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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世荣先生去世使我心里有种深深的悲痛。我和齐先生是好朋友，虽然我们二人性格不同，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之间的友谊。齐先生是学术工作的组织者、领导者，这方面我一窍不通。我跟他在学术方面是知交。早在1954年我就认识他了， 那时他在北京育英中学当历史老师兼教导主任，我在北师大历史系当助教，跟学生一起在他们学校实习。这是我们第一次接触，彼此都很愉快。他晚年写回忆文章曾提到，在育英中学时认识了一位北师大的青年助教，后来成为好朋友，只是没有说我的名字。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各忙各的，他搞世界现代史，我搞世界古代史，彼此做的事都知道。1974年我们有一段时间朝夕相处，当时还在“文革”期间，邓小平抓整顿，中学要复课，北京市要编中学历史教材。在北京教育学院，就是展览馆对面的那条街，叫文兴街的那个地方，每天早上我们提着书包上班去，晚上下班一起走，谈教材也谈了许多教材以外的学术话题，交流看书的体会，涉及古今中外，谈得很深。说到搞现代史的难处，他说：“家和，你讨个便宜，搞古代史，问题好办多了；搞现代史，真是很为难啊。”有个典型例子，那时的教材要讲亚非拉，因为报纸上曾经说蒙博托是刽子手，杀害了卢蒙巴，因此编教材也得这么说。他就是这样起草的，说蒙博托是刽子手。在稿子打出校样时，蒙博托访问中国，受到毛主席接见。我说：“坏了，老齐啊，你这回又犯错误了，你真是死不悔改。”他冲我苦笑说：“家和，你看，现代史这些东西怎么写啊？” 北师大历史系有位叫朱庆永的老先生，也是清华大学毕业的，乔冠华的同学，留英的，后来又到莫斯科。有一次朱先生问我：“你认识齐世荣吗？”我说：“认识啊。”他说：“他的世界现代史研究不一般哪。”我就问：“怎么不一般？”他说：“齐世荣要从档案中研究世界现代史。”当时我心里一惊，如果不是朱先生告诉我，我没想到中国做世界现代史的人还能想到要看外国档案。后来我跟齐先生讲这个事情，他说：“家和，我跟你讲，第一，我想看档案，但那时不可能；第二，我就是真看了档案也没法做研究。”齐先生有档案意识，但没有条件。他下功夫最大的就是绥靖政策，这个东西很晚才拿出来。那时候世界现代史没法儿做，我发现他老兄闲着时爱看各种晚清、民国的笔记。我见过他借的两本书，一本是晚清学者平步青的《霞外捃屑》；一本是刘禺生的《世载堂杂忆》。我说：“你还看这些书？”他反问我：“你也注意这类书？”我告诉他，我翻阅过，但只是随便看看。我们交谈的领域广与我们都看杂书有关。不过他看笔记之类的书，是为了扩大治史资料，写文章派上用场。我呢？看了只是为了玩儿，白看了。我跟齐先生性格不同，但却是好朋友，用孔子的话讲，他是狂者，“狂者进取”；我是狷者，“狷者有所不为”。我是个腐儒，说好点儿是个书生。但是我两个谈书、聊掌故，很投缘。谈多了我才知道，实际上他的中国史修养是很深的。 第三次共事就是吴、齐本《世界史》，吴先生和他主持这个教材。他们二位是总编辑，我是其中一个分册的主编，我们又在一起工作，谈的事就更多了。近些年又是搞中学教材，他作咨询委员会的副主任，我是咨询委员，往来又很多。2015年6月23号，当时我老伴儿病了，有个教材的事，他说：“家和，你要来一趟。”我去了，那天吃饭时他跟我说：“家和，我们俩个见一面少一面。”7月份又因教材的事见了一次，他还跟我讲这句话。我说：“你别这样说。这多不好，应该见一面高兴一面，又多一次。你是减法，我是加法。”我怎知道，这时他已经知道自己得了癌症，但不愿意让别人知道。 我跟他的关系就是从历史教学、学术交流开始，到历史教学、学术交流终止。他的学问和为人，大家都是知道的，我说说我的感觉。 有人问，齐先生这么大学问，为什么不写专著？这个事我们聊过。他问我：“家和，你说什么是专著？”我说：“你问我什么是专著，一下子把我问住了。”他说：“你我是老朋友，还不说实话？”我说：“什么叫专著？说实话，很难回答。”他说：“你这话讲得对，现在我们很容易把一部书写大了，把东西一拼一凑就是一部专著。你说这个就叫专著吗？”我说：“当然不算，但是在现在这种情况下，也不能轻易地否定这些东西。”他说：“我跟你谈，就是我们俩人谈，你说，专著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他解释说：“专著应该是以一个问题作为中心，从多方面、多层次，原始材料、二手材料、三手材料……，所有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你都清楚。这样写出来的一个东西叫专著。你说是不是？”我说：“当然是。”他说：“这样的专著太难写了。”他又问：“家和，你怎么不写一部专著？”我说：“我怎么能写专著呢？我写点文章就满吃力的了。”他又讲：“你看看陈寅恪先生，有什么专著？都是文章，也不多。再看看陈垣先生，写的也都是文章。这是怎么回事？”我心里明白，要用他们的水平要求现在的专著，不可能也不现实。我觉得有个时代问题，不过他提出的标准是对的。这是他对专著的看法。 齐先生是个“大家”，这他还能接受。他跟我说过：“家和，我们现在硬是一再宣称这个是权威，那个是大师，那个是泰斗；我们不要轻易把别人说成是泰斗、大师，绝不要轻易地说。你说呢？”我是个狷者，我不愿意否定别人。于是他讲了清代的很多学者，我很惊讶他知道那么多。最后他说，我们这个时代没有。他对前辈先生包括他的老师，都没有称为泰斗、大师的，没有。他很崇敬的老师，如邓之诚先生，那么渊博，该说什么他也说。他还问我：“家和，咱们自己是不是大师？”我说：“当然不是。”我问：“你呢？你觉得是吗？”他说：“你还不知道我？”所以，我在任何场合，从来没有说过他是权威、大师。我如果说了，他会觉得我是在起哄。我觉得在这方面他对自己有更严格的要求，他也严格要求别人。 他做学问非常注意外国的新书，还注意中国的目录学，注意中国的掌故。譬如梁启超先生，有多少个名字？梁启超、梁卓如、梁任公，等等，这些名字在当时很有讲究。从《左传》开始，一个人就有三四个名字，《左传》都有记载。注意这些知识有什么用呢？了解他的求学经历，求学网络。他说，仅仅知道史料的作者还不行，还要知道他是个什么人，做这个书的时候师承是什么？朋友是哪些人？有什么影响？从这些方面了解这个人的特点。这实际就是陈垣先生重视学谱的关键所在。我觉得他是行家，让我从心里尊敬他。他讲，做学问不能薄得像纸一样，读书不能不了解作者，你看《四库提要》哪一个不对作者有详细介绍？的确如此。正如孟子所言：“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孟子•万章下》） 他要求真正的学问要做得又宽又厚，不能是直线式的前进。我曾对他说过，你不能那样要求现在的中青年，甚至不能要求我们这一代人。现在搞世界史的还有几个人能兼顾中国学问？按照他的要求去做，不现实。我是个狷者，就这样说。不能怪中青年学者，你没教给人家嘛！怎么打人家屁股？他也认可，说：“家和，不用打了，我们所做的事也不如老一辈。那还说什么？是中国整个国运造成的。”实际就是这么一个悲剧，中国从清亡至今不过才一百多年，很多好的传统都丢掉了。他提倡做学问要宽、要厚，他自己就是这样。2014年他写《史料五讲》，每写一篇就寄给我一篇，再打电话：“家和，你要给我提意见。”他要我给他提意见，我不够资格，因为论掌故我没有他知道得多。他很注意近代，我没有他知道的那么多。 最后我讲他的为人。他性情耿直、急躁，这是一方面，但不是不能听别人的意见。我觉得只要跟他好好地说道理，他能够坦然接受，而且相当平等地对待人。但是你别在他面前耍大牌，他火气来了压不住，跟我们同辈人也会发火。平常开会他总喜欢坐在我旁边，一次开会，有位老朋友发言，没有考虑别人的感受，话说长了。他坐不住了，站起来在座位后面来回走动。我以为他是坐久了，想活动一下，忽然他发火了，说：“你的话太长了，拿我们当小孩子了！”说完离开会场。会后我跟那位老朋友解释说，老齐就是这个脾气，你别在乎。那位朋友说：“没关系，都是几十年的老熟人了，我不在乎。”他到家后给我打电话说：“家和，今天我放炮了。”我说：“放心吧，人家说没事。”你看，他发火之后也觉得不妥。他尊重别人，尊重别人的时间，他有这方面的修养。他自己讲话从来不啰唆，去年7月3号最后一次讲话，他还是这样。他是有自律的人。 我已经87岁了，上面说的都是心里话，以表示我对他的怀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