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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杨荫杭（1878—1945）先生逝世70周年。杨先生不仅是杨绛的父亲，还是胡适的老师。作为19世纪出生的“80后”，他经历了清末民初那样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为中国的独立、自由、民主、法制做出了独特的贡献，是一个值得纪念的人物。 一、杨荫杭这个人 最初看到杨荫杭这个名字，是在20年多年前的《读书》杂志上。1994年，李慎之先生为该杂志写了一篇介绍杨先生的文章，标题是“通才博识，铁骨冰心”。通过这篇文章，我才知道这就是杨绛的父亲、钱钟书的岳父。当时人们对钱先生的学问非常佩服，没想到他还有这样一位毫不逊色的长辈。因此李先生在文章中说:“补塘先生（引者按:杨荫杭字补塘，笔名老圃）之博学多闻，往往使我挢舌不能下。无论什么材料，都是信手拈来皆成妙谛。尤其难得的是，它们并不是专门著作，而是排日作文，触事生感，随写随刊的东西。然而文章诗词，中外故实都准确得像从电脑信息库中调出来的一样，无怪乎杨绛先生要对我说:‘我爷读的书都是嚼烂了吃到肚皮里的。'博雅如钱钟书先生也深信凡老丈人之所引举‘决不会记错'。”（《读书》1994年第8期） 需要说明的是，在一些地区的古代方言中，爷是父亲，爷娘是爹娘，比如《木兰辞》中“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和“旦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都是这个意思。所以杨绛所谓“我爷”，就是她的父亲杨荫杭先生。 读了李先生的文章之后，我马上去书店买了一本《老圃遗文辑》。这本书收集了杨荫杭上世纪20年代在《申报》副刊“自由谈”写的数百篇文章。这些文章都很短，但内容却涉及到中外历史、地方文化、社会不公、官场腐败等诸多方面。阅读中我发现杨荫杭有三个特点:一是满腹经纶，博闻强记;二是不写高头讲章，只写短小精悍的评论;三是继承了文人报国的传统，特别关心政治。受其影响，我也针对当时的社会不公和官场腐败，写了《一点猜测》和《老圃说唾》等短文。随后，这本书及其作者便逐渐淡出我的记忆。 二、早年求学经历 最近为了研究杨荫杭这个人，我又想起了《老圃遗文辑》。该书后面附有杨绛的长文《回忆我的父亲》。其中说杨荫杭的祖父在杭州作过“很小的小官”，他小时候颇受祖父宠爱，记忆最深的是祖父一边给他剥瓜子，一边教他背古诗———比如白居易的“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在此湖”的时候。杨绛还说:“我的祖父也在浙江做过一个小地方的小官”，所以两代人都是只有住宅没有田产的穷书生、穷小官（《老圃遗文辑》第934页，长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1版）。 1895年，17岁的杨荫杭考入天津中西学堂。该学堂于1895年由盛宣怀创办，第二年改名为北洋大学堂，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官办大学。辛亥革命以后改名为国立北洋大学，1949年以后又改名为天津大学，成为一所单纯的工科大学。 杨荫杭之所以选择这个学堂，是因为它不仅对学生一律免费，还在教员配备、教学计划、讲授内容和教科书选择、实验室器材等方面都采用美国模式，故有“东方康奈尔”之誉。另外，它还分为头等学堂和二等学堂两部分。头等学堂相当于本科，设工程、电学、矿务、机器、律例等五个专业;二等学堂不分专业，相当于预科，毕业后可以直接升入头等学堂。 1897年，该学堂因伙食问题爆发学潮，校方对此采取强硬态度，决定将带头闹事者一律开除。据杨绛说，当时他的父亲并未参与其事，但是在学校当局追查时，他因为看不惯那些事前慷慨激昂、事后畏葸不前的人，便挺身而出主动承担了责任。结果他被开除学籍，离开了这所条件优越的学校（第934页）。 随后，他又考入刚刚在上海成立的南洋公学（交通大学的前身）。该校也是由盛宣怀创办，聘请张焕纶与福开森分别担任中、西文总教习。它原本计划分为外院、中院、上院和师范院四个部分，前三院相当于小学、中学和大学，但由于缺乏师资，只好先在师范院招了一个班的学生。有人对这个班评价很高，说它开创了中国现代师范教育的先河，是一所值得纪念的学校。 三、保送日本留学 1898年，杨荫杭被南洋公学保送到日本，入早稻田大学深造。随后两年，国内发生了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远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为了“联络感情、激励志气”，成立了一个宗旨不太明确的团体———“励志会”。冯自由在《革命逸史》中说:“励志会为庚子（1900年）东京留学界所组织。其时各省学生东渡留学者不过百数十人，尚无何种结合，此会实为留学界创设团体之先河。有会章五条，不外以联络情感策励志节为宗旨，对于国家别无政见。惟是时革命思潮已风起云涌，会员中主张光复主义者大不乏人。激烈派如戢元丞，沈云翔等均任会中干事，故亦不啻一革命宣传机关。”（《革命逸史》初辑第99页，中华书局1987年1月第1版） 1901年阳历1月1日，励志会在上野精养轩召开新年庆祝会，莅会者有戢元丞、张瑛绪、钱承志、富士英、曹汝霖、王宠惠、张继、章宗祥、雷奋和日本进步党领袖犬养毅等30余人。这些人之所以抛弃皇帝的年号并举行新年庆祝活动，表明了他们与清廷势不两立的革命倾向。 冯自由还说，早在1900年，杨荫杭与杨廷栋、雷奋等人就创办了《译书汇编》。该报以“编译欧、美法政名著为宗旨，如卢骚之民约论，孟德斯鸠之万法精理，约翰穆勒之自由原论，斯宾塞之代议政体，皆逐期登载。译笔流丽典雅，风行一时。时人咸推为留学界杂志之元祖。自后各省学生次第倡办月刊，吾国青年思想之进步，收效之巨，不得不谓《译书汇编》实为之倡也。”（同上）曹汝霖在其回忆录中也提到了这份杂志（《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第21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第1版）。 有趣的是，杨荫杭在日本还遇上两件趣事:一是日本舍监偷吃中国留学生的皮蛋，被大家发现;二是日本下女把留学生带去的牙粉当作化妆品，涂抹在脸上。后来杨荫杭给杨绛讲这些趣闻轶事时，还使用了章回小说的标题:“偷皮蛋舍监尝异味，搽牙粉丑婢卖风流”（《老圃遗文辑》第936页）。这件事冯自由也有记录，标题是《日教员窃皮蛋之笑话》（《革命逸史》初集，第131页）。这两件趣事告诉我们，当时的中国虽然在船坚炮利方面不如日本，但是留学生的生活水平好像还是略高一筹的。 四、东瀛归来以后 1902年，杨荫杭尚未毕业就返回中国。对于这件事，杨绛在《回忆我的父亲》中是这样说的:“我父亲一九零二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当时称‘东京专门学校'）本科卒业，回国后和雷奋、杨廷栋同被派往译书馆译书。最近我有一位朋友在北京图书馆找到一本我父亲编译的《名学教科书》（1903年再版），想是那个时期编译的。孙宝恂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1903年）日记里曾提到这部书:观《名学》，无锡杨荫杭述。余初不解东文哲学书中‘内容'、‘外延'之理，今始知之。”（《老圃遗文辑》第938页） 该文被收入《老圃遗文辑》之后，在这段话后来有两条注释，可能都有讹误。 其一，对于“派往译书馆译书”的注释是:“见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编》（一）七二页。译学馆前身是‘北京同文馆'。庚子后，京馆改称译书馆。” “译学馆”是个冷僻的名词，为此我查了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词典》，看到了对它的解释:“清末培养翻译人才的学校。1902年初（光绪二十七年底）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后，于北京北河沿置房改设，名译学馆。……”该词条与上述注释和介绍基本一致，只是没有“庚子后，京馆改称译书馆”等字样。 另据杨绛说:“励志会里有激烈派和稳健派之分，激烈派鄙视稳健派，两派‘势如水火'。我父亲属于激烈派”（《老圃遗文辑》第937页）。所以我以为杨荫杭等人留日归来后，是不会选择北京同文馆的，他们不可能主动向清朝政府投怀送抱。 为了弄清楚杨荫杭留日归来后的去向，我上网进行搜索，看到宁波大学吴小鸥女士在《中国现代教科书之父张元济》一文中给出了答案。她说:早在1899年3月，张元济经李鸿章介绍担任了南洋公学译书院主事，开始编译出版各种新式教科书。其中包括《格致读本》《万国通商史》《英国文明史》等著述。1902年夏天，南洋公学留日学生雷奋、杨荫杭、杨廷栋从日本留学回来，被派往译书院任职，后来，杨荫杭编译《名学教科书》，杨廷栋有《法律学教科书》《法制理科教科书》和《政治学》问世，雷奋编著了《国家学讲义》和《地方自治讲义》。这些著述在当时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参见《中华读书报》2013年12月4日第14版）。 杨荫杭等人是由南洋公学派往日本留学的。后来母校急需翻译人才，他们尚未毕业就提前回国，显然是为了解决母校的燃眉之急。上海南洋公学“译书院”与北京“译书馆”虽然只差一字，却相去甚远，所以我猜测杨绛先生所谓北京“译书馆”云云，很可能是上海“译书院”之误。 顺便解释一下，所谓“名学”是逻辑学早年的称谓。杨荫杭等人编译的这些社会政治读物，虽然是南洋公学的教材，但是却为整个社会提供了难得的思想资源，产生了洛阳纸贵的效应。后来张元济在商务印书馆非常重视教科书的出版，显然与他主持译书院的经验有关。 然而好景不长，到了1903年，译书院因经费问题而停办，于是杨荫杭离开上海返回无锡。 五、执教澄衷学堂 据杨绛说:“我父亲回到家乡，与留日学生蔡文森、顾树屏创办了‘理化研究会'提倡研究理化并学习英语。我母亲形容父亲开夜车学理化，用功得背上生了一个‘搭手疽'吃了多少‘六神丸'。”杨荫杭晚年后曾经说过，理化研究会中的一个成员因为制造毒品而发了大财，所以他不无自嘲地说:“大约那是我们唯一的成绩吧?” 话虽这么说，但是杨荫杭的妹妹杨荫榆也因为受其影响，在留学日本时就选择了东京女子高等师范的理化博物科。 据杨绛说:不久她的父亲又到了上海，“在《时事新报》馆任编辑，也在上海《苏报》任编辑及撰稿工作并在澄衷学校、务本女校、中国公学教课。” 查《中国近代史词典》有关词条，可以发现这说法也有问题:《时事新报》的前身是1907年创办的《时事报》，到1911年才改名为《时事新报》，而1906年杨荫杭已经赴美国留学了。所以我怀疑《时事新报》很可能是《时报》之误。在中国近代史上，曾经有两个《时报》。一个是1886年在天津创办的由李提摩太任主笔的《时报》，另一个是1904年由康有为的弟子狄葆贤（字楚青）在上海创办的《时报》。当时杨廷栋已在这家报纸担任编辑，所以我估计杨绛先生所谓《时事新报》很可能是《时报》之误。 前两年澄衷学堂的教材在读书界引起轰动，但是对该校的其他情况似乎并未追究。据我所知，澄衷学堂是宁波籍企业家叶澄衷在1900年创办的，胡适少年时代在上海求学，曾经就读于这所学校。所以他在《四十自述》中说:“澄衷的教员之中，我受杨千里先生（天骥）的影响最大。我在东三斋时，他是西二斋的国文教员，人都说他思想很新。我去看他，他很鼓励我，在我的作文本上写上‘言论自由'四个字。”（《胡适全集》第18卷第57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9月版）杨天骥与杨荫杭不仅是近亲，而且二人都在澄衷学堂当过教员，所以杨绛说:抗战胜利后，我在上海，陈衡哲先生请我喝茶，曾见过胡适。他用半上海话对我说:“我认识你的姑母，认识你的叔叔，你老娘家（苏沪土语‘尊大人'的意思）是我的先生。”据说他那时在中国公学读书。钱钟书对我说，胡适决不肯乱认老师，他也不会记错。（《老圃遗文辑》第939页） 陈衡哲与她的丈夫任鸿隽都是胡适的挚友。1928年，胡适、徐志摩、叶公超等人在上海创办《新月》杂志以后，钱钟书和杨绛都是该杂志的作者。钱署的是笔名中书君，写的是书评;杨署的是本名杨季康，发表的是译文。据说当时杨绛和钱钟书正在热恋之中，有一次钱领她去看望自己的老师叶公超先生。叶知道她是学英文的，便让她翻译了F.S.Marvin所写的《共产主义是不可避免的吗》一文，发表在1933年6月1日出版的《新月》第4卷第7期上。从此以后，杨绛便走上了翻译之路。 六、远赴美国留学 1906年，就在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国内各种势力异常活跃的时候，杨荫杭远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法律专业，开始对西方民主法制作系统研究。对于父亲这一选择，杨绛有如下评论:父亲出国以后，“他原先的‘激烈'，渐渐冷静下来。北伐胜利后，我经常听到父亲对母亲挖苦当时自称的‘廉洁政府'。我在高中读书的时候，1927或1928年，我记得父亲曾和我谈过‘革命派'和‘立宪派'的得失，他讲得很仔细，可是我不大懂，听完都忘了，只觉得父亲倾向于改良。”（《老圃遗文辑》第940页） 1910年杨荫杭学成回国。他的硕士论文是《日本商法》，被收入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丛书第一辑。杨绛从来没听父亲提起过自己的学位和论文，倒是钱钟书是个有心人。有一次他在岳父书橱的最高层看到一本红皮书，经过询问，才知道这就是老岳父的硕士论文。那个时代的人对学位论文是不当回事的，他们认为如果只有学历没有能力，只能是一个两脚书橱。回国时，杨荫杭还路过欧洲游历一番，这也是那个时代的一种风尚。 回国以后，杨荫杭经末代状元张謇推荐，在北京法政学堂任教。肃亲王善耆听说他精通东西方法律，便请他利用晚上的时间为自己讲课。善耆是清朝末年锐意改革的一位皇室成员。义和团动乱以后，他引进了警察制度，修整了王府井一带的路面和大大小小的店铺，还建成了东安市场和文明戏院，为北京成为首善之区做出不小的贡献。此外，他还因为同情革命，主动释放了刺杀载沣的汪精卫。 据杨绛说:“辛亥革命前夕，我父亲辞职回南，肃亲王临别和他拉着手说:‘祝你们成功。'拉手祝贺，只表示他有礼貌，而‘你们'两字却很有意思，明白点出东家和西席之间的不同立场。‘祝你们成功'这句话是我父亲着重和我讲的”（《老圃遗文辑》第941页）。由此可见，当时的大清王朝已经到了众叛亲离的地步。 七、两位同窗好友 杨荫杭经张謇推荐任教，可能与老同学雷奋有关。雷奋是上海松江人。归日回国以后，他先在上海《时报》任编辑，主编《本埠新闻》，并在城东女学、务本女塾等校任教。后来担任江苏省咨议局议员，资政院民选议员，积极从事立宪活动。在此期间，雷奋经常在“宪政期成会”和资政院演讲，对形势条分缕析，听者无不动容。此外他还主编《法政杂志》，推动立宪运动。辛亥革命前夕，雷奋受聘为张謇的高级顾问，清廷电令张謇北上议政，张犹豫未决，雷奋曾经劝他成行。民国成立以后，袁世凯总统，据说许多法律规章是由雷奋起草的。袁世凯称帝之前，雷奋退出政坛返回家乡。后来他被任命为财政部参事、湖北高等检察厅厅长，都因病未能赴任，1919年他在家中去世，享年48岁。 杨荫杭的另一个同学杨廷栋留学归来后也当了《时报》编辑，与陈冷、包天笑等人以精辟的时评和精彩的文字蜚声一时。2015年，在北京保利春季拍卖会上，有章士钊撰写的《杨翼之秋夜草疏图卷书后》，九张信笺拍了172500元。章士钊说:据杨廷栋回忆，《秋夜草疏图卷》是1911年由张謇、杨廷栋、雷奋三人为江苏巡抚程德全起草的一份奏疏，其中有解除皇亲内阁、下诏罪己、提前宣布宪法等内容。由于该奏疏已经超越君臣规范，所以被视为江苏响应辛亥革命率先独立的先声。章还说，1945年他与杨廷栋在重庆见面，他发现对方“英气犹照眉宇而矜躁尽矣!” 据说《秋夜草疏图卷》由杨廷栋集成，题诗作跋者有张謇、应德闳、沈信卿、梁启超、张一麐、陈陶遗、孙慕韩、伍辉裕、单束笙、夏敬观、陈葆初、徐果人、叶恭绰、刘厚生、杨廷栋等人。卷末附有刘垣撰写的《杨君翼之家传》，还有吴大徵的后人、著名书画家吴湖帆的配画。该图卷由杨廷栋继室徐夫人收藏，1970年徐夫人请薛光前带到台湾，捐赠给台湾历史博物馆。第二年由台湾江苏文献社影印出版了《秋夜草疏图卷》，杨廷栋的儿子杨之游在影印本序言中说:“卷中所附当日名公巨卿之手笔以及书画诗词，尤具文采及艺术价值。” 后来，杨廷栋投入开发生产改善民生的事业。1922年，他与张一麐的弟弟张一鹏（字云博）在无锡与常州之间创建利民纺织厂、震华制造电气机械总厂和一系列近代企业，为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八、坚持司法独立 辛亥革命以后，杨荫杭就任江苏省高等审判厅长兼司法筹备处处长。不久，北洋政府有“本省人不能担任本省官职”的回避制度，因而他被调任浙江省高等审判厅长。 杨荫杭上任后，曾接手一件恶霸杀人的案件。据说这个人仗着自己与督军有裙带关系，便横行霸道，欺压百姓，甚至把杀人不当回事。民国初年，各省的督军、民政长和高等审判厅长，实行三权分治的制度。当时浙江的督军是朱瑞，民政长是屈映光。屈曾为这个恶霸说情，但是坚持司法独立的杨荫杭以“杀人偿命，不能宽宥”为由，还是将这个恶霸判处极刑。为此屈映光在晋见袁世凯的时候，以“此人顽固不灵，难与共事”为由，先告了一状。据说幸亏袁世凯的秘书长张一麐也是江苏无锡人，在他的干预下，袁世凯亲笔批了“此是好人”四个字，然后把杨荫杭调到北京。 不久，袁世凯称帝失败，黎元洪上台执政，杨荫杭被任命为京师高等检察厅厅长。1917年，有报纸披露许世英在担任交通总长期间，任用亲信担任铁路局长，并假借调查之名要求各路每月进贡一千元。另有报纸披露，许世英卖官鬻爵，济南铁路事务所所长、徐州车务段段长、浦口港务处处长等人皆因贿赂许世英而得到官位。更恶劣的是，许世英还在对外交涉中有致使国家财政损失上百万元的嫌疑。杨荫杭得知这些消息后，便下令传讯许世英并把他羁押起来。 许世英字静仁，安徽秋浦人，是近代中国政坛的著名人物。早在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他就因为护驾有功得到清政府重用。1907年东北设立行省后，他被任命为奉天高等审判厅厅长。1910年，他奉命赴华盛顿参加万国司法制度及改良监狱会议，会后又考察了十余个欧美国家的司法制度。辛亥革命期间，他与山西巡抚张锡銮联名吁请清帝退位，拥护袁世凯上台。民国成立后，他先后在袁世凯、黎元洪、段祺瑞政府担任大理院院长、司法总长、内务总长、交通总长和国务总理等职。 按理说许世英也是司法界元老，杨荫杭的前辈，但是杨却不顾一切地传讯了他。许世英被扣押后，许多人前来说情，致使杨荫杭家“那一夜的电话没有停”过（《老圃遗文辑》第945页）。 对于这件事情，有人说杨荫杭在担任浙江省高等审判厅厅长时，就与许世英结怨，因此这一次纯属报复。也有人说杨荫杭没有掌握充分证据就下令抓人，不仅是鲁莽之举，还有滥用职权之嫌。 最后，许世英被宣告无罪并辞去了交通总长的职务;杨荫杭也辞去高等检察厅厅长，于1919年离开北京回了无锡。 为此杨绛在回忆录中说:“第二天，父亲就被停职了。父亲对我讲过:‘停职审查'虽然还不如‘褫夺查办'严重，也是相当重的处分;因为停职就停薪。我家是靠薪水过日子的。我当时年幼，只记得家里的马车忽然没有了，两匹马都没有了。大马夫、小马夫也走了。想必是停薪的结果。”（《老圃遗文辑》第945页）在《老圃遗文辑》中，附有当年刊登在《申报》上的《声辩中之高检长惩戒案》，其中有《司法部呈文》和《杨荫杭抗辩书》等文件，这应该是进一步研究这一公案的原始材料。 2009年5月，我有幸应台湾中央研究院邀请，参加五四运动90周年纪念活动。活动期间，我在台湾大学附近的旧香居书店淘到一本《人间世》月刊社印行的《许世英回忆录》。据该刊发行人刘济民说:《许世英回忆录》是在胡适的敦促下，通过记者采访的形式开始的。这本书“原拟分成上中下三集，上集为满清时代，中集为民国初年，下集为国民政府时代，不幸《人间世》在五十年九月间，突遭意外，被政府强迫停止发行一年，至五十一年十月复刊，回忆录仍继续刊载至年底，嗣因有某要人劝阻静老不要在《人间世》上继续发表回忆录，故不得已只有将清清一部分，勉强予以结束，至堪惋惜!”（《许世英回忆录》第2页，《人间世》月刊社中华民国五十五年二月十日初版） 刘济民还说:“因为静老是我们安徽人的乡长，他毕生为国家民族服务，清廉自守的精神与风范，实令我辈后生，非常的敬佩!这是我要求替他发表回忆录的动机。”（同上，第1页）通过采访，他发现“静老一生做大官，但不爱钱，所以他……身后很是萧条，在他的故乡———安徽省至德县———并未治产，还是祖遗的几间老屋，至于北平上海，亦无华厦别墅，美国银行，更无存款。在近代史中凡是担当大任的安徽人，还没有发现到有贪污的劣迹。”（同上，第3页） 刘济民的话是否可信，还需要研究;不过他的最后一句话，似乎有点武断。 九、加盟《申报》副刊 回到家乡以后，杨荫杭患了伤寒，病情最严重的时候，已经到了准备后事的阶段。据杨绛说:“我父亲在病中，经常得到好友陈光甫先生和杨廷栋（翼之）先生的资助。他们并不住在无锡，可是常来看望。父亲病中见了他们便高兴谈笑，他们去后往往病又加重。我虽是孩子，经常听到父母谈到他们，也觉得对他们感激。近代史所调查的问题之一是问到杨廷栋的后人是谁。惭愧得很，我虽然常常听到杨翼之的名字，却从未见过面。更不知他的后人———我实在想见到他们，表达我的感激。”在这句话的后面有注释说:“1992年我得到杨翼之先生外孙女的信，欣知遥寄的感激已经寄到。”（《老圃遗文辑》第950页） 陈光甫是著名的银行家。他1881年生于江苏省镇江，1909年获美国宾州大学商学士学位。回国后于1915年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并开设中国旅行社，是将现代经营管理制度引入中国银行的先驱者。著名学者资中筠的父亲资耀华先生，曾在该银行担任过高管。抗日战争爆发后，陈光甫与胡适临危受命前往美国，终于与美国政府签订了“桐油贷款”协议，对抗战做出了巨大贡献。 1920年，杨荫杭病愈之后再次到了上海，出任上海《申报》社副主编。《申报》是中国近代史上创办最早、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一份报纸，也被视为新闻自由的典范。特别是该报副刊《自由谈》自1911年问世以后，始终以文人论政为特点，在主张民主自由、抨击社会时弊、揭露官场腐败、推动社会进步等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当时杨荫杭已进入不惑之年，他能够加盟这家报馆并担任要职，对他个人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 在杨绛整理的《老圃遗文辑》中，收集了杨荫杭在1920年到1925年间，在《申报》发表的600多篇文章。其中都是短小精悍的评论，当时叫“时评”和“常评”。这些评论涉及的范围极其广泛，这一点，从它们的标题中可以看出。比如仅仅在1920年，谈论时局的有:《死灰之中靳内阁》、《今之时局》、《段家将》、《湘事与和议》、《张作霖与徐树铮》、《政客与苍蝇》、《巡阅使制度》、《护法之末路》、《保定会议》、《我之废督观》、《南军阀与北军阀》等;谈论财经的有:《新银行团与军党》、《新银行团与内政》、《新银行团与田赋》、《新银行团与铁路》、《政客与灾民》、《所得税》、《救贫策》、《硕鼠与哀鸿》等等;移风易俗的有:《娶妾之罪恶》、《中国人嗜赌之特性》、《禁烟之笑谈》、《家庭改良之第一步》、《早婚与滥婚》、《再论依赖心》等等;普及常识的有《论宗教》、《我之快乐观》、《乡曲主义与大一统主义》、《内讧时代之常识》、《说时》、《释法》、《对付罪魁之办法》、《说犬性》等等;谈古论今的有:《谈史》、《恶言考》、《太平新义》、《虏获品》、《今小学》等等。这些杂文随笔不仅字字珠玑，篇篇锦绣，而且那信手拈来的史料功夫和发微探赜考证本领，实在令人叹服。其中，他在《今小学》中对“党”字和“民”字的分析（《老圃遗文辑》第91—93页），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 十、晚年逸闻趣事 1923年，杨荫杭因为不喜欢上海的复杂环境，便“迁居苏州，专营律师事务。兼为报刊撰文”。（《老圃遗文辑》前言第8页）当律师要有律师事务所，于是杨荫杭买下了被当地人称为“一文厅”的大宅院定居下来。 “一文厅”是明代高官徐如珂的宅第，当年徐因为得罪魏忠贤被赶回苏州服毒自尽，后来当地民众为纪念他，每家各捐一文修建此厅，故称为“一文厅”。杨荫杭买下以后，经过简单修缮住了进去，然后请张謇书写“安徐堂”三个大字，挂在正厅中。杨绛听父亲说:“那是张謇一生中末一次题的匾额。”（《老圃遗文辑》第942页）杨荫杭这样做，既为宅第的故主留下痕迹，同时也表达了自己一种抱负。当时杨绛才十二三岁，正处在娉娉袅袅的豆蔻年华，后来又因此安徐堂给她留下了美好的记忆。钱钟书在抗日战争时期写给杨绛的信中，附有“苦爱君家好苍坊，无多岁月已沧桑，绿槐恰在朱栏外，想发浓荫覆旧房”的词句，说的就是这个地方。 杨绛在《回忆我的父亲》中，介绍了杨荫杭晚年的许多趣闻逸事。比如他把律师的工作，称作是与别人“吵架”;他在法庭上为人辩护，跷起了二郎腿;他午睡的时候，喜欢女儿陪在身边玩耍;孩子要上大学，他完全尊重他们的喜好;杨绛从外地回来，他居然有心灵感应…… 此外，杨荫杭还爱好收藏古代钱币。据说他在传奇收藏家宣古愚的引荐下，曾经买到四盒古钱。这套钱币上自周代刀币，下至隋代五铢，极其珍贵。对于这件事，杨绛也有记忆。她说:“父亲曾花一笔钱买一整套古钱，每一种都有配就的垫子和红木或楠木盒子。一次父亲病了，觉得天旋地转，不能起床，就叫我把古钱一盒盒搬到床上玩弄，一面教我名称。我却爱用自己的外行名字如‘铲刀钱'‘裤子钱'之类。我心不在焉，只想怎样替掉些父亲的心力。”（《老圃遗文辑》第965页）杨绛读了大学以后，杨荫杭突患中风，居然在法庭辩护时说不出话来，从此他放弃了律师工作。后来他致力于《诗骚体韵》一书的写作，大概是自己觉得不满意吧，后来他把这本书毁掉了。这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 抗日战争爆发后，杨夫人在逃难中去世。战争期间杨荫杭流离失所，辗转于苏州和上海之间。由于在战乱中倍受煎熬，他在抗战胜利前夕去世，享年67岁。 对于父亲的死，杨绛在回忆中写下这样的话:“我父亲如果解放后还在人间，他会像‘忙人'一样，成为被‘统'的‘开明人士'呢，还是‘腐朽的资产阶级'呢?父亲末一次离开上海的时候，曾对我卖弄他从商店的招牌上认识的俄文字母，并对我说:‘阿季，你看吧，战后的中国是俄文的世界。'我不知道他怎样迎接战后的新中国，料想他准会骄傲得意。不过，像我父亲这样的人，大概是会给红卫兵打死的。”（《老圃遗文辑》第979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