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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中舒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早在30年代，他就以一个“学术水平很高的专家”扬名于学术界。他一生勤勤恳恳，自强不息，从事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达70年之久，撰写学术论文100多篇，专著数册，为国家培养出一批又一批优秀的专业人材，硕果累累，桃李满园，为学术研究的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98年是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四川大学与中国古文字研究会在成都四川大学联合举办纪念先生百年诞辰暨国际古文字学学术研讨会，众多海内外知名学者云集川大。值此之际，学界同仁无不深切缅怀先生。笔者作为先生晚年的学生，师从先生敬承教诲近10年，特撰此小文，以作为对先生的纪念。 一、生平梗概 徐中舒先生，安徽省怀宁县(今安庆市)人，生于1898年10月15日。上代务农，世居安庆城北的月山。祖父徐振庆家境贫困，生有3子，长子徐家文，即先生之父。徐家文自幼学木工，有一手精湛的雕花技艺，称道于乡里。不幸于先生3岁时因意外事故逝世。 先生的母亲姓金，先生父殁后，于1902年带着5岁的儿子进了当时的慈善机构——清节堂。堂内附设织布厂和义学(育正小学)，使堂内受救济的妇女能通过劳动补助收益，孤儿也能有读书的机会。先生7岁入育正小学读书。母子生活极为艰苦，后来先生在《先妣事略》中谈及当时的光景说： 每日辨色而兴，则使不肖起，不肖东行入学，则吾母西行入织。及薄暮，不肖归自学，则吾母归自织。入夜则一灯荧然。凡日间未竟之事，如不肖母子衣服缝治与浣濯，皆于此时为之。往往刀剪声与碓杵声相杂下。或至凌晨鸡鸣，入息片刻时即兴。吾母织作之勤，恒倍他人，每当盛暑，汗出如渖，机旁恒置水一盆，巾一方，汗下则出巾自拭，闲时绞之，则若小雨淅沥自檐溜间下注于盆。及今思之，其艰辛之状，不禁为泪涔涔下也。 这段艰辛的经历，对先生今后的立志立德都无疑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1914年先生考入安庆第一师范学校。在该校他接触到桐城派古文，学习兴趣很浓。1916年毕业，在该校附小任教。1918年后又曾在武昌高等师范及南京海河工程学校读书。1921年经人介绍，到桐城方家任家庭教师。1922年又到上海李家任教，均讲授《左传》。1925年考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师从王国维、梁启超等著名学者。一年后从清华毕业回到安庆，在合肥六中任教半年，旋又受聘于上海立达学园。其间，曾在《立达》第一期上发表了《古诗十九首考》，引起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刘大白的注意，1928年即被聘为该系教授。不久又被聘为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1930年因陈寅恪先生推荐，到北平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专任编辑员，两年后升为研究员。1931年兼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九·一八”事变后，史语所南迁上海，后又辗转至长沙，先生在长沙应中英庚款与四川大学的协聘，辞去史语所职务，到四川大学历史系任教。1939年暑期，川大为避空袭，迁往峨嵋山。其间先生又受武汉大学之聘兼该校教授(当时武大迁在乐山)。1943年川大迁回成都，他又到华西大学和迁到成都的燕京大学兼课。1946年秋应聘到南京中央大学任教，次年返回川大，任历史系主任直至80年代(中有短期间断)。 建国后，先生于1952年被任命为西南博物院院长，1956年经教育部审定为一级教授，又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粉碎四人帮后，又当选为五届人大代表，还被推举为四川省历史学会会长、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长。 二、学术贡献 1925年，徐先生考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师从王国维、梁启超等著名学者。王、梁等人为学界巨子，学贯古今，涉猎甚广。先生承其学风，学路宽广，在先秦史、古文字学、考古学、地方史、民族学等方面都有很高造诣，撰写论文100多篇，专著数册，多有独到之处。本文择要介绍史学、古文字学和文献学三个方面的成就。 (一) 史学 先秦史是徐先生的主攻方向，撰文达四五十篇之多。早年的重要论著有著名的《耒耜考》，该文将出土古文字材料与古代典籍及实物相互对照，作了周密的考证，阐明了古农具耒和耜的形制及其功用。关于耒和耜，虽两千年来有不少学者作过研究，但他们大多仅仅根据文献典籍来考察，故而始终众说纷纭，似是而非。该文的发表，一举廓清了这学术上的迷雾。文章首先从考释甲骨文的“藉”字入手，此字字形奇诡，不易认识。以前罗振玉先生曾释为“扫”字，但验之卜辞，字形与辞例均不相合。先生该文联系与此字形相近的金文，探索其发展变化的踪迹，发现甲骨文“藉”字是“象人侧立推耒，举足刺地之形”。此字既明，“耒”字之形以及由耒字省变的“力”字、从力的“男”、“协”、“加”等字的字形均随之而明。一些有关字的本义与引申义也可从而钩稽出来。如金文中的“丽”字，从两耒，古时两耒并耕为耦耕，故而“丽”有匹偶之意，引申之，夫妇二人称为伉丽。这一系列与耒字相关的字，不仅可以证明藉、耒二字考释的正确，并可从金文耒字像秉耒之形而知耒的形制是“上端钩曲，下端分歧”的木制农具。 徐先生对古代生产工具的考察，最终目的是为了揭开古代社会发展的奥秘。他在文中指出：“虽是一两件农具的演进，有时影响所及，也足以改变社会的经济状况，解决历史上的困难问题。”该文发表后，得到了国内外学者很高的评价，在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该文的另一重大收获，是古文字研究方法的重要进展。早期的古文字研究，方法很不完善，很多人轻出臆说，不讲究科学的方法，更无周详的考证，务在释出别人所不识的新字，而结果往往是一无所获。而徐先生则是将出土的古文字材料与古代典籍充分结合起来进行古史研究，使文字的考释与古史研究紧密结合，其结果不仅使古史的研究取得重要突破，而且在古文字的考释上也大有创获。陈梦家先生就曾对这种方法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在谈到《耒耜考》的时候指出：“用这种方法处理文字是很正确的。”(《殷墟卜辞综述》，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67页。) 为了论证殷商文化绝非受西方外来文化之影响而产生，徐先生发表了若干论著，其中《殷人服象及象之南迁》一文，对商及先商农业之悠久历史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讨论，论证了甲骨文的“为”字是“从又(手)牵象”，表示役象助劳之意。并从《禹贡》豫州之得名，进一步证实古代河南产象之说，指出“豫”字乃“象”“邑”二字之合文，“予”字乃“邑”字之讹。联系到古时姓名字多从女，表示以“女生为姓”，从而得知舜后为妫姓，乃服象之族;春秋时郑有□之地，也不外因服象而得名。传说舜弟象封于有庳，庳、鼻古音相近通假，鼻为象之特征，有庳盖附会服象之事而出现。 后世传说的古史，多荒诞不经。由于象之南迁，到战国末年，韩非说人们很少看到活象。中原既无象，这就使人们无法理解“象为舜耕”，“商人服象”以及周公“驱虎豹犀象而远之”的传说，这些传说经过徐先生的研究，所谓荒诞也就成为信实了。 徐先生在先秦史研究方面的重要论著还有《殷周文化之蠡测》，该文打破一般学者把我国古代王朝视为同一个民族的传统见解，指出殷周本属两个不同的民族，周人承受殷人文化而有所革新，故而殷周在文字、生活习俗等方面大体相同，而在姓氏、历法等方面则有异，这体现了民族习惯之间的差异。《殷周之际史迹之检讨》，认为太王居岐以后，即以经营南土为其一贯之政策，所谓文王受命，乃是周人国力膨胀已臻极限，舍伐纣而无他途之时的国势，旧史所言文王积德行义之说实不值一辩。《黄河流域穴居遗俗考》，根据考古发掘材料，指出黄河流域有大批竖穴和窦窖，其中有的有足窝可以上下，有的有台阶可以出入，并用古文字材料与上述情况相印证，说明古时黄河流域以穴居为主，这一地区地面建筑的出现，乃是受淮河流域地面建筑的影响所致。《井田制度探源》，认为田的初义为田猎，为战阵，“田之所象，实与田猎之阵营相符”，“井田之形方，实由田猎社会演变而来”;并对周人的“爰田制”作了新的探索和解释，指出殷周之际，荒土颇多，周人在农业上实行粗耕，地力既竭，便转徙他处。其后空地渐少，不能供转徙之用，则须与他人换土易居，这就是爰田制，所谓“爰田”，就是“交换其田”。《论东亚大陆牛耕的起源》，阐明春秋以前牛耕说之不可靠，指出牛耕始于战国时的三晋，而普遍推广则始于西汉赵过。《论周代田制及其社会性质》、《论西周是封建社会——兼论殷代社会性质》两文，从田制入手对周代社会性质作了详细考察，并将殷周社会进行对比研究，指出两者性质不同，殷代是奴隶社会，而周代则属封建社会。这些论文方法新颖，论据充实，创获颇多，此不能一一详述。 徐先生执教于四川大学，居蜀以来，又致力于四川地方史的研究。记述著名特产，作《蜀锦》。考证出土文物的特点及其与中原的关系，作《四川彭县□阳镇出土的殷代二觯》、《四川涪陵小田溪出土的虎钮于》、《青川木牍简论》等文。探索四川古时与邻接地区的相互关系，撰有《论〈蜀王本纪〉成书年代及其作者》、《试论岷山庄王与滇王庄》、《宋代斗夷源于楚国令尹子文说》、《川甘边区的白马人为古氐族说》、《〈交州外域记〉蜀王子安阳王史迹笺证》、《古代蜀楚的关系》(与唐嘉弘合作)、《古代都江堰情况探源》等文。晚年出版的《论巴蜀文化》，是他研究四川地方史的代表著作，该书涉及广泛，见解深透，对四川地方史的研究具有不可磨灭的开拓之功。此外，在研究四川地方史的同时，徐先生还把视野扩展到整个西南地区，《论商于中楚黔中和唐宋以后的洞》一文，对历来认识模糊的所谓“洞”的概念作了新的解释，指出“洞”乃是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村公社，从古代一直延续到明清。这些研究成果都受到学术界的普遍重视。 (二)古文字学 古文字学与古史研究互为表里，徐先生在研究古史的同时，在古文字学上也作出了重要贡献。徐先生亲自主持编纂的《甲骨文字典》，是甲骨学划时代的巨著。该书兼采各书之长，独创最先进的编纂体例，对甲骨文字的解释，分为字形、解字、释义三部分，所收甲骨文字形，按时代先后分五期排列，使读者能通过该书对甲骨文有一个较为全面深入的了解。书中既广泛吸收了最新研究成果，又融入了徐先生数十年研究甲骨文的重要收获。对甲骨文字的解释，充分体现了徐先生的研究方法，强调字与字之间的相互联系和文字与历史背景的密切关系，释出许多新字，纠正了许多以往考释工作中的谬误，代表了20世纪甲骨学研究的新水平。由于《甲骨文字典》的这些长处，所以该书一出版，就饮誉中外，受到学术界一致的高度评价。 《金文嘏辞释例》是徐先生研究金文的重要论著。该文全面系统地对铜器铭文的祝嘏之辞作了比较归纳研究，充分结合古代典籍，考释了金文中各种嘏辞的含义，解决了许多前人未曾弄清的问题，并对各种嘏辞的时代进行了探索，许多成果今天看来仍然准确无误。如指出“万年无疆”、“万年眉寿”、“眉寿无疆”等嘏辞主要盛行于西周厉、宣之世;而凡言“无期”者，如“眉寿无期”、“万年无期”、“寿老无期”、“男女无期”等，均为春秋时成周偏东地区之器，结合《诗·鲁颂》“思无期”之语，可知“无期”语春秋时盛行于东方。由此推论，《小雅·南山有台》有“万寿无期”，《小雅·白驹》有“逸豫无期”，或即东周之作。又如金文时常提到“永命”、“灵命”、“嘉命”，以前多误解命为性命之命，该文结合古代典籍指出：命并非性命之命，乃天命。这反映了古人以人世兴衰系于天的思想。在时代上，“永命”主要流行于西周，而“灵命”、“嘉命”则是春秋时的常用嘏辞。由于该文考释精到，论证翔实，因而饮誉学界，成为治金文者的必读参考资料。徐先生在金文方面的重要论著还有：《□氏编钟图释》，对氏编钟铭文中不常见的疑难怪字作了详细的考释，释出了许多前人不曾认得的难字，并考定该编钟为春秋时晋器。《陈侯四器考释》，综合考察战国时期田齐国君之器，提出了许多新见解。该文在学术界有广泛影响，郭沫若先生就曾根据该文所取得的成果对其所著《两周金文辞大系》作过修改。《禹鼎的年代及相关问题》，联系大量金文材料，对禹鼎的年代作了全面的考察，将该器年代考定在厉王时期。文中并对金文材料所记载的西周时期周王朝与南方淮夷的战争，广泛结合文献记载，作了全面系统的研究，指出西周时期，周王朝与淮夷的战事主要发生在穆、厉、宣三世，使文献记载与金文材料相吻合，在铜器断代和西周史的研究上作出了重要贡献。徐先生在甲骨文研究方面除上举《甲骨文字典》之外，重要的论著还有《甲骨文中所见的儒》，对甲骨文的儒字作了全面的考察研究，指出该字的多种形体，论证了殷商时期儒为巫师一类人物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周原甲骨初论》，对与殷周史实有关的周原甲骨文作了详细的考释，指出了周原甲骨文在字体结构和词汇上的特点，并论证了周原文化的两个来源以及周文王时期的殷周关系，这些成果都在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文献学 古代典籍是赖以研究古代历史文化的宝贵材料，对典籍的整理研究直接关系到古史研究的质量，所以自古即有不少学者致力于此。但只有学臻高深、实事求是的学者，其研究成果方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徐先生的《战国策的编写及有关苏秦诸问题》一文，对《战国策》作了深入的研究。战国时期的苏秦和张仪，传统说法一直认为二人是同时的敌对人物。该文广泛结合其它有关典籍，对此作了详细的考证，指出《战国策》中有关苏秦事迹的记载与史实不符，苏、张二人并不同时，张仪早于苏秦。张仪在秦惠王时期(前377—前311年)仕于秦，与之敌对的同时人物是公孙衍和陈轸;而苏秦乃是齐闵王时期(前300—前284年)的风云人物，与之同时的人物是田文。苏秦因替燕国在齐国进行反间活动，被齐国发觉而致死。该文的这些研究成果，竟然为10年后地下出土的考古材料所证实，1974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战国纵横家书》，其有关记载与先生所论基本一致。 徐先生在这方面的成果还有：《豳风说》，该文根据《诗·豳风》所反映的风俗习惯和物候农产，指出《豳风》并非如传统所说，产生于高寒干燥的豳地，而应是春秋时期东方鲁国之诗。《左传的作者及其成书年代》一文，指出《左传》记事虽有夸张失实之处，不必尽信，但其成书充分利用了当时的文献材料，保存了许多古史传说，仍不失为研究古史的必读书籍，并将其成书年代考定在公元前375—前351年之间。《九歌九辩考》一文，论证了《九歌》《九辩》并非作于战国末期，而是西汉人所作。另外，徐先生在这方面还有不少研究成果并未公诸于世，如他在讲课中多次谈到《尚书·盘庚》应为西周时宋国人所作，不过，文中的记载仍然符合殷代的实际情况，所据材料是可信的。如篇中讲到盘庚对殷庶民说，如果我做得不对，我的祖先要惩罚我;但如果你们不听我的话而带来了恶果，我的祖先也要惩罚你们，并且还要告诉你们的祖先，你们的祖先也不会来搭救你们。这种祸福由祖先而不由上天的思想，就是典型的殷人思想，等等。这些古文献经过了徐先生的深入研究，将会在学术研究上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三、治学方法 徐先生在长期的学术研究中，在继承前人治学方法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较有特色的科学的治学方法。(一)“古史二重证”的继承和发展自王国维先生提出“古史二重证”的研究方法以来，传统的史学研究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徐先生在古史研究中充分继承并发展了这种方法，他发表的百数十篇论文，都无一不是运用这种方法的良好范例。如上文提到的《耒考》、《殷人服象及象之南迁》等文，都是将出土古文字材料与古代典籍充分结合来进行古史研究，其结果不仅使古史研究取得突破，而且在古文字研究上也大有创获。由于时代的局限，王国维先生的“古史二重证”依据的地下材料主要只是出土的古文字资料，而徐先生除古文字材料而外，还充分吸取了考古学成果。他早年撰写的《再论小屯与仰韶》，根据当时的考古发掘材料，参以文献记载，探讨了仰韶文化的性质及分布地域。建国以来，考古工作有了很大发展，徐先生充分吸取最新考古学成果，于1979年写成《夏史初曙》，放弃了他以前主张仰韶文化为夏文化的观点，同意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并结合典籍记载，对夏史作了新的探索。此外，如上文提到的《黄河流域穴居遗俗考》等文，在古文字材料以外，也充分结合了当时的考古发掘资料。 考古学离不开对古器物的研究，徐先生在这方面也有很深的功底，撰有《论古铜器之鉴别》、《说尊彝》、《殷代铜器足征说兼论〈邺中片羽〉》、《福氏所藏中国古铜器》、《寿县出土楚铜器补述》、《关于铜器之艺术》等论著，为我国考古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上文提及的《四川彭县阳镇出土的殷代二觯》和《四川涪陵小田溪出土的虎钮于》，也都是通过对考古器物的研究，揭示出古代四川与外界联系的史实。不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徐先生对“古史二重证”的发展并不止此，重要的还在于他进一步将对照范围扩大到边裔的少数民族，包括民族史、民族学、民俗学、人类学等各个方面。这就是他时常提到的“古史三重证”的研究方法。例如他认为，研究殷代史，如果只从有关殷代的史料去考察，还是不容易弄清楚。如果通过对四方边裔各种族历史的考察，再结合古史去研究，就容易弄清真相。如中国古史关于“五服”、“九服”之制，两千年来迄无定论。徐先生根据对三国时期夫余族和辽代契丹族的研究，指出“汉代的夫余，乃殷亡以后北迁的蒲姑之后，因此夫余部族中，保存了不少的殷商旧制”，“殷商的奴隶制度和契丹的奴隶制颇为相似”。具体说来，契丹人的部族制类似殷“侯”服，乃防守边境的部族;契丹人的“捺钵”相当于殷之“甸”服，献纳皮革及农产品;辽之“南面官”相当于殷之“男”服，任一切人力物力之徭役;辽之“斡鲁朵”相当于殷之“卫”服，是担任保卫工作的近卫军。这是殷之“四服”，是指定服役制。而《禹贡》的“五服”和《周礼》的“九服”，则是后世根据殷制改编而成的。这种指定分工服役制甚至在前半个世纪的中国境内的傣族、贵州洞崽苗族中还可以看到(《傣族社会调查报告》，《人民日报》1957年11月19日。)。徐先生的“古史三重证”，使中国古史的研究方法更臻完善。 考释古文字是古文字学最基本最重要的工作，而掌握正确的考释方法，乃是该项工作的核心。徐先生根据多年来研究古文字的心得体会，逐渐总结出了自己的一套科学的考释古文字的方法，后来写成《怎样考释古文字》一文，系统地向学术界介绍这种方法。文中说：“古人造字，决不是孤立的一个一个地造，每个字的形音义，都有它自己的发展历史。因此考释古文字，一个字讲清楚了，还要联系一系列相关的字，考察其相互关系。同时还要深入了解古人的生产、生活情况，根据考古资料、民俗学、社会学及历史记载的原始民族的情况，和现在一些文化落后的民族的生活情况，来探索古代文字发生时期的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根据这些东西，探索每个字的字源和语源。这样考释古文字，才有根据，也才比较正确。”如古代黄河流域普遍是穴居或半穴居，即所谓的“陶复陶穴”。反映在文字上，就有一系列与此相关的文字，如： “穴”字，甲骨文像以土覆盖梁木之上，为穴居的窑洞。 “复”字，甲骨文像半穴居有前后两道出入之形，引申之，则有覆盖、复杂、反复诸义。 “良”字，重在描绘半穴居的两道走廊，为廊之初文，两道走廊，空气流通，生活条件改善，故引申之有良好、明朗诸义。 “丘”字，像半穴居地上有两个门洞之形，与“复”字同是半穴居，只是“丘”字描绘地上的门洞， “复”字则是地下的平面图。 “京”字，甲骨文、金文均像地面上有小屋顶，深穴居下面有木柱支撑之形。此字与丘字同是穴居，丘像半穴居，京则像深穴居。《说文》云：“京，人所为绝高丘也。”《后汉书·东夷传》说挹娄“土地极寒，常为穴居，以深为贵，大家至接九梯。”这种深穴居就是京。周人居豳时所居的深窑洞也叫京，周人迁居周原后，虽有宫室宗庙等地上建筑，但周人仍称他们所居的地方为京。《诗·大雅·大明》歌颂王季之妇太任，说“自彼殷商，来嫁于周，曰嫔于京”。周人初居周原时，还是周京并称。 “享”字，甲骨文、金文并像穴居上有小屋顶，下有火塘之形，一家人饮食睡眠皆在其中，今边区少数民族还保存有这种风俗。人们只要看到这个小屋顶上有炊烟上升，就知道这家人正在烹调食物饱飨盛馔，故享字往后在楷书中就分化为烹、亨、享三个字。 以上这些字，如果只了解其一面，就很难全面地探索其字源和语源。穴居时代没有木梯，人只能从土阶上下。在穴居外挖一个窖穴储藏食物，其大小约在一米宽、二至三米深。在一米宽的两边，用小刀挖成上下对称的足窝，其形如 ，人就踏在这仅有一米宽的足窝上下。《说文》还存在一个 部，就是这种窖穴中足窝的象形字。后来有了独木梯，其形如 ，还是仿足窝制成的。金文中偏旁从折诸字，如折(克鼎、毛公鼎)、(师望鼎、克鼎、叔家父鼎)、誓(番生簋)等，都是从斤，像以斤断独木梯之形，《说文》以为断草，明显是错误的。金文中偏旁阜，都是像独木梯形。《说文》中偏旁从阜之字，多与从土旁之字通用，如、坑，都应是用足窝升降普遍存在时所造的形声字。独木梯盛行以后，《说文》中偏旁从阜之字，如陟、降，就明显地像其从独木梯上下陟降之形。其它从阜之字，如、坠、阽、陨等，都有升降陨坠危不安的意义。用这一系列的字来解释一个阜字，就比较全面了。 四、人师风范 先生作为一代学术大师，不仅于学术有重大贡献，而且品德高尚。他有强烈的爱国热情，自强不息，诲人不倦，提携后学，诚以待人。其较为突出者，略举以下数事。 先生为人正直，威武不屈。十年动乱中，“四人帮”疯狂地迫害知识分子，先生受到极不公正的对待，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劫难中，有人示意要他写一篇“西南女国”的文章，会有好处。但先生抱定“临难毋苟免”的信念，断然拒绝，终不充当“四人帮”的御用文人，正气凛然，堪称楷模。 “人之有德惠术知者，恒存乎疾”，早年的艰苦生活造就了先生高尚的品格。先生是从艰难困苦中走过来的，深知物力为艰，终身极为节俭，在生活上衣取蔽寒，食取果腹而已。记得我们刚入学时去拜见先生，见先生作为一代知名大学者，竟然居住在总面积不到30平方米的两间旧房里，大家都深为他抱不平，而先生却处之泰然，反而勉励我们说：“‘士志于道’，搞学术研究的人重要的是要在学术上作出贡献，生活上的一切都是小事。你们以后一定要把精力集中在学业上，千万不要在生活琐事上花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后来学校退还给了先生原来的旧居，先生又把最大的一间会客室拿来作为古文字研究室，作为授课、编写《甲骨文字典》等工作的场所。 先生诲人不倦，为培养后学倾注了大量心血，但却从不收受学生的任何礼物。大家都深知先生的为人，节假日去看望先生，都从不敢买任何东西。记得一个同学报考先生的研究生，考前的春节，去给先生拜年，同时也向先生请教一些学习上的问题。先生详细解答了他的问题，并勉励他认真备考。临走时他拿出了礼物，先生的态度一下就变了，坚持要他把东西拿走，最后他只得把礼物提走。他回去后惴惴不安了好多天，觉得对他报考研究生肯定会产生极其不利的影响。其实先生待人极为宽厚，也很理解学生的心情，并未因此对他产生什么成见，后来他通过考试，终以优秀的成绩录取为先生的研究生。 先生本性谦虚朴实，就是对他的学生也一样。记得毕业后我们在他家编写《甲骨文字典》，有一次适逢成都古籍书店翻印《说文解字段注》，来请先生提写书名，我们也乘机求先生的墨宝以作永久之纪念，先生欣然应允，而在落款的时候竟称我们为“先生”，我们作为他晚年的学生，实在不敢承命。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先生仙逝了，但他留给了后人不朽的学术成果和高尚的人师风范，为后人所景仰。作为一代学术大师，先生德业长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