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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个爱学问的人。我搞学问，搞出乐趣，不是想出名、出风头，我真喜欢这个东西，觉得人生要能够翻几部书，总算不白活”  王以铸在家中（图/本刊记者 梁辰）  1953年，王以铸夫妇结婚后的合影 王以铸先生开始翻译希罗多德《历史》时，孩子还很小，在儿女的记忆里，父亲翻译之流畅有如抄书。等他们再长大一点，从父亲堆满屋子的海量藏书里抽出一本，看懂的也只有插画。 书架上摆着一本1930年代英国出版的古希腊语词典，纸张已经泛黄，当年的价格是普通人两个月的工资。靠着这些昂贵、几乎无人问津的老家伙，王以铸完成了希罗多德《历史》、塔西佗《编年史》的翻译。之后，他或单独，或与夫人崔妙因合作，陆续翻译了几部古希腊、古罗马经典著作。 十几年前，他从小沙果胡同的四合院搬来现在的住处，几十个架子的书运了好几卡车，光是打包都花了很多功夫。他舍不得扔书，连报纸都挑了挑再卖。现在的屋子不大，几乎被书塞满，卧室里的书直接撂在地上，跟床一般高。他喜欢躺着读书，常常读到凌晨两三点，睡着了书就搁在胸口。 王以铸在书堆里找了找，又翻到一本1982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目录页上的希腊罗马文学卷，主编是杨宪益，成员是他和其他3个人的名字，“好可怜，人太少了。” 曾彦修说，王以铸的学问不只在翻译上，他的学问是在研究中国古代诗词上。在咸宁干校下放时，他一边烧石灰，一边还研究咸宁方言。他从咸宁方言里发现了符合唐朝人说话的平仄规律。 朋友本想促成他与钱锺书见面，认为只有他能与钱锺书对话，不过两人最终遗憾地擦肩而过。有拜访者因为他翻译的大部头作品慕名前来，他总是摆摆手说：消遣。他的“消遣”之作还包括《歌德席勒叙事谣曲选》、日本古代随笔《徒然草》以及王尔德诗歌等等。 在北大“吃不饱” 王以铸爱读书与父亲的放任多少有些关系。父亲虽是旧式商人，对子女却很开明，姐姐不用裹足，他则可以尽情买书。 当时，一个毕业于老北洋大学、靠着父亲接济维生的老友为了表达感激，给王以铸当起了家庭老师，教他诗书。到他上小学时，一打开课本，“哥哥大弟弟小，小孩儿的玩意，一翻就读完了。” 尽管在家里是个小少爷，王以铸却不爱吃喝玩乐，没事就跑书店。八国租界时期的天津，城里遍布各式各样的书店，“我想学德语、希伯来文，只要跟书店里的人一说名字，他们就能给我找来”。在天津他就收藏了整整3屋子书。十五六岁读的是毛姆、萧伯纳的原著，又在一个法国教会学校上夜校学了3年法文，读的最多的是莫泊桑。 考入北大英文系后，王以铸发现自己根本“吃不饱”。讲英诗，看一会儿就看完了，讲课要讲一个礼拜；一学期的课，他一个礼拜就看完了。“敌伪时期的北大，水平并不低，还是从前的教授，可是那套做法让我感到吃不饱。一般跟不上的多，吃不饱的少。那时环境也不好，掺杂很多日本留学生，我们也闹不清是好人坏人。我就跟家人说，不能再上了，没什么意思，完全可以自学。”上了不到一学期，他就从北大退学，回天津过了7年闭门读书的生活。 靠着殷实家底，他躲在屋子里没日没夜地读书，衣兜里左边塞着日文字典，右边塞着法文字典，他甚至翻烂了几本法文字典。一两年时间，他就自学了日文和德文，意大利文一看就知道怎么回事，“这几年就等于上好几个大学。” 也是那个时候，他开始学习古希腊文，“认个门牌吧，知道古希腊文是什么样子，你要学语言的话，必须得学古希腊语。西方文化的源头都在那个地方，你学着学着就觉得非得学不可了。” 废纸堆，大部头 为翻译希罗多德的《历史》，王以铸找来波兰文译本、日文译本、3个英文译本、5个译本对照、两本专门为这本书做的注释以及两本原书。每天吃完晚饭后，翻上一两千字。他不爱社交，一只猫总趴在他的稿纸上，他写到哪儿，它就趴到哪儿。 他翻译的大部分书，都没人跟他争，因为实在太难啃了，他却啃得津津有味。“有味道啊，你翻太容易的有什么意思？”有位研究希腊罗马史的美国教授觉得，一个人能同时翻译希罗多德和塔西佗，这太不可思议，甚至联系出版社找到他家来。 翻译塔西佗的《历史》时，王以铸找到英法两个版本，法文版竟然是他从西单淘回来的。“刚解放时，孔德学校把藏着的法文书当成废纸卖出来，很多就流落到旧书摊上。我看这么好的书，盖着孔德学院的章，相当于现在1块钱一本，就抱了一大捧回来，里面就有塔西佗的书。” “文革”时，他几屋子的藏书奇迹般地幸存下来。“我也奇怪，我那几屋子的书，你要没车，你得来几十个人，来几个人搬都搬不动，光大百科全书都好几套。我想开了，你要抄，就都拿走，我也就轻松了。” 十几年前搬家，住在他隔壁的中央美院教授王泷被院子外成车的书吸引过来，才发现这个多年都不认识的邻居竟然是他仰慕多年的人。“1950年代我就知道您的名字，不知道您就住我隔壁。” 不提希腊罗马就没法了解西方文明 人物周刊：前年出版的《普洛科皮乌斯战争史》里，您写了一篇挺长的译者赘言，把对过去的思考写出来了，这在您以前翻译的作品里很少见。 王以铸：有感而发吧，因为好几十年，经过很曲折。当年本来是我老伴从俄文翻译的，是战争史的后半部分，我给她校了一下，给商务印书馆，都弄完准备要复排的时候，文化大革命了，整个就泡汤了。“四人帮”垮台后，商务印书馆从库房的书堆里找出来。我说如果还要出的话，索性把它译全了。这个书很有价值，很有意思，填补了一个空白。原来是4卷，加5卷，9卷就出全了，前后有10年时间。我心里有个感触，想把情况说一下，是在最乱的时候，我们能找出时间来翻译东西。这事你想做就能做出来，你不想做就没有。 人物周刊：作为希罗多德《历史》的译者，您认为他并不是站在泛希腊爱国主义的立场上来写这本书的，能具体说说吗？ 王以铸：希罗多德的时候，没有那么一个希腊国家的概念。我们搞世界史的，往往觉得希腊是一个国家，罗马是一个国家。罗马的确是一个国家，但希腊并不是一个国家，有那么些希腊的民族，都是各个城邦，后来才有一些都讲希腊语的城邦联合在一块儿，也不是一个国家，只是一个联合体。我们不能拿今天的国家概念去看希罗多德当时的希腊。他心目中希腊就是雅典、科林斯、斯巴达一个个的城邦。 人物周刊：您怎么看希腊和罗马这两个民族？ 王以铸：希腊、罗马这两个民族区别相当大。希腊比较外向，喜欢音乐，跳舞唱歌。罗马人不喜欢。罗马人认为音乐是下等人干的事情，罗马上层人不能学音乐。罗马上层人要瞧不起人，会说他还唱歌呢，就说这个人没有身份。罗马是非常务实的民族，它立国的时候，基本是块平地，就是打出来的，不打不能生存，就凭武力。希腊这个地方，山多地少，离海近，海运发达，所以势力范围很大，整个地中海都受希腊影响。希腊人的艺术天才很高，罗马人比较谨言、按部就班，很务实，所以法律、政体、建筑很严谨。希腊人擅长艺术、抽象思维比如哲学，罗马人就不擅长。罗马人非常尊重希腊，罗马上层人都会希腊文。可希腊人虽然被罗马人征服，却还保留自己的身份，他不学拉丁语，觉得拉丁语是野蛮人的语言。希腊人在罗马统治下写历史还用希腊文写。 人物周刊：为何对希腊历史特别感兴趣？ 王以铸：所有西方的东西都是从希腊来的，别的文明没有这么多文献，也没有出这么多人物，史诗、喜剧诗人、悲剧诗人、哲学家，所有的西方文明往上找都找到希腊，罗马文明也是从希腊来的。后来希腊被罗马征服了，但在罗马人心目中，精神导师还是希腊。罗马全盛时期，庞培、凯撒，共和末期的一代人，都要去希腊留学。那时希腊已经是罗马的属地了，可是希腊的学者到罗马还是被奉为上宾，希腊的文化精英在罗马时代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 人物周刊：您把很多作品第一次介绍进中国，可真正研究这些的人并不多。 王以铸：过去我们不大重视世界史，1920年代回来的那批老一辈留学生，就是胡适他们那一代，才开始介绍一点希腊罗马，才摸着学问的边。那时他们介绍的希腊罗马史就是美国大学教科书里的东西，谈不上研究，没有人研究。真正研究希腊、罗马的文学、历史，现在还没资格。我的想法是老老实实先把希腊罗马的主要文献介绍过来。过去总说“言必称希腊罗马”，这话本来是有讽刺味道，不提希腊罗马你就没办法了解西方文明。 我们得补课 人物周刊：您在家自学7年，又教过书，怎么看做学问这件事？ 王以铸：我为什么不愿意教书，因为不愿意重复，你年年得教这个。看一个人的能力，不是看他在讲台上讲，那是事先他都准备好了的。大家在工作时遇到问题，一起讨论研究，有人能解决，有人不能解决，这些地方最能看出一个人的修养和学问。哪个大学都不能解决你自己钻研的问题，你得保证有自己钻研的时间。 人物周刊：可您说真正喜欢学问的人太少了。 王以铸：对，语言是非常难的。把一种文字学好是非常艰苦的事情。Usage，惯用法，人家怎么用，这个是最难的，你得学人家的用法，人家怎么用你就怎么用，你不能自出心裁。大量地阅读，阅读的时候特别仔细，一个article,一个s，一个in、at、on都不放过，看人家怎么用，变成自己的东西。这个过程是很艰苦的，得大量地读，大量地做笔记，大量地归纳。 人物周刊：说说文学与学问的关系吧，您说过中国当代的作家很有才华，但学问底子不够扎实。 王以铸：文学家可以没什么学问，比如果戈理，他的文化水平不高，小说里有些文法错误。学者不能犯这些错误，说句话都必须有根据。文学家不念很多书，仍然可以成长。济慈一生才活了26岁，他能念多少书？又到处跑，条件也不是很好，他不会希腊文，可他写的诗有古典味道，这个很奇怪，大家读了济慈的书，觉得真像古希腊人写的，没法解释，就是天才。文学作品就是要在你读的时候说，啊呀，这个真好，写到我们心里去了。 人物周刊：您也提到过年轻人文字不好、学问底子差。 王以铸：跟现在的社会也有关系，现在青年人看的东西太多，没有时间下那么大功夫。是情有可原的。以前有多少时间去听音乐、看电视、去开会？你们不是学西方历史、西方文化的，大体看一下可以，至少看一下，你们没有必要去看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没有必要看柏拉图的那么多对话，你要进去以后几十年都念不完，可是这些东西你得知道，看一两种，认认门牌。 人物周刊：许倬云先生说，今天只有专家没有知识分子了，您怎么看？ 王以铸：现在的大学教育是教育一些实用的人才，而不是通才，通才非常少。我们这一代，能写旧诗，而且中规中矩、严格按照格律写的已经很少了。现在的情况下，要像我们那时候那么下功夫的，恐怕很难。 我的情况很特殊，你自己念还得有那个经济条件。我家里有钱买书，而且什么书都能买得到。这也奇怪，我想学德文，德文的词典、文法都买得到；我想学希伯来文，大希伯来文的词典、希伯来文的旧约、现代以色列语，我都有。你得有经济条件，还得愿意学。我只能说，我是个爱学问的人。我搞学问，搞出乐趣，不是想出名、出风头，我真喜欢这个东西，觉得人生要能够翻几部书，总算不白活，可我不想为这个谋什么，我一点兴趣都没有。 人物周刊：还有什么作品是您想翻译的？ 王以铸：有几部希腊罗马的经典著作，如果有时间的话，再介绍两种：罗马共和末期西塞罗的东西，还有一个是李维的罗马史。李维的有134卷，残留的部分都有一百多万字，没有人动。我看了，一动恐怕十年八年都搞不完。 我们学西方还不完整，有些东西还是皮毛，要系统地了解西方，还是得从希腊罗马开始。清末翻译的那些东西，都是十七八九世纪，再往上没接触过。现在这些东西就相当于我们中国的《史记》、《汉书》这类。我们要建设文明大国，不是说有多少吨钢，多少吨石油，还得有文化。作为文明的国家，你要继承世界文明的遗产，这些东西必须得有，不是可有可无的，我们得补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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