你了！！！” 这封信成为赵絪一生的分水岭，让“窝囊、老实、好欺负”的她变成“胳膊上走得了马，拳头上立得了人”的“山东响马”。多年之后，她的国骂让母亲侧目：“你嘴怎么这么脏？谁教的？”“你呀，你不是给我写过一封信？” 父亲的态度有所不同。子女成年以前，在清华受过西式教育的赵俪生习惯用暴打解决问题。子女成年之后，他对他们最严厉的训斥是“无知大肉蛋”。训斥完，他会详细地告诉子女，他们无知在何处，肉蛋在哪里。 当了一辈子老师，无知，是赵俪生最不能容忍的事。 垂暮之年，放大镜是赵俪生须臾不能离手的阅读工具。家里备了一堆，大多被他摔得伤痕累累。赵絪和姐妹们轮流值班照顾父母，她们进进出出忙碌的时候，常听到放大镜“啪”地掉在地上——有时是被故意扔到地上的，为的是招人来说两句话。女儿们给每个放大镜穿上一根丝带，可以挂在脖子上。这让她们的老父亲极为不满：“这是拴狗啊，还是套猫？” （父亲和赵絪的最后一张合影） 当不成布尔什维克的“劣等生” “我写回忆，绝不用‘权威’、‘大师’、‘大家’称呼父亲，我只用‘学人’、‘教师’这样比较实际的称谓。”赵絪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书生”和“先生”确实是赵俪生的一生概括。 1937年暑假，清华大学外文系大三学生赵俪生一口气译完了二十万字的苏联小说《孤独》。他用挂号信把译稿寄给茅盾，就到太原参加抗战去了。 赵俪生说自己是清华的“劣等生”，军训和体育都不及格，大部分科目“尚可”，个别科目“良好”。对于清华那些大名鼎鼎的教授，他憋了一肚子腹诽，晚年写自传的时候爆发出来：赫赫有名的某教授的某课“除了支离破碎的一些知识碎片和一些烦冗的卷、页数据之外，又给了学生一些什么呢？”某洋教授“只叫我们背诵如迭更斯生于何年？卒于何年？……几十年来，我不断地问自己，‘背过了这些，有什么好呢？’” 二十岁的赵俪生，狂生的本色还藏在骨头里。他不愿在课堂上花费太多力气，却大把时间都用在了翻译上。对寒门学子来说，这是谋生的手段——“译一个长文可以拿到近百元大洋，足够半年的伙食钱”，也是一种思维的乐趣，“将一个外语语句像拆卸钟表一样拆卸下来，再按汉语规律装配起来”。 “拆卸钟表”的游戏，赵俪生从16岁玩起，那时他还是一个中学生。在清华，他的翻译视野日渐扩大，从英美作品到苏、俄、日作品，从文艺到马克思主义和社会科学。 毫不意外，赵俪生是清华的左派学生。他参加了“左联”和“民先”，“一二·九”运动的六次游行，身高超过一米八的赵俪生都在清华的游行队伍中掌门旗。 与很多人不同，赵俪生的左倾与其说是政治倾向，不如说是出于求知的目的：“到头来是想看一看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是怎么一回事”，“看一看无产阶级革命会把文化搞到何处去。” 革命让他好奇，也让他心生警惕。读《老残游记》，读到书中人批评酷吏刚弼：“清廉的人原是最令人佩服的，只有一个脾气不好，他总觉得天下都是小人，只他一个人是君子”，20岁的赵俪生拍案大叫：“左倾思潮在历史上也是有的哇！”——可以想见，这样的人即便投身革命，也不会粘连于革命。 清华的学生领袖启发他入党，赵俪生的回答长篇大套、书生气十足：“我读列宁的《传》，读到马尔托夫的事。马尔托夫主张，有些知识分子可以邀请到党内来作为党的宾客，而不需要他们遵守什么组织性、纪律性。当时肃反，‘契卡’已经把马尔托夫列人被肃的黑名单，列宁却弄来一张车票叫女秘书送去，让马赶快逃往西欧。事后，列宁想起马尔托夫说，多么精致的知识分子呀。我读过后，感到我自己有点像马尔托夫。我走不成布尔什维克的道路。我愿意做一个全心全意的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同时是一个自由主义者。” 从“连首长”到副教授 在第二战区的战场上，赵俪生第一次显现出他当老师的天分。那时，他是“夏支队“（山西夏县人民武装自卫队）的连指导员和第二战区政治保卫队的营指导员。每隔一段时间，班、排干部来集训，他要给他们讲新三民主义论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教材都是延安解放社印的，但赵俪生从不照本宣科。“就是'宣’他们也听不懂，我是把那两本书融会贯通了，用自己的通俗语言讲”。他的课部队上上下下都喜欢。 从1937年夏天到1939年夏天，赵俪生一直在山西打转。最初他是“民先”派到“牺盟会”的受训者。中间因帮母亲搬家，回过一次山东，从山东游历到湖广，一度在长沙短暂工作，但并没有留在当时还是大后方的湖南，很快又返回位于前线的第二战区。在湖南时，20岁的赵俪生买了一块手帕，他打算把它送给未来的妻子——她将成为母亲之外他的另一座精神靠山。后来，他在第二战区找到了这个人。这个人就是高昭一。 离石和碛口失陷之后，赵俪生和新婚妻子高昭一撤退到延安。与大多数革命青年的选择不同，他们并没有在在延安停留。延安正在“肃托”，赵俪生对妻子说：“我们不宜在延安长期待下去……我们已经信仰了马克思主义……但我们不一定在这么集中的场合里搞，我们可以到松散一点的场合去搞。”他们从延安回到山西，转进中条山去打游击。 在中条山，“连首长（指导员）”赵俪生曾在敌人扫荡部队开进村口的时候，用红土拌着胶水在墙上刷日语的“缴枪不杀”。他在清华选修过的日语不意这样派上用场。 一场来势汹涌的疟疾结束了赵俪生的戎马生涯。他在西安治病期间，山西新军和旧军之间爆发激烈冲突，部队回不去了，经亲友介绍，赵俪生夫妇辗转到陕西当起中学教员。 1940年，陕西乾州中学23岁的英语老师赵俪生每周要上34小时的英语课。课余，他在一张从学生家借来的白油漆二屉桌边，展开“几乎是通宵的写作”，他的通讯、小说和译稿源源不断寄给在上海的胡风、郑振铎们。 1941年，昔日的清华同窗王瑶突然到访。当时，在乾州中学教书的赵俪生和妻租住一间民房，“四壁萧然，只一盘大炕，夫妇二人带一新生不满周岁的女儿，连孩子衬布都是山西新军带下来的供给制军装的破片”。屋外，日军飞机时常飞临，丢下不大的炸弹或者扫一梭子子弹。屋里，一对挚友经过几昼夜的畅谈，议定了他们的出路：“进《宰辅传》压根没有门；进《忠烈传》也未必有资格；进《货殖传》根本没有本领，到头来还是进《儒林传》吧。” 从学校图书馆偶然借到的全祖望的《鲒埼亭集》改变了文学青年赵俪生的人生路径，让他从新文学投入史学门下。他被这部书“勾得神魂颠倒”，梦想自己有一天可以像清代学人写南明遗民那样，写出“当代的革命者和爱国者的事迹”——如果说这还是一个左派文艺青年的心迹，下面的表白就纯然出于求知的乐趣了：“为什么进入史学，理由很简单，它比兄弟学门更深邃，耐人探索。”他觉得全祖望写的张煌言，出格的长，也出格地精彩，“既有经过多方考核的精确的史实，又有充沛的感动和生动的文采。从这篇文章我才懂得，高乘的史学写作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1946年，赵俪生的第一篇史学论文《清初山、陕学者交游事迹考》刊登在《大公报·文史周刊》上。胡适读后写信鼓励。也是在1946年，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从重庆迁回上海，开复员大会，作为会员的赵俪生受邀参加。从陕赴沪途中，他到河南大学拜访了著名学者嵇文甫，两人连谈三晚。被赵俪生纳入他师承谱系的先生不多，嵇文甫是一个。他形容嵇文甫“吐嘉言如锯木屑，霏霏不绝”。 (1946年，29岁的赵俪生） 1947年，30岁的赵俪生凭着傅斯年的推荐信成为河南大学的副教授。与嵇文甫共事一年之后，赵俪生对嵇先生有了新的看法。他说他“世情”太浓。嵇文甫晚年致力的“政术学”，赵俪生更加无法认同。“就是把我摆在老君炉里炼一万遍，从我的骨灰里也炼不出一点‘术’来。”79岁的时候，赵俪生在他的自传中写道。 1948年的开封攻城战打得异常惨烈，“街上的尸体气味已不是臭，而是辣椒般的刺鼻”。除少数人留下筹办中原大学，河南大学大部分教师被分配到华北局。赵俪生则从华北局被分配到华北大学（后来的中国人民大学）。在华北大学，他批评了副校长成仿吾，被调至中国科学院编译局。在编译局，他又得罪了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赵俪生失去了在学术中心地带的职位，先是被调至东北师范大学，后又迁徙转调到山东大学。 山东大学的明星教授 1950年代到1957年，在山东大学的七年是赵俪生一生的黄金岁月。身为历史系的教授，他担着“中国通史”的明史部分，又与妻高昭一开了《农民战争史》的新课。 这是一项筚路蓝缕的工作。《赵俪生学术自传》说得清楚：“关于农民战争，脑子里自然已有个轮廓，知道最大规模的在‘正史’中立有专传……次大规模的在‘正史’中往往写入其作为镇压者们的将领的传中；再其次，就要到角角落落里去寻找，‘五行志’里会有一点，‘灾祥志’里也有会有一点；最后，往往有些极宝贵的资料会神不知鬼不觉地埋藏在某文人的书札或诗词里……朱熹说：‘为学如炖肉，先须用猛火煮，然后用慢火温’。‘正史’里的内容属于用猛火部分，集中精力像一阵风样子就可以掌握，那最后一部分不用慢火是不可能的了。” 紧火继以慢火，赵俪生夫妇把农民战争研究落实成四个主题：不同时代农民身份的差异、起义和国家机器之间的关系、农民起义和多民族之间的关系、宗教在起义中的作用。四大主题纲举目张，古史分期、民族学和民族史、宗教学和宗教史、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上层建筑学说都被囊括进来。晚年，赵俪生曾坦言，自己研究农民战争史是“奉命之作”，“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但他从不否认，自己在划定的圈圈中，进行的是扎扎实实的学术研究：“一切的学术事业，大体都是缘着这么一条大同小异的道路积累起来的。” (赵俪生、高昭一夫妇在山东大学研究农民战争史，图片由赵缊先生提供） 除了历史系的课，赵俪生还在“马列主义教研组”客串社会发展史、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马列主义史学名著选读和逻辑学。每一门课他都讲得引人入胜，上座率高到爆棚。没有座位的学生坐在窗台上，站在走廊上。 山东大学中文系1950级学生赵淮青记得，在逻辑课上，赵俪生用涅克拉索夫的诗讲解排中律：“俄罗斯母亲啊，你又贫穷，又富饶；你又强大，又软弱……” 赵淮青的师兄吕家乡上过赵俪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经典选读》。在这门课上上，赵俪生“逻辑严密，字斟句酌”，“声音洪亮，字字入耳，抑扬顿挫，极富感染力”。看到自己与学生形成良性互动，下课前，他会喜形于色地说：“看得出大家对这堂课很满意，这和我的预计正相符，谢谢！”“这堂课让我们师生都感到愉悦，下一次会有更精彩的节目！” 相比课堂，赵俪生在“一二·九”学运纪念日做的报告，给赵淮青留下更为深刻的印象：“这人长得白白净净，戴着一个五色晶体框架眼镜，个子特别高，书生气特别足，又有那种男子汉刚阳之气。”，“他不是平铺直叙，他讲当时国家的形势，华北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讲到日本人打到家门口有些书呆子还在死读书，赵俪生会学他们冬烘的样子，背上一段《离骚》。他的讲述充满亲历者的细节。赵淮青注意到，这位33岁的教授穿着解放区的黄色粗布军装大衣，这让他跟学校里那些长袍马褂的教授们相比，特别不一样。 吕家乡也注意到了赵俪生的穿着。在2013年的一篇回忆文章中，吕家乡写道：“他有时西装革履，打着一条鲜红的领带；有时穿着一身布满污迹的黄绿色的棉军装，有时又换上一件深色大褂。” 这位老师不拘形迹，他像孩童一样迷恋着三尺讲台。对他来说，讲台即舞台，他曾把课比作唱戏：一个演员在一段淋漓酣畅的表演之后，会有一股郁勃之气，而写完一篇高质量的史学论文，却只有疲劳。那种淋漓酣畅之感，只有讲完三个小时的课才能具体而微地感受到。 （在山东大学历史系。30出头的赵俪生已经是6个孩子的父亲。这是他和妻与后三个孩子在一起。35岁，他已评上大学三级教授，每月薪资280元，再加上抗战时期完成的长篇小说和译作相继出版，赵俪生的经济空前绝后的宽裕。因家贫从来没有进过剧场的他，开始听起京剧，并且很快听出门道，听完戏写剧评，几乎是倚马可待，拿到报上发表，很快获得梨园要角的青睐，引他为知音。买字画、买古籍也是在这一时期。文人治学之外尚有雅好，说明此人的趣味，也说明他的聪明。赵俪生说，看戏对学历史的人十分重要，戏剧里有许多不入正史的情节，可以培养历史的想象力。照片由赵缊先生提供。） 在“八马同槽（八位名师共事）”的山大历史系，赵俪生俨然一颗熠熠生辉的明星。不仅迷倒学生，也迷倒同侪。赵淮青说，同为八马之一，童书业对赵俪生的感情可以用“苦恋“来形容，所谓“几天不见赵，就很难过”。 赵家上上下下也喜欢童书业。赵絪有回忆：他讲起趣闻，连家里的保姆都会倚在门旁，边剥葱边听。“童伯伯的强记博引，学术界很少有人能与之相比。他不但能将史籍原文倒背如流，还能指出这段文字在哪一页，哪一行。”“童伯伯外表不够漂亮。但你如果近距离只盯着他的面孔，他脸上所呈现的那股超凡的智慧，在叙述事情时眉宇眼神张动之间，会让你感受到，这个人美得不得了！” 花甲之年，赵絪反刍童书业和父亲的友谊，才明白当年的“童伯伯”是何其苦闷，“他非常需要有一个接纳他的场地来宣泄他的情绪，抒发他的心得与体会。” 1957年，赵俪生从山大到兰大，童书业想跟着一起走，未获组织批准。 1958年，赵俪生被山大“追认”为极右分子，从兰州被押解回青岛定罪，一天清晨，赵俪生刚起床，忽然听到过道里传来哭声，透过层层叠叠的大字报，他看到童书业背对着门，头抵在对面的墙上，两手捂着脸在呜呜地哭泣。赵俪生立刻明白，老友这是来“叙旧”，但又不敢说什么。 “他们是剽窃不完的” “听赵先生讲话是一种享受。”这话，八十多岁的赵淮青反复跟南方周末记者说了好几遍。 在山大上学的时候，赵淮青曾和同学拜访过赵先生，但他和老师的私谊是赵俪生被打成右派之后才开始的。 1961年，新华社青海分社的记者赵淮青利用到兰州出差的机会，拜访了困境中的先生。 “淮青师兄来，我们全家都高兴，一是会有一捆黄鱼干，二是有相机，又可以留影了。”赵絪回忆。 青海湖里鱼有的是，少数民族不吃，在当地工作的汉人把鱼打上来，在湖边的石头上晾干，串成一串。赵淮青把青海湖的黄鱼干带给老师，在“饿得一点荤腥都看不见”的日子里，那是赵俪生一家的期盼。 尽管关起门来说话还是百无禁忌，但先生已无昔日讲坛上的风采。赵淮青劝老师：”赵先生，你得想想办法，你写文章吧！”到哪里写文章呢？投出去的稿子会被一概被退回，退稿信的格式都是一样的：“此人系右派分子……”。赵淮青说：我们青海有个杂志叫《青海湖》，你写文章，我给你推荐。 1963年，赵俪生以“鹿其莘”为笔名写的《谈杜甫的秦州诗》在文学月刊《青海湖》上发表。此文把杜甫因生后所迫，暂居甘肃秦州期间写的诗命名为“秦州诗”。它既是一篇精彩的诗论，又可从中看出赵俪生在分析杜诗间，抒发的自己“中夜起坐万感集”的心绪。在文章的结尾，昔日曾在马克思主义大课上博得满堂彩的赵俪生不忘用辩证法总结，身世寄托之感更加强烈。他说杜甫京洛时期的诗歌技法是“正”，秦州时期是“反”，有这一正一反在前，草堂和夔州时期便是“合”了。 也是在1963年，赵俪生重新回到兰大的讲堂上。先是讲通史，继而又做了一件筚路蓝缕的工作：开《中国土地制度史》。之所以放弃驾轻就熟的农民战争史是因为他从最高领导人的讲话中领会到自己的学术观点已不合时宜，“我有七个头，八个胆敢跟毛主席唱反调吗？” 妻子高昭一不忍放弃丈夫一手开创的研究领域，赵俪生安慰她：“只要人还在，我有能力开辟更多的科研途径，不怕人剽窃，他们是剽窃不完的……”那时的赵俪生已另有雄心，他要“在中国经济史的每一个关节上悉心检查”，看中国是否一直带有”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色彩，看“亚细亚”式的共同体，是被抛弃了还是未曾抛弃。 开始这件工作时，因为长期营养不良，赵俪生满口的牙只剩下了18颗。 不久，“四清”来了。“四清”之后是“文革”。 1973年，赵淮青调到石家庄工作。一次进京公干，在某商店门口，看到一身破烂的赵俪生。“文革”清理阶级队伍，赵俪生被兰大退职，户口被强行迁至贵州大女儿处。断了生活来源，赵俪生只剩下上访一途。赵淮青陪他在国务院接待室和公安部信访办奔走。周恩来见到上访信，给有关方面写了便函：恢复原单位、原职务、原工资。 “三原政策”可以活命，却无法让一个学者重续他的学术生命。 “他走流沙走的很开心，这辈子就值了” 赵俪生再登讲台，是在1978年。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金雁不是赵俪生的嫡传弟子，她选修过他的课，称他是“五绝教授”：板书绝、文献绝、外语绝、理论绝、博而通。尤其让她难忘的是“先生上课极投入，常达到忘我的地步，一堂课下来整个背部都被汗湿透”。 老妻高昭一有经验，每次赵俪生去上课，她都会给他准备一身干净的内衣裤，下课回来换下那身湿透的。 赵俪生晚年最重要的学生之一是秦晖。1978年，在“早稻田大学”插队9年的秦晖，以“同等学力”报考兰州大学历史系的研究生，险些因为先天性青光眼被拒之门外。是赵俪生说，“如果不招秦晖，今年我就一个学生也不招了。” 后来，秦晖的学问越做越大。有人跟赵俪生开玩笑：秦晖的名气比你大。 “‘哦？是吗？’——有点酸”，赵絪向南方周末记者转述父亲听到这话的反应，“‘只有状元学生，没有状元先生嘛！’” 晚年的赵俪生已不带学生。但他不仅关注自己学生的学术发展，也关心同窗好友王瑶的学生，他们每有论文、专著发表，赵俪生都会找来看。 当年在清华，赵俪生、王瑶、郑天翔是最好的朋友。他们在一起念书，在一起吃饭，三个人的钱放在一个抽屉里，谁用谁拿，有了钱再放在里头。 赵俪生和王瑶都有辩才，互相讽刺挖苦了一辈子，也惺惺相惜了一辈子。赵俪生说王瑶“一直快步走路，急口说话。他走起路来，得得作响。他讲起话来山西乡音很重，内容像连珠炮般喷出，语音越说越高亢。但我留心到，当他露出快要发脾气的时候，同时却又流露出一股孩童般的真纯。这个境界很美丽，很高乘。” 1950年代，王瑶到山东大学看望赵俪生。因他在校友中散布过这样的消息：“赵甡结婚了，娶了一个并不漂亮的女人，生了一窝并不漂亮的女儿”，赵俪生那窝并不漂亮的女儿就在父亲和王瑶边唇枪舌战之时，排成一排为父亲助威：“小黑牙，滚蛋！小黑牙，滚蛋！”赵絪记下了这一幕：两个至诚的书生，一个指着啦啦队责问：“你看看，你看看，你这是怎么教育子女的？”另一个一边“去去去”地轰女儿，一边不以为然地说：“说咱们的，管她们呢！” 不论怎样吵，不论两人处境相差几何，赵俪生和王瑶始终维系着他们之间的友谊。相比而言，他与后来做到最高法院院长的郑天翔却疏于走动。其实郑天翔很关心赵俪生，曾不断给他寄药。“但我父亲到北京，去王瑶家、去顾颉刚家，去叶圣陶家，却从来不去郑天翔家。因为他是‘当官的’。”赵絪说。晚年，郑天翔曾“抗议”老同学不跟他走动。“赵先生是有一点读书人的脾气的。兰大校长江隆基对他有知遇之恩，但他从来不会主动去看望江校长。”赵淮青说。 赵俪生从不经营同学、同侪之间的关系，他也从不经营师生关系。“在中国，学生靠老师，老师也要靠学生，他的学生没怎么靠他，他也不靠学生。”赵俪生的外孙邱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邱峰是兰州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从外祖父算起，他是家族中第三代治史的学者。“有些人上的是朝堂，有的人走的是流沙。他走流沙走的挺开心，这辈子就值了。”邱峰安静地说。 这似乎是家族的共识。赵絪回忆，耄耋之年的母亲曾指定父亲为她手书了一首诗：“爱君笔底有烟霞，自拔金钗付酒家。修到人间才子妇，不辞清瘦似梅花。”这是赵絪见到母亲唯一一次向父亲示爱。 (赵俪生、高昭一夫妇耄耋相伴。“并不漂亮”的高昭一陪伴赵俪生一生。在山东大学，她是他的助教；他研究农民战争史的时候，她是他的助手。赵俪生的很多论文都是在与妻的讨论中诞生的。他笃信，只有讲得明白，才写得清楚。而她也每每得意于丈夫某一篇论文中的某一个观点是受到她的启发。照片由赵缊先生提供。） 赵淮青也向南方周末记者展示了一首诗，那是山东大学的殷焕先生写给赵俪生的，其中有云“可杀方知是霸才，心高云汉舌风雷。”老师生命的最后一年，赵淮青特意从北京到兰州，陪他住了一个星期。赵俪生听说赵淮青在写关于吕荧的文章，特意把自己收藏的一份吕荧年谱交给赵淮青：“我对不起吕先生。‘肃反’的时候，他们让我‘戴罪立功’，我批判过他。” 是的，赵俪生批判过吕荧，也批判过他的伯乐胡适和胡风。 经历过那个时代的赵淮青安慰他：你那不叫批判，你没谈出什么实质性的内容。但晚年的赵俪生仍为此愧疚不已。他看《束星北档案》，遥想1950年代的山大，像束星北、吕荧、像他赵俪生一样，恃才放旷，以求真、求知为人生第一目的的学者颇有几个。 （2006年，赵淮青专门到兰州，陪老师住了一个星期，他们有说不完的话题。图片由赵淮青先生提供） “我们已经信仰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点是不变的，像封建社会的女人嫁了丈夫一样，‘妾心古井水’。”——1938年，21岁的赵俪生对他的新婚妻子说。 这话没有说错，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赵俪生追随了一辈子。 晚年，在一篇名为《我看儒学》的文章中，他写道：“马克思主义是一种革命学说，它创发了革命实践并指导了革命实践；后来这种实践出现了严重偏差和错误，在有些国家和地区的人们放弃了它。在这种场合，其政治生命是死了，但其理论生命并没有死。” （赵俪生一生手不释卷，在战乱中，在右派劳改农场。生命最后一年，老妻离世的孤寂中，书仍是他最好的陪伴。他腰间挂着的应该是尿袋。照片由赵淮青先生提供） （本文首次发表于2017年6月1日的《南方周末》）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