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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份“万言书”底稿，都是笔者上大学期间，代表班里同学的共同心声，写给学校领导的，都与李永采老师有关。今天在这里公开发表，借以表达对李永采先生80华诞的深切祝福和美好纪念。 笔者是老三届最后一届（65年升入高中，66年开始文革，68年“毕业”），属于被十年文革耽误了的一代人之一。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后，怀着渴求知识和改变命运的强烈欲望，考入了中国唯一的一所坐落在农村的大学——曲阜师范学院历史系（当时叫政史系，不久即政史分开），实现了自己的所谓大学梦。 曲师院历史系77级共48名同学。48人中，18人是大年龄的，其中17人已结婚，有了家庭，有了孩子（据统计40多）。有位同学上大学之前就有了4个女儿，在校期间又生了一个儿子，大家都争吃他的喜糖。还有一位同学自己上了大学，儿子则上初中了。 实现了大学梦，大家都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学习当中去，真所谓“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从宿舍到教室，从教室到图书馆，三角运动，周而复始，日复一日。与此同时，还关心国家政治，关心学校、关心班集体的事情。真正是“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给我们上历史课的老师中，绝大部分都很棒，都很受学生的欢迎。中国史方面有李季平老师、郭克煜老师、李启谦老师、骆承烈老师、徐志祥老师、王作坤老师、宋汝香老师等等，世界史方面有王阁森老师、李永采老师、聂仲元老师、张敬录老师等等。李永采老师、李启谦老师、李季平老师，曾被有的同学合称为历史系的“三李”。当然，都是很棒的意思。 无论是教学科研，还是接人待物，还是家庭状况，每位老师都有自己的特点。李永采老师的特点是理论造诣比较深，课堂教学中比较注重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有关理论来阐明世界历史发展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且讲课语速较慢，苏南普通话，抑扬顿挫，吐字清晰，非常方便同学做笔记。另外就是具有平民意识，与同学联系比较多，与同学关系最密切，为同学的学习和进步付出也最多，最受77、78这几届学生的欢迎。其他老师虽然也都深受学生欢迎，但与学生的联系则相对较少。再就是属于单职工，家境比较艰难，很受学生同情。还有就是性格比较倔强。 关于第一份“万言书”，是作为学生的我，在当时的舆论氛围里，代表了班里同学的共同心声，“挺身而出，仗义执言”，给学校党委写的一封信。写这封信，实际上是冒着一定风险的。[①] 最大的风险就是得罪系领导。当时，系主任与李永采老师的矛盾，在历史系乃至全学校，都知道，闹得沸沸扬扬。李永采老师甚至一度调走扬州。对李永采老师在历史系的处境和遭遇，同学们都持同情态度，特别是77级，都为之感到不平。但作为一个学生，面对系领导与教师的矛盾冲突，背后议论议论可以，若公开出面，为处于弱势的一方鸣不平，就实在是有些不自量力或者说不合时宜了。这是一般人不愿做或不敢做的。正像我在信的末尾所说的，自己是在“内心一种强烈的正义感的驱使下”、“同时也是经过思想反复斗争后”，才写这封信的。 时间已过去三十多年了，许多具体细节在脑海里都已经模糊了。依稀记得，最初是与菏泽的几位老同学，一块到学校党委书记崔戎[②]的宿舍，（记得好像崔书记的宿舍在校园的西部，大概靠西墙较近），口头向他反映问题。但崔戎书记让我们写成书面材料交给他。于是回来之后我就写了这封信，先后三易其稿，最后又亲自去崔书记的宿舍，将第三稿亦即定稿，当面交给了他。 此信第一稿即初稿原件（16开信笺）共8页，字迹小，且十分潦草。称为“底稿”的是第二稿，是在第一稿的基础上誊抄的，字迹潦草轻多了，共17页。第三稿，即交给党委书记崔戎的那份，是在此第二稿的基础上润饰并誊抄的，字迹肯定要工整得多，内容也会有所变动，结果也会更完善。[③] 但具体情况究竟如何，今天已无丝毫记忆。上交后最终结局如何，即是否反映到党委会议上去了，还是被作为档案材料保存下来了，都不得而知。 下面就是第二稿全文，是2008年3月20日打成电子稿的，除两处笔下误的地方作了改正并以注释说明，其它所有内容未作任何改动，与原件一字不差。无论是对问题的认识，还是语言文字的表达，都是当时的水平。个别地方的注释，是在打成电子稿时加的。 给曲阜师范学院党委的一封信 院党委领导同志： 你们好！ 我是历史系77级学生。本人简历：家在农村，中农出身，老三届毕业生，毕业后务农4年，当民办教师6年，粉碎四人帮后，有幸进入大学，学习至今。今天，想向你们谈一点自己的几点看法（主要是关于李永采老师问题的看法），提几个建议。如有不确切的地方，请你们批评指正。 说良心话，我是热爱教育事业并关心教育事业的（可查我的历史）。正因为如此，自入校三年来，我对咱院特别是我系的教育工作有很多看法和想法。不过，以往只是背后发议论，犯自由主义。偶尔与部分系领导接触，也谈过一些。今天，通过书面的形式向院领导谈，是第一次。 两点看法： 一、我认为，我系师资力量从总体上来说是比较强的，是可以说得过去的。我曾接触到不少他系的同学，他们非常羡慕我们历史系，说我们历史系有棒教师。我根据我自己的观察体验，认为我们历史系老师业务水平最棒的（仅限于给我上过课的老师），有王阁森老师、李季平老师、李永采老师、郭克煜老师、李启谦老师、骆承烈老师、聂中元老师。 二、对李永采老师的看法。谈这个问题，是我给你们写这封信的主要目的之一。为什么要单单谈对他的看法呢？这是因为他的遭遇和处境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广泛的议论。他的情况成为同学们饭后茶余议论的重要话题之一。而且这种议论都是站在同情他的立场上的。我也不例外。 这种议论从前年就开始了。前年，我系评选副教授时，同学们最初听到李永采老师是被通过的4名中的其中1名，都认为理所当然。因为同学们都对李永采老师的业务水平和教学能力感到佩服和满意，认为他是我系屈指可数的棒教师之一，而在某些方面（如用理论指导历史的研究）又比一般老师更胜一筹。后来，听说他没弄上，同学们就有点看法，议论纷纷。有人这样说：在如此重大的问题上（指评选副教授），为什么不让同学来发表自己的意见？去年夏天，同学们听说李永采老师要调走，议论得就更厉害了。有的同学说：“历史系可完屌蛋了！”（这是原话）。[④] 这话的意思不是说，走了他一人，历史系的“地球”就不转了，就垮台完蛋了。而是说：在这样的时代，让这样的人才外流，历史系没有兴旺的兆头。还有的同学要发起一个挽留运动。最近一个时期，同学们听说提副教授又没有他的名，又议论纷纷，为之鸣不平。还有的同学像看透了似的这样断言：“等着瞧吧，再选三批也没有他的份儿。” 以上是我所处的环境、我所接触到的人物对李永采老师问题的反映的简要情况。如果有谁能够详细调查一番写成书面材料的话，那远不是万儿八千字所能概括得了的。 下面我谈我的看法。我认为，像李永采这样的老师，倘若与国内名家相比，可能差一些，但与我系其他教师相比，其实并不逊色多少，只不过“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罢了。有比较才能有鉴别。我是随时随地在进行着这方面的比较的，因为我当过教师，对教育事业，对师资力量是关心的。对我系每一个给我上过课的老师，我都有自己的评价和看法，而且历来都是直言不讳的，尽管不一定都正确。作为一个学生，要对老师进行比较，是很容易做到的，不需要花什么气力，更不需要去进行什么调查，只要是课上课下及日常接触中留点心就行了。对比之下，我认为李永采老师突出的特点有如下五方面：[⑤] 第一，李永采老师理论造诣比较高。他对理论的研究和探讨既深入精辟又有独到的见解。这是听过他的课的同学包括政治系、历史系所公认的，这大概也是了解他的其他人所公认的。尤其是他对马列经典著作的研究，更为一般教师所不及。但这绝不是说，他像教条主义者那样，像书呆子那样，手不离经典，口不离语录。也决不是沽名钓誉式的夸夸其谈。他最可贵的是能用理论指导分析历史实际，较好地做到了史论结合。这方面，同学们在听他的课的时候，体会是最深刻了。另一可贵的地方是，他在教学中，也注重提高学生的理论水平，这也是同学们所公认的。 第二，李永采老师能够把精力重点用在教学上，他的教学效果比较好。在谈这之前，先谈一谈我对教学与科研之间关系的看法。我认为，师范院校重点是应该搞好教学，在搞好教学的基础上再搞科研。现在，不知是现行制度有缺陷，还是什么别的原因，人们都普遍认为，著书写文章，既有名又有利，还是提职提资的资本；抓教学，是默默无闻的工作，是“劳而无功”的工作。普遍的倾向是，人人都只顾自己出成果，不愿在教学上下大功夫，不愿在学生身上下功夫，只想到自己出成果的好处，忽视了千百万学生质量的高低对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的重大意义和深远意义。 报纸上经常有关于教授不教、讲师不讲的报道，虽然我们系没有这种现象，但这种重科研轻教学的倾向还是有的。我这里所说的重科研，是指重个人的科研，而不是重集体科研。以我班编写世界史故事一事为例，就足以说明问题。这事本来是系里的集体科研，准备出成果的。这项工作是受到全体同学欢迎的，同学并且也是积极参加的。可是，作为领导和老师那一方面，除了李永采老师一人为之操心、为之费力而外，大概别人无一人过问，当然，有些人是不负过问的责任的。一位老师，几十位同学，费了两年多的时间，经过一次又一次的修改，如今古代部分总算基本上完稿了。（中世纪部分正在修改中）可是依我的估计，恐怕能否印刷还是个问题，因为有谁支持这项集体的科研成果呢？我很担心，两年多来，李永采老师和几十名同学的无数心血要付之东流了。我并不反对个人出成果（写文著书），我的观点是：既然是个“教师”，就必须把立足点放在“教”上，把主要精力花在学生身上。只有培养出一批又一批高质量的学生，才能在大范围内获得“丰收”，才能对建设四化真正的有意义。在搞好教学的基础上，再搞集体科研或个人科研。尤其是师范院校，更应如此。 正因为我有上述的观点，所以我对李永采老师的行为的评价最高。我自己过去曾获得“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光荣称号，因此对这方面的感受特别深刻。三年来，我以自己的耳闻目睹和长期观察、反复体验，得出这样的结论：李永采老师也是称得上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他重视教学，把自己的精力主要用在了教学上，我为他总结了三条： 1、负担教学任务比较重。每年同时担任两个班级的课，或两个系（亦两个班级）的课，又都是两个“头”。应该说，任务是比较重的，可他却任劳任怨，善始善终，比较成功地完成了自己的教学任务，并且受到了两个系的学生的普遍欢迎。 2、对学生的学习认真负责，真正想提高学生的水平。在给我们任过课的二十多名老师中（包括其它系的几名老师），唯有在他任课期间，布置了三次作业，指导我们写论文，[⑥] 探讨关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和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等重大理论问题，并作为作业，要求每人必作，并且规定了具体的要求。学生在写作时，由于问题的难度大，他则多次利用课余时间进行辅导，不厌其烦地给同学们阐述如何用理论来解释和分析历史的发展。学生在完稿后，对字数达几十万字的作业，他又全部予以批阅，并在班上进行了集体评讲。通过实践的锻炼，学生不仅仅是在这些重大理论问题上有了重大收获，更重要的是在史论结合方面得到了实际的锻炼，从而提高了学生的水平和能力。 在平时讲课中，李永采老师也经常给学生以治学方法方面的指导，并注重理论方面的教学。 3、课堂教学效果比较好。绝大多数同学感到满意就是证明。 以上谈的是李永采老师与其他老师相比，所具有的第二个特点。 第三，李永采老师甘作人梯，甘作垫脚石，为培养人才不惜牺牲自己的时间、精力和利益，他为培养人才花了无数心血。 李永采老师不仅在自己应尽的责任范围之内（课堂上），对学生认真负责，努力提高学生的水平，而且，把属自己自由支配的时间几乎也全都用到了学生身上，这是有目共睹的。不但我们历史系的同学经常往他家里跑，而且政治系的同学也是他家的座上客。此外，中文系、外文系也有到他那里去的。我还曾发现，每到高考前，有些高中生也到他家里去，问三问四，请他解答问题，还有的让他出提纲、出题目等等。从他那里得到教益的青年实在太多了。据我们同学议论，几乎没有哪天没有学生到他家里去的，有时一晚上竟达五六帮之多，这帮走了，那帮来了，有时两三帮碰面。这时候只好互相照顾，要急的则先谈，不要急的则退出、或坐等。这样的场面光我碰到就有好几次。 人们会问：李永采老师住在附中一个偏僻的角落里，同学们为什么偏要往他那里跑呢？难道是因为他善于接人待物吗？我的回答是否定的。若讲接人待物，有的老师比他可强多了，见了面又和气又热情。可同学们为什么不去找他们呢？我经过长期观察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这样的老师接人待物虽好，但就怕学生和他沾边，怕学生给他添了麻烦，怕学生给他耽误了时间和精力。也许是瞧不起学生，认为学生不值得接触。 也许有人会说李永采老师“好求”，我想，这难道仅仅是他好求吗？难道用“好求”两字就能完全解释得了吗？我认为，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李永采老师确实是诚心诚意为培养学生在贡献自己的力量。他到底把多少属自己自由支配的时间用在了学生身上？他到底把自己多少精力花在了学生身上？他给学生到底修改了多少篇稿子？达到了多少万字？他与学生商讨并为学生解答了多少个理论性的问题？这一切，尽管有个客观数据存在，可我实在“无数”，我只能用“许多许多”这样的词来形容。但愿有一天，有人能够调查出个确实的数据来。 李永采老师对学生的影响是巨大的，为学生牺牲自己的利益也是巨大的，在学生中的威信也是很高的。下面，我举三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我们班在他的影响下，学习劲头很大，钻业务、搞专题的风气很浓。不说别的，就说想考研究生的四五名同学（这是已经公开了的，至于还有没有没公开的，我就不清楚了）吧，都是在李永采老师的影响下和具体指导下，准备报考明年的研究生的（其中有一位还是女同学），当然无例外，都是世界史方面的，而且大多都是古代史和中世纪史方面的。就我所知，一位准备考山大刘明翰教授的研究生（中世纪史），一位准备考我系王阁森教授的研究生（古代罗马史），还有一位也是准备考中世纪史方面的，考谁的我还弄不大清楚，那位女同学准备考山师刘祚昌教授的研究生（美国史）。我班（其实，不仅仅是我班）除了受他影响有想考研究生的外，还有许多同学在他的影响下、具体指导下、帮助下，进行专题研究，有的写论文，有的编小册子，有的正在为著书立说搜集资料。最近有外文系的同学准备报考历史方面的研究生，也到李永采老师那里求教。 第二个例子是：我班李树明同学写了四五万字的书稿《朱元璋的故事》，曾两次让李永采老师修改。大家知道，李永采老师是搞世界史的，按理说，他本可以以充分的理由，委婉地拒绝这件事。可是，他不但没有拒绝，反而为同学写出了作品感到高兴，在热情鼓励和支持的同时，毅然地接受了李树明同学的请求。为了修改《朱元璋的故事》，李永采老师特地读了吴晗同志的《朱元璋传》，读了《明史》、《明实录》、《明史纪事本末》中的有关部分。修改时，并非为应付同学而走马观花，而是大到结构布局，小到遣词造句，都一一进行推敲，提出详细具体的修改意见。李树明修改重抄后，他再一次为之改阅。最近，李树明同学又写了一本五六万字的《安史之乱》（也是中国史方面的），又多次请李永采老师修改和提意见。从一个同学身上，我们就可以设想李永采老师所花费的精力了。 人们不禁要问：中国史方面的文章，为什么不去请搞中国史的老师修改而偏偏去请搞世界史的老师修改呢？这难道不是一种奇怪的现象吗？它能说明什么问题呢？我只想指出一点：这说明李永采老师的水平为人们公认为高。因为道理很明白：人们是不会去求一个缺乏真知灼见的老师为自己修改文章的。 在这里，再补充一句：就是关于我自己，也曾得到了李永采老师的莫大的帮助，我写了一本《布匿战争史话》（世界史方面），七万多字，曾多次得到了李永采老师的修改和提意见。最近已投往中国青年出版社。成功不成功是另一回事，但老师在上面花费的心血是不能抹煞的。 第三个例子是：李永采老师的私人图书资料可以毫无保留地供同学使用，同学们到他家里借用就像拿自己的一样。更可贵的是，他往往根据同学的实际需要，主动地为同学提供自己的图书资料。对同学信赖，当学生从他那里借走图书后，连个备忘录都不留。致使有个别不道德的人趁机钻了空子，时间一长，估计李永采老师忘了，因此也就不还了。为此，李永采老师曾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尽管这样，他仍然热诚地对待学生。我认为，他是真心实意对学生的。为了学生的进步，他不惜牺牲自己。 第四，集体科研、个人科研尽了最大努力，取得了丰硕成果。 尽管李永采老师为了培养人才，把绝大多数的精力都用在了教学和学生身上，可是他的科研成果也是不小的。他是挤时间搞科研的，每天晚上10点钟以后才是他能够自由支配的时间（也不尽然，有时学生在他那里到11点甚至12点才离去）。他具体写了多少论文我不清楚，我只知道他和78级同学合写的有关俄国民粹派问题的小册子前些日子寄往商务印书馆，和另一位同学合写的探讨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论文寄往《历史研究》编辑部。还记得，咱师院学术讨论论文集上有他的文章。 第五，[⑦] 李永采老师不会搞关系。他的这一个特点也是同学们经常议论到的，因此，也一并写在这里。有的同学说：他假若是会“玩”（指会搞关系学），早就提升为副教授了，处境也就不至如此狼狈了。 我想结束我的信了。根据以上谈的情况，我认为，李永采老师够资格提升为副教授，特别是在与他人相比较的情况下。假若像他这样水平的老师都提不上，自然也就无话可说。可事实却偏偏不是这样，与他同等水平、甚至某些方面还赶不上他的老师都提了，而独独漏了他，这是于人、于事、于理都不公的，是不足以服广大师生之心的。倘若天下人知道的话，我想，也是不足以服天下人之心的。我承认，人无完人，金无足赤，李永采老师在工作中肯定也是会有缺点的，但我觉得，看问题应看主流，提教授是学位问题，应按标准卡，作为支流方面的缺点是不足以影响提职的。有关他家属的事情同学们也早就听说了，但我认为，那问题同样不应影响提职。 最后，我想向院领导提几条建议。这是我写这封信的主要目的之二。 一、建议在师生中间展开下列问题的讨论： 1、师范院校究竟应以科研为重点，还是应以教学为重点？二者的关系如何摆正？ 2、师范学校中，什么样的老师才算是一个好老师？ 3、咱校中，哪些老师最受学生欢迎？这样的老师算不算是好老师？ 二、建议在教师提职问题上排除来自“人事关系”方面的干扰，严格按标准卡，同时，多征求一些学生的意见，来个“民意测验”更好。谁好谁孬，立见分晓。领导不用犯难为，群众心里也舒畅。 三、建议定期评选优秀模范教师。 四、认真对待李永采老师的提职问题。因为这并非单纯关系到他一个人的问题，而且还关系到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任人唯才的原则、按劳分配的原则等能否得到认真贯彻执行的问题，同时也是关系到院系两级领导能否得民心的问题。假若处理不公，肯定不会得民心的。 以上啰啰嗦嗦谈了这么多，看法和想法不一定正确，如有错误，请领导批评指正。 我写这封信是在受内心一种强烈的正义感的驱使下写的，同时也是经过思想反复斗争后才拿起笔来打这个抱不平的。我认为，作为一个学生，应该说出自己的内心话。为了防止莫须有的非议，我请你们对我写信的事保密，信的内容不必保密，责任由我负，并请你们调查落实。如需要，可召我面谈。 此致 敬礼！ 历史系77级学生 王瑞聚 1981年元月6号 关于第二份“万言书”，是在四年的大学生活即将结束，亦即离校之前的几天写成的，在今天看来，这应是“最后的哀鸣”和“垂死的挣扎”吧。笔者保存至今的有第一稿、第二稿、第三稿（均16开信笺）。第一稿较乱，真正是“草稿”，特别是其中的第4页，如一把乱草一般，简直无法辨认。第二稿为誊抄稿，并经人阅读和增补，增补的语句用红色圆珠笔。笔迹很不熟悉，不是和我关系比较密切的几位同学的笔迹，故不知亦即记不起是何人所为。估计应该是某位也参与其事的同学。有可能是赵春万（班党支部成员）。或者是夏玉龙（班里的党支部书记）？对照第三稿，这位同学增补的语句有些已被采纳。第三稿是一份复写稿，即用复写纸复写了保留下来的底稿，共5页，字迹比较工整、清楚，由此断定应是定稿，亦即上交稿的备份。2008年3月18日，我把它打成了电子稿。全文如下： 历史系七七级全体同学关于在校期间所编《世界古代、中世纪史故事选编》的意见和要求 系、院两级领导： 我们历史系77级47名同学[⑧] 在校四年，在李永采老师的组织和指导下，编写了《世界古代、中世纪史故事选编》（共54篇，现存李老师处。以下简称《故事》）。目前，面临毕业，我们已无法看到自己的劳动成果问世，眼见四年的心血将有付之东流的危险，先前想为四化做点贡献的愿望即将落空，因此，我们以极为沉痛和遗憾的心情向领导作一书面汇报，并提出自己的意见和要求。 我们入校后，在学习世界古代、中世纪史时，因任课老师李永采素日对该历史阶段内某些重大历史问题、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有所注意和研究，加之同学们是文革后进入大学的第一批水平较高的学生、有旺盛的创作热情和为四化做一点贡献的雄心、有一定的写作能力，因此提出了编写《故事》的倡议。这一倡议马上得到了全体同学的热烈拥护和支持。拥护和支持的另一原因是，同学们大多来自农村和民办教师队伍，亲觑农村中学世界史教学中的困难，痛感有关资料和参考书的奇缺。因而觉得如能编出一套有助于世界史教学的参考读物，给广大的大、中学历史教师包括未来的自己带来方便，将是“为四化做贡献、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的最好体现。且如能成书，或正式出版，做为一项集体的劳动成果和科研成果，又将是极为光荣的事情。 师生共同的愿望和打算在当时马上得到了系领导的大力支持，很快就被列入系科研计划之内，系里并准备增添人力（包括教师和研究生）帮助编写、指导和审稿。 《故事》列入系科研计划后，师生便满腔热情、信心百倍地行动起来，利用课余时间，不辞劳苦地进行了工作。先是由李永采老师拟定题目，每人分工一篇或几篇，并为每个题目开列了应该借阅和参考的图书目录、论文索引。再由班集体到图书馆、期刊室、资料室借图书资料。同学们在阅读和摘录大量资料（包括翻译外文资料）的基础上，在李老师具体的指导下，编写出了《故事》的第一稿。在通读第一稿的基础上，李永采老师又缩小编写人员的范围，组成一个编写小组，分工协助原作者对第一稿进行修改工作。后来，师生又进行了第三稿的修改工作。这一过程整整将近四年。 四年来，师生为了编好《故事》，不知花费了多少心血。从指导老师方面讲，既要逐人逐篇地指导，大到谋篇布局，小到遣词造句，又要不断地为同学跑图书馆，跑资料室，跑教师阅览室，甚至还要到外地借书。此外，还把自己的私人图书毫无保留地贡献出来，供同学阅读和参考。从同学方面来说，同样是辛苦异常，都是第一次从事这样的事业，不知从何着手，但为了写好自己所分工的稿子，皆人人争胜，不甘质劣。既博览，又精读，读了上千册的书刊，还翻译了大量外文资料，做了大量的笔记、卡片和年表。为了写好一篇一万字的稿子，初稿竟达七万字之多（如“布匿战争”篇）。[⑨] 整个《故事》的编写，集体是三易其稿，而最初每个同学在写初稿的时候，还不知是几易其稿！ 总之，师生四年是含辛茹苦，呕心沥血，其情其景，非是用言语所能描绘，更非是外行人所能理解的。四年辛勤的劳动，结出了丰硕的成果。到目前为止，稿子已初步编成，共54篇，分古代、中世纪两部分，各27篇，约50万字左右。《故事》并非文学性质的作品，它既带有故事情节，又具有较严密的科学性，有些篇目是国内学术界从没有人涉猎到的。《故事》最大的实践意义就是供中学历史教学参考之用，也可供大专历史教师参考和历史专业的学生参考之用。 《故事》虽然已经编出来了，但由于种种原因（其中主要是系领导先是积极，后来消极……）一直未能按计划组织定稿并交付印刷。从系里方面来说，基本是无人管无人问。以上，班里曾有部分同学通过书面的形式和面谈的形式向院、系两级领导多次反映过这情况，陈述同学们的呼声，但一直未得解决。当初，同学们是多么满怀希望！希望能在毕业前拿到自己的“成果”！但现在，希望已是落空。对此，同学们议论纷纷，意见很大。因此，强烈要求领导对此问题引起充分重视，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以使同学四年来的愿望变成现实，使同学们四年的汗水和心血不会白流！ 我们要求，系里（或院里有关单位）出面承担，组织落实这一计划的实施。我们认为，这是你们责无旁贷的！尽管我们在离校前已不能看到自己的成果问世，但我们热切地期望毕业后能在自己的岗位上得到我们母校寄给我们的“自己的劳动成果”，即使花钱，亦在所不惜！热切地期望我们的《故事》能为四化做贡献，能为提高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做贡献！如果这一计划不能最终落实，那么，谁是责任的承担者（无论是集体还是个人），谁将无法向我们77级全体同学交待，也无法向我们之后的各年级交待，将永远受到“历史”的谴责！将是永远欠给我们的“账”！我们是热爱自己的母校、热爱自己的系的，对自己的母校、对自己的系是充满着希望的！但愿我们的满腔热情不会化为冰水！但愿我们的殷切希望不会落空！！ 我们的意见是，系里马上决策，与各地中学或县教育局，或大专院校历史系联系，发出征订单，达到可观的印数后，即行交付印刷厂印刷。这不但是对我们一个班、而且对我们整个历史系都是极有现实意义又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事情！它将鼓舞我们之后的各年级同学发奋攻读和钻研，更将鼓舞我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勤恳工作和战斗！ 我们也认识到，由于受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故事》的质量定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我们认为，只有问世，才有广泛征求意见的机会，才有进一步修改提高的可能。我们殷切希望，我们历史系的每一位领导和老师，大家都来为我们的《故事》贡献自己的力量！群策群力，让我们心血的结晶，劳动的成果，以它崭新的面貌贡献给四化大业，贡献给教育战线上的同仁！ 我们认为，我们77级全体同学与老师合作，进行《故事》的编写，是十分有意义的，它既使我们每个同学受到了一次实际科研的锻炼，如能印出，又能为我们整个班集体、整个历史系争得了荣誉，更重要的是，它对于提高和促进世界史教学的质量具有着现实的意义，它将记录下我们曲师院历史系的历史的光荣的一页！ 当我们面临毕业，想到毕业前“给母校留些什么？”时，我们首先想到：就留下这《故事》——如能印出的话，就留下这荣誉——如能印出的话，作为给母校的永久的纪念！！ 历史系七七级 全体同学 1982年元月3日 这份《意见和要求》，上交给了历史系领导（大概是李兆玺书记）。但毫无疑问，它的结局也同上述给党委的《信》一样，不知在何处折戟沉沙，总之是，—— 石沉大海了！ 一部几十万字的“故事”，就这样被埋进了心底，慢慢把它遗忘！ 2013年8月9日于黄海之滨山东日照 作者：王瑞聚，男，1948年生，山东省莒南县人，曲阜师范大学教授，中国世界古代史学会会员。1982年1月毕业于曲阜师范学院历史系，获学士学位。毕业后分配到临沂教育学院历史系任教，先后担任世界现代史、世界古代史、世界中世纪史等课程的教学，并兼任脱产进修和函授班班主任（先后8个班）。1985年考入云南大学首届世界史助教进修班，学习硕士研究生课程一年。1992年“奔向大海”，调到曲阜师范大学日照分部（后扩建为日照学院），归属曲阜师范大学马列部（后称马克思主义学院），任《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道德修养》、《中国革命史》、《欧美概况》等公共理论课教学，并开设《世界五大宗教》、《世界三大一神教》、《印度的历史与宗教》、《古希腊文明概论》、《中国落伍问题研究》等公共选修课。发表学术论文四十多篇，其中多篇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复印。获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三等奖各一项，日照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特别贡献奖及一、二、三等奖各一项。曾获专业技术拔尖人才、教书育人先进工作者、模范教师等荣誉称号。2008年10月退休。退休后整理“我的字纸”（拟出15卷），已出三卷：《古希腊罗马论丛》，山东电子音像出版社，2009年版；《宏观历史比较与中国落伍问题》，名人出版社，2011年版（精装版待出）；《古希腊文明概论》，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2012年版（精装）。 [①] 我是学历史的，自然知道彭德怀的故事。 [②] 近日从网上搜了一下，得知崔戎书记是山东淄博人，1911年生，毕业于北京辅仁大学，1937年参加革命，先后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山东大学党组副书记、青岛医学院党委书记、教育厅副厅长、曲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1980年2月－1982年7月），1982年11月离休。多年来始终保持平和心态，待人宽和，生活有规律，注意均衡饮食，常年坚持适量运动，虽年逾百岁，身体依然健康。 [③] 如底稿中的笔下误，一般会得到改正。 [④] 菏泽老同学李宪臣就这样说过。 [⑤] 此处原文为“四方面”。根据后面的内容判断，应为笔下误，故改正。 [⑥] 原件此处旁边另写有“私有制起源 雅典国家的形成→谈国家的产生 西欧封建制的形成”几句话，应是笔者在底稿完成后又为了用事实说话，而回忆李永采老师所布置的作业的具体内容时所记。可以断定，这些内容最后都补充进了最后的上交稿亦即上交给党委书记崔戎的那份儿意见书中。 [⑦] 此处原文为“第四”，属笔下误，故改正。 [⑧] 全班48名同学，内蒙的巴哈因为入校晚，没有参与这项工作。 [⑨] 此篇为笔者所写。 （原载王钧林主编：《山高水长——李永采教授执教65年纪念文集》，第388－401页。泰山出版社，2015年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