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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先生走了，我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和他坐在一起，听他的妙言精论，常常感到寂寞，不时陷于悲痛的回忆之中。 齐先生学贯中西，知识渊博，坦荡正直，敢道人之难言，是中国史坛的一位诤友。我一直以“先生”称呼他，视他为师。几十年中，我们为策划和推动世界历史学科的发展， 精诚合作。在工作中，我总能得到他的无私帮助，我一直视他为值得信赖的朋友。1978年6月，在天津召开了历史学科规划会议。会议分成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和世界历史三个组，我和齐先生都参加了世界历史组的讨论，正是在这里，我与他相识。因为世界史组通过了给予刘绪贻先生和杨生茂先生主持的“美国通史”项目以国家资助的建议，所以我把天津会议作为后来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基金办公室世界历史学科评审组历史的开始。我俩在这个组一起工作了将近20年。在评审申报课题时，他对论证不好或缺乏创意的课题，即使是老朋友、老熟人的申请，也不会徇情通过。齐先生对自己的要求也同样很严格，他曾申报过一个课题，申请的金额比规定的低了不少。我看了他的申报课题后，认为题目有意义， 论证深刻，所以在他的课题被通过后，把资助提高到规定的额度。 从1988至1998年，我和齐先生同时担任中国史学会第四届和第五届理事会的副会长，在史学会我们又在一起工作10年。1993年，在中国史学会第五届理事会上，戴逸会长提出由我兼任史学会的秘书长。我兼任史学会秘书长后，把中国史学会秘书处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搬到世界历史所，史学会的领导成员一致赞成。齐先生对我说：“世界历史今天在中国还比较弱小，但它是中国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现在把秘书处设在世界历史所，不仅你工作起来比较顺畅，还表明了中国史学会积极扶持它发展的态度。”但出人意料的是，有一位同志认为，中国的世界史不能代表中国史学的主流，史学会秘书处仍应留在近代史所，并把意见反映到社科院一位领导同志那里。院领导几次派人下来，要我考虑所提意见，我回答说，这次搬动史学会秘书处没有其他意思，仅仅是为了便于工作。齐先生知道这件事后，很关切地对我说，秘书处应该跟着秘书长走，否则秘书长在这个单位， 而秘书处又在另一个地方，于事不利。他说，只要我们做好工作，个别人反对很快就会过去。事实正是如此，过后再没有第二个人质疑秘书处搬家的事。 我和齐先生曾两次作为中国历史学家代表团的成员出国，第一次是1985年， 出席在联邦德国斯图加特召开的第十六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第二次是1990年， 出席在西班牙马德里召开的第十七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1985年那次大会召开的时间正值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40周年，由刘大年同志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向大会提交了两篇论文，其中由齐先生撰写的《论中国抗日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和作用》一文，全面深刻地阐明了中国抗日战争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所作的贡献。这两篇论文在大会宣读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国际委员会的副主席、苏联军事史研究所所长日林将军对我说，中国学者关于中国抗日战争的报告对与会学者了解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作用有很大帮助，他代表二战史国际委员会主席米歇尔欢迎中国尽快参加他们的组织。由此可见，齐先生的论文在大会引起了很大反响。此外，齐先生在大会还作了一次精彩的发言，他的发言使我想起了五年前的事。1980年，我曾陪同夏鼐同志、刘思慕同志，以观察员的身份出席第十五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当时，无论是中苏关系还是东西方关系，都比较紧张。中国代表团和苏联代表团见了面不说话，视同路人。苏联史学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苏联学者与美国学者、西方学者，无论在大会还是在小会，因意识形态或因具体的学术观点不同，总要展开激烈的争论。 中国参加第十六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政治影响很大，但在学术讨论中的声音却很微弱。到了第十七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时，整个国际关系开始趋向缓和，苏联学者与美国学者、西方学者的关系也开始友好起来，学术上有争论，不友善的争吵少见了。但是又出现了新的情况，在苏联代表团中，一些学者已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在关于“革命在历史中的作用”这个问题的讨论中，有位西方学者否认马克思的名言“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有苏联学者也加入批判行列。在讨论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时，一些苏联青年学者完全否定大革命的伟大作用，认为它杀人太多。大会期间，我遇见苏联代表团团长齐赫文斯基，他对苏联学者尤其是一些年轻学者的表现十分不满，但又感到无可奈何，只能耸耸肩膀而已。齐先生是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他走上主席台，用英语慷慨激昂地为革命正名。他说，正是革命拉开了近现代史的序幕，对某些学者攻击革命的历史作用表示十分遗憾。齐先生的发言引起众人的注意，会场一片寂静，当时我就坐在台下，深深感到他的发言为中国代表团增添了光荣，让各国学者看到了中国学者的风采。 我十分尊敬齐先生的道德文章，我时常向他请教问题，获益良多。21世纪来临前，我感到有必要对即将逝去的波澜壮阔的20世纪历史进行初步的总结，就以“20世纪的历史巨变”为课题名称，按程序向社科基金办公室申请立项，并获通过。后来我因另有任务，难以全力以赴地担负起课题的编写工作，于是我请求齐先生援助，最后他答应和廖学盛同志同为本书主编。齐先生是我国世界现代史的权威，他来担任主编，名副其实。他对世界现代史的深厚造诣，保证了课题的学术质量。课题组多次开会，从切磋问题中，我从他那里学习到不少知识。这本书是我国第一本力图探索20世纪的书，是最早被收入“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的一本著作。虽然它得到社会的承认，但齐先生对学术的要求是很严格的，他对书中没有论述20世纪的科学技术感到遗憾。 在我和齐先生几十年的交往中，很多时候我们朝夕相处。但岁月不饶人，随着时间的流逝，各人的健康每况愈下，见面次数日益减少。前几年每逢春节，沈志华同志总要请齐先生、金冲及同志、阮芳纪同志和我在一起吃饭，因为平时来往少了，一旦老朋友聚到一起，分外亲热。席间，我们从国家大事到个人学术研究，倾心交谈，其乐融融，友谊得到升华。如今，齐先生走了，今后这样的欢聚也不会再有了。想到这里，我愈加思念先生。友情就是这样，它是永存的，如同一坛美酒，存放越久，越是醇香，越是醇厚 ！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