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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在华东师大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研究中心教授杨国强先生的召集下，11月26、27日，“多样的变局——中国近三百年之转型”学术研讨会在沪举行。同去年的会议一样，报告人均为青年学者，地域上则不限于上海，而是扩展到北京、武汉、成都、台中。这次讨论会分作四场，主题分别为“明清传统的再认识”、“清末民初之变与不变”、“20世纪中国史研究的贯通”、“文史互通与近代中国研究的新境”。王家范、程念祺、周武、张剑、杨国强等先生担任点评人。虽然会议不用提交论文，但报告人主旨明确，阐述明晰，讨论踊跃而热烈，与会者表示很受启发。应编辑之约，报告人整理了自己的发言稿，由澎湃新闻·私家历史栏目发布。 一、中国近代史何以成其为学问？ 太平天国史研究的一代宗师罗尔纲年少时，在胡适家中当助手，他恪守学徒的本分，不领一文的薪资，让胡适颇为感动，常以“不苟且”相诱导。后来当罗尔纲有机会去清华大学教近代史，胡适爱才心切，对他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认为，中国近代史包括的内容广泛，罗当时仅仅研究了太平天国一部分，要去教人实在有些勉强；加之主事者蒋廷黻是名教授，罗无力接手，很可能站不住，反而会进退失据。 言外之意，当时的近代史尽管草创，但沟壑绝大，不能躐等，更期待罗尔纲能深藏自蓄，深挖洞广积粮缓称霸。罗对胡适的话语切记在心，所以后来的学问都以朴实著称，对于太平天国史可谓了然会心，一生学问倾心于此，终于实至名归。 罗氏《太平天国史》后来由中华书局出版，蔚为经典。后人尽管试图重写，其实要超越或许颇为困难，不仅在学识上望尘莫及，而且在气度与耐心上似已不胜往昔。 中国近代史这一学术领域，蒋廷黻提振在先，罗的同学张荫麟、吴晗等人也都在留意收罗近代史文献，稍长一些的顾颉刚也早就用心于辛亥前后史料的购置，这些学人后来主要贡献似乎不在于近代史，但都不约而同地开始注意相关资料，并进而将其整齐归拢，无疑已将其重要性提到议事议程，只是碍于抗战军兴四海播迁，很多心血都荡然无存。 就在抗战时代西迁的燕京大学研究院，陈寅恪亲自指导了石泉的硕士论文《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作为淮军要角后人的石泉，在风雨如晦之时，将陈寅恪治隋唐史之国际视野移到近代中国，“观察甲午战争前后中国内部情势演变之过程，明其所以为近代史上一转捩点之故，以求与远东国际局势之演变相表里”，进而解释清廷覆灭的根由。 此作创论的前后，蒋廷黻、陈恭禄、李剑农、郭廷以诸人的近代通史著作逐渐涌现，气象一新，不少人更是由近代史的亲历者与参与者，一变而为近代史的登坛说法者与研究者，不少感同身受之处，令人倾心。相对而言，陈寅恪作为晚清督抚后裔，加上跟清室爱恨情仇交织，害怕自己研究时动感情，所以只在晚年以《寒柳堂记梦》出之，这一刻意压制的情愫，提醒世人，当时的近代史在逐渐衍生为一门学问的同时，也在激荡无数亲历者的内心，作为学问与人生之间的解释无疑有着足够的张力。 但是其中经典依然有限，现在看来，李剑农《近百年中国政治史》、蒋廷黻《中国近代史》与王信忠《中日甲午战争之外交背景》或许堪称名作，但跟陈寅恪等人的中古史研究相比其实还有不小的差距，如果检视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诸书，无疑可以发现其中的层级感与多面相是如何丰富与活络，在看似简略的叙述中，其中有一绝大的问题与结构，从种族-文化与国际连环反响的视角入手，如果不是深谙隋唐史事，很难在数万字之内对其有如此精巧的解读。更不要提陈氏晚年的《柳如是别传》，其中对于明清之际史事的勾陈，既有诗史的醇厚，又有情感的流动，还有记忆的复活，至今依然有很多不同的复述与申论，但都围绕此书而展开。 如果近代史领域有了如许的著作，那么或许就意味着近代史作为学科与学问的登场，这一步履似乎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方才成为现实，但真正能百读不厌的经典风起云涌时间或许更晚一些。 二、史无定法：寻找历史的主体意识 历史既是往昔，也是当下与未来，当我们开口言说之时，便是历史消逝之时。这一抽刀断水水更流的历程，提示我们此前对于历史的刻板化固态化认识，大多缘于前人有意无意的定位与区隔，这一人为的设限其实有很多值得检讨之处。 如何能将历史解放出来，而不是将历史改造成一座病梅馆，“不为人蔽不为己蔽”，可以说是寻找历史的主体意识的要害。 无论是历史研究的加法与减法，我们在逼近历史对象，往往切割了很多多余的目光，以便干净利落地进入历史的腹地，进而取走我们所要探求的历史研究之物。 不过这一过程，却很容易铸就史学家战略与战术上失误的困顿。 历史的真实有足够深广的战略纵深，需要史学家不断的探寻，好比在矿山的考掘，既有要长远的眼光以便摸清矿脉，又要有绣花针的细密功夫能将矿石条分缕析，进而成就富矿与利器。 当史学家不太在意历史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有意忽视历史的主体意识，在拔剑四顾心茫然的形势之下毅然出发，无疑会铸成历史研究的歧途。 还是以陈寅恪为例，陈氏的史学论著，看似在梳理魏晋以降的中古史，背后却关联着他的整个家族史与个人史，举凡家国情怀，周游列国的学术取径，经年典藏的一颗红豆，万里风波之中的巾箱本史籍，以至于其家中悬挂的俞平伯所抄韦庄《秦妇吟》的中堂，时不时流连忘返的京剧与评弹，都可以是其史学书写的引线，一不小心就溜进了这位“教授中的教授”的思虑之中。 相对于陈氏纵横四海的求学经历，当下的史学家对于研究对象的怀想，对于历史遗迹的追访，似乎还很不够，我们对于明末三大儒如数家珍，但或许却从未踏访过黄梨洲的墓与他所注目的天一阁，顾亭林所留意的昌平山水。当我们顺着梁任公、钱宾四关于明末清初的历史叙述亦步亦趋之时，我们不仅对明末清初的痕迹甚少追访，对于梁、钱所经历的清末民初巨变与内心激荡也所知有限。 更加让人不安的是，尽管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但其实如何对待“死”以及背后那套人生态度与礼俗，趋近深深扎根于古人与近人的心灵，正如海德格尔所说人是向死而生，是当下研究者的弱项。过往的历史其实除了那种丰富性，也更多的是当下所少有的敬畏之心，“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这最后的说法无异于严重的指控，但也无异于正是当下某些学术生态的真实写照。 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有时沦为“翻万卷书”与“儿童相见不相识”，对于清末民初之辈，我们既不熟知他们自幼的童蒙读物，也漠然于他们所精研的四书五经与御批通鉴纲目，对于作为他们生活方式的诗文与书法更是有些遥远，所谓论述愈是成篇累牍，愈是让人顿生在寻求意义中迷失意义的惶恐。 三、史学家的节制之美 今人对于西人所制造的知识幻象有着迷似的追求，所谓知识生产就是其中最为堪忧的一种，在茫然信从之中将鲜活的历史生扯成记忆碎片。一旦幻象成为规矩，规矩又披着西洋学问前沿的面纱，鼓噪之中，邯郸学步最终反失旧步。 这一现象的蔓延甚至成为一种忧虑，愈演愈烈之下，知识生产在劳民伤财之余，似乎对于真正的世道人心反而失去了应有的关切，史学的人文性与史学家的主体性俨然成为一种奢求。 这似乎提醒我们，当研究者像一台永动机一般不停制造历史知识之时，其实可能需要某种节制与自省。 就选题而言，仓促上马与依样画瓢，最容易产生“成果”，但也最容易沦为快消品，古人与近人的教训很多，相反，那些经过反复思考与精心准备者，往往可以留得更久。更严重的是，似乎“性之所近”成了一种借口，在轻车熟路之下，固有的路径依赖有些牢不可破。可是我们反观那些中外的优秀史学家，在成名之后，他们更愿意挑战不同类型的新题材，成功与否倒不一定，但的确让个体的史学生涯显得生机勃勃，而读者无疑也可以从中领会史家的匠心独具。 就叙述而言，一些论著问题意识与材料之间缺少足够的勾连，史料堆砌的现象似乎积重难返，尽管史学论著越来越多以致有目不暇接之感，但好读耐读者却并不太多，显然在不断追求更高更强的时候，我们的笔调显得益发漫不经心，似已缺少了那种悠游的考究。历史叙述与其说仅仅是形式问题，毋宁说是思考方式问题，当我们错过了最该磨砺自我的时候，反而选择怠惰的陈陈相因，最终错过的是形成独特叙述风格的最佳契机，当然也谈不上所谓吸引读者，进而由学风影响世风。 就关怀而言，当下研究的碎片化似乎已经成为众矢之的，但却很少有人追问为什么碎片化以及如何避免碎片化，大而化之的争论之间，很难有通融的余地。粗略看来，碎片化的到来，或许跟新文化史的导入不无关联，原本期待借由这一新潮流，使得此前的历史研究更加细腻，更加流光溢彩，然而不曾想更多是眼高手低，利剑化为利刃，在反复拉扯之中沦为标签，却让此前的厚重消失殆尽。 引入新文化史等新潮流者，有可能忘记了这些潮流之中的反智倾向，贩夫走卒之流，当然很值得研究，但是《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其实有大关怀，E. P. 汤普森在重建工人阶级生命历程的同时，其实又企图强调文化塑造的功用，既调动了无尽的材料，又从社会关联与事件生产的现场感之中让人感受到叙事的魅力，正如《泰晤士报》评论所说，“帮助人们重新想起工人阶级在自我形成的过程中表现出的苦恼、英雄事迹和理想追求”。 新文化史的旗手娜塔莉·泽蒙·戴维斯本身就是一个生活的叛逆者，她所倾心的史学绝不仅仅是引车卖浆者流，更多是这些群体背后的社会文化逻辑，更高远者则除了揭示这些历史事实，更能将背后的心理事实拨云雾见青天。而后续研究则远远未能达到这个标尺，所以显得力不从心，美国史学研究者的“草根化”和“反智”的社会风气其实很盛，这在某种程度上或许对于特朗普的成功不无助力，但这种助力是好是坏，其实还值得仔细分辨。 这些思路未加甄别地传到中土之后，国内利用新方法成就好研究者也有不少，但有不少研究似乎除了名号之外，并不太能够揭示背后的运行逻辑。如果新方法只是换了一种说法而已，那其实真该尝试一种“武器的批评”。 在面临如许困境之时，桐城派所倡导的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并举的为学之方，似乎依然是青年历史学人的祖传秘方。其实适度沉入古典，进而返古开新，在疏通知远之中或许更利于成就独到的史学路数。 四、寻求意义之路 我们回眸数千年中国文明时，总是会给予历史以极高的赞誉，“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最发达”（梁任公语）。但不曾想到了我们这一辈，史学似乎缺乏了她应有的高度，这当然不是局外人更不是少数人的责任。 在这一语境中，无论如何强调史家与史学的人文性，似乎都不过分。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史学危机”说，试图消解与抗争的是消费时代对于史学家生活空间的煎熬，当下的历史研究碎片化争议，则是对于史家生存空间与史家的人文性何从何去的忧虑。 我们一方面在感叹历史与历史研究越来越边缘化，一方面又有些“自甘堕落”，对于大经大脉缺乏足够的疏通，置“言之无文行之不远”的古训于不顾，两造之间矛盾重重。其实唯一能化解的，就是史家“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不断反思自我的研究方式，以优秀的作品，层出不穷地重建历史记忆，那些被历史遮蔽的角度终究会重现声光。 过往历史的个体，能够发光发热者，哪怕那些凡夫俗子，都绝非泛泛之辈，能够锲入这些历史个体心灵者又岂能是泛泛之辈又怎能碌碌无为？作为知识分子的史学家的自我修养，除了手中需要珍惜的笔法，更要有勇于入世的襟怀，当一幕幕鲜活的历史呈现出来，史学家的自我修养也很可能幻化为孙悟空的如意金箍棒，无疑将会形塑一个色彩斑斓的生活世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