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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城寿者，夥矣。我这里说的“四老”,皆史林鸿儒，倘以年龄高低为序，他们是:何兆武(九十三岁)，齐世荣(八十八岁)、刘家和(八十六岁)、金冲及(八十四岁)。这四老中，我最早认识的是金先生。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在复旦大学历史系念大三，他教我们中国近代史，白驹过隙，物换星移，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了。其余三老，均相识于“科学的春天”之后，也各有三十多个年头了。我与这几位前辈历史学家的结缘，竟是出奇的一致:缘于书，传于书，情于书，任凭风雨无常，时间流逝，唯书香常在。 回眸过去，其实我很早就读过何兆武先生的译作了。检点兰克史学东传史，我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从一本当时专登译文的杂志中，读到了至今仍留有深刻印象的出色论文:《美国与德国历史思想中的兰克形象》，当时还在上大学三年级的我，对兰克史学之真谛虽还是懵懵懂懂，但对它的博洽与精深却充满了好奇与敬意，并由此对西方史学产生了历久不衰的兴趣与进一步求知的渴望。不过，我当时注意的是兰克，而不是那篇文章的作者伊格尔斯(当今美国史学史名家)，也没有留意译者何兆武先生。当我再次读何先生译作，已是改革开放之风起于青苹之末的时候，在读西方学术名著《西方哲学史》时，不仅知晓作者罗素，也记住了译者何先生的大名。此后，我入行渐深，多种何氏的译作，比如英国史学家柯林伍德的《历史的观念》、伊格尔斯的新作《二十世纪的历史学》等，都成了我教学与科研时的必备参考书。作为翻译家的他，我手头还存有他亲笔题签的康德的《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梅尼克的《德国的浩劫》等等。先生译风秉承严复的“信达雅”之原则，力求“信达”，精益求精，不妨在此举一小例证之:翻开先生赠我《德国的浩劫》一书，在扉页题款“广智先生教正，兆武谨赠”，换行另写:“本书印刷错误百出，未及改正，致歉。”书收到后不久，他寄来一份勘误表，共有七十处，在附函中，又云:“Meinecke中译名似以迈纳克为近，编者改作梅尼克，亦无可如何也……”对于先生的“无奈”，作为《德国的浩劫》一书的读者，也只能徒唤奈何。 何老于当代中国史学的贡献，在于他对西方历史哲学研究的业绩，要研究它那是不能绕开他的。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迄今，兆武先生写了系列的探讨西方历史哲学的个案之作，篇篇有创意，字字如珠玑，我在一篇文章中，曾写过这样的话:“何氏对西方历史哲学的探究，于细微处见精深，在平实处藏宏论，他在这方面的学术成就代表了当代中国学术界在这一领域的最高水平。”后来这些单篇佳作已结集成书《历史批判散论》，在学界广为流传，不仅施惠于我，而且泽被有志于此的诸多学人。先生今已九十有三，盛誉遐龄，功业昭昭，我们在此遥寄一片怀念与景仰之情。 说起“齐世荣”，我想许多年轻人都熟悉这个名字，他曾是为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讲过世界史的最顶尖的历史学家，遑论作为中国世界史学科泰斗级的大家，在史界之威望。在全国性世界史的学术研讨会上，我们总可以看到主席台上的齐先生正襟危坐、一脸严肃的样子。不过，我还是喜欢听他的报告或发言，尤其是即兴发言，针砭史风，讥弹时弊，听了之后真是觉得痛快，不像有些演讲者，故弄玄虚，讲了半天，好像是钝刀子割肉，许久也割不下来，听了直叫人难受。其实，先生在台下还是很平易近人的，我曾多次与他闲聊，放言无忌，甚是愉悦，此时他笑时，看上去真像是一位慈眉善目的老人，与邻家的老爷子没什么两样。这不，他给我来电了，用征询的口吻邀我参加他主持的“世界史学科的回顾与展望”座谈会，那是两年前的事了;眼下又通话了，浑厚的京腔从电话里传了过来:“广智，我半月前寄你的小书《史料五讲》，收到了吗?”“没有呀?”时值暑假，我已经好久没去系里取信件了。稍倾，他又道:“倘没有收到，请尽快告诉我，我可以给你再寄嘛……”隔天，我赶紧从系里拿到了他的新作，信封同过去给我寄书时一样，他书写的字体洒脱而又特大号，占满了整个信封正面，生怕人家字看不清楚，这是“齐体”;更令人吃惊的是，作者书中论史料时所举的例证，充盈着中国史书(古典的与近代的)，迥异于世界史学者之况味，而华丽转身为一位像顾颉刚或白寿彝这样的中国史学专家。他寿登耄耋，仍孤灯荧然，不理朝市，潜心著述，推出新著，令晚辈后生能不肃然起敬而远离慵散耶!齐老于中国世界史学科，尤其是中国的世界现代史学科建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和吴于廑先生共同主编的六卷本《世界史》，他主编的六卷本《世界现当代史资料》等，嘉惠史林，不知有多少人从中得到了教益，而我更甚之。必须要提到的是，他既重专业的精深研究，亦关注历史知识，尤其是世界史知识的普及，其主编的《精粹世界史》(二十本)，大型辞书《世界五千年纪事本末》，出版后广受社会大众的欢迎。其中后书，两百多万字，从人类起源起至二十世纪末的日本金融风波，列一千一百余条，采中国史书的“纪事本末”体，把世界五千年所发生的大事说个明白。这本辞书我也应邀作为编委会成员，参与编撰古希腊部分的条目，从中也与世荣师结下了一份浓重的学术情缘，这还不是这本书“惹”出来的，不过那是福，以书结缘，然也。 我常去北京开会，最多的是北京师范大学，该校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每年要举行一次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赴会时必会遇到刘家和先生，会议安排大会发言总是刘先生领衔，我紧随其后，这种零距离的接触，使我受益匪浅。先生治史，注重比较研究，中西贯通。在他看来，如果中国史不能放入世界史中进行研究，世界史研究没有中国人的考察视角，都是偏颇而不足取的，他的诸多学术成果都体现了这一特点。就世界史而言，他主编的《世界古代史》，别辟蹊径，在八十年代出版后，对我及同道的教学科学曾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不过，在我与刘先生的交往中，还是以书结缘最令我难忘，这里要说到1995年9月在武汉的一段往事，现在回想起来，也还是觉得蛮有滋味的。说的是家和师的大作《古代中国与世界--一个古史研究者的思考》于1995年问世，是年9月25日出版者召开了一个新书发布会，邀学界名士共话刘氏这部新作的学术意义与影响，我也有幸应邀参加，并以“继承传统，超越传统”为题作了发言。会议开得热烈且成功，且不多表，要记的是会外趣事。是日晚餐毕，刘先生还有与会的南京大学历史系张树栋教授，在我房间叙谈闲聊。家和先生新作获得了与会者一致的高度评价，自是高兴，树栋也夸了我的发言，我顿时来劲，说“因为今天是我的生日呀”，刘先生听后也来劲了，他随即唱起“祝你生日快乐”，树栋与我应和，像小青年生日派对时那样“闹”了一阵，当然不吹蜡烛，也无生日蛋糕，只有清茶一杯。我本来以为就可收场，但刘先生意犹未尽，又出了新点子，说今晚是广智兄生日，各人包括寿星各出一个节目贺之。他说自己先来，说时迟，那时快，他马上吹起了口哨，苏联歌曲《小路》，委婉动人的旋律从他口中徐徐吐出，真是才艺惊人，我与树栋惊呆了，竟不知晓这位史学前辈还有这等本事，真是了得。一曲既罢，掌声响起，先生又吹起了《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歌曲，待至一半，在他那圆润的口哨声伴奏下，我与树栋都情不自禁地唱了起来，“长夜快过去，天色蒙蒙亮，衷心祝福你好姑娘，但愿从今后，你我永不忘，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多少年过去了，去年冬初，我又去北师大开会，刘先生又说起了这则往事，我们都笑了，我想这不再重现的一幕，都是源于书。随之，他说收到了我主编的六卷本《西方史学通史》，接下他说的褒奖之语现在我都忘了，但他当时赠我的新版《史学、经学与思想--在世界史背景下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思考》一书，却从京城带回了上海，这不啻是带回了一本书，也带回了一份厚重的学术情谊，所以感到行囊很重，很沉重。 说起金冲及先生，虽则与我已存五十多年的师生情谊，但是我还是从最近说起，没有别的理由，还是因为书，可谓“京沪之间书为媒，师生之间情更深”。两个月前，即6月初，我惊喜地收到了先生的来信，信的一开头就这样写道:“九年前校庆百周年时，你送了我两本书。我本来想看完了那本《西方史学史》后再回信，书也看了一部分，刚好《陈云传》要定稿，这是一个很重的活，就把这件事放下了，等到现在想起，已经过了很长的时间，心里一直没有忘记给你复信，总觉得欠了个账。最近收到你们64届毕业五十周年纪念册，又勾起了我对那段岁月的怀念，于是，就下决心写这封迟到的复信……”这封情真意切的来信，真是令我感慨万千，我的思绪不由延展开来…… 大学毕业后，我考取了耿淡如先生的研究生，后来虽专注西方史学史，但我的史学的专业训练，却是在大学本科打下的，受先生教泽多多。此外，我也是读先生的文章、著作长大的。先生二十五岁时就在《历史研究》上发表《对于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的意见》，才华出众，当时读后的感受是我也要写出这样的文章，也要发表在《历史研究》上。后来，他与胡绳武先生合著的四卷本《辛亥革命史稿》，不仅震撼了当时的学术界，更征服了我，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就梦想有朝一日，也能合力打造一部多卷的西方史学史。 金先生有浓浓的“复旦情结”。他自1947年入复旦历史系求学，毕业后留校工作，在复旦呆了将近二十年的时间，可以说他的青年时代是喝黄浦江的水成长的，直至我大学毕业后不久，他奉调北京，“北漂”多个岗位，最后“落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任常务副主任，一干就是二十多年。但身在北京的他，常挂牵母校母系的发展。他一直是个“双肩挑”的学者，在担任各单位领导的五十多年里，他为国家奉献甚多，尤其是在中国新世纪，他呕心沥血主编的《毛泽东传》《刘少奇传》《周恩来传》《朱德传》。在正业之外，他一直没有忘情于中国历史的研究，本职工作与史学之志，一身二任，而又浑然一体…… 桌上的信，止住了我的回忆，回到了当下，随即我就写回信，感谢老师在百忙之中的来信，与此同时给他寄去了六卷本《西方史学通史》、新作《克丽奥的东方形象》，再加上他一再觅求的希罗多德《历史》(新版两卷)，林林总总装满了一大纸箱。收寄的邮局营业员闻知原委，连声说:“还是书好，书比钱好，赠书最能体现学生对老师的真情。”是的，但我们更应当记得列夫·托尔斯泰的话:“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没有多久，先生来电说书收到了，还说“来而不往非礼也”。果不久，我就收到了一大包书，打开一看是先生的近作:《决战:毛泽东、蒋介石是如何应对三大战役的》、四卷本的《二十世纪中国史纲》。接着又收到了他的复信，足足有五页，我再一次惊诧与被感动了。他在信中说到的治学心得，是作为学生我的精神财产;他在信中对学生的褒扬，是作为学生我的努力方向。在这封信的最后，他这样写道:“刚看完你送的书，我就拿起笔来写信。想到哪里，就写到哪里，只当聊天，没有推敲是否讲得周全，只是表示给我的书是比较认真地看了……”我在“比较认真地看了”这儿停了下来，我想正是书让我与这位德高望重的长者拉近了距离，书之于师生情谊，真是紧紧牵连而不可分离呀。 行文至此，蓦地，从窗外传来了歌声: 读着时间/寄来的春天/花儿漫过/无边的原野/为什么我总是想起你/…… 这歌声大气磅礴，感情真挚。噢，那是最近正在热播的电视连续集《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的片尾曲。 演唱者孙楠动情地继续唱道: 你老了/祖国年轻了/在这生命怒放的季节/为什么我总是想起你/我的人生和山河已经改变这首歌我听了多次，每次听罢，都会心潮澎湃，引起我的强烈共鸣:是伟人邓小平指明了中国前进的新方向，也为我们捎来历史科学那“寄来的春天”。 掠美借用“你老了，祖国年轻了”这句催人泪下的歌词，说及这里的“四老”，随着你们生理年龄的递增，你们老了，但你们毕生致力的历史科学将永葆青春。 (责任编辑：admin) |